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野畴，原名魏凤标，号明轩，1898年3月8日生于陕西省兴平县板桥乡魏家村。祖父魏兴德、父亲魏焕章和两个叔父都是农民。全家九口人，有土地六十余亩，大都是坡地，一家人终年辛勤劳动，打下的粮食仅可勉强糊口。

野畴不满三岁丧父。祖父母和母亲对他很疼爱，尽管家里经济困难，在他七八岁时，还是把他送进本村私塾里念书。私塾先生康玉堂对野畴也很喜爱，常夸他学习用功，尊敬师长，友爱同学。1912年冬，野畴同农村姑娘何玉杰结婚。

1913年春，野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1] 三秦公学的教职员中，有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有的曾到国外留过学，他们分别接受过一些民主主义的文化和思想，所以不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吸收了若干新的东西。野畴对这些新东西很感兴趣，他刻苦学习，考试常名列前茅。在各门课程中，他尤其是喜爱国文、历史、地理和英语，阅读了不少经史子集和报刊。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张贴在教室内。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逐渐关心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1915年5月，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竟然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因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消息传到陕西，野畴义愤填膺，在进步教职员的支持下，同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呼延震东等同学一起，积极地投入了反日反袁的斗争。他们在校内外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动，谴责袁世凯丧权辱国的罪行。与此同时，还揭露了袁世凯的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祸陕的罪行。

1917年春，野畴在中学毕业。恰在这时，他家里分了家。孤儿寡母虽然分得土地22亩，但由于没有劳力耕作，生活更加困难。母亲急切地盼望他找到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亲友也劝他回家乡任教。但野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心想继续升学深造。他说服了母亲和妻子，又取得了亲友、同学的同情和资助，赴北京报考高等院校。

盛暑炎热，野畴从家乡出发。为了节省身上为数不多的铜板，他靠两条腿长途跋涉数百里，到河南省观音堂才搭乘火车到了北京。当时，京都各大学正在招考新生，野畴报考了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四所院校，均因成绩优异而被录取。野畴因家庭经济困难，选定公费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史地部学习。

野畴到北高师上学不久，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野畴积极投入了这一爱国运动，和同学们一起到街头讲演，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卖国贼！”慰问北高师被捕和受伤的同学，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使野畴看到了苦难祖国的希望，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五四运动后，他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参加北高师进步师生组织的讲演团活动，担任平民学校、夜间补习学校的教学工作，决心献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为了把新文化、新思想及时传播到自己的家乡，1920年初，野畴和北京大学陕籍同学杨钟健、刘天章、李子洲等人一起，整顿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秦钟》的宗旨是：“（一）唤起陕人自觉心；（二）介绍新知识于陕西；（三）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1] 野畴在《秦钟》第一期上发表了《潼关外之新思潮》一文，明确提出陕西青年要学习新思想，以“科学的态度”研究社会，改造社会。指出“科学的态度就是研究的态度，凡遇着各种现象各种问题，总要问：‘为甚么’？‘这是甚么’？‘要做甚么’？若得不到这些‘甚么’，即不肯赞成或反对‘甚么’。”^[2] 严厉批判了把孔子当“圣人”、“男女界限要严”、“以古为好”、“以偏为全”、“以变为不变”等论调。

这年8月27日，孔子诞辰日，陕西省教育厅长郭希仁命令各校师生，一律赴文庙朝拜孔子。省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王授金，拒绝参加朝拜，并号召学生起来学习新文化，反对尊孔读经。对此，郭希仁极端憎恨，将王授金无理免职。这一消息传到北京，野畴等人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现象，必须揭发反对。11月中旬，野畴和杨钟健、刘天章、李子洲、刘含初、呼延震东等11名旅京陕籍同学，支持王授金的革命行动，上书郭希仁表示强烈抗议。信中写道：“顷闻九月三十日，北京晨报载，对于陕西女子师范讲演训令一则，不胜骇异……孔子是否当照厅令崇尚，兹不具论。在中华民国法律之下，学术自由，信教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人人皆知，而教厅何能不知，乃竟非法干涉，妄施阻挠，似此藐视国法，贻祸教育，殊属荒唐绝伦，若不设法挽救，遗害何堪设想。同人等认为陕西近年教育，所以日退一日，全由教育厅倒行逆施而致，早应根本解决。所以绝不惜开罪于教厅，而使陕青年永沦于黑暗。先此函达，速将真相据实报告，以减罪戾。否则笔诛所及，名誉扫地，尔时后悔，勿谓言之勿预也。”^[1]

1920年冬天，野畴在北京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野畴撰写了长达15万字的《中国近世史》。他在这部书稿中，历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肯定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功绩，歌颂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他论述了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和方法。该书第一章导言中说：“我们做历史，并不是为古人留名声、传不朽，是要把人类过去的阴影投到现在，要人们知道他们的现在是怎么来的。既知道现在是怎么样来的，便可预料将来了。”“新历史的目的是：为解释过去，明白现在，指挥将来；不是死记过去的”；“新历史的方法是：各种有关系的科学的原理、材料，来搜集、考鉴、整理、概括他自己的各种材料；就是作历史实验。”该书还倡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要“使人民都参加政治活动，并对于政治有兴味，肯负责”；“使人民都享有均等教育的机会，都得到完满的物质文明，无饥寒的困迫。”^[2]

野畴的大学生活，是极其清贫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虽系一所公费学校，但只管吃饭和住宿，书籍、文具、日用品等花费全要自理。他那连温饱也顾不住的家庭，不可能给他什么接济。他就利用课余、假日，为学校制作教具，或搞点翻译，挣来几个钱，又大半买了书。就这样克勤克俭，坚持把大学的课程学完。

[1]　1915年三秦公学与西北大学中学班合并，改称陕西省立第三中学。
[1]　《秦钟》第一期，1920年1月20日出版。
[2]　《秦钟》第一期，1920年1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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