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解围之后，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大好的革命形势，急需大批骨干领导群众斗争。野畴由三原随国民军到达西安后，根据中共西安地委的决定，领导举办了党员骨干训练班和政治队。政治队设农民运动班和军事政治班，学员一百多人，绝大部分是各地党组织选送的。政治队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榜样，学员过军事化生活，学习十多种政治理论课和军事技术。农运班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调查农村情况。军事政治班在城市帮助组织工会，对学生进行操练，召开大会时负责维护治安。政治队经常举办报告会，请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和国民联军政治部主任、著名共产党员刘伯坚以及李子洲、刘天章、杨明轩、刘含初、王授金、赵葆华等到队作报告。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为党培养了一批既懂马列主义理论，又懂军事技术知识和会搞工农运动的干部，在陕西的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于右任、邓宝珊任总、副司令，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主编《新国民军》报。野畴利用政治部的名义，选派大批共产党员到驻陕总部所属各军、师、旅、团、营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秘密发展党员，仅驻陕总部政治保卫师（又称队）就有近百名共产党员，少数党员还担任了上至师长下至排长的职务，使它成为一支由我党控制的军队。野畴负责的政治部为驻陕总部起草的《政治训练大纲》，提出要教育官兵了解“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结合及军阀的反动政策”；明确“中国革命运动最后的目的，不独是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要在国内脱离本国的剥削者的压迫。”^[1] 野畴特别重视开展农民运动，他在驻陕总部政务会议上所作的《农民运动之标准及其活动范围与政府行政之沟通》的报告，提出要：“保护农民组织：一保障农民利益减轻农民担负；二使农民参政”。会议通过了野畴的报告，并决定“建立农民事务委员会办理关于农民的如统一土地税则、减轻佃农田租、改良水利、保护森林、设立农民银行……”^[2] 等。报告和决议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1月底，国民党陕西省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野畴当选为执行委员，后又兼任宣传部长。他和其他共产党员一起，利用国民党这个组织形式，广泛地宣传国共合作的意义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大政策，动员民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2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耿炳光任书记，野畴和李子洲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工作。3月中旬，野畴和炳光、子洲一起主持召开了陕甘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制定了《目前工作计划》，提出“党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口号是“党到农民中去！”^[3] 党代会根据形势发展，决定改组西安、绥德、渭南等三个地委；新建三原、延安、榆林等地委；成立直辖区委的特别支部六个、属各地委领导的特别支部三十多个。区委还以国民党省部和驻陕总部的名义创办了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野畴常应邀去作报告。这两所院校为革命培养了近千名政治军事干部。野畴负责的宣传工作搞得更是出色。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刊大量出版发行，各类学校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焕然一新，每逢重大节日都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实际由共产党领导创办的《国民日报》，广泛宣传了革命道理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受到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每日销售量达二千余份。5月1日，野畴亲自主编的区党委机关刊物《西北人民》正式创刊，成为指导西北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喉舌，被陕甘人民誉为“西北革命的急先锋”。^[4] 在陕甘区委的领导下，全陕各地的农民协会、工会、妇女协进会、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犹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农民协会遍及六十余县，会员达三十七万余人。^[1] 在陕、甘两省的四十多个县市建立了党团组织，其中党的地委七个、特别支部四十多个，党员二千余人；团的地委六个，特别支部三十多个，团员发展到二千四百多人。许多当年投身于这场大革命的老同志说：陕西成为全国革命运动高涨的省份之一，野畴和他的战友们，付出了最大的心血。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大屠杀。陕甘区委领导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陕西《国民日报》发表讨蒋社论，号召全省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背叛革命、实行个人军事专政、摧残工农运动、与帝国主义妥协的蒋介石”。^[2]5月5日，在区党委的领导下，西安各界群众十余万人举行了纪念“五一”、“五五”和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大会，彻底揭露了蒋介石自 1926年3月20日以来的各种反革命活动，指出其“与帝国主义的走狗吴佩孚、张作霖无任何区别”。大会通过了要求武装工农；通电全国全世界，宣布蒋介石罪状；改善工农生活反对苛捐杂税等决议案。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野畴等高举红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工农组织起来！”“打倒一切反革命！”“世界革命万岁！”^[3] 等口号。在野畴领导下的宣传部门还出版了揭露蒋介石反动面目的各种小册子，散发到群众中进行宣传。

