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国民党反动当局又制造“清党”惨案，大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被屠杀。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秘密状态。4月22日正式成立中共广州市委，吴毅任书记，罗登贤当选市委委员。6月23日，为纪念“沙基惨案”两周年，罗登贤和周文雍发动三万多名工人开大会。国民党反动当局调动军警包围会场，罗登贤、周文雍指挥工人冲出包围，走上大街示威游行。当晚，国民党军警又包围省港罢工工人宿舍，逮捕工人积极分子二百多人。此后，罗登贤在广州和香港做秘密工作。

党的“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广东省委，张太雷任省委书记。8月20日，张太雷在香港召开成立广东省委的筹备会议，在会上传达了“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和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会议讨论了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广东，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制定暴动计划、组织广州暴动委员会等事项。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广东省委，并决定派罗登贤、李源、陈郁等回广州做暴动的准备工作。

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罗登贤来往于广州、香港之间，随时有遭到被捕的危险。但他始终坚定沉着，机智果敢，为了保护同志们的安全，不顾自己的危险，忘我的工作。每当发生危急情况，他都首先机警地把联络暗号撤掉，以免其他同志再误人虎口，然后把同志们一个个掩护走，他自己总是留在最后处理党的文件。他从不轻易毁掉党的重要文件，而是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一次，他在香港家里和几个同志谈工作，他们住的是三层楼，忽然发现二楼的房间被搜查，那几个同志的手里面有文件，都慌忙地烧了。而罗登贤却沉着地有说有笑，一面去掉警号，一面使劲地摆弄事先准备好的“麻将牌”。过了一阵，才弄清楚，原来是警察抓吸鸦片的，根本与他们无关。罗登贤叹息地说：“这是个很大损失，以后在情况未弄清以前，最好不要先毁掉党的重要文件，因为它是我们的方向和指针。”

10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在会上进一步讨论了武装暴动问题。罗登贤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广东省委委员。会后，他又去广州与周文雍一起做暴动的准备工作。他和周文雍把广州的工人武装——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工人自救队、剑仔队、海员义勇团队改编为统一的工人赤卫队。赤卫队又按行业编为七个联队，联队下设大队、中队、小队。罗登贤参加了赤卫队总指挥部的领导工作，是领导成员之一，并兼任第一联队队长。赤卫队还成立了秘密兵工厂，赶制手榴弹、炸弹和梭镖。

1927年12月21日，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同志领导的广州起义开始了。罗登贤带领的第一联队六百多人，战斗力较强，负责攻打公安局、保安队。起义的枪声打响后，第一联队的敢死队首先发起冲锋，其他队员在罗登贤指挥下，奋不顾身地扑向敌人。叶剑英率部分教导团士兵赶来支援。罗登贤指挥赤卫队逼近公安局，敢死队爬上墙头，向公安局内投掷手榴弹，把敌人的机枪和装甲车炸坏。然后，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一起，攻克了这个顽固的反动堡垒。

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罗登贤被分配在人民外交委员会工作。在讨论苏维埃政府公布的革命政纲时，罗登贤兴奋地说：“革命政纲是维护我们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切身利益的政纲，我们一定要维护它，热爱这个政府”。

由于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广州起义失败了。罗登贤被迫转移回香港，隐蔽在一位工友家里开展秘密工作。1927年底，罗登贤在香港与几个同志约好，在一天上午8点钟到党的机关开会，研究上级指示。按要求，如无意外，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能准时到会。但这天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人还未到齐。罗登贤预感到情况有变，决定会议立即停止，把已到会的同志一一掩护走。待他自己准备藏起文件也要离开会议地点时，敌人已将会议地点包围起来，并冲进室内。罗登贤机警地把几张用薄纸写的文件揉成团吞进肚里。

罗登贤被捕后，在狱中受尽各种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未暴露党的机密。敌人找不到证据，党组织通过他姐姐罗才多方设法，把他营救出狱，之后，他去广州工作。

