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赵博生，早年保定军校毕业，后在中共地下党引导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功地领导了三十六路军宁都起义；起义后曾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副总指挥，参加了打赣州、战水口等战斗，作战勇敢，负伤不下火线，获一级红旗勋章。

赵博生，乳名连科，学名恩溥，1897年9月7日出生于河北省黄骅县东慈庄。其父赵以明，是个憨厚、朴实的普通农民。母亲刘氏，能耕会织。赵博生兄弟四人，他是老大。其时，家庭生活殷实。他七岁入本庄私塾读书。九岁时，家里遭本庄地主赵以林的压榨，逐渐贫困破产。
1914年，赵博生念完私塾，因家穷辍学在家。此时，他接到其三叔赵以立（在皖系军队中任下级军官）的来信，要他去投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未考取；经再三要求，当了旁听生。又经过半年刻苦学习，才以合格成绩被录取到该校第六期正规班学习。1917年夏毕业后，被分配到皖系军队北京北苑参战第一师步兵三团二连当见习官。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赵博生受到鼓舞。他在日记中写道：“抱救国之志，负救国之责，不得不努力求学，身欲救国，必先求学问，百般知识，无不学问中得来；人若无高尚知识，虽欲救国，则心有余而力不足，然欲达到此目的，非努力求学，则不能成功。”同时，他还立志做一个“模范军人”^[1]。
赵博生这种不现实的志向，遭到了现实的无情打击。1920年7月，直皖战争打响，皖系一败涂地，赵博生被转到直系军中，开初学习无线电，继而担任无线电中队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失败，他又落入奉系军中。如此辗转数年，三易其伍，始终落在一个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圈子里。忧愤、焦灼、苦闷使他发出了这样的悲叹：“中国的政治这样腐败，社会这样黑暗，我真不想在这里做事了，我想下去拉洋车……”^[2]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便投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的纪律比较严明，官兵都佩带着写有“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在这样的环境中，赵博生以为这就是新的前景了，非常刻苦自励。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带妻室，所获薪金，除维持自己的俭朴生活外，其余都用以奖励与救济士兵。由于他的德行和才能，使其在国民军中很快享有新秀的声望。他的职位也在逐步提高，历任团参谋、团副、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1925年，他任第五旅参谋长，有一次，对部下演讲时，曾比喻着说：“中国好像将要倒塌的一座大楼，人们住在里面，将有死亡的危险。这座大楼必须落地重修，才能坚固。这个责任，就是吾辈军人的天职。”^[1] 并认定现在的作为就是“重修大楼”的开始。
1925年末，国民军被各派军阀联合击溃。次年1月，冯玉祥宣告下野，随后赴苏联考察学习。冯玉祥走后，国民军在“南口战役”中又大败，退到绥远、察哈尔一线，赵博生随军退守包头。1926年8月，冯玉祥在共产党人刘伯坚、乌斯曼诺夫（原苏联红军第三军团长）等的陪同下，由苏联回国。9月17日，冯玉祥召集全军在五原易旗誓师，发表宣言，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委任共产党员刘伯坚为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聘请乌斯曼诺夫等为政治军事顾问，并派党政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担任全军党务政治宣传训练工作。从此，赵博生获得了与共产党人直接接触的机会，受到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五原誓师后，赵博生所部经宁夏、甘肃向陕西推进，实施“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行动。部队一路疾进，于11月下旬直捣陕西，解围西安。尔后，国民军联军又改名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转战河南，先后击败许昌、郑州、新乡等地的军阀部队，有力地策应了北伐军的进军。
正当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6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反对共产党。顷刻间，第二集团军中革命空气遽然消散，又是一片沉寂，宣传社会科学的讲演停止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书报停刊了，许多共产党人出走了，有的被“礼送”出境，有的黑夜失踪……。赵博生对此感到茫然、痛苦、愤慨，常对有觉悟的官兵说：“我每天都准备着死，在未死之前，活一天就坚决地为工农劳苦群众奋斗一天！”^[2]
