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熊雄，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先后留德、留俄。1922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他领导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宣传工作和党务活动，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人之一。1927年5月，被广东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刑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
熊雄，原名祖福，号中和，字罴士、披素。1892年4月8日（清光绪壬辰年三月十二），熊雄出生在江西省宜丰县芳溪下屋村一个富裕的家庭中。祖父务农，伯祖父经商，家中置有田产、山林及房屋。父亲熊景星是前清举人，生有七子四女，熊雄排行第四。家中设有“培兰书室”，请来先生和武师，教诸儿女读书习武。熊雄秉性忠厚，老成持重，古文和武术均有扎实基础。1907年初，他考取瑞州府中学堂（在江西高安县），因勤奋好学，以最优等成绩毕业。
1911年初，清王朝被推翻的前夜，熊雄在南昌考取江西新军的学生军。武昌首义后，新军与陆军小学、武备学堂、测绘学堂中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也宣布起义，占领了南昌城。不久，学生军改编为学兵团，熊雄是学兵团的领导者之一
[1]。
辛亥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后，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1913年7月，李烈钧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在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苏、皖、闽、粤、湘、川六省相继响应。熊雄所在学兵团驻守在湖口石钟山前沿阵地。起义只持续一个多月就遭到失败，熊雄被迫随李烈钧出亡日本。在东京，他得识孙中山先生，并于次年加入孙中山在日本重组的中华革命党，后进入该党设在东京的军事学校学习。
1916年，熊雄由日本回国后，积极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护法运动。他初在李烈钧的护国滇军中工作
[2]，后在程潜的护国湘军中任湘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
二
多年的戎马生涯，使熊雄目睹了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国家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中的情景，心中充满忧愤；同时又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激荡，毅然弃甲，准备赴欧求学，探索改造中国和社会的道路。1919年10月，熊雄由湖南衡阳送其弟侄入广东韶关云南讲武堂分校后，即去广州筹措路费，得到好友林修梅（林伯渠堂兄）的资助和湘军几个月的薪饷，于11月取道香港搭法国邮轮去法国。
是年年底，熊雄到达巴黎，由华法教育会安排在巴黎西郊圣日耳曼中学补习法语。他完全抛弃了过去优裕的生活条件，与勤工俭学生过着一样艰苦的工读生活。课余寝前，他常与贵州籍的熊自难、熊味根、汪颂鲁，四川籍的秦青川、肖金芳等同学集于一处，切磋学业。由于他刻苦学习，勤记多问，克服了年龄较大、学外语难的弱点，较快地学会了法语。
熊雄非常喜欢阅读国内出版的《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尤其关注国内和苏俄十月革命后的革命形势。初到法国，他看不懂法文书刊，又无条件订购国内书刊。为此，他倡议勤工俭学同学交换阅读国内书刊，并采用通函的方式进行交换。1920年初，熊雄与同校的熊自难、秦青川、肖金芳等人组织了巴黎书报流通社
[1]，在交换新书刊的同时，还讨论了文字改革和革命道路等问题，增进了勤工俭学同学间的交往和了解。与此同时，熊雄还积极参加华法教育会和华侨协社所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先后认识了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李立三、盛成等人。他们志同道合，交往甚深。
1920年暑假，熊雄离开圣日耳曼中学，与熊自难迁居巴黎拉丁区（ 即学校区、巴黎文教中心）
[2]，一面选择学校，一面阅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著作，并结识了许多勤工俭学同学和华工。这年秋天，他陪同来自英美的友人游巴黎埃菲尔铁塔，并作七绝一首：
登高东望一咨嗟，
长剑倚天信手拿；
北海鲸鲵终就戮，
南圻逐鹿竟谁家？
这首诗，表达了熊雄“东望沉沉，用伤故国”的忧愤心情，和走俄国革命道路，拯救中国的志向。是年年底，他和赵世炎、李立三、熊自难、陈公培、盛成、张伯简、鲁易、周钦岳等十余人在巴黎组织了劳动学会
[3]，明确提出要革命，要把华工组织起来，要到工厂做工，了解工人，参加工人运动。后来，他们又以劳动学会等组织为核心，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
[1]。
为了实现勤工俭学的初衷，贯彻劳动学会的宗旨，熊雄于1921年初去法国西南部工读。先后在纪龙德省罗米尔农业学校和夏郎德省赖古龙农业学校学习农学，并做农工
