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夏明翰，1921年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8年3月被捕遇害，牺牲时，他昂然挥笔写下了一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永远为人们传颂着：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的童年，是随着祖父、父母在湖北、江西等地度过的。12岁那年，举家回到衡阳后，他进衡阳县石鼓国民高等小学堂读书。
夏明翰的父亲夏绍范，字孝琪，清朝诰授资政大夫。1899年，以知县分发湖北候补。1901年，钦加三品衔，署理归州知州，继被派赴日本，考察政务。夏绍范目睹日本明治维新的盛况，向往科学和民主，写了《日本官职志》、《东游笔记》等书。辛亥革命后，他主动归附革命，热心为新政权服务，但没来得及有所作为便去世了。
夏绍范去世后，夏家仍由夏明翰的祖父夏时济主持。夏时济中过举，曾得进士衔，做过京官（户部主事）。1900年，出任江南候补道员，当过江西和江苏督销局和两江营务处总办。辛亥革命后，带着除夏明翰父亲以外的全家老少数十人，回到衡阳，住在衡阳湘江东岸一座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肖顺吉堂”。在十多个孙儿中，他最喜欢夏明翰，经常把小明翰抱在膝上，教认《三字经》和《千字文》^[1]。他在明翰身上寄托着继承“书香门第”的全部希望。
夏明翰的母亲陈云凤，出身衡山名门，为清末翰林、国史馆秘书陈嘉言之女。她思想开朗，性情温良，能诗善文，著有诗文集各一卷。嫁到夏家以后，她深受丈夫夏绍范的影响，倾向科学、民主和维新变法，热情赞颂辛亥革命。她不赞成儿女钻到死读“四书”、“五经”^[2] 的古书堆里去，所以经常给孩子们讲些古典小说中的生动故事及当代革命人物的轶事，着意培养孩子们的爱国思想。当儿女年龄大了，有的参加爱国斗争，有的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时，她都给予支持。特别是明翰，因投身革命被祖父断绝经济接济后，她卖首饰、当家产，支持明翰的生活。当明翰背叛封建家庭出走以后，她自己也搬出“夏府”，寄住在江东岸河街的一所贫民住房里，热情接待常来家里住宿的革命同志，为他们的活动提供方便。
明翰少年时代爱读书，善思考，并不以“夏府少爷”自居，而是经常做些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比如主动帮助女佣发大娘挑河水，并为此事受到祖父的斥责，说他不该去挑水，而应熟背唐诗。夏明翰后来同爱妻郑家钧谈及此事时说：“祖父要我背唐诗，我看他就没有读懂唐诗。唐诗中有两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天天只知喝茶、用水，哪知道挑水也不容易呢！”有一次，他看到一个面黄肌瘦的女乞丐抱着婴儿讨饭，便连忙把弟妹交他保管的“压岁钱”都给了她。十年以后，当他提到这件事时说：“我那时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不少饿着肚子的人。”
夏明翰小时候的性格，就同祖父格格不入。他不喜欢祖父头上拖着像条蛇似的长辫子；不喜欢祖父每天摇头摆脑地教他读“子曰”、“诗云”^[1] ；更不喜欢跟着祖父到孔庙虔诚跪拜，或者到宴会上去当众吟诗。
他所喜欢做的事，倒是同邻居的孩子们到流水奔腾的河边去捉螃蟹，到树林茂密的山上去捕野物，或者听老人讲民间故事。
在夏家佣人中，夏明翰很喜欢老轿夫张老倌。张老倌年轻时，是个大力士，跟随着夏时济当轿夫，奔走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回到衡阳第三年，夏时济就把他辞退了。这个独身无靠、无家可归的老头，不久便在码头上抬货时不幸跌死了。这件事使夏明翰感到非常悲痛。他每跟同学谈及此事时，便愤怒地发出“人世不平，何也”之叹！
1917年春，夏明翰进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第一班读书。第二年4月，吴佩孚攻入衡州城，在司令部大开筵宴，欢庆胜利。夏时济竟坐着轿子前去拜会。这事引起夏明翰的不满。尤其当吴佩孚来夏府回拜时，他看到祖父竟打着赤膊，拖着辫子，送吴出门，口里说什么：“坦坦赤心，以诚送行”的丑态时，更是十分恼怒。他冲进厅堂，将吴佩孚写的一幅条幅撕得粉碎。从此，祖孙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起来。
