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春至1926年春，野畴先后在西安市省立第三中学和第一中学任教务主任与教员。在此期间，他除搞好教学外，主要精力都倾注在建立党团组织，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工作上。

1924年春天，正当陕西省教育厅长马凌甫因打击进步势力、拖欠教职员薪金而激起西安各校师生强烈愤懑的时候，野畴应他的老同学、省立第三中学校长刘依仁的聘请，从北京回到西安，就任该校教务主任兼公民教员。他立即联络教育界的进步分子，广发宣言和传单，揭露马凌甫摧残教育的言行，开展索薪斗争，并要求民选教育厅长。很快迫使马凌甫下台。

野畴根据过去的教学经验，教育学生采用启发式。他向学生大量推荐马克思、卢森堡、高尔基、托尔斯泰、易卜生和鲁迅、瞿秋白的著作；让学生先自己阅读，提出问题，然后由他加以辅导。为了引导学生把学到的理论和我国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他在全校组织作文比赛，题目有《中国向何处去？》和《你理想的社会》。进步学生陈永棻在作文中提出：要救国救民，必须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野畴对这篇文章倍加赞扬，并向全校推荐，评选为第一名，给予奖励。

是年暑假，他同共产党员崔孟博，在崔的家里举办了暑期讲习会，吸收西安各个中等学校的几十名进步学生参加，学习马列主义，讨论如何开展学生运动。

讲习会期间，适逢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武止戈回陕建立团组织。野畴和止戈一起，多次召开进步学生座谈会，讲解团的性质、任务和入团的条件。不久便在西安建立了第一个青年团支部。这个团支部归团中央直接领导，先后发展的团员有张秉仁、焦启凯、许乃谦、高克林、刘子温、张含辉、张汝慎、宁克齐、秋步月、党维荣、任致远、师守命、张金印、何挺杰等。

为了便于团支部和团员在群众中开展活动，同年7月，野畴又领导发起成立了团的外围组织——青年文学社，出版《青年文学》旬刊。团支部通过青年文学社组织青年学生学习进步书刊，开展文体活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教育的罪行，唤醒青年关心国家前途与命运。青年文学社和《青年文学》旬刊吸引了广大的青年，影响日益扩大。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同年11月将青年文学社改名为青年生活社，次年2月又将《青年文学》旬刊改为《青年生活》旬刊。野畴亲目起草了《青年生活社纲领及章程》和《青年生活》创刊宣言，明确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全国青年联合起来”、“全国妇女解放”等口号。至1925年11月，社员发展到一百四十余人，遍及西安各个中小学校，成为进步学生的核心，有力地配合了团组织的活动。

1925年初，为响应党中央和孙中山先生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的号召，野畴和共产党员雷晋笙、吕佑乾及教育界知名人士王授金，联合西安各人民团体经过协商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通过了野畴参与起草的宣言和致孙中山、段祺瑞及各省区国民会议促成会三电文。宣言指出：民国成立后“十三年中，战乱频仍，工商凋敝，人民颠连困苦，备极惨劫，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军阀政客蝉联重位，而又变本加厉’。美、英、日等帝国主义之列强各扶植其在吾国之政治、经济等特殊势力，以利诱挑唆军阀、政客等互相战争，而彼等坐收渔人之利，我则重困陷于殖民不如的地位，此又根本原因之根本原因也”；“鉴于十三年来之显明教训，有联合全国民众之势力，作打倒帝国主义以根本铲除军阀专政之大运动，外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内绝一切黑暗肮脏之乱政，真正实现全民政治，而登吾国民众于最大幸福之乐域”。^[1] 宣言号召全陕民众乘此良机，起而追随拥护民众利益之国民会议，并望国人作一致之主张。时任陕西督军兼省长的刘镇华，一面支持军阀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同国民会议相对抗；一面阴谋破坏陕西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假工会，派遣侦探，冒充代表，从中捣乱和破坏。野畴领导团组织、青年生活社，联合各界进步人士，同刘镇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还通过在《青年生活》上撰写文章、编印宣传小册子、散发传单、举办讲演等方式，揭露和反对段祺瑞及其走狗企图召开善后会议的阴谋，掀起拥护我党和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召开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

正当全国促成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走向高潮时，孙中山于3月12日不幸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到陕西，野畴和王授金、雷晋笙、吕佑乾、张含辉等，于4月15日在西安主持召开了有五六万人参加的“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野畴等在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世界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他热心革命四十年如一日，深知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现在革命未成，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诚然哀痛，但更重要的是继续奋斗，务必于最短期间，告成中国之革命。会后，出版了《追悼孙中山大会会刊》。

