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后，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速。宣中华为推进北伐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他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力量，致力于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的群众工作，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根基扎实，为日后北伐军在浙江省的胜利进军铺平了道路。

1926年10月，中共杭州地委和国民党省党部共同筹划，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掀起了浙江人民自治运动的高潮，促使浙江省长夏超举兵反孙（孙传芳）。后来夏超独立虽告失败，但仍给孙传芳以沉重打击，促成了江西战场上孙传芳主力的溃败，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战争。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分二路入浙：一路由福建入浙，经温州北上；另一路由江西入浙，沿浙赣路经衢州北进。在北伐军进军浙江的过程中，宣中华对迎接北伐军的工作作了具体的安排。他布置一部分人从上海回到杭州进行地下工作；派张寅仲、童志沂等组织宣传慰问队，沿途发动群众；自己则组织省党部代表团从宁波赴温州接应北伐军。他到温州的当天晚上，就与永嘉县党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了党务工作和迎接北伐军事宜。此后，他随北伐军由金华到杭州，所到之处均号召各地党部组织群众支援北伐，使北伐军沿途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1927年2月，东路军十七军军长曹万顺（共产党员）率领政治部熊士超抵温州，由宣中华主持召开了盛大欢迎会。2月17日，东路军政治部主任胡公冕先进杭州城，隔了二三天何应钦也到杭州。浙江人民的革命斗争配合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北伐军的胜利又进一步促进了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据《浙江民报》报道：“近月来，杭州各工会纷纷成立，如雨后春笋，怒茁丛生”^[2]。

1926年11月，东路军开始由闽、赣两路进入浙江时，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与各地省党部商定省政府名单，宣中华专程赴南昌与蒋介石面洽省政府设施和人员安排问题，决定省政府设三个委员会：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浙江分会，作为决定政策方针和重大工作计划的机关，张静江为主席，暂由蔡元培代理；一个是政务委员会，作为行政机关，主席张静江，暂由褚辅成代理；一个是财政委员会，作为管理财政金融的机关，陈其采任主席，暂由周枕琴代理。由于浙江是江浙财阀的基地，也是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的老巢，因此国民党右派集团千方百计地在浙江安插党羽。蒋介石委任老右派张静江为省主席，周凤岐为军事厅长，黄埔同学会骨干王俊为宁台温防守司令等等。一场争夺政权的斗争阵势摆开。宣中华早就估计到，浙江是国民党右派必争之地，“他那时（指1926年10月——引者）已经看出蒋介石必叛，老朽昏庸的张静江一定要做革命的叛徒。”^[1] 面对这一严峻的斗争，宣中华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1926年12月，他出席了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后，在上海区委指示下，更坚强地与国民党右派斗争。宣中华立足于发展、巩固左派力量，争取地方绅士、中间派，以国民党组织为工具，大力开展群众运动，与右派集团搏斗。当时尽管国民党右派集团竭力夺取浙江省各个部门的权力，但各级党部和政府机关均以左派力量占优势。正如马叙伦所说：“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指宣中华、潘枫涂——引者）许可就成了决议”^[2]。

1927年2月17日杭州光复后，原来设在宁波的临时省政府、省党部均由宁波迁回杭州。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省党部于2月24日召开了会议，重选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宣中华仍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并主持省党部工作。这时，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进一步猖獗起来，他们以军队来控制局势，特别加强了军队对政府机关的控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浙江增设了两个反动机构，一为东路军总指挥部杭州行营，主任罗为雄；一为东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驻杭办事处，主任葛武棨。为了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3月10日宣中华主持召开了省市县党部联席会议。他针对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活动，在开幕词中尖锐地指出：“目前普遍之现象，是许多投机分子来附和革命，这是很危险的，假使我们若没有毅力继续奋斗，我们的党便要破产，辛亥革命之失败，便是先例，希各位同志注意此点。”^[1] 此外，省党部办了党务人员养成所，由各县、市派出几百名青年集中受训，以提高战斗力。省党部还派出党务特派员和政治监察员到各县进行工作。所有这些措施对当时的革命运动都起了积极作用。3月中旬，金、衢、严、处四府工界同乡会（原为沈定一组织）的头目杜震芗在公安局指使下，组织所谓杭州职工联合会，与杭州总工会对抗。为了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央杭州地委和国民党左派决定反对这一组织的成立。3月28日，宣中华根据省党部的决议，函请省政府转令杭州公安局，解散这一组织。29日省政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以绝大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宣中华的提案。30日，职工联合会以省党部函请解散该会为借口，在当局支持下，集会闹事，他们直奔城头巷杭州总工会驻所进行挑衅捣乱，打伤数十名工人；后来又转到省党部，企图捣毁省党部。宣中华刚强果敢，指挥工作人员集合在机关大门内，严阵以待。由于早有防备，暴徒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事后，杭州总工会连夜邀请学生联合会、总商会、律师公会、妇女解放协会等团体开会，决定自31日起罢工、罢市、罢课。总工会所属各工会于31日上午，集会游行，抗议当局支持职工联合会的暴行。罗为雄、章烈（公安局长）竟下令向游行的工人队伍开枪射击，死伤多人，并抓去二三十人。事态更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宣中华赶到上海向中央报告请示，并派王贯三（当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秘书长）到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报告。他在杭州也作了一些安排，要求工会、农协、学生联合会加紧发动民众团体，与反动当局斗争。

3月底4月初，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蒋介石集团更加紧其叛变革命的活动，把一军内有“左倾迹象”的师调离，而把亲信调驻南京和沪杭、沪宁路上；叫嚣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2] ；并下达了“东南已光复，各省一致实行清党”^[3] 的密令。3月底，张静江突然来到杭州，和一些右派分子策划反共活动。4月6日，本来驻扎在淞江的淞沪戒严司令部副司令兼浙江军事厅长的周凤歧也赶到杭州，并于8日调遣两营士兵进抵杭州。9日，杭州职工联合会在公安局指使下，发出“有第二次举动”的叫嚣。至此，国共合作遭到严重破坏。

[2]　《浙江民报》社评，1927年3月14日。
[1]　宋云彬：《“我们的死者”宣中华同志》。
[2]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转引自潘念之著：《大革命时期浙江的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浙江革命史料特辑》（2）1980年1月出版。
[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5日。
[2]　《李宗仁回忆录》（上），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3]　浙江医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浙江“四·一二”纪实》（198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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