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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喜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9日 阅读:122 评论:0

◎编撰者话
王进喜,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曾任钻工、司钻、钻井队长、钻井大队长、钻井指挥部副指挥,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大庆石油会战中被誉为“铁人”,是石油战线上的传奇式人物。


王进喜1923年10月8日出生在甘肃省玉门县赤金村,乳名十斤娃。
王进喜的父亲王金堂幼年时读过私塾,聪明好学,工书法、精珠算、善乐器。1932年,与玉门县清河乡腰泉子村何尚德的七女儿成婚。生二男二女,王进喜是长子,次子王进邦,长女王进莲,次女王立。
大约在1928年前后,王金堂为土地买卖,与其连襟王永福打了一宗官司。由于王永福与县长有交情,使得王金堂本来有理的官司,反而败诉蒙冤,下了大牢,因而气得左眼失明;关押了三个月,放回家之后,右眼也失明了。
王金堂官司败诉,加之双眼失明,从此家道中落,生活十分困难。王进喜六岁时,拉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后来又去地主家放牛,从小就没上过一天学。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都落在他母亲一人身上。
王进喜九岁时,西北军阀马步芳要修建羊毛城,伪保长强迫王金堂从赤金往酒泉为马步芳兵营送羊毛。赤金离酒泉二百多公里,茫茫戈壁渺无人烟。经过多日跋涉,十斤娃赶着装满羊毛的牛车,车上坐着双目失明的父亲终于赶到了酒泉兵营。由于路上颠簸,戈壁风大,丢失了一些羊毛。十斤娃和父亲挨了一顿鞭打。
王进喜14岁时,被迫为西北军阀马步芳的一个连队驮煤。一天干完活,他见一个士兵坐在院子里抹着眼泪。经询问,才知道那士兵结婚四天被抓兵来到这里。王进喜便为他出主意,当晚帮他逃出军营。事发后,伪保长把王进喜抓起来,关在一间破房子里。深夜,王进喜用铁铲在门槛底下挖了个洞,钻出来后越墙逃走。在亲属们的帮忙下,东躲西藏半年多,还不敢回家。
王进喜15岁,被拉去给玉门油矿修公路。干这活不但根本不给工资,吃的、用的、穿的都得自己管,连使用的修路工具都得自己带。那年冬天特别冷,王进喜家里穷,买不起棉裤,只穿了一件老破羊皮袄,晚上睡觉时又当被子又当褥子。家里没吃的,他经常吃别人的剩饭。没鞋穿,他只好拾别人扔掉的烂鞋子穿。民夫们每天天不亮就干活,晚上很晚才收工。监工和狗腿子拿着鞭子监视,谁有一点怠慢就挨打。一次王进喜在山上背石头,忽然觉得头昏眼花,歇了一会儿。身上被狗腿子的鞭子抽出一道道血印子。矿主怕工人逃跑,在油矿的四周挖了深沟,围上铁丝网。晚上睡觉时,还把工人的裤子和鞋子收走。有一天夜晚,油池子着了大火,矿警队押着小工们去灭火。当晚跑掉一部分小工,王进喜趁机往西跑去,逃回家里。可是,往东的一部分小工,陷入泥浆坑被淹溺而死。
1945年前后,王进喜到驮运科拉骆驼、喂马、赶大车。那窝囊气受得更多,稍一出点“差错”,就得挨打和罚款。连牲口咬架,监工看见了也要揍你一顿,揍完了还扣工资。
翌年7月,王进喜与王兰英结婚。王兰英出生于赤金西村贫穷农家,自幼丧父,母亲改嫁后,不久也因病死去。王兰英由叔父王生华抚养到16岁,嫁到王家。
1949年,玉门油矿解放前夕,为了防止国民党油矿当局破坏油田,矿工们自动组织起来保护油矿。王进喜积极参加护矿斗争。他们用马车拉砖、拉沙石、拉水泥,送到井场,然后再把采油树周围砌成水泥砖墙封闭起来,防止油井遭到破坏或着火。
是年9月25日,玉门油矿解放,并实行了军管。康世恩任军事总代表,张守瑜任军事副总代表,后改派焦力人、张俊任军事副总代表。王进喜和油矿职工一起,走出数里,夹道欢迎解放军进驻油矿。1950年初,王进喜由驮运科分配到钻井队当钻工,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石油工人。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全国只有甘肃玉门、陕西延长、新疆的独山子几个小油田。当年的石油产量只有12万吨,其中天然油69979吨,人造石油50922吨;石油职工总数16227人,其中大部分为人造油厂[1] 和炼油厂的职工,油田职工约6000余人。
26岁的王进喜,从旧社会受尽苦难的奴隶,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为了祖国的石油事业,他不仅没日没夜苦干,还抓紧时间学文化,努力掌握钻井技术,很快从一名普通钻工成为一名技术过硬的司钻。
玉门老君庙区有十几个钻井队。王进喜所在的贝乌五队是1953年9月成立的,设备是苏联贝乌40型钻机。这个队经常出事故,完不成钻井任务,被人称之为“豆腐队”。王进喜看到队里的工作老是被动,心里好像着了火。他说:“一样的设备,人家是人,我们也是人,人家能打上去,我们为啥打不上去?关键就是技术不过关和安全重视不够。”他带领所在的班,进行岗位练兵,认真执行操作规程,使全班的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很少发生生产事故,钻井进尺也赶上来了。1956年初,王进喜由司钻提为副队长。他决心协助队长打好队伍翻身仗。这时,贝乌五队分来五十多名志愿军转业军人,他们素质好,觉悟高,给井队增加了新生力量。不久,由于队长调走,王进喜被任命为队长,同年4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6年5月,王进喜的钻井队调到三角湾地区打井。这里地下情况复杂,别的井队在这里先后出现过卡钻、井喷事故,被称为玉门油田的“百慕大魔鬼三角区”。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王进喜先后到兄弟队了解发生事故的原因,组织队干部和司钻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了预防措施。为了上井方便,上级采取“公助自买”的办法给钻井队配摩托车,王进喜拿出自己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辆摩托车。井上有事来电话,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他就马上骑着摩托车上井。