1929年，赵博生在西安任十四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并兼城防司令。时值连年大旱，赤地千里，无数农民卖儿卖女，背井离乡。而军阀反动政府却依旧横征暴敛，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凄惨景状，赵博生对反动政府、反动军阀的倒行逆施和累累罪行，极为愤慨。他忧国忧民地写下了《救国救民之责任》一文，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表示决心拯救人民出苦难。但因受历史的局限，当时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在一段时间里，他的心情处于忧虑和苦闷之中。不久，他作了一首《革命精神之歌》，歌词是：
先锋！先锋！
热血沸腾。
先烈为平等牺牲，
作人类解放救星。
侧耳远听，
宇宙充满饥寒声。
警醒先锋！
个人自由全牺牲。
我死国生，
我死犹荣。
身虽死精神长生，
成仁！成功！
实现大同。^[1]
歌词写好之后，他花去80块银元，请一位教授给谱上曲子，然后亲自在自己所掌握的特种兵旅教导大队中广为教唱，以激励部属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并借以抒发自己的壮志豪情和革命理想。不过，他这时的思想还没有超出三民主义的思想范畴。
1930年蒋、冯、阎大战，赵博生未去参战。10月，冯玉祥大败，其主力部队在河南郑州等地被蒋介石收编，残部由宋哲元掌握。11月，杨虎城率部入陕，直趋西安，要赵博生所部十四军投诚，接受改编。当时十四军孤军无援，处境危险，军长陈毓耀决定投降，听任改编。而赵博生不愿意继续干那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决计另找革命出路。由于他在特种兵旅教导大队中，平素很注重灌输进步的思想，使这个大队的官兵，已经初步具有—定的革命觉悟。因此，他的这种想法得到了全队人员的积极响应。于是，他把这支有500人的队伍，组成一支“三民主义救国军”，自任军长，孙毅佐之。下分三个支队，分别由李青云、郭如岳等担任支队长。在杨虎城入西安前夕的一个夜晚，以演习为名，带出城外，拟入汉中，另创革命局面。
行军第一天，遇上户县县长去西安给宋哲元送款和军需品。赵博生向该县长说明形势：宋哲元已去山西，杨虎城进西安，陈毓耀投降了。该县长即将所送款物交给了赵博生。当天，部队进到劳峪口附近露营，他把大部分款物分给官兵。第二天上午，部队登上秦岭，下午到达东江口。在东江口被窜犯土匪武装所阻，队伍停下来了。由于寡不敌众，只好白天隐蔽于村庄，夜晚露营在野外。如此多天，军粮无着，大队人马便上山以核桃、玉米为食。此时，杨虎城部的一位参谋长，原系赵博生的同学，多次派人持函前来慰劝回西安听候改编。赵博生无奈而从之，回到了西安。实际上，大多数人员均未投归杨部，而是以分散的形式各奔前程，待后视情况聚而再举。在西安分别前，赵博生提议给“救国军”的成员印发《同仁录》。因印刷局不肯印刷，又改名为《秦岭游记》才承印。上面除载有序言、日记之外，还刊有各人姓名、籍贯、通讯地址及誓言。分别时，每人一册。赵博生在誓言栏中写下的誓言是：“长期从事地下斗争，不达目的不止！”^[1]
随后，赵博生离开西安，偕同警卫员孙芳桂等人来到河南吉鸿昌部。赵博生的五叔赵以元与吉鸿昌为结拜兄弟，担任二十二路军少将交际处长。赵博生先在总指挥部住闲。因其素以廉洁多谋而闻名，受到吉鸿昌的欢迎。赵博生表示想去苏联学习，以后回来再干。吉鸿昌和赵以元劝他住下，准备任命他担任新的职务。正在此时，驻守在山东的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派人邀请赵博生去二十六路军任参谋长，襄助军务。他接受了孙的邀请，去济宁担任二十六路军参谋长。后来，他先后把李青云、郭如岳、孙毅等旧属也介绍到二十六路军来了。
孙连仲原系冯玉祥的亲信将领，同样是在中原大战后，受蒋改编，笼以重任。所部二十六路军，计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合计约三万人。蒋介石对这支原属西北国民军的部队是歧视的，士兵月饷只有蒋之嫡系部队的65％。
1931年2月，蒋介石开始纠集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令二十六路军入江西“围剿”红军。部队沿津浦路向南开拔途中，七十三旅的一个团因拒绝入赣作战而破坏了铁路、车辆，使得整个二十六路军无法开动。后在蒋介石威逼、利诱下，才得以继续南行。
3月，二十六路军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沿宜黄、乐安一线。5月，在永丰县的中村与红军初次作战，所部二十七师师部和一个旅大受损失。不久，第二次“围剿”被红军彻底粉碎。同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此时，二十六路军被推入宁都。9月，第三次“围剿”，又被红军彻底粉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这时，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实际上是陷在红色区域的包围之中。
二十六路军到了江西，每况愈下。不仅打仗受挫，尤其是被困在宁都之后，因为薪饷没有保障，物质生活菲薄，加上北方士兵不服水土，瘟疫蔓延，几个月中便死去了几千人。所以，官兵中思乡厌战情绪十分普遍。赵博生从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中，受到了更多的启发，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送总指挥部后，他都设法释放了。为了拯救这支部队，他希望找到共产党，因而更加怀念老政治部长刘伯坚。认为找到刘伯坚就是找到了共产党。但因求访无门，没有找上。因此，他不时在作试探。总指挥部的译电主任罗亚平是湖北人，赵博生风趣地问罗：“湖北是出共产党的地方，你见过没有？嘴巴是不是像血盆那么大？”^[1]
