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国民党组织一开始就存在着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左派以宣中华为首；右派以沈定一为首。1925年7月5日，沈定一在肖山衙前镇自己家里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即“衙前会议”），参加的除了委员之外，还有嘉兴、肖山等十几个县的代表。会议名义上是“为发展全省党务、实施中央决议”^[1]，并选举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质上是企图通过会议来“统一”委员和代表的思想，以达到在组织上排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省党部的领导地位，确立以沈定一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领导地位，使浙江临时省党部倒向逐渐形成的“西山会议派”。因此，在会上斗争十分激烈。戴季陶、沈定一从会议环境一直到会议内容都作了精心安排。戴、沈为了控制会议，对参加会的左派搞突然袭击，临时通知到会，企图造成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毫无准备，难以对付局面的窘境。他们还以安排生活为借口，把到会者混在一起睡通铺，集中在一个饭厅同时进餐，甚至对会议以外的休息时间也加以控制。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出席并主持会议的戴季陶，对到会者进行拉拢。他们这些做法，给宣中华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会议期间进行联系、商讨问题确实造成了困难。但是宣中华等毫不畏难，仍然用巧妙的方法交换意见，然后分头联系；在会议上对突然提出的问题，作主导性的发言，以作为同志们进行斗争的依据，所以，即使遇到突然袭击的问题，也能应付自如，斗争得非常有理、有力。

在讨论大会宣言时，对要不要坚持阶级斗争学说，要不要坚持三大政策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沈定一、戴季陶等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仁爱本性”，反对阶级斗争学说；鼓吹“单纯国民党运动”，反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等等。对此，宣中华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坚持三大政策，维护工农利益。由于戴季陶和沈定一对会议的控制，特别是他们组织了肖山等代表在会议上帮腔，再加上沈定一专横的组织手段，停止驳斥他们谬论的代表的发言权^[2]，致使会议上的正确意见均遭否定。有的代表忍无可忍，中途退出会议。后来，恽代英、瞿秋白等著文批判了戴、沈等人的谬论。

会议在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人选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沈定一阴谋排挤宣中华，企图代之以自己的侄儿沈肃文，以便在组织上控制浙江省党部。为此，沈在会前就散布宣中华“不可信”的论调，说“你们再也不要相信宣中华了，他是共产党，他受第三国际指挥，不是我们国民党的党员了。”^[1] 当宣中华由上海赶到肖山衙前参加会议时，沈定一就派人监视^[2]。当讨论代表人选时，沈定一说什么“要熟悉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问题，谈一两个钟点的话没有一句重复，才是代表的人选。”接着，毛遂自荐地说：“这种人选有没有？有——沈定一。”这时，宣中华态度从容，但又毫不妥协地说：“我同意沈定一同志对他自己的提名，但我们要选出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要注意各个方面的条件。”^[3] 到会者均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意见，一致表示赞同。这一来就制止了沈定一企图包办选举代表的阴谋，也缓和了对立面对宣中华提名的抵触情绪。结果会议按党团提名，选出宣中华等三人为代表，沈肃文落选。

但是，沈定一并不死心。继7月5日“衙前会议”后，沈定一又于9月4日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复选国民党“二大”代表的会议，千方百计要挤掉宣中华，换上沈肃文。他采取了事先对支持宣中华的县市党部施加压力，停发选举活动经费^[4] 等卑劣手段，但目的仍未达到，复选结果，当选者依然是原来所选的宣中华等三人。

10月，沈定一与邹鲁等接洽妥当后，公然参加了“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气焰十分嚣张。宣中华在党的指示下，组织浙江省国民党组织内部的同志进一步推动反右派的斗争，以阻遏反革命逆流。

自1924年下半年沈定一开始向右转以来，宣中华即坚持不渝地与其斗争。“衙前会议”上的斗争结束后，在自肖山回杭的船上，宣中华又与同舟的代表共同揭发了戴、沈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行为。有同志担心他与沈定一过去的关系，乃问宣中华：“你和沈玄庐（沈定一）有过一段合作，人家说你很难同玄庐决裂。”宣中华当即斩钉截铁地说：“我为革命和玄庐合作的，玄庐能劝我加入共产党，但决不能拉我退出共产党。”“他敢于反革命，我就同他干到底。”9月8日，宣中华出席了中共上海地委全委会，在会上详细汇报了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内左派与沈定一为首的右派斗争的情况，以及各县市党部要求成立正式省党部问题。全委会对浙江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宣中华回浙后，按地委指示，积极联合各县市党部，与沈定一的右倾活动作斗争。12月初，宣中华等以浙江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名义发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揭露沈定一破坏统一战线之种种阴谋活动，电文指出：“沈定一把持浙省常务，乘任等不在杭垣，擅发拥护北京非法会议通电，且遣私党，四出运动各县党附逆。幸同志响应者少。现决本月（1925年12月——引者）14日开各县党部联合会，拟用该会发电，否认省党部主张及其职权。请在省外守正各省党部执行委员回省重组省部，直接广州。统计全省同志，仅肖山一县及绍兴少数人被其诱惑，其他各县大部分均洞烛其奸。”^[1]

12月15日，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在海宁硖石镇东山公园召开。宁波、镇海、慈溪、绍兴、诸暨、金华、海宁、平湖、湖州、嘉兴、永嘉等县市派出了代表，只有肖山、浦江在右派把持下，没有派代表。两天会议均由宣中华主持，通过了两个决议：（一）由联席会议具名发出声讨西山会议派的通电；（二）否认被沈定一所把持的原有省党部，成立浙江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代行省党部职权，并积极准备浙江省代表大会，以便成立正式省党部。“东山会议”不仅动摇了沈定一的势力，也使西山会议派企图以上海和江浙两省为基地来对抗广州的计划成为泡影。“会后，立即筹备经费，设机关于杭州头发巷十五号，并出定期刊物——《浙江周报》为机关报，以指导各地同志努力于发展党员，以固根基，于是浙江党务幸得保持。”^[2] 这些措施不仅给右派以沉重打击，而且在实际上宣告了浙江西山会议派的垮台。在1926年1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中华作了《浙江省党务报告》，叙述了浙江国民党左派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全过程。国民党“二大”命令解散沈定一把持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批准了国民党浙江省县市联席会议代行省执委会职权。至此，浙江的西山会议派在组织上也被解散了。

但是，斗争还在继续，沈定一等右派分子并不罢休。他们于1926年1月23日非法召开浙江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企图成立所谓“正式”省党部。针对沈定一等人的非法活动，在国民党中央批准下，国民党浙江省县市联席会议于1926年3月6日在杭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浙江省代表大会。大会期间，沈定一向军阀当局告密，迫使宣中华离会暂避，但会议仍顺利进行，并选出宣中华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查人伟等五人为监察委员，宣中华、潘枫涂、丁济美为常务委员，领导省党部工作，王贯三为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地点仍设在头发巷十五号。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对于宣中华在浙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工作中所作的贡献，周恩来曾将他与李大钊、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相提并论，予以高度的评价和赞扬^[1]。

[1]　《肖山月刊》第1号，1926年10月20日。
[2]　潘念之：《大革命时期浙江的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浙江革命史料特辑》（2），1980年1月出版。
[1]　宋云彬：《“我们的死者”宣中华同志》。
[2]　宋云彬：《“我们的死者”宣中华同志》。
[3]　顾作之：《大革命时期浙江革命运动回忆琐记》（1977年1月），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4]　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5年9月8日），存上海档案馆。
[1]　《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出版。
[2]　《浙江省党务报告》，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14期，1980年7月20日。
[1]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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