5月19日,715井正式开钻。快到中午时,司钻王岁厚发现进尺减慢,凭经验判断,是钻头到了规定的使用时间。王进喜来到钻台对机泵检查后,也认为问题出在钻头,同意起钻。当钻具起出一半时,发现井喷的苗头。司钻当即决定停止起钻,接方钻杆循环泥浆压井。突然一声巨响,泥浆喷上钻台。见此情景,王进喜急忙迎着喷涌的泥浆跑上钻台,组织四名钻工,强行接好了方钻杆。他手扶刹把,指示司机开足马力大泵量循环,并将二十几吨重晶石粉快速加入泥浆,注入井筒,终于避免了这场即将发生的井喷事故。
11月份,王进喜打完715井,上级决定在原井位13米处再打一口井。按当时的规定,需要放架子拆迁。这样搬迁安装一次,需要六、七天时间。为了节省时间,王进喜和技术员商量,“这口井距离近,咱们不拆,来个整体搬迁行不行?”经过仔细研究,征求各班司钻的看法和意见,又请示了大队和公司,得到两级领导同意和大家的支持。11月23日中午,开始了油田钻井史上前所未有的钻机整体搬迁。在王进喜的指挥下,12台拖拉机一齐启动,高大井架在拖拉机组牵引下平稳地移动,十分钟左右,全套设备安全地拖到了新井位。
这次整体搬迁,轰动了钻井战线和整个玉门油矿,人人都知道了王进喜的大名,全队受到了上级的表扬。这一年王进喜钻井队共打了十多口井,全年累计钻井一万多米,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钻井公司授予锦旗两面,并荣获了中央代表团颁发的一面锦旗。“豆腐队”一跃跨入先进队的行列,王进喜被评为玉门油矿的先进工作者。
1958年7月下旬,根据钻井公司的决定,王进喜队由老君庙地区搬到白杨河地区打井。就在这时,朱德委员长来到玉门视察工作,并于 8月5日题写了“玉门兴建石油城,全国示范作典型,六万人民齐跃进,力争上游比光荣”的题词。朱德委员长的题词极大地激励了王进喜钻井队。为了争取早日开钻,王进喜和大家提出了“转盘不转不下班”的口号。经过近两天两夜的紧张奋战,于8月7日正式开钻,王进喜钻井队在白杨河地区打出第一口井。
8月底,玉门石油管理局、玉门市发出向石油部新疆现场会献厚礼的号召,提出:“钻透祁连山,战胜戈壁滩,快马加鞭进军吐鲁番,玉门关上立标杆”的口号,钻井公司决定由王进喜钻井队在9月份实现“月上 5000,标杆立祁连”的奋斗目标。接到任务后,全队职工一是感到无比光荣,二是感到任务十分艰巨。王进喜作为队长考虑的则是怎样发挥每个职工的积极性,怎样争取快速钻井的时间。要想月上5000米,必须七天打出一口井。
在紧张的战斗中,石油部长余秋里来到白杨河视察王进喜钻井队,玉门市委书记刘长亮、局长焦力人也先后亲临现场指导,公司党委书记石志刚率领机关干部帮助井队搬家和安装,大队党支部书记住在井队跟班劳动。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怀下,王进喜队创纪录的信心更足了、干劲更大了。
在王进喜队钻完第三口井的时候,新疆的张云清钻井队已打了 3951米,同一地区贝乌四队也眼看要撵上来了。为了在祁连山上树起第一标杆,全队的职工急红了眼。为了争取时间,他们固完井后,晚上 10点开始搬家,汽车全部开亮大灯,沿途篝火连续点燃,不到夜间12点,井架就已搬到新井扬,第二天凌晨5点多钟,第四口井就开钻了。
9月30日晚11时,王进喜手扶刹把将最后一个钻杆钻进油层,终于在零点前,完成了月钻井进尺5009.7,为创造全国新纪录,为中国石油工业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58年10月,石油部在新疆克拉玛依召开全国石油工业现场会,会议由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主持。10月6日,王进喜在大会开幕式上,第一个向大会汇报了贝乌五队9月份实现“月上5000,标杆立祁连”的工作情况。10月25日,现场会闭幕式上,石油部授予王进喜钻井队“钻井队卫星”的锦旗。
11月中下旬,张文彬局长带领玉门油矿88人,包括王进喜的“卫星钻井队”参加川中会战。
在和全国最优秀的钻井队开展劳动竞赛中,1959年,王进喜队又刷新了本队保持的钻井最高纪录,打出了年进尺7.1万米的全国最新水平。王进喜一个井队一年的进尺相当于旧中国42年钻井队进尺的总和。
是年9月中旬,王进喜作为甘肃省的代表,赴京参加全国群英会。 10月1日,王进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在北京参加群英会时,王进喜遇到了三件事。第一件,就是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二件,是看到北京城里来往的公共汽车上背着个鼓鼓的大煤气包。作为一名石油工人,眼看着国家缺油,他深感难过。他指着路上跑的背着煤气包的公共汽车,对一起参加会议的一位代表说:“你看嘛——”,说着便流下眼泪。第三件事,听到了一个大好消息,就是我国东北地区发现了大油田。他下决心要求参加开发新油田的大会战,多次向和他一起参加会议的石油部领导表示,要带领自己的队伍去东北。在群英会上,国务院授予王进喜一面奖旗,上面写着“为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1960年3月15日午后2点,在玉门新市区的沙场上,人山人海,前来欢送贝乌五队赴东北参加松辽会战。出发前,市委书记刘长亮、局长焦力人语重心长地对王进喜和孙永臣说:“你们不是你们队,也不是代表任何人,而是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要给党争光。”队长王进喜、支部书记孙永臣等37人排成两行,钻井公司党委书记石志刚、大队总支书记窦小群与全队同志一一握手话别。
