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0月，宣中华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派，以“浙江农民协会代表”的身份^[3]，与工人协会代表倪忧天同去苏俄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俩乔装华工，几经艰险，终于通过了国境，于年底到达大会原定地点伊尔库茨克^[4]，受到留在远东局工作的华林（华挺生）的接待。宣中华迫切希望能学习、研究苏俄革命经验，因而勤奋学习俄语。

1922年初，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在列宁的指导下，于1922年1月 21日开幕，2月2日在列宁格勒闭幕。会议期间，宣中华认真地听取和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政治报告以及大会的宣言。他还聆听了革命导师列宁的教诲，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基本理论的教育。会议期间，他与其他代表一起，参观了克里姆林宫、莫斯科革命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等。这期间，他还曾参加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大会结束后，许多代表陆续回国，宣中华还留在苏俄考察，至1922年4月回到祖国。

在苏俄期间，宣中华目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后短短的五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接触了许许多多新鲜的事情，内心激起了无限的革命热忱。他从苏俄生机勃勃、蒸蒸向上的景象中，憧憬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思想境界大为开阔，革命信念更加坚定，因而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参加大会期间，就曾向中共代表提出入党申请，由于他对张国焘专妄虚夸的坏作风提出过批评意见，“结果遭到了张国焘的报复和反对”^[1] 而未获通过。宣中华虽然遭此打击，但丝毫没有削弱他投身革命的意志，仍然积极靠拢党，坚信马列。回国后，他向亲朋挚友宣传马列主义，热情叙谈自己对苏俄之行的观感，他说：“过去对革命意义，只在书报上看到一些，耳上听到一些，精神实质上是相当模糊的”^[2]，经过苏俄之行后，认识大大加深了。他还谈及当时苏俄人民的精神面貌，说：“当时经济未恢复，生活尤感困难，而党团员和工人们艰苦劳动的精神是见所未见的，毫无我国上海的腐朽气象，人民在严重的困难中却都很乐观。”^[3] 他把这次苏俄之行所受到的教育和鼓舞，视为“平生最光荣，最有革命意义的一件大事。”并取了“伊凡”（苏俄人民中常取的名字）的笔名，以表示自己的志向，在撰文投稿与好友通信时署用，如在《责任》周刊上所发表的18篇文章中，有9篇是署名“伊凡”。

这时，宣中华一方面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指导，认真地从事恢复和发展农民运动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广泛地发动和团结更多的人来进行革命工作，与原来在“一师风潮”时期共同战斗过的同志结成“任社”，在肖山县龛山创办了命名为《责任》的周刊。该刊问世前，在《新浙江》上发表了《任社同人广告》，说：“共同生命开口说‘人底发现’，个性开口说‘自我实现’，总合一切我的‘人’，各人做‘人’的事，无论谁都有人和己的责任，本社同人，基于这个广大愉快的意义，出一种小小的周刊，就取名‘责任’。”这就不难看出，创办《责任》周刊的目的，在于激发人民群众奋起，负起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拯救中华的责任。1922年11月27日，《责任》周刊第一期创刊，作为《责任》周刊主编之一的宣中华，为了该刊能按期出版，经常通宵达旦伏案赶写文章，审编稿件，在15期中，刊登了他18篇文章。这些文章标志着宣中华经“五四”运动、“一师风潮”的洗礼，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锻炼，特别是在苏俄的考察，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了。

18篇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深刻而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号召人民不受“宰割”，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斗争。他说：帝国主义者“把工业后进国天然的富源都掠取了，吮吸到自国里，再以制造品来盘剥被压迫的民众的膏血”，掌握“被压迫民族的经济权”，并与中国的封建军阀勾结起来，“攫取政治上种种重要权利”^[1]。宣中华在文章中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他说：“国民能一致奋起，群力共争，那便足以寒侵略者的胆。”^[2]

（二）提出了以彻底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办法来救国的主张。他在《怎样救国》^[3] 一文中写道：“坏的分子去了，黑暗势力消灭了，一切事情，自然有法可以整理了，这种救国法，我认为最好没有的。——换句话说，就是革命。”