其实，在赵博生渴望寻找共产党的日子里，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也在时刻关注着他的政治态度。
二十六路军原无地下党组织，只是它开到江西后，在上海的党中央鉴于这支部队的历史和现状，于5月间派出王超、袁汉澄（血卒）、李肃三名共产党员打入了该军。他们和二十六路军成立后该军中唯一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的共产党员、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一起，按照党中央的策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对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而且，经过几个月的秘密活动，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约在 6、7月间，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委员会，下辖官长党员和士兵党员两个支部。而且还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和同情者。
一天，特支在宁都城北门外石拱桥背刘记小酒馆（现桥背52号）的楼上，以打麻将、煮鸡吃作掩护举行会议，第三次讨论赵博生的入党问题。特支的同志根据赵博生的一贯表现，特别是他到江西后的言行，认为他是倾向革命的，决定先写封信去试探一下。这封信主要是说“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及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与光明前途。信由罗亚平趁工作之便，压在赵博生的办公桌上，并注意观察反应。为慎重起见，在送信之前，特支作了四种打算：第一，如果赵博生能接受信中主张，就直接向他表明态度；第二，如果他迟疑不决，就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第三，如果万一出问题，罗亚平就直接转移到苏区或者准备牺牲，其他同志不暴露；第四，如果一般的追查，就说拣到一封信，放在这里，若是不该，下次不这样干了，应付一下^[1]。
那天，赵博生外出回来，在办公桌上发现这封“亲启”信。他急忙拆开，一气读完，并仔细琢磨着信里的内容。
一星期后的一个早操时间，赵博生把罗亚平叫到自己的卧室（也是办公室）里。他先是让卒、沏茶，然后从书堆里取出那封信，以亲切、和蔼的口吻说：“我看这信虽不是你写的，但是与你有密切的关系。”罗亚平一见信皮就知道赵参谋长找自己是什么事，但态度镇静。接着，赵博生诚恳地称赞：“说得对呀，有独到见解，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不抗日，中国一定亡！你们分析得很好，说得完全对！”罗亚平仍然没有作声，认真地观察着。于是，赵博生神色庄重起来，诚恳地说：“亚平，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我曾到上海，渴望找到刘部长（即刘伯坚），但没有达到目的。今天请你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你做我的引路人吧！”^[2]
罗亚平把赵博生找他谈话的情况详细地向特支作了汇报后，王超代表党组织出面跟赵博生谈入党问题。特支决定发展他，罗亚平做介绍人，并上报党中央。1931年10月，党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赵博生入党后，感到最大的满足是自己不再是个孤身奋斗的“志士”，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了，久存矢志革命的理想，从此可以实现。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著作^[3]，积极认真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使党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兵运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二十六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都不愿继续留在江西“剿共”，他们联名敦促总指挥孙连仲拍电报给蒋介石，请准许回北方抗击日寇，以拯救民族与家乡的父母妻儿。孙连仲出于摆脱困境的企图，即电呈蒋介石，而且未等复电，便命令部队向北开拔。可是，这种行动遭到蒋介石的训斥和反对。部队刚走到离宁都六十余里的湖岭嘴，便被挡了回来，令他们“死也得死在宁都”。于是，一些高中级军官由此进一步感到处境危险：前进将被红军消灭，后退乃为蒋之军令不容。加上总指挥孙连仲、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先后离开了宁都和江西，使得官兵情绪更加不振，特别是在留下的一些高中级军官中，伺机探寻出路的日渐增多。