1928年初，他又化装回香港参加由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被选为省委常委。不久，罗登贤被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5月间，在纪念“五卅”惨案三周年时，罗登贤组织和发动了上海纱厂、邮务、电车工人反对开除和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并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者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屠杀。在游行中他与群众一起高呼口号：“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打倒投降卖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

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罗登贤没有出席会议，但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当时他才24岁。

1928年，他在党中央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的《最近城市工人运动之开展》、《反革命统治下之最近职工运动概况》等文章中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散布的“阶级合作”、“劳资调合”等谬论，强调中国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只有武装斗争，推翻反动政权，建立工农民主苏维埃，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才能取得胜利。同时，在罗登贤的建议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于12月1日正式复刊。

1929年初，中共江苏省委改组，罗登贤继续任省委书记。不久，因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病故，党中央又任命罗登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在此期间，罗登贤与六大选出的中央候补委员、江苏省委妇委周秀珠( 周冷波) 结婚。

1929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罗登贤以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提出：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建立红军，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等。会后，罗登贤代表党中央去香港，向广东省委传达了六届二中全会精神。

同年11月9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上，罗登贤改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党团书记，继续领导全国工运工作。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协助周恩来工作。

是年冬，中共广东省委为避开香港当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去上海召开广东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罗登贤代表中央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中央任命罗登贤为广东省委书记，他与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妇女部长蔡畅一起回到香港工作。1930年春，按照中央指示，中共南方局成立，与广东省委是一套干部，对广东省内仍用省委名称，对本省以外则用南方局名称。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五省及南洋群岛的新加坡特委（包括马来西亚）、暹罗特委、安南特委（在越南西贡）等党组织。罗登贤任南方局书记^[1]。

罗登贤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后，积极领导广东的工人运动。1930年4月，粤汉铁路局无理开除工人二十多名，并降低在业工人工资，引起工人不满，铁路工人于黄沙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反对减薪。国民党派军警到会镇压。罗登贤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以广东省委名义指示粤汉铁路沿线工人进行反击。国民党在潮安县庵埠征收船牌捐，激起广大船业工人不满，罗登贤指示船工举行罢工，取得胜利。

罗登贤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提议创刊了《香港小日报》，亲自领导报刊的编辑和发行工作。该报遭到香港当局禁止出版后，他又于1930年6月秘密组织出版了《南方红旗》，以指导南方局所属各地的工作。

罗登贤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热情帮助、教育，有一段时间工作特别忙，省委秘书处油印科个别同志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罗登贤听完汇报后，严肃地指出：“注意劳逸结合是对的，但在革命还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万万不能在共产党的机关内来提倡八小时工作制，因为八小时工作是我们领导工人阶级向资本家作斗争的战斗口号，亦是斗争的目标和要求。共产党员向党提出实行‘三八制’是一种最可耻的行为。……”经过他的说明，提问题的同志才认识到，共产党员献身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哪还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问题。从而使大家提高了觉悟，工作也更积极了。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罗登贤参加了会议，并为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罗登贤到上海参加了这次会议，是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在改组中央委员会时，罗登贤仍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他被留在中央（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不久，国民党颁布了“工会法”、“工厂法”。罗登贤在“全总”会议上及时揭露了这两个法的反动实质是禁止工人罢工，不准工人反帝反封建。他号召工人阶级要坚决反对这两个法。在罗登贤和全总领导下，上海的纺织、电车、铁路、海员、邮务工人，积极开展了反抗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的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反对工人运动，他们在上海建立了市总工会，利用一些工贼、走狗、特务、暗探充当工会的委员。这个反动的黄色工会是专门反对我党领导的赤色工会，压制工人罢工和禁止工人在经济上、政治上向国民党政府及资本家提出合理要求的。罗登贤为了揭露黄色工会的真面目，曾派一批进步工人打人黄色工会，向工人指明黄色工会是“老爷工会”、“国民党反动派工会”、“老板工会”，要工人们不要上当，从而使黄色工会在工人中陷于孤立。

[1]　《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113页。
[1]　1981年3月12日李沛群回忆材料。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gong/20221214187.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