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国庆前夕,毛主席、中共中央邀请各地劳动模范参加国庆观礼,时传祥作为北京观礼团副团长和大家一起住进中南海。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周恩来亲自给时传祥敬酒,亲切地对时传祥说:“老时啊,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一定要招待好!”朱德委员长也亲切地与时传祥打招呼:“老时,你是干重活的人,不会喝酒,可要多吃菜哟!”周恩来到代表团住地看望大家,并来到时传祥的房间,亲切地问他:“毛主席的著作你学得怎么样?”时传祥答道:“我识字不多,学得不好,我要继续努力。”周恩来问了他工作、生活和身体情况后说:“老时啊!今后也要有你们自己的环卫报纸,来宣传你们的事迹和工作的重要性,让全社会都尊重你们的劳动。”时传祥激动地说:“您真是人民的好总理!”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时传祥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泽东走过去,亲切地和他握手。时传祥无比激动:旧社会被压在最底层的掏粪工人,今天能受如此礼遇,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国庆节后一个多月,时传祥由劳模一下子变成“罪人”。11月26日,江青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师生座谈会上,无中生有地胡说:“时传祥是个工贼。”陈伯达立即与江青一唱一和:“时传祥被资产阶级收买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在上海摇唇鼓舌:“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了。”一时间,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揪斗劳动模范之风。在被江青点名的第二天,崇文区清洁队门前来了揪斗时传祥的红卫兵。开始,他们欺骗说,请时传祥去作报告。清洁队的领导看着气氛不对,再三拒绝。他们见软的不行,就露出了凶相,喝道:“江青同志已经点了名,今天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说着,几十个人窜进清洁队院内,到处乱搜。清洁队的干部、工人同他们讲理,他们理屈词穷,就在队里挑拨一部分人反对时传祥。最后,他们还是采用欺骗手段,在一次会议后,从后门把时传祥推上汽车拉走了。12月31日,正当人们准备欢度新年的时候,时传祥在北京政法学院操场上迎着呼啸的寒风挨批斗。然后,又被反剪双手,挂着“工贼”、“粪霸”的大牌子,押上卡车,在市区游街。造反派们造谣说:“时传祥岳母死了,刘少奇给过500元安葬费。”事实上,当时时传祥的岳母还健在,又哪里来的安葬费一说呢?他们为了打倒时传祥,竟然找到解放前欺压剥削时传祥的资本家,让他编造谎言,在证明材料上写:“时传祥解放前在柜台上管事,没有住过驴栅,我待他很好,没受过什么苦。”
一次次的批斗、辱骂,并没有压服时传祥,反而使他更坚强了。他凛然正气,胸襟坦荡,每次批斗回来,照常一顿饭吃两个半斤,见到清洁队的同志们照样打招呼。他说:“俺老时没偷过人家,没摸过人家,俺什么时候也没出卖过工人阶级,俺不是贼。”他相信毛主席、周总理会给所有被迫害的同志作主,冤案一定会水落石出。这些,又成了不老实的新罪行,老时被剥夺了同工人们一起劳动的权利。罚他去种菜,时传祥把菜地收拾得挺好。
1968年来到了,时传祥已经遭受了数百次批斗,他的血压也升到高压240,低压160。造反派们见批斗“镇”不住时传祥,竟又对他下毒手。有一个坏头头说:“如果不老实,就治他‘端正态度’,只要不打死,出了问题我顶着。”这以后,时传祥经常在深夜被带到一个远离工人宿舍的暗室里,受审讯和拷问。他们用机器上的三角皮带缠上铁丝制成钢鞭,抽打时传祥,强迫他招认和刘少奇的“黑关系”,要他承认“反党”。时传祥强忍剧痛,申辩说:“俺热爱党。没有党,哪有俺老时的一切。俺老时要是反党,也当不了全国人大代表。”“我时传祥没有罪,你们不能打人!”
