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广东的反动派也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中共广东区委、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我党和工会的领导机关均遭破坏，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熊锐、刘尔崧、李森、邓培、何耀全、毕磊等，不幸被捕或被杀害。周文雍也受到通缉。但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仍然机警地坚持战斗，并受党的委托，接替刘尔崧，担任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
4月18日，即广州反革命大搜捕、大屠杀发生后的第三天，周文雍按照中共广东区委的通知，到西堤东桥一个同志的住处去出席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当时留在广州的广奉区委领导人穆青、杨殷、冯菊坡、赖先声、任卓宣、吴毅等。会上，大家针对当时的局势作了分析研究，决定成立新的中共广州市委，指派吴毅任书记，周文雍任组织部长，徐文雅任宣传部长。周文雍负责联系广州市各工会党支部的工作。
周文雍召集广州工代会所属工会的领导人举行会议，贯彻紧急会议精神，制订了对付敌人猖狂进攻的斗争方案；并以区党委、区团委、联合罢工委员会、省革命工会、广州工代会、省市农民协会、省妇女解放协会、广东新学生总社等组织的名义，共同发表了《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阀残暴大屠杀的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和一切新军阀”、“释放一切政治犯”、“反对摧残工会”、“反对雇主的进攻”等口号^[2]。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党和工会的工作由公开转入秘密。周文雍遵照党的指示，与其他同志一起，把各工会的工人纠察队和会员秘密组织起来，建立广州工人的地下武装，如手车夫中的剑仔队，海员中的工人自救队、义勇团，省港罢工工人中的工人利益维持队等等。参加这些地下武装组织的达数千人，他们武器虽然不多，但组织严密，勇敢顽强。
6月19日，是省港大罢工两周年纪念日。已经转入秘密活动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周文雍、罗登贤等组织下，召集了两万罢工工人举行集会、示威游行。6月23日，广州工代会特别委员会在周文雍的主持下，又召开了有三万群众参加的大会，纪念沙基惨案两周年。这两次大会，使广东的反革命派十分震惊。他们立即以“第二次清党”的名义，包围搜查原省港罢工工人宿舍，捕去工人两百多名。当周文雍等获知这些工人的被捕，都同工人内部的“改组委员”^[1] 的告发有关时，便带领工人秘密武装组织开展驱逐“改组委员”的斗争，并处死了好几个作恶多端的“改组委员”。这期间，他还指挥洋务和手车夫这两个工会的青年工人武装，先后袭击了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及市党部工人部长、工贼曾西盛的住处，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
根据斗争需要，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铁军来协助周文雍工作。周文雍与陈铁军假扮成夫妻，在拱日路租了一间房子^[2]，建立秘密机关，重新组织工人，开展新的斗争。他们深入工厂，走家串户，教育工人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团结起来继续战斗。经过一段深入的发动，一些工会逐步恢复起来。周文雍又在龙藏街太邱书院、水关桥木屋里多次召集工会骨干会议，传达省委、市委关于组织工人抗议反动派大屠杀的暴行、建立地下武装准备暴动的决定，引导各行各业的工人群众起来开展斗争。在他和各工会骨干成员的努力下，印刷工人举行罢工，把“改组委员”统统逐出工会，煤油业工人组织起来袭击改组了的“工会”，五金工人、洋务工人、运输工人也都行动起来；赶走或处死了派进工会的“改组委员”。工会的大权重新回到工人的手上。
9月间，反动头子张发奎从江西率领余部回到广东。他的兵力很少，为了夺取桂系军阀在广东的地盘，暂时缓和了对工人群众的压迫，企图骗取工人的好感和支持。在这个新的形势下，周文雍根据党的决定，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重新打出旗号，鼓舞工人群众的斗志。