这一年，陕西全省掀起的驱逐军阀吴新田的运动，也是在野畴领导下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5月4日，直系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怂恿匪军殴伤省立一中学生数十人，激起了一中和西安各中等学校师生的极大愤怒。野畴这时已转到一中任教。他立即抓住这一严重事件，领导团组织和市学联，组织西安各个中学举行罢课，通过进步教师王圣域、程东川成立教职员临时委员会，组织教职员罢教，要求严惩肇事元凶。广大学生从各学校到街头巷尾，到处贴标语、画漫画、散传单，组织街头讲演，广泛开展驱吴宣传。还在《新秦日报》、《共进》等报刊上，发表声讨吴新田罪行的宣言，呼吁各界声援学生。一贯残害人民、鱼肉百姓的吴新田，竟下令派兵到各个学校弹压，并密布岗哨，监视学生行动，企图把学运的领导人魏野畴和学联的负责人一网打尽。野畴为避敌锋芒，遂带领团组织和学联负责人张秉仁、张含辉、高克林、任致远等撤出西安，移驻三原，同当地的团组织及学联领导人李子健、张仲实、赵宗润、王云等一起，继续领导驱吴运动，浪潮波及全省，各地爱国师生纷起应援。陕西著名的共产党员王尚德、耿炳光、严信民、关中哲等，都由省内外云集三原，共商驱吴大计。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野畴等又把驱吴斗争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结合起来，领导各界群众召开大会，游行示威，发表通电，表示“誓随同胞死力奋斗，务期收回租界，完我国权”。^[1] 野畴在三原还多次应邀参加当地团组织召开的座谈会，提出“到农民中去”、“到军队中去”的口号，组织了大批青年学生分赴关中和陕北一些县，动员学生、农民和国民军投入“五卅”运动和驱吴斗争。他自己也亲率驱吴请愿团赴耀县，吁请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杨虎城将军率部参加驱吴斗争，还给官兵作报告，宣传驱吴和“五卅”运动的伟大意义。杨虎城欣然应允驱吴斗争，并积极提供驱吴活动经费。不久，野畴又应杨虎城的邀请，担任杨部咨议兼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为革命培养军事干部。

野畴在三原时，还指导渭北学联举办暑期讲学会（又称夏令讲学会），亲自为学员讲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近代中国革命史等课程，号召青年学生投身到火热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的行列中来。参加讲学会的一百多名学员，经过培训，大多先后加入了党团组织。

7月上旬，野畴在三原主持召开了陕西省学生第一届代表大会，成立省学生联合会。大会讨论通过了驱吴斗争和谋求学生永久利益等十三项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有三：（一）保证学生本身利益。改良学校课程，革除思想腐败的教职员，增买新书报杂志，添加种种设备，减免学费、体育费及寄宿费；（二）力谋改造教育。促进教育经费独立，破除宗法社会的思想，废止专制教育制度；（三）注重社会运动。扭转学生关门读书不问政治的倾向，对于各种爱国运动、平民运动、各纪念节，学生应参加并向民众宣传，学校及政府不得干涉。接着，野畴又出席了共进社在三原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作了共进社纲领及组织案的报告，批判了主张解散共进社的错误意见；还同各地代表共同商讨，提出了开展农运、工运、学运、妇运、兵运等议案，特别提出了“唤醒一般民众使之奋起”、“武装民众”、“以民众的武力打倒一切统治阶级，进而取得政权”^[1] 等口号。

在野畴等同志的领导下，陕西人民的驱吴斗争不断高涨。吴新田见群情激愤，又有国民军的援助，恐遭歼灭，遂于7月中旬率部向西撤退。吴军行至虢镇，遭杨虎城部队的截击，被歼两个团，残部狼狈地逃往汉中。驱吴运动至此取得了胜利。

