1929年3月初，鄂西特委为贯彻党的“六大”决议和中央其他指示精神，在江陵沙岗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周逸群等以“六大”决议精神，总结鄂西特委前段工作，作出了进一步“发展群众组织”、“健全地方党部”、“彻底纠正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加强对城市工人运动和农村经济斗争的领导等决定^[1]。会议还着重研究了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健全了鄂西特委的领导机构，分发了“六大”制定的中国革命的十大政纲和土地政纲。

周逸群十分关心湘鄂边地区的斗争。会后，立即写信给以贺龙为首的湘鄂西前委，向他们传达“六大”决议和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介绍鄂西工作的经验。正渴望得到上级党组织指示的贺龙等，收到周逸群的信后十分高兴。湘鄂西前委和贺龙所部红四军指战员，以“六大”精神鼓舞下，英勇奋战，于1929年上半年创建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

三月下旬，蒋桂军阀战争爆发，桂系在湘鄂西地区的大部驻军调到作战前线。根据这一新情况，特委把江陵、石首等地的游击武装编为游击大队，在周逸群直接指挥下，采取“集中指挥，分散游击”的原则，运用从实战中总结的“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的游击战术，出奇制胜，重创敌军，短短15天内就在江陵、监利、石首三县打了21个胜仗，接着又攻占了石首县城，消灭了监利县五处“常练队”，击毙了反动“铲共团”头目李生灿及其参谋长等人，摧毁了洪湖西南地区的反动巢穴，解除了游击队的后顾之忧。周逸群在谈到这支游击队的特点时说，它虽“不如朱毛彭德怀等先有一部分军队作基础”，但“士兵的成分完全是农民自愿军”，“干部多半是由实际工作中训练出来的，所以颇能接近群众”^[2]。由于与群众关系密切，群众常自动为游击队解决食宿、救护伤员、站岗放哨、递送情报。游击队依靠群众在荆江两岸，不断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不久，就扩编为两个游击大队，下辖五个中队，在机动灵活地消灭地主豪绅武装的同时，还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展农会、工会等群众组织。据1929年4月统计，江陵、石首、监利一带工农会员，共达四万余人。

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游击队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为及时培训骨干，1929年7月末，特委集中了江、监、石、沔、汉（川）五县的80名基层干部，在监利剅口举办训练班。周逸群亲自讲课，并反复向学员宣讲“打仗靠群众，种田靠群众，什么都靠群众”的道理，启发教育学员树立相信和依靠群众的观点。周逸群以身作则，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为学员树立了榜样。有一次他来到训练班后，发了疟疾，房东张再望老大爷望着疾病缠身、冷颤不止的周逸群，心里十分难受，就取出棉衣执意要周逸群穿上。这件棉衣在战斗中丢失，周逸群一直挂在心上。1930年夏，他在监利县朱河镇特地做了一件新棉袄，请警卫员专程送到剅口张大爷手里，并亲自写信表示感谢。周逸群牺牲后，张大爷常常对着这件舍不得穿的棉袄，怀念“周同志”。这件棉袄被他珍重的保存到解放以后。

训练班学员结业后，编入部队，充实了基层领导骨干。这时，游击队正式编为红军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大队，人枪约千余，驰骋在洪湖、白露湖、长江与汉水之间。1929年夏天，江、监、石、沔等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区乡红色政权。农民协会、赤卫队、妇女会等组织日益壮大，形成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

湘鄂西苏区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烧毁了地主豪绅的契约，废除了一切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采取了活跃农村经济的政策措施。苏维埃和农民协会的权威日益增高，从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为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做了充分准备。

周逸群通过一年多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对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认识更为明确，1929年8月，他在向中央写的《鄂西农村工作》的报告中，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在游击队和红军建设方面，报告强调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规定“县委负责人得参加军事会议，而县委会议军事负责人亦得参加”，以密切和协调党政军关系。在游击队内部，实行官兵平等，军需账目公开，士兵伙食由士兵代表负责管理等制度，并建立由士兵轮流担任的巡查队，以监督官兵，维护军纪。游击队和红军还注意发扬军事民主，每次作战后，先由指挥员报告战斗经过，再开展互相批评，最后由一人做结论。通过群众性的总结，“增进官兵作战技术”。