10月17日，周文雍主持召开了有一百多个工会组织代表参加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议决向政府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工会与农会的自由、驱逐一切“改组委员”、“四·一五”前工人与雇主所定的协约一概有效、保持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等五项要求，10月24日举行总罢工，同时夺回被“改组委员”强占了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接着召集会议，决定支持广州工人代表会提出的五项要求，并参加总罢工，大示威。
张发奎闻知工人将举行总罢工，当即撕下了假革命的面具。10月 19日，他派出军警逮捕了海员工会委员45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30人，并解散了保留下来的400名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他还在全市的重要地点加岗加哨，警察宪兵日夜戒严、搜查行人，到处张贴禁止罢工的“公告”。广州又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面对这种情况，周文雍等同工会骨干反复研究，决定改变总罢工的计划，采取巧妙的斗争策略：组织一支大约一千人的工人队伍，分成 100个小组，每组10个人，隐蔽分布在城内各处，事前不动声色，给反动军警一个“罢工已经取消”、“平安无事”的错觉，到时按统一号令集中游行。这个办法确实迷惑了敌人，10月23日那天，反动派竟无任何防范。深夜两点钟，预定的时间到了。周文雍一声令下，1000名工人立即从100个地方涌上街头，很快汇集到一块，散发传单，高呼口号，进行游行示威。反动军警此时才大吃一惊，乱成一团，不知所措。周文雍领导的这次机智灵活斗争，在广州工人中影响很大^[1]。
正这个时候，汪精卫与陈公博等到了广州，准备把张发奎再打扮成“国民党新左派”，以欺骗群众。省、市委召开会议，决定彻底揭露汪精卫、陈公博和张发奎等的伪装，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周文雍。11月1日，周文雍按照省、市委的指示，把在“四·一五”时被反革命派驱逐了的2000名铁路工人和裁撤了的500名火柴工人组织起来，在东校场集合后，由他亲自带领，到东山葵园汪精卫公馆请愿。请愿队伍提出了释放政治犯、恢复工人的工作、恢复工会活动等严正要求，叫汪精卫出来当面回答。汪精卫惧怕工人运动，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周文雍抓住这个机会，以广州工人代表会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表演说，当众揭露汪精卫的右派嘴脸，指出他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完全是一副伪装，是他为争权夺利、抢夺地盘而施展的阴谋伎俩。最后，周文雍带领请愿队伍在一片“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声中，开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
这时，汪精卫、张发奎正调集军警，要围捕游行队伍中的工人骨干。省委肃反委员会负责人杨殷得到消息，当即命令陈铁军等马上赶去通知周文雍设法掩护群众撤退。但是，反动军警抢先了一步。他们在东皋大道口围住游行队伍，大打出手。周文雍为掩护群众撤退，受了重伤。撤退的群众冲到接近文德路口时，又被迎面开来的大批军警截住。工人与军警发生激烈搏斗，周文雍再度负伤，与三十多名工人一起不幸被捕。
党决定营救周文雍。首先派人通过监狱看守了解周文雍被关押的情况。得知他受刑很重，狱中戒备很严，劫狱很难奏效，遂制定了设法让他监外就医，然后再从医院营救脱险的方案。按照组织的安排，周文雍吃了由狱外送来的用生姜和辣椒煎炒的食物。负伤、受刑，加上这些食物，周文雍很快发起高烧，不停地高声呻吟，甚至发狂地喊叫。难友们纷纷要求把他送医院治疗。反动当局迫于公愤难平，只好同意将周文雍送进市立医院犯人留医处医治，但却在医院大门口特设了一个警哨，日夜监视。一天中午，一位扮作探望病人模样的同志机智地缴了哨兵的枪，预先埋伏在医院附近的同志立即冲进医院，将周文雍接出，抬进事先准备好的一辆无牌小汽车，从永汉路朝东经过红花岗，直向沙河奔去^[1]。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在城市和农村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2]。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作出了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号召暴动宣言》^[3]。担任了广州市委工委书记的周文雍，被选为起义政纲起草委员会委员，在省委书记张太雷的直接领导下，参加起草起义的政纲和口号。由于他对广州工人组织的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广州起义行动委员会分工他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