夏明翰在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期间，在体育教师、老同盟会员邱海岚的帮助下，联络省立第三师范学生蒋先云等同学，秘密组织革命团体“沙子会”^[2]，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此后，由三甲工、三师、三中等校的学生联合组织的“衡社”^[3]、“湘滨诗画社”^[4] 也相继成立。他们用诗歌和绘画，揭露军阀卖国贼的丑恶嘴脸，宣传反帝的爱国思想。这时，夏明翰曾写过这样一首讽刺画配诗：“眼大善观风察色，嘴阔会拍马吹牛。手长能多捞名利，身矮好屈膝磕头。”^[5] 把军阀政客们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波及衡州后，夏明翰、蒋先云等同学，奋起响应湖南省学联的号召，他们发动罢课、推动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他们联络三师、三甲工、三女师、成章中学和道南中学的学生，走出校门，奔向社会，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宣传活动；联络教育界和工商界，并以衡（阳）、耒（阳）、郴（州）、桂（阳）各界人民名义通电全国，声援五四爱国运动；并组织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再三向驻军吴佩孚请愿。这时的夏明翰，带着三甲工的一个演讲团，经常到衡州的石鼓山、雁峰坪、船山书院^[1] 和沿江各大码头从事演讲活动。他很会宣传，言词激昂动听，常常是“讲者声泪俱下，听者掩面而泣”。
1919年6月17日，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促进文化，改造社会”^[2]
为宗旨的湘南学生联合会，在“浮桥公所”^[3] 正式成立，并作出五条爱国决定：“一、组织救国银行，以解决内部经费困难，加强对外经济斗争；二、组织持真枪的学生义勇军，以维护爱国运动的顺利进行；三、创设各种简易工场，以为振兴实业，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创造条件，作好物资准备；四、组织实业研究会，以总结和交流各项实业建设的经验和成果；五、各处学生联合会，应每月召开一次道德勉励会，以监督和检查各人从事爱国运动的实际行动。”^[4] 在学联活动期间，夏明翰曾当选为学联第三任总干事，主编和发行了《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
在查禁日货的斗争中，夏明翰首先发动自己的弟妹夏明震、夏明衡、夏明弼等，把家里藏在夹墙中的日货都搜出来烧掉；然后，以学联为主，商同各界人士，分别成立各界联合会、抵制日货分会、国货维持会等爱国组织。他还和蒋先云带领国货维持调查组和学生义勇军到货场、仓库、商店等处清查日货，把查到的日货，特别是那些大奸商的日货，统统搬到湘江边的空坪上，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焚毁日货大会”。点火时，夏明翰甚至拒绝用“洋火”点火，而是用的纸捻。
1920年3月，参加湖南省学生赴衡驱张^[5] 请愿团的何叔衡来到衡阳，住在西湖中心的衡阳教育会馆里，曾拜访了夏时济等社会上层的知名人士，争取他们支持学生的驱张斗争。
夏明翰对何叔衡的工作意义不了解，以为前来拜访自己祖父这样的顽固派，决不是干什么好事。于是在一个晚上，他气冲冲地跑去质问何叔衡：“你是何许人？为何跟夏时济勾搭？”但当他从何叔衡的解释里，懂得做上层工作的重要性以后，不仅不反对做祖父的工作，由夏时济领衔向全国发出了支援驱张的通电；而且按照何叔衡的意见，利用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动学生游行请愿，直接要求吴佩孚支持驱张。吴佩孚本来与张敬尧有矛盾，当看到学生这样“推崇”自己，乐得做顺水人情，于是假惺惺表示：“本人向来尊重民意，出兵排张，责无旁贷！”从此，衡阳驱张运动的声势更大了，迫使局势朝着有利于学生运动方面发展。
夏明翰在衡阳领导学生运动，引起那些富商、绅士的不满，纷纷要求夏时济严加管束夏明翰。因此，夏明翰被夏时济关在一间房子里，这更激起他的愤怒，决心与祖父决裂，出门远走。他收拾了几件衣服，向母亲要了几吊钱，又要弟弟明震找来一把斧子，在一个晚上，打破窗户，跳了出来，砍倒后院的一棵桂树——这是被夏时济看成象征自己官运亨通、家庭兴旺发达的宝树。从此，他离开了夏府。再也没有回来。
1920年秋，在何叔衡、易礼容的帮助下，夏明翰来到长沙，先后住在通俗报馆、文化书社、船山学社等处，并认识了毛泽东。这以后近一年时间，他进行了艰苦的自学，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并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湖南在毛泽东建立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发展党员，并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团骨干。夏明翰是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不久，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夏明翰在自修大学学习，非常用功，几乎整天都是埋头研读，手不释卷。由于他的成绩好，曾担任学习小组长，负责辅导低年班的学习，还兼任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的第一编辑。至于他的生活、个性和为人，谢觉哉曾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夏明翰同志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永远是鲜明的。初看到夏明翰同志是在湖南自修大学，一个人俯着头在阶沿上，似乎好几个月没有理发，像一堆乱草掩蔽了头脸。我惊问：这是谁？朋友告诉我：他叫夏明翰。我疑其为人粗豪难近，不久认识了，与所想相反，他是一个无疾言，无遽色，从不显示其所能的人。”^[1]