这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尚未公开反共，口头上仍然高喊“维护工农利益”、“进行世界革命”等口号，但私下却怂恿其部下反动师长何经纬屠杀户县农民协会干部。他在率部东出潼关后，污蔑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幼稚”，“过火了”，公开限制工农群众运动。陕西各地的土豪劣绅也在蠢蠢欲动，伺机反扑。野畴为了回击敌人对革命运动的镇压，教育党员提高革命警惕，在《西北人民》上接连发表文章，热情歌颂工农群众运动，抨击冯玉祥的两面派作风。

1927年6月，出师河南的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7月上旬，冯玉祥致电在陕西留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谋长石敬亭，提出反共“三原则”。^[1] 西安警备司令部按照冯玉祥和国民党中央的指示，于7月15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发出严禁共产党人活动的命令，强令解散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进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并缉捕共产党的领导人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刘天章。7月中、下旬，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被解散，成立了以石敬亭为主席的反动的陕西省政府。与此同时，冯玉祥连电急令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负责人是中共党员史可轩、许权中）和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李林为正副校长）一千多人由西安开赴河南前线，妄图乘机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革命军队。一时间，黑云翻滚，白色恐怖笼罩全陕，陕西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了失败。面对逆转的时局，新任中共陕西省委^[2] 军委书记的魏野畴，不悲观，不气馁，英勇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同省委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决定，拒绝执行冯玉祥的反动命令，指示史可轩、许权中等乘部队离开西安的机会，经渭北开赴陕北，同我党掌握的另一支军队——石谦旅李象九营会合，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后由于该部途经富平县美原镇时，史可轩遭敌人杀害，未能实现去陕北的计划。但这支军队在许权中（时任旅长）、高克林（时任旅党委书记）等同志的率领下，历尽艰辛，保存下来，参加了次年春党领导的渭华暴动。7月底，省委派野畴和军委成员唐澍、白乐亭及冯文江（团省委特派员）去陕北巡视工作。他们先后在延安、清涧、绥德等地，了解大革命失败后各地的阶级斗争状况，向党团干部讲解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要求党团组织迅速改变活动方法，转入地下斗争，保存革命力量，待机发动新的革命运动。这次巡视结束时，根据省委的决定，野畴留冯文江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重建被敌人打散了的党组织，并负责和榆林、神府、三边的党团组织进行联系；还决定将唐澍、白乐亭留在清涧，在石谦旅李象九营中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做好武装反抗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准备。这支部队在是年10月举行了起义。野畴由于在关中、陕北从事革命活动多年，誉满全省，敌人的严密侦缉，使他在陕西难以立足，省委同意他接受杨虎城将军的邀请，去河南到杨部开展工作。

[1]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4月10日。
[2]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3月6日。
[3]　《陕西省委通讯》第1期（1927年9月），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4]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5月1日。
[1]　农协会员三十七万余人是根据1927年5月底陕西省农协会成立时的统计数字；另据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1927年统计，陕西农协会员为750,160人。
[2]　《护党运动和蒋介石背党》，陕西《国民日报》社论，1927年4月25日。
[3]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5月6、7日。
[1]　冯玉样提出的反共三原则是：“一、现各机关如有共产党员一律声明，在本军范围内作为顾问不许兼其他职务；二、跨党共产党员即声明脱离共产党；三、在本军范围内不许有反三民主义宣传。”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7月7日。
[2]　1927年7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为中共陕西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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