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宣中华于同文公学毕业以后，在本区桥头王村初等小学任教半年；1915年夏，考进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期间，他学习刻苦用功，善于思考，加上记忆力特强，学习成绩优异，深得新派校长经亨颐和进步老师陈望道、刘大白的赏识。他生活上严谨朴素，虽经济十分困难，也从不用他人分文，有同学知道他困难要给予助济，总是婉言谢绝，深受同学们的尊爱。他性格豪爽耿直，平时说话很有鼓动性，极守信用，为人光明磊落，乐于帮助同学解决学习上的困难，同学们也乐意与他亲近，与同学相处，关系甚好。

宣中华渴望学习，特别是能在省城——杭州求学，更感到应该珍惜秒阴。然而，世界上享有盛名的杭州，却遭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蹂躏和摧残。灾难深重的人民在痛苦地呻吟着、挣扎着，受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和凌辱。因而，他更关注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在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宣中华不再是一个人冥思苦想，而是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研究，共同探讨拯救中国的真理。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了杭州，宣中华满怀炽热的爱国激情，立即投身运动，被选为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成为杭州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杭州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在宣中华等指导下，参加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并与各省学联建立了关系。继五四运动之后，宣中华还先后组织领导了杭州学生声援“津案”^[1]、“闽案”^[2] 等反帝爱国运动。1919年10月，杭州学生联合会接到天津学生联合会紧急呼吁后，宣中华等组织杭州学联评议会讨论通电北京国务院和广东政府参众两院。电文赞扬、支持天津学生的爱国热忱，谴责反动当局丧心病狂地“摧残团体，是直接与民意宣战”，是“滥用职权，草菅人命”；要求“严加惩办”^[3]。“福州惨案”的消息传来后，宣中华一方面建议和组织杭州学生会全体停课三天，举行示威游行，揭发日寇的横暴行为；另一方面，又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向浙江省督军卢永祥请愿。他强烈地提出了撤销日本领事裁判权；日军限期出境；行凶日警及主使长官移交中国官厅审判；赔偿损失及抚恤；日本政府向我政府谢罪等六项反映中国人民利益的严正要求。此后，他还兼浙江省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领导全省学生运动^[1]。

新文化运动中，宣中华表现激进。他宣传打倒孔家店，破除旧礼教，反对读经，提倡新思潮和白话文。为此，他从校园到街头，到处演说，散发传单。

正当新文化运动继续向纵深发展之际，却遭到了浙江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疯狂抵制。“一师”被浙江省官厅称为“赤化学校”；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刘大白四位进步教员被称为“四大金刚”，扬言要用枪打死他们。反动当局在伺机以恐怖手段来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19年12月，“一师”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了题为《非孝》的文章，浙江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等乃借此攻击新文化运动是“非孝”、“非礼”、“共产共妻”，污蔑进步分子是“大逆不道”，犯了“弥天大罪”，责令经亨颐校长予以查办。经亨颐对此予以坚决抵制。于是，他们先是转来所谓“社会的责问书”；接着就是由省议员多人提出所谓查办经校长的议案；到1920年2月，省教育厅乘“一师”学生放寒假之机，下令撤换校长经亨颐，任命封建顽固分子金布为校长。消息传出后，留校师生哗然。宣中华、徐麟书等组织部分留校同学，一面给放假回家的同学发信，通知他们立即返校，以便团结一致，与齐、夏等反动势力作“最后之决战”；另一方面，向社会发出宣言书，揭露反动当局妄图扼杀新文化运动的阴谋，宣告“一师”师生“为贯彻本校改革精神”，坚决“挽留经校长”，要求当局请经校长“复职”。同学陆续回校后，他又一道提出不让经校长离校，同时拒绝新校长到任。全国著名的“一师风潮”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事态发展至此，反动当局竟于3月13日悍然决定解散“一师”，改组学校。当晚，宣中华等在学校礼堂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议决“维持文化运动坚持到底”、“非至军警押回原籍，誓不离校”等五项公约，并发出“吾侪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誓言，表示了与反动当局斗争到底的决心。大会选出宣中华、徐麟书、石樵、徐仁四人为学生代表，从3月15日起，多次赴省教育厅请愿，均遭无理拒绝。“一师”学生忍无可忍，于 3月19日以快邮通告全国各省、市、县教育界以及全国各重要民意机构，揭露浙江反动当局扼杀新文化运动的阴谋，呼吁全国各界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3月27日，宣中华发动杭州学生联合会向省公署请愿，遭反动军警野蛮镇压，致使请愿学生多人受伤，酿成“三二七”流血事件^[1]。