在自修大学期间，夏明翰除了努力研读马列主义理论和博览群书外，他还写了《死后的回忆》、《教育侵略之消极抵抗》等小说和文章，发表在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及《新明周报》上。
1922年9月，湖南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公开招生，集中培养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革命青年。补习学校由何叔衡任主事，毛泽东任指导主任，夏明翰任教务主任，教员有姜梦周、夏曦、罗学瓒，后来又来了李维汉等。学校设有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并把《向导》、《新青年》和《中国青年》等党、团周刊，列为学生的课外读物。
明翰教学十分认真，也十分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比如，他组织交不起书籍讲义费的学生到印刷厂劳动，实行勤工俭学；帮助因往返路远、没有时间去图书馆的学生借好他们要看的书；注意在工人学生中培养和吸收党员；组织补习学校的学生，到工人中去办补习夜校，到郊区农民中去办夜校扫盲班；认真整理那些有名教师的专题讲演纪录，并交报刊发表，据部分材料统计，他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题为《近代欧洲文学史概论》、《注音字母与汉字》、《低年级文艺》等讲演记录，就达十万余字。
自修大学和附设补习学校，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1923年11月，赵恒惕政府借口自修大学和补习学校“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1]，下令查封。这时，中共湖南省委将这两所学校的大部分学生，转移到由省委筹办的另一所公开的正规中学——湘江中学。夏明翰被派到这所学校去教数学。
夏明翰没有教过数学，为了教好数学，除自己努力钻研数学，把每个数学公式和演算方法背熟弄懂以外，还想了一些教学方法，如发给每个学生数根长短不同并刻有记号的筷子，在课桌上组成三角形、菱形等各种图样，然后看图教学和运算，很受学生欢迎。谢觉哉回忆道：“党办湘江中学没有教员，调他去教数学，他没有教过数学，但为了对学生负责也即是对党负责，他用心钻研，创造新教法，大受学生欢迎，成为很好的算术、代数的教授者。”^[2]
夏明翰在湘江中学的这段时间里，除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外，还担任省学联的干事长和《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周刊》第一编辑，为周刊撰稿和修改文章，做了大量工作。
1922年1月，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与庞人铨，领导华实纱厂的二千多名工人罢工，要求增发年终奖金和一个月双薪，遭到赵恒惕政府的逮捕和杀害。黄、庞遇难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工人停止丁工作，跑到劳工会门口痛哭；有的工人冲进内务厅、财政厅等省署衙门，向赵恒惕政府表示严重抗议；到黄、庞棺前哭祭的工人、学生群众更是络绎不绝。赵恒惕又逮捕了六个工人，并且扬言：外面如再有暴动行为，先将六人杀了，再杀暴动者。工界罢工，杀工界；商界罢市，杀商界；学界罢课，杀学界。整个长沙城，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为了反击赵恒惕的高压、屠杀政策，稳定工人的情绪和提高工人斗争的信心，毛泽东与夏明翰、郭亮、陈佑魁等商讨对策，由夏明翰、郭亮、陈佑魁出面，组织长沙广大工人和各界代表，在船山学社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率领各界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向赵恒惕政府示威请愿；并派人到上海等地展开反赵活动，以湖南工界的名义写文章、印传单、发声明，通电全国，痛斥和揭露赵恒惕政府的罪恶行径。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迫使赵恒惕的凶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1922年2月10日，在上海复刊的《劳工周刊》登载了夏明翰的一首长诗。这首题为《江上的白云》的诗，是夏明翰在黄、庞牺牲后，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挥泪写成的。在祭灵那天，他站在灵前，昂首楚天，朗读了这首诗。这首诗在长沙不能发表，只好寄到上海。这首诗发表后，在工人中广泛地引起共鸣，并印成传单，到处传播。诗中写道：
