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初，宣中华服从党的决定，参加了国民党，并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指派，在杭州做筹建国民党浙江省各级党部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中华作为浙江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

会后，他以国民党筹备浙江省党部负责人之一的身份，根据党的指示和国民党“一大”精神，来回于上海、杭州之间，奔波于浙江各县市，认真负责地进行筹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及各级党部的工作。在宣中华等努力下，临时省党部于1924年3月30日宣告成立，宣中华被选为九个临时执行委员之—。接着，宣中华等便着手领导各县市开展建立党部的工作。杭县、肖山、宁波、绍兴四县市临时党部先后成立，平湖、海宁、临海、永嘉等县筹备员也先后派出。但筹建省党部的工作因遭到沈定一^[2] 的破坏，使正式省党部迟迟不能成立。至于建立各县党部的工作，由于宣中华团结国民党左派，克服种种阻力，故仍陆续成立。到国民党“二大”时，浙江已有23个县有国民党的组织，大量的工农分子和青年加入了国民党，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党员人数约二千”，这就壮大了国民党左派的力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3]。

为了加速革命的步伐，宣中华对宣传工作也极为重视。临时省党部一成立，即以《杭州报》为机关报；并办了《浙江周刊》，每期印发4000份，逢“五一”、“五四”等纪念节日或重大集会时，则印发上万张传单，唤醒人民，鼓动人民起来奋斗^[1]。

《浙江周刊》自1924年6月1日第一期出刊到8月17日第十一期停刊止，共发表了宣中华撰写的11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批判时政，号召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的短文。如《外国人送给我们的好处》^[2] 一文，谴责了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让“中国海关的权，操在外国人手里”，“凡是他们所愿意加给我们的祸害，都任它进来，凡是我们所可以得到利益的一切，都受他们阻碍。”文章号召国民起来，“我们运动海关收回！”“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计，也当奋勇兴起的收回租界地，以保全领土与国权！”

宣中华还善于演说，深入浅出的说明革命道理，给人以鼓励。1924年6月22日，国民党绍兴县党部成立时，他的长篇演说博得了到会者“不绝于耳”的“鼓掌之声”，被认为是一篇“对国民革命意义，发挥尽致”^[3] 的演说。

宣中华不仅是推进革命的优秀组织者、宣传家、鼓动家，而且也是发动工农群众运动的实干家。当时，浙江的督军是卢永祥。他对广东政府有所妥协，使浙江的国民党有公开活动的条件。1924年五一节的纪念活动，是统一战线形成后第一次用国民党旗帜公开进行的。纪念大会在宣中华主持下召开。这一天，浙江省各工厂及各日报馆、各印刷公司一律停工，下午一时半在湖滨运动场露天召开大会，各团体工人到会者二千数百人，每人拿着纸旗，旗上书写着“打倒军阀、消灭帝国主义、倡造世界和平、工人参政、男女工资平等、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等口号。会场内散发了传单，说明纪念活动是中国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筹办的，会上的报告向工人宣传了五一纪念活动的意义，“劝告劳动同胞，为五一纪念之运动”。会后举行了游行^[4]。9月7日，是“辛丑条约”签字的日子。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这一天在公众运动场举行“九七”国耻纪念暨浙江人民反曹（曹锟）、吴（吴佩孚）大会，由宣中华主持。会后，宣中华、安体诚、查人伟、俞秀松、王贯三、倪忧天等率领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顾军警阻拦，奋勇前进。经过金沙港时，愤怒的群众把北洋军阀政府的财政大臣王克敏的家祠捣毁了，“将栗主^[1] 七块取出，抛弃湖中，随波流去”^[2]。