周文雍按照市委的决定，把前一个时期分散建立的剑仔队、工人自救队、工人利益维持队等工人秘密武装组织统一了起来，按工作或居住地点编成工人赤卫队。全市11个区，分别成立11个工人赤卫队委员会，受市的工人赤卫队委员会统一指挥。但由于各工会的工人武装组织在秘密条件下不容易集中，以区为单位组织赤卫队不好落实。周文雍等又重新研究，决定按照地段，结合行业，将全市各工会的赤卫队迅速整编成七个联队；还成立有由60名汽车司机组成的独立汽车队、由 50名铁路和市政工人组成的破坏交通队、由军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省港罢工工人骨干组成的消息局、由30名罢工工人纠察队组成的红色恐怖队等。这支有3000人的工人赤卫队编成后，根据周文雍的建议，起义总指挥部派出徐向前、沈青等一批军政人员，担任各联队的联队长和大队政治指导员，加紧进行军事训练。
为了解决武器问题，起义总指挥部决定由周文雍负责，依靠工人的力量，建立地下兵工厂。这些地下兵工厂有的设在郊区的树林中间，有的就在市区的商业铺户里面，工人们在周文雍领导下，利用简陋的设备，自己动手，赶制炸药、手榴弹。周文雍还同省、市委的领导同志到石井兵工厂，动员党员和工会骨干积极想办法，为工人赤卫队提供武器。石井兵工厂的工人们积极行动，按要求提前三天制造出1000支标枪头，分送到赤卫队员的手上。赤卫队员还把“四·一五”后埋藏起来的“六八”、“七九”、毛瑟枪、手枪挖了出来。这些武器仍然不敷分配，许多队员就用大刀、棍棒、长矛、禾叉、短剑、扳手和火药枪作武器。大家认真进行训练，积极做好起义的准备。
广州武装起义的日期原定在1927年12月12日晚上^[1]。但是，由于时在上海的汪精卫得到风声，策划了一个解除教导团武装、驱逐工人赤卫队、搜查秘密工会、实行全城戒严的破坏起义的行动计划，并派他的老婆陈璧君急回广州，向张发奎传达布置。张发奎马上电令他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赶回广州执行汪精卫的计划。在这紧急关头，起义总指挥部当机立断，决定将发动起义的时间提前。
根据这个决定，周文雍于12月10日在龙藏街太邱书院召开了工人赤卫队各级领导人会议，检查各联队的准备工作，下达各联队的进攻目标，宣布起义标志和当日口令，并推选出10位代表，准备起义后参加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省委书记、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参加这次会议，并向大家作了动员讲话。
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广州工人阶级和革命士兵举行的震撼中外的武装起义爆发了。驻在广州市东郊的教导团，首先枪毙了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和反动军官，宣布正式起义，然后高举起义旗帜，按照原定的战斗部署，迅猛地奔向市内各个攻击目标。
3000名赤卫队员分成几路，袭击反动军警驻地和政府机关。周文雍直接指挥的第一联队，从太邱书院冲出来后分成两股，一股由四牌楼（ 今解放中路）向北，经惠爱路（今中山路）到维新路（今起义路）北面；另一股由四牌楼向南，自惠福路到维新路南面，形成一把铁钳，把广州公安局夹在中间。预先埋伏在第一公园（今中央公园）的第三联队敢死队，冲过惠爱路，直扑公安局。霎时间，公安局周围，杀声震天，人如潮涌。
广州公安局里面的敌人，被起义队伍的喊杀声从睡梦中惊醒，一边开出铁甲车抵抗，一边架起两挺机关枪，交叉扫射。冲在最前面的赤卫队员中弹倒下，赤卫队的进攻被阻。周文雍为避免牺牲，急忙指挥队员们向明星戏院（今新星戏院）门前和附近的骑楼底下分散隐蔽。