“江上的白云，
一层一层，堆上来。
抬头望去，简直分不出东、西、南、北，
——哪里是广东、北京、上海！？

同志啊！你们在那里奔走呼号，
这里也听得见你们的声音。
一层一层的白云，
把不尽的长天遮住，
我想看见你们，也看不清！

但是，我耳朵里欲听得见你们呼号的声音；
心头上，欲想见你们奔走的情形。
我羡慕你们的牺牲；
我羡慕你们的猛勇！

我在这里，虽是天天同着灿烂的太阳起来，
但是看不见一点光明，只是沉沉的黑暗！
许多的心事，
写也写不出来；
只好背着人，偷偷地讲讲——
这难道是我们的生活！？
这难道是我们的当应？！
……
听！那湘江的水声：
前头的去了，后面不断的逐着奔放。
看！那天上的白云：
上面的散了，底下不尽的浮着堆上。
前面的呐喊快止了，
后面又继起了摇天动地的哭声。
前面的血光快暗了，
后面的热泪，又海放江奔。
一点一滴，一寸一尺；
一分一秒，一时一日——
前进不已！
到将来，自然有那光明灿烂的世界，
做我们的坟墓，
有那爱美调和了的空气，做我们的墓碑。
在那时，又何必分甚么他、我、你！
我们的大坟墓，已经兴工了，
——也就是生命之花发芽了——
我们的先锋，已经向前去了，
我们应该庆祝，应该悲悼！
……
江上的白云，把我的眼界遮住，
使我除了黑魆魆的外，一点也不能看！
啊！我应当知道：
这是什么，把我身体，压上了千万斤的重量！？”
1922年10月，夏明翰和罗学瓒按照湘区党委的指示，领导和组织长沙人力车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当时，长沙人力车工人在千人以上，有自己的行会。行会的权力操纵在车主和代表车主利益的封建把头总管值年手里。行会有许多严厉的封建行规，违反行规就要受到严厉处罚。再加车租高，兵差多，人力车工人生活痛苦到了极点。早在1918年，人力车工人曾举行过罢工，但没有取得胜利。长沙人力车工会成立后，迫切要求党领导和组织他们斗争。
10月8日，在夏明翰、罗学瓒和人力车工会的领导下，全城人力车工人为抵制车主加租，很快爆发了罢工。工人们组成游行队伍，举着“我们反加租，我们要活命”的巨幅横联，直奔长沙县署衙门，将衙门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反加租，我们要活命”的口号声，更是喊得震天动地，终于迫使县知事答应“减少车租”、“释放被捕工人代表”等条件，并四处张贴布告，宣布削减车租。
1923年，长沙发生了日本水兵枪杀中国工人1名、学生1名、并打伤9人的严重事件，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六一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郭亮、夏明翰以“外交后援会”的名义，发动市民、学生各界，在教育会坪召开有6万人参加的大会，提出八项条件，要求赵恒惕政府与日本进行交涉。当这种正义要求得不到结果时，愤怒的群众一下子冲进火车站，将查抄到的日本漂白粉六百余箱，全部倒入湘江；同时，又把日本在长沙城的侨商，统统赶上日轮日舰，不许他们上岸，并对停泊在湘江的日轮，禁止供应大米和蔬菜。有一次，郭亮和夏明翰将截获赵恒惕政府暗地送去日轮的食品箱，全部换上砖块垃圾，中间夹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纸条，然后亲自送上日舰，把日本水兵个个气得目瞪口呆，叽哩咕噜地乱叫起来。这次反帝斗争，由于赵恒惕的镇压，“外交后援会”于6月8日被军警解散，郭亮、夏明翰等人，因赵恒惕反动政府张贴告示，到处捉拿他们，不得不暂时隐蔽起来。
1924年，夏明翰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并负责农委工作。这时候，他经常化装成农民，深入长沙、平江、浏阳、湘潭等县作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
1925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韶山。深秋，去广州，主持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毛泽东在湘期间，多次同中共湖南省委商讨开展农民运动的问题。这时，夏明翰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长沙地委书记。他很注意农运干部的培养，保送革命青年到广州“农讲所”学习；在各县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县、区基层培养成千上万的农运骨干和积极分子。在农运工作中，他特别注意思想政治工作。当时，一些农运干部不愿回本县工作，他便以身作则，把从广州农讲所和长沙政治讲习所毕业的弟弟夏明震、夏明弼和妹妹夏明衡，派去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并教育他们愉快地接受省农协的分配。夏明震等弟妹从事的农运工作都做得很出色，使衡阳县的农民运动，成为全省农运最发达的县份之一。