（三）对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作了阐述。首先，他认为中国的工人最受压迫，又有许多优点，所以是革命的力量。他说：“资本家就利用资本，经营大规模的工厂，出低微的工资”，招雇大批被迫“贱卖劳动力”的工人，迫使他们“做了机器的附属品”，使“劳动力价值也越便宜，而劳动时间及一定时间里的劳动，资本家更设法延长、增加，直到劳动者为生命所驱使”，“出死力发出一个反抗的喊声”，必然起来斗争^[4]。其次，他认为要反帝反封建，还必须开展农民运动，他不仅认为农民是“工业后进国的第二个受损害者”^[5]，而且认为，由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还是个“负维持中国的重担”者，他说：“中央政府每年支出的大部分，要从农民手里供给出来的；地方政府每年支出的大部分，也要从农民手里供给出来的；每年输出到欧、美、日本，聊抵欧、美、日本所输入的，又90％是农民的生产品。”^[1]但是“农民却受了国家所赐给的各种祸害。”“强盗般的军阀，他们为自己争地盘，给农民以许多残酷的蹂躏，他们为预备争地盘，要农民负极大的军饷；官僚则无微不至的剥削；地主则如心如愿的取求；市侩则刺心刻骨的收吸。名为保护人民的法律，成了敲诈农民的武器，名为处理民事的政府，变做执行敲诈的机关。”使农民“怨恨之心”，“满藏胸腹”。因此，他认为，只要加强教育和训练，农民则如“枯草遇火，不论山上的，地上的，田里的，都大大地延烧起来，迎风施威，将不能或遏了！”^[2] 再次，宣中华指出革命知识分子是工农革命队伍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他认为一批大中学校的爱国知识青年，都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有知识，有能力，又都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到民间去”宣传与组织工农革命力量，是实现革命“最妥当”、“最有力的方法”。特别是乡村里的小学教师，要做“农民运动的中心人”^[3]。宣中华还认为除了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之外，工业后进国的小商人，也因受侵略者压迫而破产，“不久佢[ 他] 们不能维护生计，而补入无产阶级队里”。^[4]“后进国的国民，无论游牧、渔猎，强大国家的资本家，均能以生产品的销行力去剥夺佢[ 他] 们，使佢[ 他] 们成为被损害者，使佢[ 他] 们转入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5] 因此，这些人都将是“解脱外国人的羁鞭”^[6] 的巨大力量。

（四）围绕召唤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命题，宣中华强调了对那些还不觉悟的人应该进行教育，使他们认清一切“新生机”的到来，是要靠自己努力的，“要享受新幸福，还是赞助孙先生。不把这点先弄清，东拥西推，结果是得些病苦，形成了对方人地位、权利的增进，把生命空交托给他们。”^[7]宣中华还警告了那些改良主义者，切勿再陷入妥协的泥潭。

宣中华这些文章是当时沉寂而黑暗的社会里怒放的一朵革命火花。这些文章使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的胞弟宣中禅就是在他的引导下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反动当局赶忙实行镇压。宣中华遭反动当局通缉，《责任》集稿发行负责人徐白民和魏金枝等被反动警厅拘禁一月余，后被驱逐出境，《责任》周刊只出了15期就遭反动当局的查封而夭折。

1923年秋，杭州党组织根据宣中华一再申请入党的迫切要求以及他的一贯表现，由徐梅坤（徐行之）等两人介绍入党，1924年1月10日，经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讨论一致“通过”^[1]。

[3]　1924年1月10日上海地方委员会会议记录，存上海市档案馆。
[4]　当时共产国际远东局所在地。
[1]　《徐行之同志回忆本人革命简历和党在浙江的早期活动情况》，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浙江地方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7月29日。
[2]　张柳生：《烈士宣中华的事迹和言行》（1961年笔述），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3]　张柳生：《烈士宣中华的事迹和言行》（1961年笔述），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1]　宣中华：《工业后进国底被损害者》，《责任》周刊第4期，1922年12月18日。
[2]　宜中华：《收回旅大》，《责任》周刊第13期，1923年3月5日。
[3]　《责任》同刊第6期，1923年1月1日。
[4]　宣中华：《工业后进国底被损害者》，《责任》周刊第4期，1922年12月18日。
[5]　宣中华：《工业后进国的被损害者》，《责任》周刊第4期，1922年12月18日。
[1]　宣中华：《农民和革命》，《责任》周刊第2期，1922年12月11日。
[2]　宣中华：《农民和革命》，《责任》周刊第2期，1922年12月11日。
[3]　宣中华：《工业后进国的被损害者》，《责任》周刊第4期，1922年12月18日。
[4]　宣中华：《工业后进国的被损害者》，《责任》周刊第4期，1922年12月18日。
[5]　宣中华：《工业后进国的被损害者》，《责任》周刊第4期，1922年12月18日。
[6]　宣中华：《工业后进国的被损害者》，《责任》周刊第4期，1922年12月18日。
[7]　宣中华：《新生机形成的新幸福》，《责任》周刊第7期，1923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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