1960年3月25日傍晚,火车开进了会战大军的聚集地——萨尔图车站,小小的车站热闹非常。甘肃话、四川话、湖南话、陕西话、北京话、上海话、东北话……汇成一片。王进喜带领队伍为了尽快赶到这里参加会战,途经北京时,都没有休息,他们日夜兼程赶赴新区。列车还未停稳,王进喜望着窗外,兴奋地对大家说:“你们看啊,这里的地平展展的,一眼望不到边,地下的石油少不了,肯定有干头。”
为了不打扰指挥部和当地老百姓,当晚,全队37人,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在萨尔图火车站的屋檐下露宿一夜。第二天,王进喜让大家四处打听消息,问井位在哪?钻机什么时候到?松辽地区最高打井纪录是多少?后来,找到了第三探区指挥部。宋振明指挥见王进喜队求战心切,就与有关部门商议,确定他们为1205钻井队,萨55井井位在马家窑附近。接受任务后,王进喜率领1205队全体,立即搬到离井位不远的马家窑。
4月5日,当听说他们队的钻机已运到萨尔图站时,天不亮王进喜就叫上全队工人,赶到站台。见到钻机,就像见到久别的战马,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从车上拉下来,到大草原上纵横驰骋。在没有任何起重设备的情况下,他们把60多吨重的钻机,拆卸成几大件,用滚木加撬杠,拉的拉、抬的抬、扛的扛。从清晨4点开始,连续奋战20个小时,终于把钻机运到了施工现场。
钻机卸到萨55井现场后,1205队党支部当即召开会议,决定在没有吊车的困难情况下,也要高速度安装。队长王进喜对大家说:“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抬也好、搬也好,总之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们齐心协力,苦战了三昼夜,巍峨的钻塔便屹立在萨55井的井场。加上挖绷绳坑,全部安装完毕只用了六天时间。过去安装同样的钻机需要有四部吊车、五部卡车、一部平板车、二部拖拉机配合,最快也得24天。
准备开钻了,但水管线没安好,水罐车也没有。没有水怎么开钻?王进喜急了,他说:“没有水,尿尿也得保证开钻!”他和指导员孙永臣商量,动员大家想方设法找水源。于是,他们全队三十多人,用脸盆、水桶甚至铝盔、行军壶等器具,到附近的泡子里端的端、担的担,最后排成七十多米的长队,一个传一个,一上午就取水十多立方米。由于泡子水含碱,怕影响打井质量,他们就自己挖水井,一共挖了九个水井,井深三米多,保证开钻后每天有足够的用水。
1205队进驻马家窑后,王进喜带领全队大干苦战,使当地老乡十分敬佩。房东老大娘看见他一连数日半夜才回来,打个盹,早晨天不亮又走了,两眼布满血丝,颧骨高了,眼窝深了,嘴唇干裂,胡茬子老长,便心疼地说:“简直不要命了,整天整夜地拼,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啊!”三探区一大党总支书记把赵大娘称赞王进喜是“铁人”的话向探区党委副书记李光明作了汇报,李副书记又把这一情况向宋振明指挥作了详细汇报。宋振明说,铁人王进喜为我们三探区树立了光辉榜样。“铁人”的称号从此传了出去,连当地的小孩都知道石油队里有个王铁人。4月9日,会战指挥部召开了油田技术座谈会,余秋里部长在会上号召要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
油田技术座谈会一结束,第三探区立即召开比武大会,来自各先进队的代表纷纷登台发言,要在新区打出高水平。当李景海队提出要在萨57井创班组进尺300米,七天打完一口井的最新目标时,王进喜忽地站起来大声说:“我们队的第一口井要在五天内打完。”
开钻前一天准备工作就绪之后,1205队提出了班上300米,日上 500米,三天上1000米,五天钻完的奋斗目标。
4月14日12时零5分,萨55井正式开钻。首先由周正荣班打第一炮。当天这个班打到60米时发生了井漏现象,到123米时又发生了大漏失,影响了钻井速度,第一天只打了288米。王进喜发现泥浆返回减少,进尺缓慢,急忙奔上钻台,指挥大家:“不能停,快组织人端水,漏多少,端多少。”井队的人手不足,就动员当地老乡来支援。战胜了井漏,王进喜向前来助战的老乡表示感谢。下午,党支部就此召开了“三结合”会议,钻工吴华龙说:“前三项冠军都落空了,我们绝不能放弃最后一项冠军——五天完井!”会后,全队决心制服井漏,快速钻进。王队长在井上四天四夜连轴转,井深已达1100米,当看到钻杆一根一根被吊上钻台,他高兴地笑了。这几天,他把个人的一切都忘了,就连给玉门的老母亲写信的时间也没有。他总想等这口井打出油后,作为礼物献给老娘……想着想着他睡着了,支部书记孙永臣叫他“回去好好地睡一觉。”他说:“我在这里动动嘴,干点活又不累,困了睡一觉,省得来回跑,听不到钻机声还睡不着呢。”全队钻工情绪很高,劲头很大,食堂为大家蒸的白面馒头、花卷,也顾不得去吃。当快速钻进即将进入油层时,王进喜更是日夜不离井场,亲自指挥,亲自操作。经过全队职工拼命大干,萨55井于4月19日下午4时,胜利地钻完了1020米的设计井探。共用五天零四小时,创造了松辽地区当时快速完钻的最高纪录。
萨55井完毕后,王进喜带领全队职工,立即转入井架拆卸和搬迁工作。4月29日凌晨4时左右,王进喜正在指挥拆卸井架,由于垫钻杆的木方子被拉动,一根钻杆倒下来,正砸在王进喜的腿上,他当即疼昏了过去。十几分钟后,他醒来,见大家正围在他身边,哭的哭、急的急。他对大家说:“你们哭什么?腿又没砸掉,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变烂了?”大家要抬他去医院,他坚决不肯,坚持继续在井场指挥大家拆卸井架。他问大家:“是腿要紧,还是拿油要紧?战区要召开万人誓师大会,我是队长,不去怎么了解大会精神,又怎能够多打井、多出油呢?”
