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夏，野畴在北高师修业期满，回到陕西，应华县私立咸林中学校董、教育界知名人士杨松轩的邀请，到该校任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员。他热心教育事业，立志改革教育，改造社会，除主持教务，每周授课 24小时外，还抽空在华县、西安等地调查教育状况。野畴认为旧的教育制度从学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必须彻底改革。他提出要缩短学制，精选教材，用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想，用马列主义和自然科学去代替封建主义的那套教学内容。他尖锐地指出：若继续使用旧教材对学生是浪费光阴，是宣传封建主义毒素，是“无异把粪给学生吃。”^[1]“历史教科书不良，实在可烧。”^[2] 在野畴的倡导下，咸林中学增设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文字学、农学、簿记等课程，加强了英语、体育和音乐的教学，改革了国文、历史课的内容。他在讲授历史课中，使用自己编写的《中国近世史》，以熟练的腹稿讲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深受学生的欢迎。他在讲授社会进化史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教育学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勿作时代的落伍者。为了加强学校的进步力量，在野畴的倡议下，先后聘请了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王复生（中共早期党员，北京大学学生）、曹荩生、韩叔勋、张凯堂、訾久等人到校任教。为了锻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能力，野畴指导学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青年会、读书会、体育会等组织，开展学术、体育、文娱和社会等有益活动。他导演的新剧《木兰女士》、《孔雀东南飞》，轰动了华县县城和附近各县。

野畴还提倡妇女解放，参与了创办华县模范女子学校的工作。开始虽然只有四名教职员的女儿报名上学，但野畴并不灰心，坚持给四名女生上课。不久，其他六名教员也积极支持女校的开办，使女校很快发展起来。

野畴回陕以后，同在北京进行革命活动的陕籍同学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等，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1年秋，天章、钟健、子洲等人创办了《共进》半月刊，并计划出版《共进丛书》，写信给野畴征求意见。野畴回信说：“我极端赞成，只望大家努力好了，读书做功夫好了。若果我们能做出成绩，就是（恶）势力把刀搁在颈上，也痛快，也幸福，休说有什么反对我们的话。”^[3]

野畴在咸林中学倡新摒旧，精心育人，受到大多数师生的崇敬，但是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排挤，于1922年夏被迫离开华县。恰在这时，他接到杨钟健的来信，大意说：你回陕时留下的《中国近世史》书稿，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发现，认为写得不错，希望你加以修改，他准备帮助出版。野畴认为自己刚辞去咸中教务，正是个机会，便离陕赴京，修改、补充自己的著作。遗憾的是，由于蔡元培辞职离开北京，这部《中国近世史》稿，当时未能出版。直到野畴为革命牺牲之后，才由他的好友南汉宸、杨明轩、王子休等，把这部书稿连同他翻译的另一部《美国史》稿，一起找出，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和申江书店、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野畴此次进京，一边修改书稿，一边从事革命活动，这一年的10月间，他和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杨晓初、赵国宾、呼延震东等人在《共进》半月刊社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以《共进》半月刊作为机关刊物，团结进步青年，同混沌污浊的社会开展斗争。共进社成立后，将《共进》半月刊的宗旨，由原来的“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改为“提倡文化，改造社会”。^[1] 摆脱了狭隘的地方观念，注意了世界革命潮流和国内政治局势，开始了《共进》的新阶段。野畴既是共进社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共进》半月刊的积极撰稿人。他先后在《共进》上发表了《学校的编制与课程》、《解决陕西问题的一个最低限的方法》、《新学校系统在陕西施行时要注意的几点》、《敬告陕人不要迷信神童江希张》、《北京最近之轩然大波》、《韦尔士的将来主义》、《告陕西青年》等十余篇文章，宣传反帝反军阀，宣传马列主义，倡导移风易俗，改革教育，改造社会，号召青年积极参加革命斗争。野畴热心社务，旗帜鲜明，被大家誉为共进社的“健将”。^[2]

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野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春，野畴应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长、著名进步人士杜斌丞的邀请，由北京经山西赴榆林，任该校国文和英语教员。魏野畴一到榆林，便决心致力于传播新文化，传播马列主义，改造这种摧残青年、令人窒息的环境。课堂上下，他为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介绍《向导》、《新青年》、《共进》等革命刊物上的重要文章。他对学生们说：“人家拿刀架在咱们的脖子上，不起来救国，国亡了我们还有书读吗？”野畴善于团结群众，富有组织才能，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经常利用课余饭后的点滴时间，到学生宿舍谈心，或与学生们一起散步聊天，讲述革命道理。学生们视他亲如兄长。在他的指导下，学校整顿了学生自治会，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话剧研究会，学生走出校门，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欺骗人民的斗争，开展破除迷信，反对苛捐杂税和拉伕拉差的斗争，还积极开办贫民学校，利用假期到农村宣传，激发人们投入火热的革命洪流。