同年7月下旬，他怀着驱吴斗争胜利的喜悦，带领省学联和团组织的负责人，从三原回到西安，根据省学代会的决议，立即同省教育界顽固保守势力展开斗争。野畴派代表到省教育厅，要求从速改良现行教育，并组织学生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广大学生一怒之下，把省立一中校长侯景贤（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与其他学校几十个思想陈腐的教职员，统统赶出学校；还在省议会门前，把一些反动议员责骂了三个钟头。教育厅长郗朝俊怕学潮酿大对自己不利，满口答应了学生们提出的三项要求：“（一）谋教育经费独立；（二）今后教育方针应顺着世界潮流去办；（三）教育人才今后当以思想新颖、学识丰富、品格纯洁，以教育为终身事业而感着教育有兴趣者为合格。”^[2] 郗朝俊根本不准备实行自己的诺言，几个星期过去了，不仅教育经费未曾独立，连本学期的开学费用也未筹妥；不仅没有把品学兼优的人才聘入各校任教，反而把一个披着宗教外衣散布封建毒素的康寄遥，从神庙里拉出来，派往西安女师当校长，还授予他有随时解散学校的大权。凡此种种，激起了西安学生的极大愤怒。野畴及时组织省学联和三原、西安、合阳等地学联的代表，去省教育厅当面质问郗朝俊，并发动教育界驱逐郗朝俊。在学生们的强大压力下，伪省长刘治洲被迫免掉郗朝俊的教育厅长职务。这次斗争，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陕西教育界的反动分子。野畴因此被誉为“学生司令”。

为了用革命理论指导陕西地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运动，野畴征得上级党组织的同意，创办了《西安评论》三日刊。这个理论性的刊物创办初期，从组稿、写稿、审稿，到编排、送印、校对，以至发行，只有他和关中哲两个人去干。后来，编辑、发行人员虽然增添了张秉仁、高克林、任致远等，但重要文稿仍由他亲自撰写。野畴以他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特别是陕西地区的实际情况，为《西安评论》撰写了《本报的使命》、《西安学校大写真》、《农民的苦痛》、《敬告西安工友》、《陕西之政治经济状况》、《西安青年与反动势力决战》、《国民军与陕西解放》、《双十节敬告陕西各界同胞》、《俄国十月革命与资本帝国主义》等三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以鲜明的观点、磅礴的气势和流畅犀利的笔触，深刻揭露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罪恶，热情讴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野畴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帝国主义存在总是全世界各弱小民族及反帝国主义国家的势不两立之敌”，“目前世界之历史就是这两个营寨的对峙与冲突，被压迫的人们团结起来吧！赶快联合以平等待我之苏俄”，“打倒帝国主义”。^[1] 他提出“陕西有百二十分国民革命之需要”^[2]，号召全省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向帝国主义反攻”，“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奉系军阀张作霖。”^[3] 由于野畴和他的战友们的辛勤努力，《西安评论》从1925年8月 12日创刊到1926年3月12日，共出版36期。它反映了陕西人民的革命心声，指导了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深受省内外各界群众的欢迎，发行量高达二千余份。被称之为陕西“革命舆论的唯一指导者”。^[4] 人民群众因此更加崇敬野畴，称他为陕西青年的“导师”。^[5]

但是，《西安评论》和它的创办人魏野畴却不断地遭到反动势力的诬蔑、敌视和迫害。“九七”国耻纪念日^[6] 之前，野畴在《西安评论》上发表文章，历数帝国主义强迫满清政府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经过，赞颂义和团爱国反帝的英雄气概，声讨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残暴罪行。9月9日，野畴等人领导召开了群众大会，到会的学生、各业工人及市民达数万人。野畴在演说中，讲了“九七”纪念的意义，号召各界群众勿忘国耻，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反帝反军阀的爱国斗争。会后，各界群众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途经军阀的御用组织——冒牌省工会门前时，砸碎了悬挂在大门旁的招牌，并冲入大门，捣毁了一些杂物。在野畴等领导下，工人们又于当晚筹备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西安总工会。西安的反动分子早就把野畴和《西安评论》视为眼中钉，正苦于找不到打击的借口。此事一出，他们就相互串联勾结，由冒牌省工会会长邓丽生出面，以“煽动捣毁省工会”的罪名，把野畴上告到法庭，并迫使《西安评论》停刊。法庭曾三次传讯野畴。他每次出庭都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冒牌省工会欺骗、愚弄、压榨工人的丑恶行径，义正词严，斩钉截铁，驳得工贼邓丽生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在群众与社会公正舆论的压力和野畴等的坚决斗争下，法庭只好宣告魏野畴等无罪，《西安评论》也经过进一步的安排调整，很快复刊了。

还在“九七”纪念之前，即1925年8月间，野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和刘含初、王授金、杨明轩、李子洲等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野畴在临时党部里担任领导工作。临时省党部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团结国民党左派，积极发展组织，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以焦易堂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

“九七”纪念之后，共青团中央和中共豫陕区委派吴化之到西安。野畴和雷晋笙、吕佑乾与吴化之一起，整顿了西安的团组织，成立了团的特别支部和西安地委。接着又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吴化之任书记，野畴、晋笙等任委员。这是在西安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1926年初，经中共中央和豫陕区委批准，中共西安地委正式成立，黄平万任书记，野畴任委员，负责宣传工作。这期间，野畴除积极为整顿团组织、建立党组织奔波操劳外，还曾负责选派青年学生中的党团员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和去北方国民军作兵运工作。