第二天,大家找了一辆马车,拉着王队长去参加战区召开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会上,几个女青年为王进喜披红戴花,队里的小伙子把他扶上高头大马,他走在会战英雄队里的最前头,绕会场一周。会战指挥部领导请他上主席台。他就强忍着腿疼,像平时一样镇静,可脸上却直冒冷汗。领导问他:“老王,你怎么出这多汗?”他笑着说:“是热的。”他代表会战职工在会上发言。地战工委再次号召,要在全战区掀起学习铁人王进喜的高潮。
万人誓师大会之后,指导员孙永臣和职工几次要王进喜住院治疗。他坚决不肯。他说:“我伤个腿算啥,不能干活,嘴还可说话嘛,这事谁也不要往外讲。”就这样,他拄着拐杖,在井场上来回忙乎着。有时领导来了,他就把拐杖塞进套管里,硬挺着向领导汇报井上情况。后来,领导还是知道了王进喜腿伤,责成队里把他送进了医院。
王进喜住进医院,心里还是惦记着井场。第二天,一辆汽车送来个病号。当大夫、护士忙着照顾新来的病号时,王进喜拄上拐杖溜了出去,说通了送病号的司机把他带回了井队。
在打萨2589井时,为了快搬迁,快安装,快开钻,王进喜不顾腿伤,拄着拐棍,日夜不停地忙乎。腿稍好些,就骑着从玉门带来的那辆摩托车跑到井场。
他的伤势更严重了,组织上把他送到离井队更远的安达医院治疗。大家以为这一下他可跑不回来了。没料到,王进喜白天到了那里,晚上就坐火车往回跑。下了火车,正遇上大雨,看不见哪是泥,哪是水,他摸着黑,往前闯,一失脚,掉进了黑乎乎的泥塘里……就这样,踉踉跄跄,连滚带爬地回到队里,而且立即赶到井场。
萨2589井打到700米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井喷。只听轰的一声,六十多斤重的卡瓦憋飞了十几米高。当时没有重晶石,用什么压件呢?而且没有配泥浆用的泥浆枪和搅拌泥浆用的搅拌机。大家十分着急。铁人王进喜和几位老工人商量,赶紧用铁锹挖土,把土加到泥浆里。可加进后都沉淀了。没法子,王进喜急中生智,要大家把固井时用的水泥加进去。打井的人知道,泥浆里是不能加水泥的。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只有把井喷压住才能把钻机、设备保住,不致于发生大事故。井报废了,还可以再打,钻机报废全队就全完了。王进喜大喊一声:“加!”全队职工一会工夫,就把七、八吨水泥全部加了进去。加进去的水泥,很快就会凝固。为了搅拌泥浆,王进喜不顾腿上的伤痛,第一个带头跳进浆池里,几个工人也跟着跳进去,用身体搅拌泥浆。泥浆碱性很强,人泡在泥浆里,用手脚不停的搅拌,身体来回晃动,皮肤哪能受得了?王进喜腿部的伤尚未痊愈,时间长了,身上火烧火燎地疼痛,手上、脚上都烧出了血泡,伤口也肿得更厉害了。尽管他们拼命的搅拌,费了很大劲,还是搅不匀。司钻急得直喊。王进喜和大家一起从池子里爬出来,把一个泵放到池子里循环,再加上人工搅拌。他们苦战几个小时,终于把井喷压住了。
1960年7月,会战工委在有实际工作经验、技术能力强的工人中,提拔一批技术干部。王进喜和其他16名先进工人,经会战领导小组决定,提拔为工人工程师。
王进喜当了工程师以后,他既要做井队的行政领导,又要作技术工作。对每口井从钻前准备,到整个钻进过程以至最后完井,他都要动脑筋,把好技术关。工人们称赞他说:“王队长一到井场,两耳听的是钻机旋转声,两眼看的是工人操作的动作,嘴上说的是安全生产,而心里想的是怎样搞革新。”
随着油田开发进展,对钻井技术的标准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来井斜不超过5°。到了1961年,全战指挥部提出,要打出井斜不超过3°的直井。这时,王进喜已被提升为大队长。他带头响应上级领导提高技术标准的号召,和大家想出用大钻头、小钻杆试一家伙的办法。有位负责技术的同志认为不行。他说:“井眼小,钻头大,弄不好会把钻头卡在井里头。”王进喜说:“不敢钻进老虎窝里去,怎么能把老虎娃逮出来!不敢大胆试验,怎么能打成笔直井!”他们多次研究、反复实验,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终于弄清了一些规律。比如,首先要把地层搞清楚,知道那段是夹层,那段是交接层;然后针对不同的层位,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结果,用大钻头、小钻铤,把一口井打成功了。以后大家普遍采用他的作业法,不仅井斜不超过3°,而且还能达到井斜不超过1°。
王进喜在钻井生产实践中,也有过沉重的教训。1961年南线会战不久,他带领过的1205队在南1—51井四天完钻,打了一口翻身井。但是,当地质研究所及采油单位检查时发现钻井质量有问题。在4月 19日,康副部长在群英村油建礼堂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对钻井质量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不留情地批评了铁人钻井队。当时,王进喜已担任了钻井二大队的大队长。那天,他因有事到会晚了一会,刚到礼堂门口,他们队的一个工人就对他说:“赶紧趴下!”“趴下干什么?”王进喜不解地问。“领导正批评我们呢!”王进喜说:“披红戴花的时候,你们推着我上台,这回挨批评了,就叫我悄悄地趴下当狗熊,我不当这个狗熊!”说着他直上礼堂主席台。康副部长见王进喜来了,又当面狠狠地批评他们钻井队粗心。告诫他们,干什么不能光有张飞的猛劲,再说张飞还粗中有细呢,该细的时候就得细。
会后,王进喜决心填死这口不合格的井。他认为这井打斜了,从根本上是职工思想上出了问题,光想抢速度,忽视了质量。这种思想苗头如不及时纠正,这回斜4.7度,下回就可能斜得更严重。他心情沉重地说:“我知道,填井,在我们队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一笔,但这回,得写上,目的在于让我们牢牢记住这个教训。”有的同志说:“填了这口井,这给标杆队的队史写下耻辱的一页。”王进喜道:“没有这一页,队史就是假的。这一页不但要记录在队史上,还要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要让后人都知道,我们要填掉的不单纯是一口废井,而是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全队职工迈着沉重的脚步,跟着老队长背着水泥,一袋一袋地往井口里填,直到把井填满。井填死了,全队职工从沉痛的教训中,牢牢地树立起了“高标准,严要求”的思想。在1205队,每当有新工人来队,他们都要接受两次教育,一是铁人打的第一口油井,二是这口被填死的斜井。


1964年冬,王进喜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2月,在北京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做了《为实现石油自给,艰苦奋斗不息》的发言,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他的发言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后,轰动京城,传遍全国,全国人民深为王进喜对开发建设大庆油田,为我国石油工业作出的贡献所感动、所激励。会议期间,王进喜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