农民运动兴起后，夏明翰立场坚定，坚决站在农民群众一边。他家乡衡阳县农协会的特别法庭，判处杀害黄、庞二人的刽子手李佑文（当时是赵恒惕政府军务司司长）死刑，并经省特别法庭批准。李佑文的老弟利用同学关系，带了许多珍贵礼品来向夏明翰求情，结果是礼品被夏明翰砸碎，人也被赶出门外。李佑文的老弟又请夏明翰的大哥出来说情，明翰对大哥说，“你若为他讲半句话，你就不用再踏进我这门！”
1926年12月1日，具有历史意义的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联合召开了。大会是由当时负责省农委工作的夏明翰和负责省工委工作的郭亮主持的。会议共进行了26天。农民代表一致提出了减租废押、解散地主团防、铲除土豪劣绅与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的要求。大会在进行中，获悉毛泽东将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立即向毛泽东发出“盼即回湘指导一切”^[1]的电报。毛泽东于12月中旬回到长沙，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两次重要报告，高度评价了湖南农民的革命行动，明确地指出了农民的斗争方向；同时，严厉斥责了所谓“惰农运动”之类的反革命宣传。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夏明翰、易礼容和柳直荀共同为代表大会起草了40个决议案，交大会讨论通过。这40个决议案，将农民武装、农民政权、农民利益与农村革命工作等问题，都一一写进去了。大会发表了宣言，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推动了湖南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在武装农民问题上，夏明翰“最主张农民群众的普遍的武装”^[2]，曾同个别省委领导有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被讥笑为激烈的“梭镖主义”者。
1926年农历九月初四，夏明翰和湘绣女工郑家钧结婚了。在清水塘4号的新房里，仅摆设着一张床、一张方桌和几条长板凳。这天，李维汉、何叔衡、易礼容、郭亮、龚饮冰、谢觉哉等都来了，他们在帐帘两边挂了一副别出心裁的描绘他俩至诚相爱的对联：“世上唯有家钧好，天下只有明翰强”，这是因为夏明翰平日提及郑家钧时，总是连声说：“家钧好，家钧好”的缘故。这副对联为大家闹新房增加了谈笑的欢乐。也给这对患难夫妻以温暖和鼓励。
1927年春节前夕，夏明翰夫妇搬到望农园1号，欢度婚后的第一个春节。
这年2月，毛泽东已回到武昌，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不久，夏明翰接到了毛泽东的信，要他去全国农民协会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夏明翰到武汉之后，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长，兼任毛泽东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并在农讲所授课，有时还到中央陆军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作报告，为党的培养革命干部工作尽力。
老教授周谷城回忆夏明翰这一时期的情况时，曾经写道：
“一九二七年，在汉口，毛主席主持全国农协的工作。夏明翰同志当全国农协的秘书长，我是干事，在武昌会址办公。夏明翰同志每天都去，经常召集干部开会。我很喜欢和他在一起谈学问，谈革命道理，谈人情世故。他没有习气，习气就是朽气、俗气，他丝毫没有习气，平易近人，直率诚恳，没有臭架子。那时有的人加入了革命队伍，自以为是先进人物，开口闭口都离不开革命词句，装出一副革命进步的样子，盛气凌人，架子大的很。夏明翰同志一点都不摆架子。我顶喜欢和他一起谈天、共事。我们感情很好。不久，宁汉分裂，蒋介石封锁长江，我逃往上海，他没有害怕，坚持斗争。”^[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夏明翰非常悲愤。他在一张载有革命同志被杀害消息的《民国日报》上挥笔写道：“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
但怎样才能“斩蒋贼头”呢？夏明翰在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决定投笔从戎。他从在国民革命军工作的老同学蒋先云那里，搞来一套军装，毅然参加第二次北伐的革命军，在邓演达主持的政治部里任宣传部长。在送别蒋先云出师以后，他随军开到了河南前线。