正当浙江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之际，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在全国反曹、吴的浪潮中，原孤立于浙江的卢永祥也趁机打起了反曹、吴的旗帜。曹锟、吴佩孚遂指使江苏的齐燮元向浙江的卢永祥发起进攻，9月爆发了江浙的齐、卢战争，经过一个多月的混战，以卢永祥失败而告终。浙江的政局在孙传芳的控制下极为反动，宣中华及其他革命党人均遭通缉，国民党党务工作也只好由公开转为秘密活动。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共商国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再一次号召召集国民会议，全国广泛地开展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运动。浙江省国民会议促成会于12月4日宣布成立，宣中华、安体诚等都选为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2]。1925年3月，宣中华与张秋人到绍兴视察党务，要求国民党党员广泛地积极地宣传孙中山北上为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两大政纲的目的和作用^[3]。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中华这时既是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又是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兼交际科的交际员、中共杭州地委党团书记，还担任上海海员工会党团支部的工作，这期间，他时而接受上海地委的指派搞调查工作，时而又回杭州指导工作^[4]。他根据党的“四大”精神，夜以继日，不辞辛劳，不畏危险，即使在到处都张贴着对他的通缉令的情况下，也泰然处之，继续频繁地来往于上海、杭州及浙江各县市。宋云彬怕他出危险，曾劝他“不要太冒险了”，他却笑着说：“什么叫危险呢？我们如怕危险，何不回家去做垂堂的千金之子，何苦挂着革命的招牌来自欺欺人。”^[5] 他到肖山视察党务工作时，他的老同学张柳生见他身体瘦弱，劝他休息，他说：“他人在流血或在牢中受磨难，我能休息吗？消瘦点算什么。”^[6] 宣中华的个人生活也是相当艰苦的。宣中华也有过孩子，但由于他和爱人吴先清都忙于革命工作无暇照管而夭折了。

1925年，震惊全国的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地委当晚召开会议，决定宣中华回杭州工作。6月1日，宣中华在杭州省教育厅召开的教育会联席会议上报告惨案经过情况后，指出：“此次斗争并非为个人”，而是“为救国而牺牲”，号召学生及各界“应多起来救国，起来援助上海被惨杀的同胞”^[1]。到会者情绪个个异常激动，对帝国主义制造惨案无不愤恨万分，当即成立了杭州学生援助上海同胞反抗外人惨杀会，选出了临时委员，起草通电及宣言，并与总商会等团体接洽。2日上午继续开会，制订了行动口号：“支援‘五卅’惨案，为顾正红报仇，实行‘三罢’，反对帝国主义”，并决定3日举行示威游行。在我党推动下，青年协进会立即响应，召开紧急会议，“省议会亦以此事开谈话会，决定浙江三千万人民为后盾，援助一切。”^[2]3日上午，在公共运动场召开国民大会，到会的有九十余所学校，一百多个团体，人数在三万以上。大会发言一致要求“政府严重交涉，以保国体，藉平众怒。”认为“声援不仅是学生与工人的问题，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大局问题。”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到午后4时才散会^[3]。

国民党决定于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中华仍被选为浙江省的三个代表之一，并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的委托，负责做长江流域的代表们的联络工作。经子渊（经亨颐）也是浙江代表之一。他见国民党派系林立，左右派矛盾日趋尖锐，原想不去参加大会。宣中华请张柳生劝其参加，未得同意，便亲自前往相劝。张柳生对宣的作法不理解，宣中华说：“革命本来要自觉，他犹豫可不必相强，但经先生在教育界有威望，对青年的号召能起一定的作用，而且他平素有进步的一面，我们得拉他过来。”^[4]经过工作，经子渊决意去广州，但到了上海又被戴季陶、刘大白拉住，国民党组织部知道后，拟以宣中华接替经子渊做中央执行委员，但宣坚决不同意，仍推经为中央执行委员。后来的事实证明宣中华的行为是对的，在宁汉分裂时，经子渊在武汉确实起了相当的作用，共产党也得到过他的帮助。

[1]　1924年1月10日上海地方委员会会议记录，存上海市档案馆。
[2]　沈定一即沈玄庐，原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4年参加国民党，1925年10月因参加“西山会议派”的一系列活动，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
[3]　宣中华在国民党“二大”上所作《浙江省党务报告》（1926年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14期。
[1]　宣中华在国民党“二大”上所作《浙江省党务报告》（1926年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14期。
[2]　《浙江周刊》第6期，1924年7月6日。
[3]　《越铎日报》1924年6月24日。
[4]　《申报》1924年5月2日。
[1]　古代用栗木做的神栗，后世通称宗庙神主为“栗主”。
[2]　《申报》1924年9月10日。
[2]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编：《浙江地方革命史大事年表》，1961年12月。
[3]　中共绍兴县委党史资料研究小组编：《中国共产党在绍兴地区革命斗争大事年表》，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4]　《上海地委会议记录》（1925年5、7、9月几次会议）。
[5]　宋云彬：《“我们的死者”宣中华同志》，《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8日。
[6]　张柳生：《烈士宣中华的事迹和言行》（1961年笔述），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1]　《越州公报》1925年6月4日。
[2]　《越州公报》1925年6月4日。
[3]　《越州公报》1925年6月4日。
[4]　张柳生：《烈士宣中华的事迹和言行》（1961年笔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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