同年第四季度,王进喜由钻井二大队大队长提升为钻井指挥部副指挥。不管是当大队长还是当副指挥、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王进喜身上始终保持着当年石油大会“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拼命拿下大油田”那股劲儿,永远保持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会战总部在粮油供给上对他有特殊的照顾,王进喜总是把那些照顾的粮油放在食堂里。虽然他家就近在咫尺,但是他没有往家里拿一粒米、一滴油,就连他二儿子来井队赶上吃饭时间,他都让孩子回家去吃。在王进喜的心里,不仅装着每一个钻进队的钻井进尺情况,同时还装着每一个职工的具体困难。他平时怀里总揣着小本子,每次下基层,都把听到、看到的,诸如基层小队的困难、哪个职工生活问题需要帮助解决、哪个职工有病需要慰问等等,一一记在小本子上。凡是职工有病,他都亲自去看望,有的在外地住院,他工作脱离不开,就安排人去看望。
王进喜关心职工,职工也信得过他,有什么大事小情都愿意跟他说。1205钻井队有一名大班司钻是一个老同志,由于会战来得匆忙,没有带家属,爱人因两地分居跟他离了婚。为此,这位司钻很苦恼,后来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一个对象。可是,因为没有房子结不了婚。王进喜知道后,不但为他解决了房子,还亲自为他筹办了结婚典礼。
王进喜把钻工们都当成“宝贝疙瘩”,1205钻井队原有个棒小伙子叫张启刚,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伤亡了。王进喜立即赶到队上做工作,跟班劳动,安定职工情绪,动员全队职工捐粮票、捐钱,寄给张启刚的母亲。没过多久,老人寄来一缕白发。王进喜捧着白发,泣不成声地对大家说:“老人家把独养娃交给我们,我们怎么对得起白发老人!”王进喜的革命意志和决心,比铁还硬,可他对职工的爱却是那样的一副软心肠。打那以后,每逢祭日,王进喜就带领全队为张启刚扫墓,在墓前进行安全教育,要大家牢记血的教训。
王进喜关心职工身体、关心职工生活,更关心职工思想情绪,注意正确的引导教育。1205钻井队有个“小秀才”叫张秀志的,高中刚毕业就来大庆参加会战,情绪有些低沉。王进喜得知后便来到井场和这个青年聊家常,问他的家庭和工作情况,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你有条件念了十几年的书,真幸福哇!我没有念过书,现在读毛主席的书都很困难。”说着,从挎包里掏出了《矛盾论》,让小秀才给他念一段。念完后,他笑呵呵地望着小张问:“你说两种对立的宇宙观是什么意思?”“小秀才”一时说不出来。王进喜望着在钻台上作业的工人说:“有的人情愿在钻台上为祖国的石油事业艰苦奋斗一辈子,有的人却光想在温暖的小家里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这是不是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呢?”王进喜又继续讲道:“同是苦出身的同志,有的为党为人民作出了贡献,有的却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损失。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不同的结果呢?一个人没有先进思想,就像一台汽车坏了方向盘,开出去非翻车不可!”
王进喜的话,对“小秀才”思想触动很大。从此,这个青年十分注意读书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进步很快,不但被评为五好红旗手,还当了司钻。
根据会战的发展,会战工委决定,要把家属组织起来,建立家属基地,发展农副业生产。一次,家属盖的房子出现了质量问题,王进喜发了一顿脾气。不久,康副部长和徐今强副部长来到施工现场,亲切地称家属为老大嫂,王进喜一听部长们都称家属为老大嫂,心里感到十分惭愧和内疚。于是,他就在一次会上,借机向家属们诚恳地表示歉意。他说:“康副部长和徐副部长都叫你们是老大嫂,我领着你们几个月了,动不动就批评一顿,这说明我的脑瓜子里装的只有打直井的规格,没有个干打垒的规格。今天,我特意向大家赔礼道歉,请原谅,家属老大嫂。”王进喜的一番诚恳话语,说得家属们心里热乎乎的。家属大嫂们盖干打垒的热情也高涨起来。开始,每人每天打80块土坯,割300斤草;后来,每人每天能打土坯300块至400块,割草400斤。
有一次王进喜去托儿所看望保育员和孩子们。他刚刚走到门口,就听见有娃娃哭声。王进喜急忙推开保育室的门,只见一个小孩坐在地上哭鼻子抹眼泪。王进喜最见不得孩子哭,他提高嗓子生气地喊“阿姨呢?”听到喊声,一个朴朴实实的年轻妇女抱着孩子匆匆走来,王进喜批评说:“钻工们在一线苦战,你却任由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哭?”那位阿姨看着老铁,既不生气,也没有辩解。离开托儿所,王进喜听同来的人说:“老铁,那位阿姨可是位好同志呀!他抱着别人的孩子,坐在地上哭的那个娃,倒是她自己的亲骨肉哩!”王进喜一听睁大眼睛:“是吧……咳!”随即向司机喊道:“赶快调头回去!”一下车,王进喜就闯进门,见那位年轻的保育员正给孩子擦眼泪,他上前握住阿姨的手说:“对不起,我不分青红皂白地乱轰了你一顿。”年轻的阿姨感动得流出热泪。
家属和子女陆续来到油田,孩子们整天野马驹子似地在大荒原上跑,采野花、撵兔子。一天,王进喜见孩子们在野地里玩,便走过去和他们聊天。他见有的孩子都十多岁了,问问他们识不识字、会唱什么歌,孩子们连连摇头,王进喜心里很难过。
这些都是石油工人的后代呀,都是未来的接班人哪!王进喜心情沉重,他想起了自己很小的时候就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去乞讨、拉大车,哪有条件念,直到现在识的字也不多,耽误了多少事啊!如今,怎么能让咱们工人阶级的后代成为文盲!他回到大队,就跟工人们说,得给孩子们办个学校。有的工人说,在这样的条件下想办学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王进喜说:“过去我没有念书是旧社会造成的,现在孩子们没有念书,责任完全在我们。我们工人的下一代是未来的主人,怎么能是睁眼瞎!每个人都应该对下一代负责,对国家负责。”王进喜找到指挥部领导,谈了自己的办学想法。在取得上级的支持后,他就带领工人找来一些废铁管和木桩钉在地上,再用苇草围成个圈,用土堆了些桌、凳,上边搭上木板,又请了三名有文化的家属当教师。就这样,五米见方,八个学生的钻井队第一所小学在荒原上诞生了。这所小学开始叫“苇棚小学”,后命名为“铁人小学”。王进喜就是这所小学的第一任校长。
在会战初期,家属基地各项设施尚不完备,王进喜在一个边远家属区,见到这里的人们,去商店、粮店很不方便。很多职工不得不在工作时间请假去买米、买东西。他想,职工生活中有这么多不方便能安心工作吗?便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来到粮店,提出:“我们自己办个粮店,你们来做指导。”粮店的同志高兴地答应了。王进喜回来后,就亲自带领人盖了个“干打垒”的房子作为粮店,又从家属中找了合适的人做服务员。粮店很快开张营业了,下班可以买到粮,从此请假买粮的人没有了。后来,他又帮助这个家属区办了驻地邮电所和商店等,从多方面帮助职工、家属解决生活困难。