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激起了全省、全国人民的公愤，各报纷纷刊登“一师风潮”的动态和评论，如上海《民国日报》连续发表了《告夏敬观》等时评，《新闻日报》也发表了题为《革新教育》的评论。声援学生的请愿信和抗议反动当局的电报，像雪片似的从四面八方飞来。斗争在继续。反动当局恼羞成怒，于3月29日凌晨出动军警七百余名包围学校，强令学生离校，妄图以武力解散“一师”。手无寸铁的师生聚集在操场，在宣中华等领导下，团结一致，与反动军警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是，军警的逼迫越来越紧。正在危急时刻，杭州学生联合会组织全市中等以上13所学校的学生，以杭州女子职业学校的女生为前导，赶到了“一师”，冲进了由军警把守的校门，与“一师”学生汇合，并肩斗争，直到晚上10点多钟。学生们的浩大声势和社会上的强大舆论，使反动当局陷于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窘境。他们只好指使杭州地方绅士蔡谷卿出面从中调停，经过与“一师”学生会领导人宣中华、徐麟书等会谈，达成协定，规定：当局收回解散第一师范学校的命令；撤回“一师”新任校长金布；鉴于经校长已经辞职，新任校长的人选问题必须与“一师”学生会共商解决，并经学生会承认方可任命等条款；反动军警也在深夜撤离学校。至此，“一师风潮”取得了初步胜利。宣中华在这次学潮中，起了一定的组织领导作用，他“宣言四方，力护新机”，“从事社会运动甚力”。诸暨《民报》有一记载：“邑人宣中华、徐白民（徐麟书）向为同学所重，至是推为代表”，“中等学生为革新运动之先锋者，皆推宣中华与徐白民也”^[2]。

当年，鲁迅对“一师”师生的壮举，曾经给予热情的赞赏和支持。“一师风潮”发生时，他在北京任职，当他看到“一师”斗争胜利后，曾十分高兴地对人说：“十年前的夏震武是个‘木瓜’，十年后的夏敬观还是个‘木瓜’，增韫早已垮台了，我看齐耀珊的寿命也不会长的”。他还风趣地把“一师”斗争叫做“木瓜之役”，赞扬“木瓜之役”的声势和规模比他们十年前反夏震武的斗争声势和规模都“要大多了”^[1]。

“一师风潮”虽然取得了初步胜利，但齐、夏及浙江教育界的旧势力仍然十分嚣张。他们不仅逼迫经亨颐和陈望道等四位进步教师相继离开了学校，还命令各校开除参加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这一事实，进一步教育了青年学生，使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齐、夏是破坏浙江新文化运动和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要革新教育，必须与齐、夏继续开展斗争。要杭州市学生联合会组织领导下，于1920年4月进一步发起了驱逐刘耀珊和夏敬观的运动。

担任学生联合会理事长的宣中华，与学生联合会评议部负责人具体商讨了驱逐齐、夏的斗争策略和步骤。宣中华说：“拔掉齐、夏两个反动根子，要靠人民的力量，就是要浙江人民来‘开除’齐耀珊和夏敬观”^[2]。为此，宣中华一方面派出20名“学联”代表，到浙江十个府（每府二人）进行宣传，揭露齐、夏罪状，并准备等待省议会开会时组织各校学生请愿，争取省议会提出弹劾齐、夏，达到驱逐之目的。另一方面，各校于4月12日一致实行总罢课，并组织了五六千学生举行驱逐齐、夏的示威游行。4月13日，“学联”又向全国各界、各团体发出通电和宣言，列举了齐、夏十大罪状，提出了“驱逐齐、夏，以削贼党”的口号。4月21日，“学联”组织各校学生五千余人在湖滨公众运动场开会，抗议反动当局封闭学生联合会和逮捕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会后游行时，遭到一千多名反动军警的镇压，当场有八十多人受伤。这一流血事件，更引起了全省各地学生的义愤，纷纷以各种形式声援杭州学生的斗争。驱逐齐、夏的斗争规模愈来愈大。

5月19日，省议会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召开临时会议来审议齐、夏问题，并于6月16日通过了弹劾省长齐耀珊案。6月 17日，齐耀珊辞去了省长职务。这场斗争，历时两个多月，终于取得了胜利。

[1]　“津案”，1919年10月，天津学生为庆祝“双十节”举行了游行演讲，宣传反帝，遭到反动当局的干涉和殴打。
[2]　“闽案”，1919年11月16日，数十名日本暴徒，在福州持械打伤、打死中国人，造成“福州惨案”。
[3]　连瑞琦：《回忆宣中华领导杭州和浙江学生五四运动》（1972年），现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1]　连瑞琦：《回忆宣中华领导杭州和浙江学生五四运动》（1972年），现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1]　以上史料均见1920年出版的《浙潮第一声》。
[2]　诸暨《民报》5周年纪念册，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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