在战略战术方面，报告肯定了“集中指挥，分散游击”的原则，指出敌人内部发生冲突时，红军发展是可能的。若在军阀和民团联合“清乡”时，红军发展的可能性就较小了。这时，红军“应采取保存实力的原则，避免与敌人正面的冲突，埋伏在群众之中，看清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袭击敌人的后方，使敌疲于奔命，士兵发生动摇，甚至引起兵变”。

在群众工作方面，报告指出：“鄂西游击队的区域没有高山掩护，而且交通便利，敌调遣进攻非常容易，若无群众掩护，则非常危险。当我们初发动时，实在没有好多把握，以为武装发展多了，目标必大，易被敌人包围，其实只要有好的群众基础，组织武装虽多，敌人在军事上亦不易包围”。

在经济工作方面，制定了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允许正当营业，苏维埃政府收取一定的税额，使其有利可图，但反对牟取暴利和放高利贷。监利县汪家桥商人见苏维埃不没收他们的钱财，将信将疑，心情不安地推出代表，表示愿意捐出500元作红军军饷，还深恐红军“嫌少了”。可是，当苏维埃政府负责人拒绝了捐款，诚恳地向他们解释了党对中小商人的政策后，他们“非常满意”。

报告还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

周逸群在这篇报告中总结的创建湘鄂西苏区的经验是正确的，与毛泽东、朱德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是基本一致的。

1929年9月，党中央决定周逸群（化名左应龙）担任湖北省委委员、鄂西特委书记。

洪湖的革命火焰，大大震惊了敌人。1929年秋末，敌人以大于游击队十余倍的兵力，猖狂进攻苏区，富农也趁机反水。鄂西游击总队在周逸群、段德昌指挥下，避敌锋芒，运用“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战术原则，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同时，改变了过去对敌兵捉一个杀一个的办法，采取了“投降受赏，来去自愿”的政策。在同敌人斗争中，洪湖人民以“刀口对刀口，枪尖对枪尖，有我就无你”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配合红军与敌人进行了浴血奋战。到这年冬季，终于打破了敌人的“会剿”计划。

1929年12月，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推动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周逸群主持召开了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鄂西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以及农民运动、土地问题、苏维埃组织、职工运动、军事问题、经济问题等12项决议。会议选举了新的特委，周逸群继续担任特委书记。

会后，根据中央指示，鄂西游击总队改编为以段德昌为师长的红军中央独立第一师，下设两个纵队，共约五六千人。

1930年2月，红军中央独立第一师两个纵队会师于监利县汪家桥。周逸群在会师大会上宣布中央决定，将独立第一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1]，军长孙德清（不久因病离职，由邝继勋继任），政委周逸群，并成立了红六军前敌委员会。周逸群等领导红六军整顿了军内党的组织，坚持在纵队设政治部。他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继续发扬政治、经济、军事民主。这支武装没有旧式军队的恶习，阶级觉悟较高，刻苦耐劳，很能接近群众，作战勇猛顽强，善于夜战。“各县的群众几乎无有一处不是欢迎红军的”^[1]。群众自觉地为红军准备服装、草鞋，“民众团体常常有酒肉洋钱慰劳”^[2]。红六军的成立，标志着鄂西革命武装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适应了从游击战到较大规模的游击性运动战转变的需要。

红六军成立后，连战告捷，根据地迅速扩大，迫切需要加强苏区的建设。为此，周逸群和特委于1930年4月，领导召开了鄂西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西五县联县政府，组成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团，周逸群任主席。联县政府设秘书处和土地、财经、水利、军事、文化等部，统一领导各县苏维埃的工作。此后，在联县政府所属的石首、潜江县城和藕池、文塔等城镇及大江南北数百里的广大农村内，取消了苛捐杂税，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开始了减租减息或土地革命，文教卫生工作也相应开展。

在这期间，以周逸群为首的鄂西特委，对地处边远、交通闭塞的巴（东）、兴（山）、归（秭归）地区及鄂北、鄂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十分关心，想尽办法向他们传达“六大”的决议及特委指示。根据这些指示，巴兴归县委建立了红军，成立了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后称苏维埃），鄂北、鄂西北部分地区，也建立了革命武装、苏维埃政权或农民协会。

[1]　《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16日）。
[2]　周逸群：《鄂西农村工作》（1928年8月）。
[1]　《鄂西游击队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193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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