1926年1月，野畴和王圣域、师守命作为陕西代表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相当比重。野畴被指定为党团的西北组组长。在大会上，野畴同其他代表一起，揭露了国民党西山会议派^[1] 背叛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反共、反苏、破坏革命的罪行，要求将其骨干分子谢持、邹鲁、张继、林森等人开除党籍，并吁请国民党中央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实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早日铲除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实现国家的统一。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宣言》、《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以及《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等。大会对参加西山会议的骨干分子分别给以开除党籍和警告的处分。

在这次大会期间，野畴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彭湃、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他抓紧时间，学习广东党组织和毛泽东、彭湃等领导民间农民运动的经验，学习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进行东征时作政治工作的经验。大会闭幕后，正值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筹办，党派野畴去北方为农讲所选拔学员。他立即赶到北京，与李大钊、陈毅等一起，选拔了五、六十名党团员和有志青年去广州。这些学员中有乔国桢、李维屏、霍世杰、杜松寿、马致远、刘友珊、李波涛、亢维恪等16人结业后返回陕西，对开展陕西的农民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926年4月，被陕西人民驱赶出境的直系军阀刘镇华，又率镇嵩军八师之众，卷土重来，由潼关直驱西安城下，企图重霸陕西，再次统治陕西人民。刚刚由北京回到陕西的魏野畴，立即前往三原参加国民军第三军杨虎城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介绍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形势和准备消灭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的战略计划，共同研究抗击镇嵩军进攻的军事部署，决定同国民二军分兵坚守重镇西安、三原、咸阳，进行长期的军事斗争，决不让刘镇华的阴谋得逞。会后，野畴和杨虎城率国民三军的三个旅从耀县、三原进入西安，同国民二军李虎臣共同组织了军事守城，设立了西安城防司令部和军警联合处，并订出防守计划，决心抗击镇嵩军的军事进攻。在刘镇华兵围西安城的艰苦日子里，野畴和中共西安地委的其他领导人黄平万、吴化之、雷晋笙、吕佑乾、张秉仁以及共产党员刘含初、赵葆华、王授金、张含辉、王芾南等人一起，积极帮助李虎臣、杨虎城筹划军需和民食，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坚定军民守城必胜的信心，还组织学生进行宣传鼓动和救济工作。5月，野畴冒着生命危险出城，去陕东临潼、渭南、华县等地视察工作。他动员说服驻守在临潼雨金镇（不久移防三原）的陕军旅长甄寿珊率部参加抗击刘镇华镇嵩军的斗争；指示地方的党团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配合国民军抗击刘镇华匪军。8月，野畴又到三原，帮助国民军田玉洁、李子高和甄寿珊等部队坚守城池，并派党团员去周围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由于军民合作，击败了匪军的多次进攻，保卫了渭北重镇三原。10月，于右任、史可轩、许权中率领的国民军到达三原。野畴组织宣传队，欢迎国民军，并同于右任一起筹建国民二、三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准备进军西安，解西安之围。在此前后，野畴和王圣域等共同草拟了一个打倒镇嵩军、解西安围的《解围运动草案》，积极支持入陕的国民军。在冯玉祥、于右任率领的国民军联军的支援下，西安军民终于在11月底赶走了刘镇华的镇嵩军，使坚持达八个月之久的守城斗争，获得了胜利。

[1]　《新秦日报》1925年2月2日、6日、7日。
[1]　《新秦日报》1925年6月17日。
[1]　《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总报告》，《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68页。
[2]　张含辉：《陕西学生运动之经过及今后教育当局者应觉悟之点》，《共进》第96期，1925年12月16日出版。
[1]　魏野畴：《俄国十月革命与资本帝国主义》，《西安评论》第22期，1925年10月20日出版。
[2]　魏野畴：《陕西之政治经济状况》，《西安评论》第8期，1925年9月2日出版。
[3]　魏野畴：《双十节敬告陕西各界同胞》，《西安评论》第18期，1925年10月9日出版。
[4]　《陕西省委通讯》第1期（1927年9月），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5]　杨明轩：《魏野畴同志与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思潮的启蒙运动》，《群众日报》1951年7月2日。
[6]　1901年9月7日，是英、德、法、美、日、意、奥、比、西（班牙）、荷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满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日子，我国历史上称为“九七”国耻纪念日。
[1]　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内的右派集团，主要成员有谢持、邹鲁、张继、林森等人。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通过了反共、反苏的反革命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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