孙连仲走后，赵博生在特支的领导下，以自己公开代行军务的身份，利用当时部队中不断高涨的抗日反蒋情绪和渴望找到出路的军心，积极稳重、因势利导地在士兵和高中级军官中开展工作。他给部队讲话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1] 一天，他在军人大会上，把预先画好的一张大地图，挂在会场的正面，凡被日寇侵占的地方，他都用红笔圈出来。官兵们眼看红圈就要伸到关里了，心里都在忐忑不安。赵博生告诉大家：我们要挽救民族的危亡，不做亡国奴，就要有勇气，冲破一切障碍，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抗击日寇去。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他没有明白地说，但是多数官兵是能够意识得到的。当时根据地对白军散发的传单和刷写的标语中，就有这样一条：“二十六路军的弟兄们，要想真正抗日反帝，就要联合红军，到红军中来！”在二十六路军中还曾经发生过一件轰动全军的事情：七十四旅二团一营一个建制班，在班长带领下，集体携械投奔了红军。
赵博生私下与其部属交谈中又常说：“我们所住的、穿的，全是工人做成的，我们所吃的全是农民费了无限的血汗耕种的，离开了工农劳苦群众，我们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生存的。时机一到，我们为了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并为我们自身的解放起见，即拼命、流血、牺牲，亦在所不辞！”^[2]
赵博生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关心士兵的疾苦和痛痒，把部属看做是自己的兄弟；生活艰苦朴素，为人表率。他身为高级军官，但不带妻室，而且，在日记中还这样写道：“妻丑无子，而不再纳娶。”他这些高尚品质，博得广大官兵的尊敬和拥戴。所以，他的上述言论，给官兵们以精神上的宽慰、思想上的开导和意志上的力量。他们骂蒋介石，说：“大好河山快丢尽了，还剿什么赤！”骂孙连仲“喝兵血”丢下我们不管了。公开呼喊：“红军主张抗日，我们联合红军抗日去！”^[1]
赵博生还积极做团结高、中级军官的工作。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是河北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赵博生利用与董振堂同乡、同学和旧交的关系，做团结董的工作。当董振堂告假回原籍“省亲”返回宁都后，赵博生带着一份孙连仲“暂免董振堂旅长职务”的电报去看他，并对董说：“有什么事，我们团结在一起，才不被人吃掉。”董振堂表示同意。此后，彼此关系更加亲密起来了。
赵博生于西安举旗拟入汉中一周年时，邀请旧友孙毅、李青云、郭如岳、孙芳桂等开纪念会，温故知新，共勉前程。
11月底，特派员王超奉调回上海党中央，途经南昌时，不料党的接头关系被破坏了，王超被捕，二十六路军党组织的领导人名单和政治决议案、组织决议案落到了敌人手里。12月5日，蒋介石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伍三名共产党员^[2]，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电报是由罗亚平收译的，赵博生获悉后，与特支的同志一起，沉着、机智、果断地对付着这突然的事变。首先，他们判定王超不是有意出卖党的组织，否则严缉的就不止这三名共产党员，自然包括赵博生在内，而且是首要的。基于这个分析，他们决心化险为夷，将此事转化成为全军举行起义的导火线。于是，他们立即分头紧张地开展组织起义的直接准备工作。按当时分工，刘振亚、王铭伍、李青云负责下级军官、士兵及党员中的鼓动与组织工作；袁汉澄、郭如岳去瑞金红军总司令部汇报、请示组织起义的事宜；赵博生负责妥善应付南昌行营的压力和做联合董振堂、争取季振同等人的工作。
赵博生坚定、沉着，立即拍去“遵令即办”的电报，敷衍南昌行营。又经过缜密思考，要罗亚平假造了一份南昌行营拍来的电报，准备带去找董振堂商定机宜。电报的内容是：“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把电报编好之后，又在总指挥部执法队弄来一张证明给袁汉澄，好让袁顺利通过二十六路军的警戒线。这些事都办妥当了，他带着这份“行营来电”去找董振堂。
董振堂得悉他的七十三旅在南昌的留守处被行营查抄一事，一直表现愤懑，这时又读了参谋长送来的“火速进剿”电报，认为蒋介石对二十六路军要下新的毒手。于是，赵博生提出了以七十三旅为主举兵起义加入红军的计划和争取七十四旅一道行动的设想。董振堂本有抗日爱国的思想，心里对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也是钦佩的，并且私下也多次设法寻找刘伯坚和党组织。他对以七十三旅为主举兵起义加入红军表示坚决赞同，但对争取七十四旅季振同一道行动表示忧虑。经过赵博生的分析，董亦表示拥护，并协助赵博生做争取季振同的工作。
季振同，河北沧县人，与赵博生是邻县同乡。他性情爽直，精悍、好胜，有魄力。他的七十四旅也是二十六路军实力最强的旅之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又驻在城内，担任城防。能不能争取季振同参加起义，是关系到起义能否顺利举行的重大问题。特支和赵博生认真分析了季振同的情况，认为存在着不少有利因素：他对蒋介石有旧怨，对孙连仲也心怀不满。李松昆被提升为二十五师师长时，他曾破口大骂：“枪毙不了这个狗东西！我听他的？”部队被困在宁都后，他也在觅寻一条返回北方去的途径。赵博生和董振堂一起，带着那份“火速进剿”的行营来电，来到了七十四旅旅部找季振同。季振同看完赵、董递给的电报，毫不迟疑地表示：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去！接着他们三人又共商机宜，并由季振同做团结他本旅主力第一团团长黄中岳等人的工作。
12月7日，一架国民党飞机，送来了给赵博生的亲启“机密”件。赵博生拆开一看，原来是落在敌人手中的二十六路军党组织的那两个决议案和蒋介石彻底清查二十六路军中共党员的“手令”。赵博生镇定自若地再次妥善地应付了南昌行营的“命令”。