造反派们嫌毒打不够,还把他的粮食定量由60斤减到36斤,并不准吃细粮,只准吃窝头咸菜,顶多买一碗二分钱的白菜汤。工人们偷着买了油饼、猪头肉、素丸子等送到时传祥手中。
时传祥夜里受审讯,每天早晨天不亮,还要起来到各清洁分队去“请罪”,来回一趟就是几十华里。长时间的折磨摧残,使他染了重病。他两脚浮肿,四肢麻木,走路摇摇晃晃,像踩棉花似的。造反派们怕时传祥死在队里,不好交待,于是在1971年10月把他押送回山东老家——齐河县赵官镇大胡庄。
时传祥回到村里,乡亲们看到被摧残得不成样子的老伙伴,都愤愤不平地说:“时传祥究竟犯了哪家的王法?”有的说:“过去,我们只要一看村里的街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就知道是传祥回来了。他探家也忘不了劳动,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勤快的人,天下哪有这样的反革命呀!”八十多岁的老烈属炳仁奶奶,从自家树上摘来大石榴,又提上攒下的鸡蛋,拄着拐棍来看望时传祥。
但是,造反派派到时传祥家乡的人到处散布:“时传祥是江青同志点名的工贼,要按工贼处理!”于是,尽管时传祥病势严重,当地医院不敢给他治疗。小儿子不能参军,女儿没资格升高中,被迫中途退学。即使在这种艰难情况下,身处逆境的时传祥仍严格要求孩子们,让他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
晚上拉家常时,他常回忆往事,讲自己由一个普通掏粪工人成为人大代表的光荣经历,并嘱咐几个孩子:“要永远听党的话,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不上当受骗,不怕打击。”
1973年入夏以后,时传祥因弥散性脑软化症致半身瘫痪,卧床不起,病情一天天恶化。家里人悄悄地为他准备后事,赶制了一口水泥棺材。时传祥看见了,说:“不用给我准备这个,我死了一烧就行了。”对于死,时传祥并不害怕,但冤屈没有伸,问题还没弄清,这口气怎么咽的下去!于是他把儿女叫到跟前:“快,快,给周总理、朱老总写信。”按照他断断续续的嘱咐,孩子们以自己的名义,写了这封信:
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亲爱的老伯伯们:
我们是时传祥的子女。我父亲目前病得很厉害。父亲被赶回老家之后,总念叨着、催促着,要我们给你们写信汇报。不瞒老伯伯们说,面对父亲以往的光荣和现时的情况,我们想不通。我们把社会上的反映告诉过父亲,他说要跟毛主席干革命,抵住逆流。父亲还说,他年纪还不大,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决心病好归队,像当年一样,把全部精力投进革命事业,要求在革命风浪中,考验他……
在“四人帮”当道的日子里,时传祥子女们的信虽然没能送到周恩来的手中,可是周恩来还惦记着这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
1973年8月21日凌晨两点,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刚刚处理完外事工作,又把当时在北京市委工作的万里和其他有关单位的负责人找到人民大会堂。在说到北京市环境卫生时,周恩来问:“时传祥同志现在在哪里?”当听到时传祥的遭遇时,周恩来非常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当即斩钉截铁地说:“要把时传祥同志接回来,要给他平反,向他道歉,给他治病,落实政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北京市派来接时传祥的汽车开到赵官镇。喜讯在大胡村里飞传开了。
“北京来人接时传祥了!”
“毛主席、周恩来派人来接时传祥了!”
北京市公用局的负责人当面向时传祥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拉着他的手说:“毛主席、周恩来非常关心你,派我们接你来了。”时传祥眼泪夺眶而出,激动得嘴唇颤抖,说不出话来。老伴崔秀庭流着眼泪说:“盼星星,盼月亮,可盼到这一天了!”乡亲们看到此情此景,也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回到北京后,时传祥立即被送到医院抢救。当年曾和时传祥一起背过粪的万里,著名劳动模范张百发、李瑞环等,都赶到医院看望,向他表示慰问。时传祥已言语不清。他流着泪,紧紧地握住同志们的手,用无声的语言表达着自己心中全部的爱和恨。
医务人员虽怀着深厚的感情,精心护理治疗时传祥,但由于摧残太重,又长期延误治疗,抢救已经来不及了。时传祥住院一年零八个月后,于1975年5月19日与世长辞,终年60岁。临终前,时传祥听说儿子时纯利已经当了清洁工,很高兴。他用老伴还能听懂一点的微弱声音嘱咐儿女们:“我干了一辈子清洁工人,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班接下去,努力把首都的清洁卫生工作做好。要革新,放下扫把,放下铁锨、粪桶,实现清运机械化……”
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坏卫管理局、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联合为时传祥举行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赵鹏飞代表市委郑重宣布:彻底清除强加给时传祥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和不正确的结论。彻底恢复了时传祥同志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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