1927年6月，党将夏明翰调回湖南工作，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夏明翰回到长沙，住在北门外福寿桥沈家大屋。7月，根据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湖南省委进行了改组。新省委由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等九人组成。这时的长沙，正处在“马日事变”后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野蛮屠杀，还在继续进行；反革命的鹰犬遍布城乡；浏阳门外识字岭每天都响着杀害革命同志的枪声。中国共产党已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为了保守党的机密，做好党的工作，夏明翰夫妇不得不经常变动住宿地点。在这年7、8两个月中，他们先后住宿和搬迁的地点，就有营盘街、府后街、兴汉门、宜园巷、余家塘、肇家坪、湘春门、沈家大屋、小屋门、落星田、灵官巷、邬家庄等十余处。
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从武汉赶回湖南，在沈家大屋同省委商量和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制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土改政策。
夏明翰主要负责联络工作，他经常装扮农民、商人，奔走于长沙郊区，向党的基层组织宣传和组织秋收起义。他征得组织同意，派他的七弟夏明弼到衡阳，五弟夏明震到郴州，四妹夏明衡到衡山组织起义。后来，他的弟妹均在起义中先后英勇牺牲。
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爆发了。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由萍乡、修水、铜鼓起义的各路工农革命武装，席卷着湘东赣西的广大地区。9月19日，各路起义军会攻长沙的计划遭受挫折后，在浏阳文家市集合，毛泽东率领这支队伍转向井冈山区域，从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斗。这时，湖南省委夏明翰等也在党中央特派员任弼时的帮助下，改变了组织第二次全省暴动的冒险计划，决定将下阶段工作重点，放在扩大农民斗争，瓦解敌人军队，组织自己的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恢复、整顿工会和团的组织，与各重要区域建立交通联络，在必要的时候实行“赤色恐怖”，捕杀反动头目等方面，以造成革命声势，鼓舞各地的农民运动。
10月间，省委派夏明翰兼任平（江）浏（阳）特委书记。这是因为秋收起义以后，平江、浏阳一带的工农武装，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而国民党反动派趁机向平、浏反扑。省委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计划以平、浏为中心，继续组织起义，以配合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
夏明翰来到平江县委机关的驻地——金窝，与省委派来的李六如、平江县委书记毛简青，共同策划成立平江秋收暴动委员会，由罗纳川担任主任，毛简青代表县委进行领导，重新组织武装斗争。对于夏明翰来平江后发动武装斗争情况，谢觉哉在《毛简青传略》中有如下的叙述：
“一九二七年是以东乡的长寿、献忠、嘉义，南乡的狮村、安定，北乡的虹桥为游击根据地，不断地打击国民党匪军及恶霸地主组织的挨户团。不数月，党的组织大量发展，革命武装及工农组织空前壮大；国民党的武装及伪政权，偏促于县城弹丸之地，不敢出城门一步。这些成绩，毛简青、夏明翰之力也。”^[1]
夏明翰在平江组织了暴动之后，又风尘仆仆地来到浏阳，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暴动队长慕容楚强等研究如何夺取北圣仓团防局枪支的部署。
当时，北圣仓团防局有四十多条枪，是一伙势力较雄厚的地主武装，而暴动队只有一条枪，强夺硬攻肯定是做不到的。夏明翰同意他们用“智取”的办法。于是，派出一批精干的小伙子到四乡活动，相机夺取下乡小股团丁的枪支。一天，团防局一个排长在蒿山路旁的酒店里，发现夏明翰与潘心源等三人，他一面与夏明翰纠缠，一面派人往团防局报信。夏明翰示意潘心源，当即夺了这个排长的枪支，然后将他捆了起来，并根据他的口供，组织暴动队在半路伏击前来接应的十几个团丁，全部夺了他们的枪支。从此，浏阳暴动队的武装，很快又发展起来了。
在革命者随时可能遭到屠杀的严重困难时期，夏明翰为了坚定妻子郑家钧对革命的信心，他用十几个铜板买了一颗小红珠，送给郑家钧，并且说：我赠红珠如赠心，希望君心似我心。郑家钧深深理解他的用意，一直把这颗红珠缝进衣角里珍藏着。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夏明翰亲自为女儿取名“赤云”，意谓赤旗插遍全世界。夏明翰牺牲后，郑家钧对革命毫不动摇。解放后，一直过着朴实的生活，从不向党和国家要求照顾。她逝世前，还在遗嘱中写着：“死后不收花圈，不收祭幛，不要浪费党和国家一分钱。”