袁汉澄带着那张总部执法队的证明，通过了二十六路军的警戒岗哨，进到苏区，用“朱瑞叫来的”联络暗号，在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接上关系之后，即顺利地赶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驻地瑞金的叶坪，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向他汇报了二十六路军的情况。朱德听了汇报，当即表示欢迎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并说这是大事，起义该怎么搞好，须马上召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经过详尽的研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二十六路军起义作了如下指示：（一）用最大努力争取全部起义；（二）假如不能全部起义，则以七十三旅和党员能够掌握到的其他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三）如果是局部起义，凡是暴露了的同志，如赵博生等人立即随起义部队离开宁都到苏区来，未暴露的同志则继续隐蔽在二十六路军开展工作；（四）派红军在宁都东北二十里的会同地区监视蒋之嫡系部队，以便相机策应起义；（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携带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联络指挥；（六）起义后部队改称为红军第十六军，由季振同、黄中岳、董振堂、赵博生互推领导人，行动要机密，起义的时间定为12月13日晚12时；（七）起义时，在可能情况下，把宁都的地方反动武装头子严维绅、黄才梯逮捕起来。行前，叶剑英参谋长还将一幅标明了起义军开进苏区的路线和驻地的地图，交给袁汉澄带回。
特支接到指示后，立即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但刚刚把这些指示扩大传达到特支以外的有关人时，突然获悉：二十六路军的两万套冬衣，11月份的薪饷和经费已经到了广昌，不日即可运到宁都。如果按原定计划起义，这些资财就无法得到。季振同主张把起义的日子推迟一天，争取给大家发了衣服，发了饷，再起义去当红军。赵博生和特支的同志认为，这是季振同的一片好心。于是，特支决定一面派袁汉澄和七十四旅的卢寿椿秘密出城去固村圩向驻在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负责联络指挥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汇报、请示；一面派七十四旅旅部副官李达星夜赶到广昌，催促骡马大队将冬衣和薪饷兼程运回宁都。为了达到全部参加起义的目的，赵博生继续做团结季振同的工作。他拥护季振同做起义和起义之后的领导人，亲自搬到七十四旅旅部去住，以坚定季振同参加领导起义的决心。
季振同集合全旅官兵在操场上进行了动员讲话。季讲完后，赵博生也讲了话，说：这个旅好比一只大船，旅长就是舵手，舵往哪里摆，大家就往哪里走，要绝对服从旅长的指挥。说完，还叫大家互相认识认识，拉拉老乡。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意推迟一天起义，并考虑了季振同嫌起义后改编为红十六军的番号太小的意见，决定起义成功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代表回来后，特支召开了有赵博生、董振堂、李青云等人参加的行动会议，就举行全部暴动的事宜作了认真研究和周密部署：14日黄昏，全城换岗哨，实行戒严；赵博生以宴请的名义在总指挥部解决各旅、团以上的主官问题；对总指挥部、师部、旅部、电台、电话枢纽、兵站及通往苏区的要道和可能反对起义的对象均指派可靠的人员，配备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占领和监视。
总指挥部设在城东耶稣传教士住过的西式二层楼房里。14日，赵博生通知总指挥部特务营营长，于下午4时把总指挥部的警戒交给七十四旅一团第三营，特务营另有任务，在驻地待命。黄昏，按预定的部署均各就各位。赵博生在总指挥部的宴会，分楼上楼下举行。楼上是团以上的主官席，楼下是他们的卫士席。为了使宴会达到预定的目的，事前大造了一番舆论，说参谋长晚上的宴会准备得非常丰盛，有南京运来的白兰地酒、炮台烟，还有美国的水果，宴会以后还要打麻将等等。六时许，除二十五师师长李松崑外，其余留在宁都的那些团长、旅长们，一个个全都应邀前来指挥部参加“盛宴”了。总指挥部的警戒虽早已撤换，但因他们的装束和总指挥部特务营一模一样，加上天黑，所以谁也没有发现换了人。八时许，赵博生在席间，简明地向军官们讲清形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与出路，宣布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赵博生宣布起义后，获得了大多数军官的拥护。对少数反对者禁锢起来，并缴下他们的私章，以他们的名义下令，调其部队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待命。在解决楼上军官问题的同时，楼下卫士也按预先的布置一举被夺下了武器。总指挥部的问题解决后，赵博生等旋即返回七十四旅旅部，指挥全城各部统一行动。由于二十六路军党的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准备充分，部署周密，起义基本上是顺利的。仅在夺取二十五师师部和电台时，发生了枪击，伤3人，死2人。经稍事周旋，至次日凌晨2时许，终于完全解决，只是李松崑翻墙逃去，带走了城北40里外驻砍柴岗的1个团，其余各部包括1个军直、2个师直、6个旅直、11个整团计1.7万多名官兵全部参加了起义。
