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一曼考入设在原武昌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入伍生总队政治女生大队。她在军校的紧张生活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也进一步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但由于学习、训练劳累，3月间她原有的肺病又复发了，学校把她送进了医院。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曼听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非常气愤，不顾病弱的身体，从医院跑回学校，参加了军校学生编成的独立师，开赴纸坊前线迎击夏斗寅叛军。平叛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形势仍不断恶化，军校被迫停办。“七一五”以后，一曼按照党组织安排，脱下军装，转移到上海。9月间，党组织又派她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她被编入相当于中学水平的第六班。在这里，她和在大学班学习的原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中共党员陈达邦接触较多，并产生了爱情。1928年4月间，他们结成了革命伴侣。

同年一曼的肺病加重，而且怀了孕，身体非常衰弱。党组织考虑苏联寒冷的气候对她的病情不利，同时国内又急需妇女干部，便决定让她提前回国工作。一曼服从组织安排，离开莫斯科，于1928年冬回到上海。

赵一曼回国不久，党组织派她去湖北宜昌建立地下交通站，为进出四川转运文件和护送干部。1929年2月1日，一曼即将临产。可是就在这时，房东老太婆却撵她搬家，并把房门锁上不让她进屋。原来宜昌这一带有个风俗，妇女在哪里怀的孕，孩子就得生在哪里，不是在他们这里怀的就不能生在这里，否则不吉利。赵一曼被房东撵了出来，无处安身，眼看孩子就要生在街上。此时，隔壁一位好心的搬运工人收留了她，腾出自己的半间棚子，并让他的妻子护理接生，一曼才得以平安的生下孩子。她生了一个男孩，取个乳名叫“宁儿”。不久，因组织暴露，一曼抱着未满月的婴儿，坐船潜回上海。

同年秋，党中央又派她去南昌江西省委机关工作。1930年1月下旬，因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到破坏，一曼深夜抱着孩子跑到郊外，钻进一个稻草垛里躲避。她想尽快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告组织被破坏情况，以便营救被捕同志。因此，天一亮便上了路。沿途讨水要饭喂孩子，晚上才走到赣江边。当时她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只得把陈达邦送给她的怀表拿出来做船钱，并经过许多艰险，才辗转回到了上海^[1]。

在紧张的工作中，她感到带孩子实在不方便。她同当时在党中央工作的陈达邦的堂妹陈琮英商量，决定把孩子送到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家里抚养。4月间，一曼去汉口，把孩子放在陈家。返回上海后，被分配在中央机关工作。此后，他们母子再也没有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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