[2]。在一年多的工读生活中，他“处处能够发现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劳动者的痛苦，回顾乡国又为军阀官僚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勾结为乱，糜烂不堪”
[3]，深深认识到：“一个社会的改造，必须要社会基础的经济制度上根本改造”，“俄罗斯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一个大证据”
[4]。因此他十分向往苏俄，时时考虑“游俄事”。
[5] 他在致家中书信里说：“社会革命呼声日高，农工实为中坚”；建议亲友“应尽力创设农会，兼办教育”；并教诫家中弟侄，感于新潮，须谋自给，要勤于生产，以应将来社会变革之需；鼓励在外弟侄，努力读书，接受新思想，要他们到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南开学校、南昌心远学校预备法文，以备西来工读
[6]。
1921年，旅法勤工俭学生进行了“二·二八请愿”、“反对中法借款”、“占领里昂大学”三次重大斗争，熊雄因在法国西南部，未能亲身参加。但他对勤工俭学同学的每次斗争都寄以同情和支持。“二·二八请愿”消息传到罗米尔农校后，熊雄即来巴黎
[7]，和劳动学会其他成员集于熊自难寓所进行议论，印发声明和意见书，斥责中国驻法使馆勾结法国军警殴打留学生的罪行，号召大家坚持勤工俭学，不择条件，有工就作
[8]。
10月，法国当局将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勤工俭学生代表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鲁易、罗汉等104人武装押送回国。这一事件，更激起了在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愤慨，尤其对驻法公使陈箓的反动行为更为痛恨，乃思对陈箓有所惩罚。在赖古龙农校工读的熊雄和李合林等也有同样的想法
[9]。
1922年3月中旬，熊雄陪同李合林去法国南部上加龙省首府图卢兹附近农校的张桓涛同学处取回借给他的手枪。李告诉了准备枪击陈箓为押送回国的勤工俭学同学报仇的计划
[1]。张深表同情、认为“陈箓这个东西实是太坏”，应该给予惩罚。熊雄于3月17日离开农校来巴黎，21日由巴黎去德国柏林
[2]。3月20日晚即发生了李合林枪击陈箓的事件。这在当时法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是轰动一时的。
后来，熊雄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看到国内颇有影响的《学生杂志》1923年10卷10至12号上，登有李合林写的《九个月的法国牢狱生活》，并知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已对国内一些青年有所影响
[3]，遂于1924年5月写了《读了“法国牢狱生活”之后》，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入浅出地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行动作了严肃的批判。他指出：这种暗杀行动“不是什么英雄侠士的神秘行动”，而是“当时社会环境造成的”，“并不能解决一种陈腐的社会制度”。“只有阶级革命这唯一的社会革命的总攻击，才有可能推翻陈腐的社会制度，而代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深受军阀官僚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严刻的支配和压迫下的中国，又岂是几把手枪和几颗炸弹能把社会改良得了的”，“在中国现状下，最需要的革命，只有一个彻底的民族革命——国民革命”，“才有可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位解放出来”，“始有建设真正中华民主共和国”
[4]。熊雄的这篇文章，鲜明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正确的革命道路，对国内革命青年的思想引导和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是有一定作用的。
1922年初，熊雄在柏林加入了德国共产党
[5]。他在德国勤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并在旅德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周恩来、刘清扬、张伯简、肖三、熊雄、谢寿康等旅德同志，每星期六晚上都集中于康德大街中国共产党驻柏林通讯员张申府家中学习、讨论和研究工作，并进行筹组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工作。是年4月中下旬，他们联名写信
[6]，给在法国北方做工的赵世炎，促他于“五一”前做好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工作。6月，在法国巴黎郊外布伦森林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18人，旅德代表是周恩来。为了进行革命工作，“少共”成员都有代号，熊雄代号“其光”
[1]。
熊雄在柏林常与在法诸友联系，把自己游俄之意征询他们的意见，而且也与国内旧友通信，了解国内情况，表达自己的想法。9月，他应劳动学会成员、被遣回国后聚于海南岛中学教书的陈公培、鲁易、罗汉“要在国内搞军事运动”的要求，写信将他们介绍给粤军中旧识陈铭枢等人。结果陈公培等三人在国共合作后均投身于军事运动