起义成功了！赵博生挥笔写了“解放”两个字，全城换口令为“解放——自由”。
拂晓，全城响彻着“解放”、“自由”的欢呼声。在曙光中，插在总指挥部屋顶和城门楼上的鲜艳红旗，在宁都古城上空迎风飘扬。
天大亮后，准备出发的起义部队依次整齐地集合在南门外河滩上。赵博生来到队列前，以铿锵的语言向全体官兵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庄严宣布起义胜利了！并且带头扯下了帽上的国民党党徽，撕碎了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然后，挥手率部跨过梅江，迎着朝阳，浩浩荡荡地开往苏区。
宁都起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兵运工作的一个壮举，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1937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六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并在合影留念的照片上亲笔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起义部队进入苏区后，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到达宁都城东南60里的固厚圩，并在那里受到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代表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的迎接。赵博生忙迎上去，紧紧地握住刘伯坚的手。刘伯坚关切地说：“昨晚，我一夜没睡好觉，以为你们中有几个同志牺牲了，实在担心你们的安全。”赵博生爽朗地笑着说：“让蒋介石通缉我吧，我这几根骨头是属于苏维埃的了！”
这天，赵博生和刘伯坚一起讨论和修改了《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宣言》（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晚上，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宣言”向全国的工人、农民、白军士兵们庄严宣告：“我们原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受国民党蒋介石的压迫，开到江西‘剿共’，但是我们整个两师于1931年12月14日，在红色的江西彭湃县城（即旧宁都县城）实行革命的暴动，消灭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反革命的军官，扯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高举着苏维埃的红旗，加入工农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了。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统一”，“为工农的解放奋斗到底！”
16日早晨，刘伯坚代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起义官兵宣读了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和毛泽东、朱德签名任命红五军团及其所属各军领导人的委任状。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接着，部队开向石城县的秋溪、龙冈、横江及瑞金县的壬田、九堡、沿坝等地进行整编。
在部队整编的过程中，赵博生努力学习，带头协助党派来的政治干部搞好整编工作。这支刚刚起义的部队，虽然改称为红军了，可是官兵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仍表现出许多旧思想、坏作风、陋习惯。他们不习惯红军的生活，受不了红军的纪律约束。为了改造这支队伍，赵博生严格要求自己，和官兵同甘共苦，并经常用谈心的方式启发官兵的思想觉悟，教导他们遵守红军纪律，去掉不良作风，认真改造世界观。他说：能够为劳苦工农谋利益贡献力量，就是莫大的光荣，等苏维埃在全国胜利后，与全国人民一道过幸福日子。他还经常以自己的格言：“要负责任就不要怕挨骂、怕挨骂就不要负责任”，教导部下做到无私无畏。总之，他为改造这支部队做了大量的工作。
经过两个多月的整编后，赵博生偕同其他同志率领红五军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开赴前线作战。1932年2月，参加围攻赣州的战斗；4月，与一军团组成东路军，参加东征福建漳州的战役；接着，回师江西与三军团会合，于7月间向粤北的南雄挺进，在水口大败广东军阀陈济棠部；8月，一、三、五军团并肩北上，连克宜黄、乐安等县城；尔后，率部参加了攻克建宁的战役。
这一时期，赵博生曾担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第十三军军长。