为了唤醒民众，他曾编写了历史话剧《爱国贼》，描写一位爱国青年深入军阀巢穴，盗出了军阀与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密约，揭露了军阀卖国的丑恶嘴脸。话剧演出时，他亲自扮演主角，把那位爱国青年机智、勇敢完成任务的义举，生动地表现出来，使观众很受感动。

野畴在繁忙的教学和革命活动中，还抽出时间从事译著，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翻译了《政治经济学原理》^[1] 和《美国史》^[2] 两部著作。

野畴在榆林时，还结识了杨虎城将军，二人过从甚密。

野畴在榆中的革命活动，被陕北军阀井岳秀发觉，也遭到校内封建遗老遗少的敌视。他们阴谋迫害野畴。杜斌丞很关心野畴的安全，但也无能为力。是年暑假，野畴被迫离开榆林。

野畴在华县和榆林任教不到两年，两次被迫离职，但却影响和培训了许多进步青年，指引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刘志丹、吉国桢、潘自力、高克林、阎揆要、王子宜、曹力如、苏士杰、霍世杰、白怀林、刘文蔚、张秉仁、杜松寿等都是他的学生。这些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陕西地区党团组织和革命军队的骨干。

野畴在咸中和榆中任教期间，每月薪金几十块银元，收入并不算少。但他将这些钱主要用来购买进步书刊、接济贫苦学生和资助了《共进》半月刊。对于自己，花每一文钱都要仔细盘算。那件布袍、长衫，已经穿了多年，也不肯更换新的。至于家庭的困难，他更很少照顾。一次放寒假回家，快过春节了，衣食无着的老母，开口向他要钱，他很难为情地掏出了仅有的两块银元递给母亲，惹得母亲把钱扔在地下，痛哭了一场。

野畴身在陕西，仍然时刻关心着革命团体共进社的成长。随着形势的发展，共进社的发展也很快，在陕西的革命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共进社内部因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章程，在共进社的性质、任务以及与青年团、共产党的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加之不少骨干社员大学毕业到外地工作，组织上也有些松弛。为了加强党对共进社的领导，1923年秋，野畴去北京和刘天章一起，对共进社进行了整顿。他同留京的许多老社员促膝谈心，交换意见，并积极地介绍了一些革命青年加入共进社和共产党。1924年春节期间，他和天章主持召开了共进社的年会，上海、天津、陕西等地均有代表参加，共同总结了共进社成立一年多来的工作，决定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决定修改共进社的纲领和章程，并推定野畴和天章担任起草工作。野畴和天章起草的纲领和章程，放弃了原来“提倡文化，改造社会”的比较空泛的宗旨，主张以“一致的努力，反抗国内封建的旧势力及帝国主义的列强，终必使之解除武装而投降。”还提出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后，对经济要实行彻底改造，以达到使“一切劳动的群众、群众的劳动，皆获得均衡的尽量的幸福与报酬”。^[1] 同年4月，共进社在北京召开了代表大会，通过了野畴、天章起草的新的纲领和章程；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野畴当选为自治委员会的委员。从此，共进社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更为严密的组织原则。共进社经过整顿，在社内建立了党团支部，增强了战斗力，扩大了组织，社员达数百人，遍及陕西、北京、天津、上海、开封、南通等地，在日本和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也有共进社的成员，成为当时全国规模较大、历史最长的进步社团，是我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得力外围组织之一。共进社办的《共进》半月刊，畅销国内外，发行量高达三千五百多份。

当时的北京，住着一批准备报考大学的陕西青年，其中有一些就是野畴在咸林中学和榆林中学任教时的学生。野畴对他们非常关心，指引他们走革命道路，亲自给他们补习功课，指导复习，介绍各个高等学校的情况，帮他们选择报考志愿。这些人感动地说：“魏先生在校时是我们的好老师，离开学校仍然是我们的好老师。”

[1]　转引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　魏野畴：《中国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5—21页。
[1]　魏野畴：《给克强（杨钟健）的信》（1921年2月5日），原信存陕西省档案馆。
[2]　魏野畴：《给克强的信》（1922年2月11日），原信存陕西省档案馆。
[3]　魏野畴：《给克强的信》（1922年2月5日），原信存陕西省档案馆。
[1]　转引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92页。
[2]　刘天章：《给克强的信》（1923年11月26日），原信存陕西省档案馆。
[1]　《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作者不详，魏野畴翻译后没有公开出版。
[2]　《美国史》约35万字，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俾尔德和巴格利二人编著。魏野畴翻译后，经向达校订，1929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　《共进社纲领及章程》，《五四时期的社团》( 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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