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撤出的起义队伍，一部分转移到农村，与当地农民结合开展斗争；一部分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开往海陆丰与红二师会合，坚持海陆丰地区的革命斗争。周文雍与一部分队伍到了东江后，又奉党的指示辗转到香港，负责联络和安置撤到香港的同志。他没有因革命遭到暂时的挫折而气馁，而是以更加饱满的热情顽强工作，还多方鼓励身边的同志坚定信心，坚持斗争。

起义失败后的广州，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几乎全部陷于瘫痪状态。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同志们认为要把广州党的工作重新恢复起来，必须派一个坚强的领导干部回去。有的人提出：周文雍长期在广州搞工运，熟悉情况，在工人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做秘密工作又很有经验，他回广州比较合适。也有人担心他在广州被捕过，反动军警中不少人认得他，广州起义中他又是领导者之一，目标很大，回去有危险。周文雍以革命利益为重，勇敢地承担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1928年1月，周文雍打扮成刚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商人，在海员的掩护下，返回广州。提前从香港回到广州的陈铁军，把他从西濠口码头接到“家”里。

这个“家”还和以前一样，实际上是党的联络机关。周文雍和陈铁军仍然假扮夫妻，陈铁军的妹妹铁儿，她嫂嫂的妹妹李淑媛，跟他俩住在一起，掩护和帮助他们开展工作。

在白色恐怖下的广州，周文雍和陈铁军勇敢机智地避过敌人的耳目，在市内跑了许多地方，找寻失掉联系的同志，重新建立秘密联络点。在安乐坊，他们找到交通员李姐，通过她联系了不少同志。周文雍还化装成苦力工人，到工人区找工会骨干研究如何重新组织工人、继续进行斗争等问题。

一次，周文雍在玉华坊的联络点召集秘密会议。会议开始之前，在敌公安局搞地下工作的一位同志急匆匆跑来报告：会议地点暴露，暗探马上要来捉人。陈铁军从容不迫地撤去信号，和周文雍一起离开了玉华坊。来开会的同志不见信号，连忙撤退，使敌人扑了一个空^[1]。

根据上级的批示，周文雍、陈铁军和曾国钧等，在广泛联系党团员，深入发动工人群众的基础上，准备在春节期间发动一次政治攻势，叫做“春节骚动”。他们印发了大量革命传单，告诉广州市的群众：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没有终止，共产党人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在继续战斗。传单最后号召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将革命进行到底^[2]。

1928年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五），由于叛徒向敌人告密，周文雍与陈铁军不幸同时被捕。

反动派怕周文雍再次被抢出去，便给他加上沉重的脚镣手铐，还用粗大的铁链锁着，关在公安局特别监狱的单人牢房里，派大批军警日夜监视，并把他与陈铁军隔绝开来。

敌公安局长朱晖日亲自出马，严刑审讯周文雍，施用了“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指心”等种种酷刑。周文雍多次昏了过去，但始终坚贞不屈。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改用高官厚禄诱惑。周文雍严词拒绝，毫不动摇。敌人强迫周文雍写“自首书”。他接过笔来，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他在监狱的墙壁上，留下了篇首引用的那首“革命精神不可灭”的不朽诗作。

陈铁军在狱中表现得同周文雍一样坚强。反动派无计可施，便决定判处他们死刑。法官在宣判之前，问周文雍有什么要求。他想到自己在与陈铁军互相配合工作过程中，曾经彼此相爱，但是为了革命事业却一直保持纯洁的同志关系。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应该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便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1]。

在牢房的一个空处，周文雍与陈铁军并肩而立，神态自若，大义凛然，拍下了一幅临刑前的双人合影^[2]。

1928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五）^[3]，周文雍和陈铁军被分别装在手拉车上，押赴红花岗刑场。

随着刽子手的罪恶枪声，两位英雄倒下了。周文雍临终前，仍用尽最后的力气呼喊道：“同——志——们——革——命——到——底！”

[1]　《忠肝铁胆——周文雍烈士革命斗争史实片断》；访问林增华记录。
[2]　陈功武：《回忆周文雍烈士》，存广州市民政局。
[1]　蒋世明、陈功武的回忆材料，存市民政局。
[2]　齐怀：《刑场上的婚礼》，1978年4月2日《人民日报》第6版。
[3]　根据陈铁军的嫂嫂珍藏的家族族谱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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