王进喜当了副指挥之后,胃病和关节炎更严重了,一些大医院的名医,给他配来了好药,他都转送给患有同样病的干部和家属。工会给他的慰问品,他都转送给有病的工人或老弱职工。有的同志过意不去,他说:“我从小放牛,牛吃草、马吃料,牛的享受最少,出力最大,我就愿意当老黄牛。”


1966年5月3日,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视察大庆。会战指挥部领导向总理汇报了王进喜带领下的1205和1202钻井队的情况,说他们提出了要年钻井进尺五万米,决心超过苏联“功勋”钻井队和美国“王牌”钻井队的奋斗目标。
周总理听了汇报后指出:“这两个队,如果都打了五万米,国务院要鼓励他们,给政治鼓励。”[1] 周总理亲自登上钻台,王进喜手扶刹把,为总理进行了起钻、下钻和接钻杆的操作表演。走下钻台,周总理郑重地对会战指挥部领导说:“今年他们打上5万米,国务院要鼓励他们,给政治鼓励,你要给职工讲。”周总理的话给了1205和1202队全体职工以巨大鼓舞。
周总理视察大庆不久,阿尔巴尼亚政府提出邀请我国派一石油代表团去访问。同年6月4日至8月初,王进喜随我国石油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在访阿期间,王进喜和陶冰华先后为阿方各界人士作了14场关于大庆石油会战的报告,两次受到阿方党政领导人接见,并于7月,在地拉那多次随同周总理对阿方进行走访活动。回到大庆后,王进喜便向会战工委汇报了访问情况,并在大庆一中广场向全油田职工作了汇报。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展开,大庆也受到了影响。为了控制形势,不影响油田生产,大庆工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王进喜怀着为国争光的信念,旋即投入1205队和1202队超“功勋”、甩“王牌”的战斗。
8月11日中午,1205钻井队在不到八个半月的时间里,胜利地完成了苏联“功勋”钻井队一年才能完成的五万米的指标。王进喜站在站台上高兴地鼓励大家说:“我们还要乘胜前进,向十万米进军!”9月12日,全战区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胜利大会,石油部发来贺电。9月末,王进喜带领1205队的报捷团来到北京,在中南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亲切接见。9月27日,由国家经委、计委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庆祝大会。王进喜在会上介绍了超“功勋”、甩“王牌”所取得的成绩。会后,共留下19人参加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周总理询问1205和1202队,现在打了多少米,王进喜汇报说,10月12号可打到七万米。总理鼓励说,你们一定要超过美国“王牌”队。10月1日,王进喜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参加了国庆17周年观礼活动。
参加国庆观礼回到大庆后,王进喜继续率领1205队和1202队两个钻井队,向年钻井进尺十万米高峰冲刺。
同年10月,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党的各级领导受到猛烈的冲击和批判。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等造反组织,纷纷来大庆串联。大庆有些单位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张春桥等诬蔑北京举办的大庆展览是“攻击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大庆红旗是黑的、大庆标兵是假的、大庆经验是吹的”。江青、陈伯达唆使北师大的一个造反团在北京大造舆论,诬蔑大庆是“刘、邓修正主义的典型”,“是刘少奇假共产主义的试验田”。陈伯达亲自写信派北师大造反团到大庆煽风点火,鼓吹打倒一切。一夜之间,大庆领导班子17名成员,16名被揪斗。王进喜大义凛然地表示:“就是刀搁在脖子上,我也不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他不顾一些造反派对他的攻击诬蔑,深入1205和 1202队,和干部、职工吃住在一起,大干到年底,使两个队双双胜利攀上了年进尺十万米高峰。实现了甩掉苏联“功勋”队,超过美国“王牌”队,争夺世界冠军的伟大目标。
是年12月15日,王进喜等接到通知,参加造反总团在北京召开的“炮轰石油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王进喜在会上几次申明自己的观点:“停产闹革命不行,大庆要发展就不能停产,要想办法把生产搞上去,大庆那么多干部被打倒,生产谁来指挥……”
王进喜从北京回到大庆不久,就被抓起来隔离批斗,在设有114个分会场的批斗大会上,要铁人承认是“假铁人,是铁杆保皇派”。王进喜说:“我是铁人还是泥人关系不大,我只是工人,是毛主席把我一个苦娃娃培养成石油工人。我听毛主席的,听党中央的,我们打井没有错。”当时斗争是很残酷的,王进喜被罗织了“十大罪状”,身体受到了极大摧残。
王进喜没有被吓倒,他每天背着粮袋,或坐汽车,或步行几十里,到各钻井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有人提出:“现在全国都动起来,我们大庆再也不能死水一潭,要‘停产闹革命’”。面对这种错误的思潮,王进喜恳切地说“‘文化大革命’,不是停产闹革命,我们的生产不能停,我们的井不能不打,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石油,我们一定按党中央的指示,把革命和生产的重担挑起来。”
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个人攻击大庆、大庆红旗、大庆精神,王进喜越听越气愤,呼地站起来,甩掉身上的棉大衣,大声吼道:“大庆是毛主席的大庆,是全国人民的大庆,谁敢反对毛主席,谁敢诬蔑大庆红旗,我们就一拳把他砸到地层里去。”王进喜被关进密室,有的造反组织拿出事先写好的诬蔑大庆的所谓“罪状”,强迫王进喜签字,说:“只要你划个道道,就放你出去。”王进喜愤怒地说:“我识字不多,可是你们写的这些字,我还认得,你们就是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也别想让我划上一笔。”这些人就在王进喜的脖子上挂开水桶,用烟头烫他的后背,把他按倒在地上去用双脚踩,王进喜硬是啥也不承认。
据统计,大庆职工、家属中评选出的标兵、模范,有717名在“文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但大庆的广大职工在困难面前不动摇,坚守生产岗位,有的晚上被批斗,白天坚持上岗。许多群众趁无人看守之际,去看望受迫害干部,并给他们送食物,鼓励他们不要灰心,挺起腰杆。生产指挥机关在原地无法工作,就转到前线办公。因此,在各种冲击面前,大庆油田的生产一天未停。1966年12月7日,大庆《战报》报道:“大庆油田进入崭新开发阶段,没有一口井停产,没有一口井停喷。”全年生产原油1060.8万余吨,是1965年的1.27倍。
王进喜被围攻、揪斗、关押,他的家属也受到株连。全家八口人,上至七十多岁的老母,下至七岁的小孩,无一幸免。孩子被骂为“狗崽子”、“小保皇派”,母亲被骂为“国民党老太婆”,被抄家18次,并停发工资,全家靠东拆西借过日子。