[2]。
1922年8月，旅欧共产党人十多人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3]，在柏林的熊雄、熊锐、刘清扬、张申府和廖焕星等开会，选举周恩来为代表，出席在巴黎的成立大会。
为了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根据国内的指示，中共旅欧支部开始有计划地选送了一些党、团员赴苏联学习。1922年3月底，熊雄、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12人第一批去莫斯科
[4]，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4月底，中共旅莫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欢迎熊雄等人。
在东大期间，熊雄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著作，一有空隙便坐在书桌前专心致志地读书，甚至别的同学和他谈话，他还是一边看书一边回答
[5]。由于他热情亲切、勤奋好学，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3年暑期，他们在莫斯科郊外度假，得知孙逸仙代表团
[6] 来苏联考察政治、军事及党务。中共旅莫支部参加接待，并指定熊雄参与陪同参观，洽谈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熊雄因而得与蒋介石相识。后来国民党当局派军官叶希夷（叶挺）到东大学习，熊雄则主动与他接近，感情甚为融洽
[7]。
中共旅莫支部为了培养党在各条战线从事革命运动的骨干，根据每个同学的专长和特点，先后将他们派往苏联有关部门进行短期的专门教育和训练。1925年上半年，熊雄被派到苏联红军中学习军队政治工作
[8]，并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军事训练。
三
1925年，熊雄奉调回国，于9月3日抵达上海
[1]。中共中央派他去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被分配在黄埔军校任职。10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熊雄任东征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协助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工作。
东征胜利归来，1926年1月6日，熊雄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由军校秘书长邵力子兼），主持政治部工作
[2]，同时参加了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军校的主要负责人。同年3月，他兼任了潮州分校的政治部主任
[3]。
1月12日，军校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熊雄是改组筹备委员七人之一。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于3月1日开学。第四期学生二千三百多人，除编步、炮、工等科外，还增设了政治科。
熊雄在军校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主张和路线，认真执行军校的办校方针，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为培养既能指挥作战，又会做政治工作的军事政治干部，支援北伐战争，巩固广东后方，作出了重要贡献。
政治部主管全校的政治教育、宣传活动和党务
[4]，机构也较前略有变更，在主任、副主任、秘书之下，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七股，以及俱乐部、图书室、编委会、博览室、书报流动所等；人员由二十多人增至七十多人，还聘请了专任政治教育和临时政治教官各十余人，建立和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学生队并设了政治指导员，颁布了政治工作人员惩戒条例（平时战时各二十五条），创办了《黄埔日刊》。
根据“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的教育方针，政治部制定了全校的政治教育计划，步、炮、工各科以十分之七时间学军事，十分之三时间学政治，政治科则相反。“过去学生为客观条件所限，没有系统的政治教育”
[5]，自第四期开始，制订了政治教育大纲，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政治课程达26门，使学生得以更好地掌握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及主义、党纲、政策等。为了更好地向学生灌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部聘请了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张秋人、韩麟符、于树德、熊锐、巴文俊、廖划平、李求实、李合林等共产党人和知名人士作政治教官