他在指挥作战中，表现勇敢、坚定、沉着。如在水口战斗中，他的左臂受伤，同志们劝他下去休息，他说：“流血很少，微伤何足虑。”^[1] 他还很注意在实践中，学习红军的作战原则，改造自己在旧军队得来的那套死板的作战方法，做到果断、机动、灵活。凡是重要战斗和关键时刻，他都亲临前线，周密部署，反复检查，亲自指挥。红五军团的战士在作战中非常英勇、顽强，尤其是拼马刀厉害，杀得敌军胆战心惊。之前，苏区军民称赞说：“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此后，又加上“五军团的马刀！”因赵博生指挥作战有功，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嘉奖赵博生，并授给他一级红旗勋章。
1933年1月，蒋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师、二十七师和十四师向金溪、南城一带苏区进犯。为了保障红军主力在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在左翼之长沅庙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己的敌人。长沅庙是个只利于守，不利于攻的小山地。当时，赵博生深感这次战斗的重要和自己责任的重大。于是，他亲临前线，精心勘察地形，积极指导构筑工事，并缜密布置兵力。敌军向我进攻时，来势十分猖狂，先是集中火炮轰击我方前哨阵地，接着，便向我发起集团冲锋，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在这一激烈的战斗中，由于赵博生能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实施灵活的指挥，不仅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疯狂进攻，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杀伤，而且扼守了阵地，出色地完成了钳制任务。1月8日战斗即将结束时，我军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赵博生在与敌相距只有百余米的地方指挥，不幸弹中右额，为革命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赵博生不幸牺牲的噩耗传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电五军团，吊唁赵博生。唁电说：“副总指挥赵博生是为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他的牺牲，是永远光荣于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上。中央政府表示无限的悲悼和敬意。”唁电并慰勉五军团的指战员“更要继续赵博生同志的牺牲精神，坚决的进攻敌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攻’与对我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来完成赵博生同志未完成的任务。”^[1] 为了永远纪念“宁都起义”的领导者、红五军团的缔造人之一赵博生，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命令全苏区于1月21日这天的列李卢^[2] 纪念中，举行追悼大会^[3]。后来，又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造了博生堡，朱德亲笔题了“博生堡”三个大字。毛泽东称赵博生是“坚决革命的同志”^[4]。叶剑英曾于1962年“八一”建军节纪念日前夕，作诗怀念先烈赵博生。诗云：
宁都霹雳响天晴，
赤帜高擎赵博生，
虎穴坚持神圣业，
几人鲜血染红星^[5]。

[1]　张福田、赵恩洪：《赵博生战斗的一生》，藏北京军区烈士陵园。
[2]　张福田、赵恩洪：《赵博生战斗的一生》，藏北京军区烈士陵园。
[1]　张福田、赵恩洪：《赵博生战斗的一生》，藏北京军区烈士陵园。
[2]　《赵博生烈士传略》，《浩气长存——河北革命烈士史料（二）》，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　孙毅：《赵博生同志传略》，《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
[1]　孙毅：《赵博生同志传略》。
[1]　袁血卒：《红五军团的诞生》，《星火燎原》第2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1]　袁血卒：《宁都暴动纪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袁血卒：《红五军团的诞生》、《宁都暴动纪实》。
[3]　当时在二十六路军秘密流传着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如普列汉诺夫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现》等。
[1]　袁血卒：《红五军团的诞生》。
[2]　亮平：《追悼赵博生同志》，《斗争》第1期，1933年2月4日。
[1]　熊伯涛：《宁都兵暴前后》，《红旗飘飘》第12集。
[2]　他们都是特支的成员。
[1]　亮平：《追悼赵博生同志》。
[1]　《红色中华》报第47期。
[2]　列李卢即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
[3]　《红色中华》报第47期。
[4]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132页。
[5]　《解放军报》1962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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