王铁人没有向困难屈服。他相信党,相信群众,坚信大庆的道路是正确的,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为了保卫大庆红旗,扭转无政府状态,王进喜在职工们的配合下,冲破重重阻力,写信给周总理,反映大庆情况。


大庆油田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大庆领导班子处于瘫痪状态,铁人王进喜遭受无端迫害,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此十分关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67年元月8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大庆油田和其他油田群众组织的代表。
在周总理对王进喜的关怀和支持下,大庆代表回到大庆后,组织了四十多人,四下青海、甘肃、玉门等地,终于澄清事实,证明造反派给王进喜罗织的“十大罪状”,纯属捏造。
1969年4月,周总理亲自指示:中央经过对王进喜同志考查,王进喜同志完全可以作为“九大”代表。[1] 并明确表示,王进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铁人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要学习铁人,宣传铁人,要让铁人精神成为时代精神。
王进喜作为“九大”代表,来到北京参加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列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大会投票时,周总理一看见王进喜便站起身来,向毛主席介绍说:“这就是大庆的铁人王进喜。”毛主席亲切地握住王进喜的手,笑着说道:“王进喜我知道,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毛主席一面亲切地握着王进喜的手,一面风趣地说:“你长得这么结实,真是个铁人。”[1] 此刻的王进喜,心情无比激动,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自己大遭磨难时,能来到毛主席、周总理身边,并和他们亲切握手,受到他们的赞誉。王进喜当选为中央委员。
会议期间,王进喜时刻体会到毛主席、周总理对他的亲切关怀,他常和代表们谈到:“当选中央委员,这不是咱个人的事,咱是代表工人阶级的,离开了工人阶级,咱啥也不是。”
开完“九大”,回到大庆,为了扭转大庆油田的不利形势,和促进生产的发展,他家不回,办公室不进,就到工人中间介绍大会盛况,把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大庆的关怀和支持传达给每个职工。
当他看到钻井队井场以及其他施工现场完工后,留下不少钢筋、角铁、红砖、沙子和石头等材料,特别是全油田各单位扔掉的破钢烂铁以及废旧管材时,感到是一个很大的浪费。王进喜心疼地说:“大庆的沙子比白面还贵,这些东西丢掉了太可惜了!”在钻井指挥部党委会议上,王进喜建议组织回收队,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在讨论派谁去组织回收队时,王进喜说自己对油田情况比较熟悉,要求自己去。大家考虑到王进喜是中央委员,又是副指挥,这些具体的小事,还是交给别人去干好。可是王进喜说:“啥叫小,啥叫大,捡破烂看起来事小,却关系到油田的建设,实际上是大事。艰苦奋斗是非同小可的问题。”常委会同意了王进喜的意见,决定立即筹建回收队。
当年7月,回收队成立了。人员是从前线后勤抽调的体弱多病的职工,工作条件及生活都非常艰苦。有人觉得搞回收旧物,没出息、不光彩。王进喜就把大家带到第一口油井旁边,深情地说:“这井,是靠艰苦奋斗的精神打出来的。现在条件好些了,把散失的废旧材料拣回来,重新用来建设社会主义,意义大得很。”
在没有厂房和车辆的情况下,王进喜和大家从倒塌的土房和破菜窑里挖木头,在旧井场拣丢下的破方木,到附近各施工现场拣被遗弃的红砖、沙子,自己动手盖厂房。当时有个学徒工,和王进喜半开玩笑地说:“你是中央委员,又是大庆革委会副主任,批个条子,领上几部新汽车,拉上几万块砖,盖上几栋房子还不容易。”王进喜摇了摇头,语重心长地说:“小伙子,咱自己能走,就不要别人来扶,我们要靠大家的两只手成立回收队,建设回收队呀。”
在王进喜的带领下,很快盖起子三栋干打垒厂房和一栋车库。回收废旧材料,没有汽车也不行。王进喜又领着大伙跑遍了全油田,回收了八台报废汽车,七拼八凑,苦干一个月,将旧车全部修好了。接着,王进喜当上了喷漆工,他举着喷枪,亲手给一台台车披上了深绿色的新装。职工们高兴地说:“这不和刚出厂的‘解放牌’一个样吗!”
回收队成立后,王进喜就在队里安家落户了。除了开会和因公外出,他始终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经常把60年代艰苦的会战史讲给回收队的青年职工们听。他说:“开创大庆油田的艰苦困难,我们在玉门出发前,就预料到了。所以,我们离开玉门的前些日子,就到废料堆里,挑选几十件废旧钻头和其他各种配件。带到大庆后,不但解决了本队打井时缺件的急需,还支援了兄弟打井队。”他对队员们说:“咱们的回收队,绝不仅仅是为了捡回一些废铜烂铁,而是为了发扬勤俭创业的革命精神啊!”
回收队的建立,有效地杜绝了浪费的现象,也较好地支援了油田的生产建设。
1970年3月,王进喜率大庆油田代表团到新开发的湖北江汉油田学习和慰问。江汉油田丰富的资源和沸腾的景象使王进喜非常激动。他抱病带领慰问的同志深入到各井队、车间、工地,开座谈会,找老工人谈心。有一天,他到一个井队,遇到过去的一位老战友。他把大衣一撂,大步走上钻台,接过刹把就干起来。他对老战友说:“我想会有那么一天,打着打着,钻头咕咚一声,掉到地下大油库里!”王进喜风趣的话引得井场上一片欢声。
回到大庆后,在讨论支援新油田建设的会议上,王进喜说:“我们要像当年全国支援大庆会战那样,挑选精兵强将,把最优秀的队伍开上去。给人,要给思想觉悟高的;给物,要给优质的;给设备,要给成套的。保证调出的队伍,开上去就能打硬仗,打胜仗。”大家一致赞成他的意见,很快便组织了一支优秀的队伍,配备成套设备开到江汉油田,连被誉为“永不卷刃的尖刀”的1202钻井队都派出去了。不久,上级又在北京召开第二批支援新油田会战的会议。这一次大庆油田担负的支援任务比第一次更繁重。有的同志扳起指头一算,大庆油田的人员设备大量减少,油田建设还要迅速扩大,担心将来完不成任务。王进喜毫不犹豫地说,担子越重越光荣,困难越大越有闯头,我们要把建设大庆、开发新油田的任务都承担下来。
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鼓吹批判“技术挂帅”、“专家治厂”,油田造反派组织提出“三年不搞科研,照样出油”的谬论,大庆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油田从1969年12月份起,注水、采油比例逐步失调,出现了地层压力下降,油井产量下降,原油含水率上升的“两降一升”的严重局面。1970年3月同1969年3月对此,平均单井日产油量从35.9吨降到33.7吨,有360口井产量下降,占对比井数的61.7%。对此,王进喜心里非常着急。