[1]，熊雄并亲自担任《军队中政治工作》和《本党宣言训令》两门课的讲授。同时，还请校负责人、政治教官或社会名人做形势任务和政策等专题政治讲演。为了巩固学生的学习成果，政治部定期组织政治讨论、政治问答、政治测验、政治讲演竞赛和向士兵民众进行政治宣传实习等；并规定各营连长和政治指导员随时考查学生的品性、思想及主义，以作为政治教育实施的参考；还组织学生参加民众运动。为了扩大黄埔的影响，政治部大量印行校报、期刊、特刊、文集、讲义、丛书、画报和传单等，据1926年8个月的统计，印行即达八千万份以上，发行点有三四千处，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和东西洋各大埠
[2]。
在军校中，初有中共特别支部，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三·二○”事件后，中共广东区委应熊雄关于加强军校中共组织和领导力量的要求，决定在军校成立中共党团，由恽代英（新任主任政治教官）、熊雄、聂荣臻（政治部秘书）、陈赓（步科一团连长）、饶来杰（广东区委特派员、军校政治部图书管理员) 五同志组织
[3]。广东区委明确指出：“党在军校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极端的反动势力，积极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加强政治教育工作，培养配备革命军队军事政治骨干和后备力量，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作好充分准备。”
[4] 熊雄据此指示，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工作，收到了显著效果，军校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1926年4月，军校开始筹备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特别党部，以方鼎英、张治中、熊雄等五人为筹备员
[5]，五月正式成立，熊雄当选为监察委员。军校特别党部保持了左派的绝对优势，为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发展国民革命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中，军校受到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调来的军队的严密监视。在突然事变面前，熊雄命令政治部全体人员保持常态，静候党的指示，使这一事态未波及政治部
[1]。
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酝酿已久的“整理党务案”。6月7日，蒋介石在军校发表反共讲话，要军校师生填表声明党籍，不准“跨党”，而且还以高官厚禄拉拢和收买公开的共产党人。但是，军校中的共产党员没有一人表态。
[2]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加强了对后方和军校的控制。他一面在《留别本校同学书》中发出“革命的胜利要植根工农群众和共产党的合作”的高调，一面对校部各负责人作了讲话，并写了“几个口号”( 即“禁绝小组织——小团体”等句) 当面交给熊雄，含沙射影地攻击共产党人。同时，蒋介石还运用所控制的“黄埔同学会”进行破坏活动，监视校中共产党人。熊雄于8月13日在《黄埔日刊》上登出了“几个口号”，并写了《对于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提出要“团结革命分子，集中革命势力”，坚持孙中山“主张容纳各派革命分子”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所谓小组织——小团体是私人团体，“其目的是结党营私”，“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共产党“既是代表工农的政党，自有其独立性。”要求“各认清合作的原则”，“对于破坏党的组织的人，就应认作我们的公敌，即拿起对付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精神，与之奋斗。”进行了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9月，熊雄在为军官政治训练班毕业同学录写的序中，提出“要时时刻刻干革命工作”，“不使自己变成反革命或假半革命派，而且必当负责去打倒这类叛党害党的不良分子。”“要为党为主义即为被压迫的民族——特别农工——利益而奋斗牺牲！”
北伐进军只几个月时间，便克复了湘、鄂、赣三省。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急需大批的军事、政治干部，军校决定第四期学生提前毕业上前线，第五期学生入校，同时在长沙、武昌等地设立黄埔军校分校，黄埔本校第五期的政治科和炮工科也迁往武昌分校。熊雄在第四期毕业同学录上题词：“人世斗争几日平，漫漫也应到黎明，听潮夜半黄埔客，充耳哭声与笑声。”概括了当时革命发展的大好形势，指明了革命势力对北伐胜利的喜悦和反动势力对革命发展的恐惧。同时，他在《告第五期诸同学》和迁往武昌分校学生话别中，谈到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形势及其相互关系，明确指出黄埔军校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伟大使命，要求同学们保持和发扬黄埔精神，实现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不要为黄埔的败家子”，“不要为革命的障碍物”。他指出：“为革命而死，便于革命有贡献。反之，为升官发财、为恋爱、为军阀做走狗……毫无意义之死，即使死了成千成万，还是死于非命。”
[1] 他还给迁校学生制订了赴武昌旅途二十几天的宣传大纲，要求同学“一天不忘担任革命工作”。