在这紧要的关头，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赶到了。他们迅猛地用火力压住了顽抗的敌人，并炸毁了敌人的铁甲车。赤卫队员很快集中起来，同教导团的革命士兵一起再次扑向公安局。但是，院子里疯狂吼叫的机关枪，仍然使起义队伍无法接近大门。周文雍指挥一部分敢死队员摸到公安局后侧墙下，用人骑人的办法攀上围墙，向院子里投掷手榴弹。借着手榴弹爆炸的硝烟，几名队员跃身翻进院子里，打哑了敌人的机关枪，使大门外面的教导团士兵和赤卫队员顺利冲到大门前。与此同时，事先打入敌保安队做内应的同志，击毙了保安队总队长，用重机关枪从保安队驻地向对面的公安局院内扫射，打得敌人抬不起头。赤卫队员乘势奋勇冲杀，终于砸开了紧闭的大门，冲进了公安局。敌公安局长朱晖日看大势已去，在十多个卫兵保护下爬墙逃命，战斗很快结束。周文雍打开被占领的公安局军械库，拿出朱晖日收藏的三千多支枪，发给参加起义的工人群众，又继续投入战斗。两小时后，广州大部分地区已被起义军占领。
天亮之后，起义总指挥部移进广州市公安局。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黄锦辉、陈郁等领导人陆续来到这里，指挥广州的革命士兵、革命工农，继续同残余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激战。一面铁锤、镰刀大红旗高高飘扬在起义总指挥部的楼顶上。周文雍把一幅红布横额挂上大门楼，横额上面是他亲手书写的七个大字：“广州苏维埃政府”^[1]。
广州苏维埃政府在战斗中成立了。当天早上，周文雍出席了张太雷在起义总指挥部主持的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选举了政府委员16人，通过了政府领导人名单，苏兆征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因病未到职，张太雷代理），周文雍任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长。
苏维埃政府发出通知，11日中午在第一公园前召开庆祝大会。时间将到，兴高采烈的各界群众，从四面八方向会场涌来。正在这时，传来了敌军越过观音山（今越秀山）、冲到吉祥路（今教育北路）附近的消息。第一公园附近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决定将庆祝大会改在12日中午举行。周文雍等立即指挥起义军和主动参战的工农群众迎击来犯之敌，把敌人从吉祥路一直赶到观音山脚，并在那里进行了一场激战，打死敌军一百多人，其余敌军狼狈逃跑，起义军夺回了观音山。
12日中午，工农兵大会如期在西瓜园举行，到会群众达一万人。周文雍与苏维埃政府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登上主席台，张太雷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演说。
这时候，反革命的各种力量，包括帝国主义在广州的海军、陆军，已经勾结起来，准备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反扑。下午2时，群众大会结束后，张太雷从西瓜园返回总指挥部，途中突然遭到从大北门窜来的一队敌军的袭击，不幸中弹牺牲。
这一天，敌军多次向起义军阵地反扑。起义军战士在工农群众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大多数阵地仍在我手。至晚，敌人各路援兵纷纷开来，起义军虽拼死杀敌，但因众寡悬殊，已处于守势。
12月13日，情况更加紧张。敌人继续大量增兵，从水上、陆地，向起义军疯狂进逼。起义军总指挥部紧急命令撤出广州。周文雍带领一支赤卫队，与十多倍于自己的敌人短兵相接，顽强拼搏，为保卫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不怕牺牲，奋勇死战，直到下午3时，弹尽援绝，然后杀出一条血路，撤离广州^[1]。

[2]　赖先声的回忆录，存广东省委党校。
[1]　当时，在广东的反革命派为了装点门面，欺骗工人，没有封闭一切革命的职工会，而是指定亲信和工贼用所谓“改组委员会”的名义，没收工会财物和占据工会的会址。那些“改组委员”都是反革命派直接委派的。
[2]　陈功武、梁梅枝的回忆材料，存广州市民政局。
[1]　黄平：《广州暴动及其准备》，《广州公社》，无产阶级书店1930年出版。
[1]　徐惠东（营救周文雍的汽车司机）：《志士头颅为党落》，1962年7月30日《羊城晚报》。
[2]　《中央致南方局转广东省委信》（1927年8月22日）、《中央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信》（ 1927年9月），均存广东省档案馆。
[3]　《布尔塞维克》第9期。
[1]　《广东省委对参加广州暴动决议案》（1928年1月23日）。
[1]　访问林增华记录。
[1]　黄平：《广州起义》，《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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