根据中央要求,王进喜代表大庆油田到北京汇报大庆油田“两降一升”生产情况。到京一个星期后,王进喜向余秋里汇报了现在油田生产上不去的主要原因是不讲科学,地下亏空,注水跟不上。再就是造反派掌权,老干部没解放,军管会领导刚来不懂生产等一些问题。余秋里听后说:“大庆要把不适合的人员清除出革委会,听说还有一个不是党员的常委,必须马上清除,同时要尽快解放一大批老干部,让他们马上出来大胆工作,把生产抓上去,把产量抓上去。”[1]
石油部根据汇报内容,整理了一份《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的报告》,上报国务院。周总理看后,立即要求石油部派人到大庆具体调查了解。石油部派出李景新、谭文林等到大庆做了调查,并向周总理呈送了调查报告。周总理在1970年3月18日接见铁人王进喜时指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要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2] 并强调“大庆不要忘本,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


1970年3月下旬,王进喜在京参加会议后,旋即奔赴玉门参加石油部召开的学习石油沟经验会议。玉门是王进喜的故乡,在这里他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是党和毛主席把他从资本家的魔掌下解放出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人。石油河、老君庙、白杨河、鸭儿峡的一草一木都烙下了他当年艰苦奋斗的足迹。到玉门后,他不顾病体沉重,抓紧时间,拜会了参加会议的甘肃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负责同志,兰州军区国防工办和玉门市革委会负责同志,看望了当年并肩工作的老师傅和亲朋好友,还到每个房间看望大庆代表,并参加大庆代表团的小组会议。
王进喜初到玉门时,还能坚持参加会议和讨论。几天后,他胃疼、肚子疼、吃不下饭,最后终于病倒了。但他不去住院,病室就在专家招待所宿舍里,医生、护士日夜诊治护理。
对于王进喜的病,当时玉门医院认为是重感冒加上胃疼,但经十多天治疗又不见效,也拿不准是不是胃癌。研究决定,送王进喜到北京住医院详细诊断检查。
4月26日,王进喜坚持要到各石油单位住地和代表们告别。他每到一个单位,就拉住负责人的手说:“感谢你们的热诚帮助!”“大庆一定要学习玉门石油沟的经验,认真贯彻大会精神,做好工作,发展大庆!”各单位的领导和代表拉住王进喜的手,激动地说:“老铁呀,你要好好治病,你要保重身体呀!”“我们关心大庆,也关心你呀,我们永远支持你呀!”各单位的代表,几人、几十人、上百人不断地增多,不约而同地尾随着王进喜。当他走完最后几个单位时,已是泪流满面,满头大汗,不时用手巾擦眼、擦头。最后他双手抱拳,吃力地举过头顶,挥动几下,离开了人群,回到自己病房里,就倒在病床上。
4月27日早上,在玉门专家招待所门前,王进喜和前来送行的代表及家乡亲人握手告别。玉门革委会负责人和大庆的张云清、马德仁、张鸿飞等一起送王进喜到玉门车站,在警卫员和医生的陪护下,他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到京后,由于途中大夫用了退烧药,病情暂时缓解,王进喜准备赶回大庆,落实玉门会议精神。当时,燃料化学工业部的军管会领导不同意王进喜马上回大庆,要求他在301医院检查,诊断后再回大庆。在首长们的关照下,王进喜住进了301医院,初步诊断为胃癌。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和余秋里主任等都非常关心,组织名医专家为王进喜会诊,最后确诊为胃癌晚期。经周总理批准后,进行了大型切除手术,因为病变部分已有碗口大,为了手术,取掉了两根肋骨。手术后,李富春、余秋里等先后到医院看望,黑龙江省革委会也派办公室主任专程到京看望。
在医院,王进喜以他那铁人特有的钢铁意志配合医生治疗。他对医生说:“你们放心大胆治。治好了我回油田继续干;治不好,你们也从中积累点经验。”住院期间,他心想大庆建设,关心油田生产,惦记着职工家庭生活和学校孩子的学习。他经常详细了解油田情况,找人来研究未完成的工作。他把周总理在“四五”规划会议上的讲话交给从大庆来看望他的同志,让带回油田,好好学习,认真贯彻。他还嘱咐,要把废旧物资回收队建成修旧利废的小工厂,保证前线工人的物资供应。他为大庆操碎了心,可自己一无所求。他对家庭很少过问,只是嘱咐其子女和亲属要互相照顾好,不要给组织添麻烦。看望他的同志们告诉他大庆外围又出现一个新油田,他十分动情地说:“我们国家就是一块宝地!等我病好了回大庆,再干它几十年,实现全国每人半吨油。”
石油部康世恩部长得知王进喜病重消息后,专程从湖北江汉油田赶回北京,天天到医院看望。康部长和夫人杨普化还和医院院长、医生商量,请来了北京一些著名老中医,开药诊治。
王进喜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嘱托:将所有的伤、亡职工登记造册,按期察访慰问;要搞好回收队的养猪种菜……。王进喜住院期间,组织上考虑到他的母亲、爱人、小女儿有病,生活困难,曾几次给他送去补助金,他都再三辞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进喜吃力地从枕边摸出一个小纸包和一个小本子,对守在身边的人说:“这些钱,请组织上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打开纸包,人们才知道,几笔补助费竟分文未动;翻开笔记本,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补助的日期和金额。在病床前,王进喜再三叮嘱家人:“我死后,千万不能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不能给组织增添任何麻烦。”王进喜没有给家人遗留值钱的财物,却给我们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铁人精神。
1970年11月15日晚10时30分,铁人王进喜与世长辞,终年47岁,周恩来总理亲自赶到医院向铁人遗体告别。李先念、纪登奎以及石油部领导、部机关数百人、黑龙江和大庆的代表等出席了告别仪式。
中央决定:王进喜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公墓正堂一室。
王进喜逝世的消息传到大庆,成千上万的大庆工人、干部、解放军指战员、职工家属和孩子们,无不万分悲痛,一连好几天,追悼王进喜的人络绎不绝,一次又一次含着眼泪向王进喜的遗像告别。

[1] “人造油厂”,即“人造石油工厂”,就是从油页岩中提炼成品油、汽油、煤油等,区别于天然油。
[1] 《大庆油田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人民日报》(1990年1月5日)。
[1] 《铁人王进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2、96页。
[1] 《铁人王进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2、96页。
[1] 《铁人王进喜》第105页。
[2] 《大庆企业文化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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