1927年1月，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武汉，熊雄、孙炳文、萧楚女等留在后方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熊雄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工农运动的高涨，广东的国民党右派和校内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日益疯狂。熊雄始终不渝地率领党、团员和左派贯彻党的指示和孙中山三大政策，坚持不懈地对破坏国共合作、反对国民革命运动的言论和行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使军校保持旺盛的高涨的革命气氛，成为支援北伐战争的坚强后盾。他在列宁逝世二周年、“二七”运动四周年、军校改组及《黄埔日刊》一周年等各种纪念活动中，大力宣传党的主张和孙中山三大政策，宣传北伐战争的胜利和黄埔军校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宣传对反动势力的活动要提高警惕。在《“二七”在国民革命中之意义》一文中，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之先锋队，工农是革命中之主力军，黄埔学生是代表革命民众——尤其是工农利益而奋斗的先锋队。”他为《黄埔日刊》周年纪念写的题词是：“东方被压迫民族之呼声，革命军人之道路。”
[2] 高度评价黄埔军校的作用和责任。军校内的反动势力对发展的革命形势和熊雄的工作恐惧不安，迫不及待地书面密报蒋介石，派专人直送南昌。蒋介石看后非常恼怒，“对共产党的镇压和熊雄的杀害，在当时已下定了决心。”
[3]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相勾结，从革命内部破坏革命。广东国民党右派和军校内的反动势力也积极露骨地配合，斗争越来越尖锐。熊雄坚守工作岗位，以大无畏精神坚持斗争，号召军校同学坚持革命方向，保持革命警惕，不断揭露国民党右派和校内反动势力的叛变阴谋。他一面秘密布置一部分党团员和左派转移，保存革命力量；一面采取各种合法的灵活的方式，同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在阴云密布的大屠杀前夜——4月4日，熊雄召集了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全体党员大会
[1]。他在会上表示：拥护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四大方案”，坚决反对破坏国共合作的广东国民党省党部的议案。同时领导了广州工农群众起来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而举行的游行示威
[2]。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广东的国民党当局李济琛等也于4月15日开始了疯狂的反革命大屠杀，并派军舰监视黄埔军校附近海面。李济琛、钱大钧、朱家骅和方鼎英等“熟商”镇压军校共产党人的办法
[3]。军校中共党团根据广州军委留守处的通知：保持镇静，提高警惕，等候中央指示
[4]。4月15日，军校代校长方鼎英见在广州沙河四标营分校五期学生和入伍生六百余人已全部缴械，便赶回校本部
[5]，与校内国民党右派“再三讨论”镇压办法。他们害怕校内共产党影响大，左派力量占优势，“稍一不慎，会引起暴动”，不敢轻易下手。经过秘密的策划，由方鼎英出面找熊雄，妄想逼其就范。熊雄当即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是不共戴天之仇，表示“要将一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与黄埔共始终。”
[6] 方鼎英害怕熊雄的行为会引起校内革命师生的反响，乃“劝熊雄出国留学，并派汽艇送去香港。”熊雄当即提出：“要光明磊落离开黄埔，行前与黄埔师生讲一次话。”
[7] 方鼎英于次日集合全校师生在校本部礼堂，熊雄作了简短的讲话。他勉励全校师生继续恪承孙中山的遗嘱，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熊雄讲完话后，到会师生列队将他送至码头，登上汽艇。
熊雄所乘汽艇驶至江心，即因“机件失灵停下检修”，监视黄埔的中山舰便将熊雄秘密逮捕。当即有“黄埔同学会”份子两人持枪登舰，企图就地杀害熊雄
[8]。舰上负责官员以熊雄是“共产党员，是李济琛下令缉拿者”而予以拒绝，乃将熊雄押送广州，投入公安局监狱。5月初转囚于南石头惩戒场
[9]。这个监狱囚有黄埔学生、知识分子、工农活动分子等，他们对突然遭此事变，感到不安和恐怖。熊雄得知后，询问同狱的宋时轮，并说“不要怕，要杀头，首先杀我这样的人。”
[1] 有力地鼓舞和稳定了同志们的情绪。熊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坚持工作，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2]。5月17日左右的一个深夜，熊雄被广东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
[3]，就义前从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4][1] 许光达（洛华）：《熊雄同志略传》，《烈士传》，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200页。