1928年初，党中央调夏明翰去湖北省委工作，参加省委领导工作。夏明翰从浏阳赶回长沙，告别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乘船来到武汉。经过许多曲折，见到了新任湖北省委书记郭亮，再通过龚饮冰的朋友关系，在一个湖南商号住了下来。
这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派李维汉来到武汉，同郭亮、夏明翰研究和决定取消两湖年关暴动的问题，并分别将决定迅速通知各地党组织，制止了这次不顾敌我形势而盲目计划举行的暴动。
除夕之夜，夏明翰来到法租界李维汉所住的旅馆。李维汉买了些糕点、糖果和一瓶白兰地。他们一面畅饮，一面畅谈起来，一直谈了一个通宵，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之夜。第二天，当李维汉从郭亮处回到旅馆，得知武汉卫戍司令部已有人找上门来时，立即到湖南商号，将情况告诉夏明翰，要夏明翰赶快转移。夏明翰同郭亮商量后，决定先送李维汉回上海，由夏明翰负责送到轮船码头。
元宵节过后，夏明翰从湖南商号搬到了东方旅社，并同当时在武汉坚持地下斗争的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等取得联系。当他从谢觉哉处得知交通员宋若林不可靠的消息，正回到东方旅社准备转移时，宋若林带着敌军兵警闯了进来。夏明翰被捕了。当敌兵把他带走时，在他的房间里只搜到了一个手电筒、一块怀表，此外，还有他戴的一副近视眼镜。
夏明翰被关在监狱里，只两天就遇害了。这两天，他除了同审讯他的审判官进行斗争，并忍受各种酷刑的折磨外，还用颤抖的手，拿起半截铅笔，分别给母亲、妻子、大姐写了最后的三封信。特别在给妻子郑家钧的信上，留下了一个带血迹的吻迹。这些信，一直被他的亲属秘密地保藏了15年，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查获烧毁了。
1928年3月20日（农历二月廿九日）清晨，夏明翰被刽子手们押到汉口余记里刑场。当执行官问他还有什么遗言要讲时，夏明翰大声说：“有，给我纸笔来！”于是他昂然挥笔写下了那首“砍头不要紧”的正气凛然的就义诗。
夏明翰英勇悲壮地牺牲了。然而，他用沸腾的热血谱写的无产阶级战歌，将永远流传下去，激励人们奋勇前进。著名诗人肖三在谈到他的高尚品德时说；“夏明翰同志党性很纯洁，没有一点花招，扎扎实实，不说假话。要说他的性格，脾气，他的就义诗完全可以代表，是真心话，没有做作，很难得的就是他这言行一致。^[1]”这段话，应该看成是人民对夏明翰最好的赞美！

[1]　《三字经》和《千字文》，是旧社会普遍流行的儿童初级读物。
[2]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五经》：中国古代儒家的五部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
[1]　“子曰”、“诗云”指《论语》、《诗经》等古文。
[2]　“砂子会”、“衡社”、“湘滨诗画社”，都是五四时期衡阳学界的爱国进步组织。
[3]　“砂子会”、“衡社”、“湘滨诗画社”，都是五四时期衡阳学界的爱国进步组织。
[4]　“砂子会”、“衡社”、“湘滨诗画社”，都是五四时期衡阳学界的爱国进步组织。
[5]　谢觉哉：《夏明翰同志传》，《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增订本。
[1]　船山书院：清末衡阳名流为纪念王夫之，在东洲建立的一个书院。
[2]　长沙《大公报》，1919年6月17日。
[3]　清光绪二十八年，衡阳各界为保护湘江上的一座浮桥而捐款修建的管理所。
[4]　1919年长沙《大公报》。
[5]　驱张：湖南人民掀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简称。
[1]　转引自谢觉哉：《夏明翰同志传》，《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增订本。
[1]　《湖南省志》第一卷：《近百年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2版。
[2]　谢觉哉：《夏明翰同志传》，《革命烈士诗抄》。
[1]　湖南博物馆校编：《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
[2]　《布尔什维克》一卷，下册。
[1]　周谷城：《悼念夏明翰同志》，原文藏衡阳湘南学生联合会旧址陈列馆。
[1]　谢觉哉：《毛筒青传略》，《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增订本。
[1]　肖三：《我所结识的夏明翰》，原文藏衡阳湘南学生联合会旧址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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