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晚上，滂沱大雨彻夜不停。敢死队长申明甫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以棉被浇上煤油，点燃了武装暴动的信号。但火势未炽，即被附近之敌发现。申明甫等遂采取果断措施，强行解除了门岗武装，夺得敌枪四支。这时，由于天雨阻碍视线，在城内外各处集结的起义人员没有看到火光信号，未能按时攻城，守卫东门的教导二团第六连党员排长吉超、祝永会虽打死了反动连长苗霞飞，打开东门，但遭到了敌人的反扑，使军委总指挥部在城东南文峰塔下集结起义部队的原计划不能实现。一小时以后，驻东门外三里湾师范学校的教导二团，在副营长杜聿德的领导下开始暴动，在“活捉高建白”的喊声中，击伤敌团长高建白，击毙反动官兵二三十人。杜聿德率起义部队赶到文峰塔下，但未见到野畴。野畴这时在东门听到三里湾师范学校一带枪声大作，一面派六连前往接应，一面亲率少数部队把守东门与敌战斗。恰在此时，城内留守司令部内由我党掌握的武装亦开始暴动。枪声传来，野畴等误以为是敌梁文铁团向我反攻，遂带领部队向三里湾撤退，途中又与三里湾的起义部队发生误会，待把情况搞清楚时，天也快亮了。这时，敌教导一团梁文铁部将城门紧闭，对我实施反扑，城西之敌设伏待我，加上大雨仍然下个不停，我起义部队相互失去联系；行流集、王官集的赤卫大队也因雨未能及时赶到阜阳城；插花集农协会员二千人在车寺虽已集中，但未能动作；北苗集、城关以及老集等地农协会员未能集合起来。在此紧要关头，少数领导人又思想动摇，顾虑重重，因而阜阳城未能攻下。

野畴等根据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为摆脱敌人的追击，决定参加起义的五个半连分路向外线转移；一路由昌绍先、杜聿德率领350多人渡颍河向阜阳城以北30里的行流集、王官集方向挺进；一路由野畴、胡景陶率领100多人前往阜阳以西的老集一带接应行流集、王官集的起义队伍。

野畴率部冲出阜阳西郊敌人的伏击圈，向西区迂回转移。9日清晨，部队行至新村集时，被国民党第十二军收编的土匪部队发现。匪团长谈万国伙同副官周建中、副营长刘永太率部尾追我军，并密谋一面派人以要求谈判麻痹我军，一面到老集串通李成祥（匪军营长）、刘明桂（ “红学”师爷）调动地主武装“红学”企图截击我军。

这一天，正是老集镇逢集之日，镇子西头还唱着戏。赶集的群众忽然看到一支高唱战歌的部队开到镇上，不明真相，大部散去，一部分群众上前围观。这支部队正是由野畴率领的星夜兼程行军七八十里的一部分起义部队。趁群众围观的机会，野畴在老集东头槐树下向军民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要帮助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斗地主、分田地。穷人受尽了苦难，应该赶快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野畴还宣布了我军的纪律：买卖公平；为民除害；不打扰群众。

经过连续作战行军，部队十分疲劳。正在准备开饭的时候，叛徒勾结匪军将我流动哨兵缴了械，集镇四面被敌包围，大街上也出现了一些匪军和“红学”分子。野畴判断了敌情严重，遂决定马上撤离老集向行流集、王官集一带转移。须臾，即发现匪军和“红学”分子有千人之多，其中一股匪军骑马打旗，高喊“谈团长来啦！”并要我军派代表接洽。由于情况尚未全面掌握，野畴遂决定一面由胡景陶和连长蔡澄波前去交涉，一面整理部队作应急准备。胡景陶、蔡澄波向匪军阐明我军的政策，希望他们弃暗投明，参加起义。谈匪则要我军交出武装接受改编，并欺骗说我军领导人如接受改编，可以担任副团长和营长。胡、蔡二人返回向野畴作了汇报，野畴严肃地指出：我们是革命的军队，决不能交出武器和土匪混在一起干坏事。此时，匪军和“红学”分子狂喊“缴枪！缴枪！”野畴当即命令我军集中在两个院子中准备突围，同时向匪军声明：谈判可以；若强行缴械，我军将坚决还击。狡猾的谈匪一面虚伪地表示要继续谈判，一面又鸣枪要挟，并利用我军尚未来得及还击之机，将野畴、胡景陶（后脱党）、蔡澄波、胡怀西等六人先行逮捕，随后解除了我起义人员的武装。

野畴虽然被俘，但他领导的另一支起义部队，在昌绍先、杜聿德等同志的率领下，于9日晨到达王官集，同当地的农民武装胜利会师。会师之后，该部队即派人与野畴联系，但没联系上。经部分特委委员商量决定，当天下午在王官集大寺庙前召开了有两万多人参加的皖北工农兵起义大会，正式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皖北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由野畴事先提出的李端甫、李力果担任，皖北工农红军总、副指挥由昌绍先、杜聿德担任。大会还通过了事前由野畴主持起草的《农民协会组织章程》、《临时土地法》和《临时工会法》等三个文件。会后，皖北苏维埃和皖北工农红军积极领导农民开展了打土豪、分财物、镇压恶霸和扩充红军的运动，仅在一、两天内就斗争了周围二十里内的大地主和土豪劣绅二十余户，将财物、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红军迅速扩充到近一个团，农民赤卫队发展到近万人。

4月11日拂晓，敌四十七军留守司令王守义，纠集梁文铁教导团和高建白教导团余部以及伪阜阳县的团队两千余人（其中骑兵一个营），对新生的皖北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发动突然围攻，起义部队仓促应战，虽予敌以重大杀伤，终因我军缺乏战斗经验，力量悬殊，且处平原地区，掩护困难，弹尽援绝，被敌打散，起义遂告失败。

野畴被捕以后，匪首谈万国多次封官许愿，进行劝降，均遭野畴和胡怀西的严厉拒绝。敌人便对野畴、怀西严刑拷打。野畴正气凛然，厉声骂道：“你们这些土匪，把老子枪毙了，老子不会归顺你们！”

当晚，匪军将野畴、怀西二人押在老集东头被称为“陕西会馆”的房子里看管起来。野畴、怀西趁匪军看守人员懈怠之机，决定出逃。他们咬断捆在身上的绳索后，野畴考虑到两个人同时脱逃目标太大，不易走脱，便令胡怀西立即逃走。野畴用绳子系住怀西，忍痛用尽全力将怀西拉到房梁上后，怀西跳出天窗脱了险。此时，看守发现已经逃走一人，立即报告了匪首。谈万国、周建中等恼羞成怒，命令刘永太等三名刽子手，将野畴带到老集东边的凹地里加以杀害。1928年4月9日深夜，魏野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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