[2] 陈公培（吴明）：《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杂记和素材》，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1] 肖金芳：《我所认识的熊雄》、《回忆圣日耳曼中学和巴黎书报流通社》，均存中国革命博物馆。1980年10月访问肖金芳的谈话记录。
[2] 肖金芳：《我所认识的熊雄》、《回忆圣日耳曼中学和巴黎书报流通社》，均存中国革命博物馆。1980年10月访问肖金芳的谈话记录。
[3] 陈公培（吴明）：《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杂记和素材》，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1] 转引自《赵世炎生平》，《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
[2] 熊雄书信，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3] 熊雄：《读了“法国牢狱生活”之后》，《学生杂志》1924年11卷7号。
[4] 熊雄：《读了“法国牢狱生活”之后》，《学生杂志》1924年11卷7号。
[5] 熊雄书信，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6] 熊雄书信，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7] 熊雄书信，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8] 《赵世炎生平》。
[9] 熊雄：《读了“法国牢狱生活”之后》，《学生杂志》1924年11卷7号。
[1] 李合林：《九个月的法国牢狱生活》，《学生杂志》1923年10卷10—12号。
[2] 李合林：《九个月的法国牢狱生活》，《学生杂志》1923年10卷10—12号。
[3] 熊雄：《读了“法国牢狱生活”之后》。
[4] 熊雄：《读了“法国牢狱生活”之后》。
[5] 转引自《赵世炎生平》。
[6] 赵世炎1922年的几封信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1] 1980年10月访问郑超麟谈话记录。
[2] 陈公培（吴明）：《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杂记和素材》，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3] 廖焕星：《中共旅欧支部》，《党史参考资料》第2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前言第37页。
[4] 转引自《赵世炎生平》。
[5] 1981年5月访问肖复之谈话记录。
[6] 代表团由国共两党人员共四人组成。代表共产党的是张太雷、沈定一，代表国民党的是蒋介石、王登云，蒋为团长，于9月2日抵莫斯科，12月15日回到上海。
[7] 饶竞群（来杰）：《熊雄献身革命气壮山河》，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8] 饶竞群（来杰）：《熊雄献身革命气壮山河》，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1] 熊雄家信，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2] 饶竞群（来杰）：《熊雄献身革命气壮山河》，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3] 《本校十五年三月改组以来之大事记》，《黄埔日刊》1927年3月1日。
[4] 熊雄：《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黄埔日刊》1927年1月1日。
[5] 熊雄：《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黄埔日报》1927年1月1日。
[1] 饶竞群（来杰）回忆熊雄材料，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2] 熊雄：《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黄埔日报》1927年1月1日。
[3] 饶竞群（来杰）：《熊雄献身革命气壮山河》。
[4] 饶竞群（来杰）：《熊雄献身革命气壮山河》。
[5] 《本校十五年三月改组以来之大事记》。
[1] 饶竞群（来杰）：《熊雄献身革命气壮山河》。
[2] 饶竞群（来杰）：《熊雄献身革命气壮山河》。
[1] 《黄埔日刊》1926年11月17日、12月18日。
[2] 《黄埔日刊》1927年3月3日。
[3] 《黄埔同学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1] 《黄埔日刊》1927年4月5日。
[2] 许光达（洛华）：《熊雄同志略传》。
[3] 黄埔丛书：《方教育长言论集》。
[4] 饶竞群（来杰）回忆熊雄材料。
[5] 黄埔丛书：《方教育长言论集》。
[6] 《黄埔军校‘清党’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方教育长言论集》。
[7] 李逸民：《黄埔军校战斗生活》，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8] 熊承武（熊雄之大侄）的回忆。
[9] 1981年8月访问宋时轮的谈话记录。
[1] 1981年8月访问宋时轮的谈话记录。
[2] 1981年8月访问宋时轮的谈话记录。
[3] 1981年8月访问宋时轮的谈话记录。
[4] 1979年12月访问张如屏的谈话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