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春，罗登贤被党中央派往东北工作，化名“达平”。他以中共中央驻满洲省委代表身份，到沈阳协助省委工作，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同时解决东北党内罗章龙派别制造分裂问题。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全党。中共满洲省委也贯彻执行了这些“左”倾错误政策。4月，中央又派魏抱一（即李实）来东北巡视工作，继续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

罗登贤、李实和满洲省委的同志，当时已感到东北地区的情况和关内不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武装侵略已十分明显，他们曾将这些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但以王明为首的中央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根据东北地区的实际形势改变斗争策略。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武装入侵我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22日，党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罗登贤和满洲省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这次事变的性质，于9月19日、9月21日连续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的宣言和决议，积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阴谋与罪行，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卖国罪行，号召和组织工人、学生举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1月间，由于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被捕叛变，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和军委书记廖如愿被捕。党中央立即任命罗登贤为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满洲省委机关从沈阳迁到哈尔滨，罗登贤住道里三道街。他到哈尔滨不久，即在道里松花江下边一个叫牛甸子的小沙岛上党的联络站——冯仲云家里，召开了北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上，他分析了当时的危急形势，号召东北全体党员与东北人民共存亡，坚持抗日到底。他怀着满腔的义愤，坚定地对与会同志说：“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与敌人抗争。”接着他又庄严地声明说：“党内不许有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不是中国共产党员。”^[1]。

为了加强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罗登贤领导的满洲省委积极整顿各地党的组织，除设有东满特委、哈尔滨市委、奉天特委外，还直接领导磐石中心县委、海龙中心县委、伊通县委以及安达、巴彦、汤原、珠河、宁安中心县委等组织的抗日工作。罗登贤和省委一方面在城市中进行反日宣传和发动罢工斗争；另一方面以主要精力放在农村，组织发动东北人民开展反日游击战争。他经常奔走于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地，了解情况，号召和组织工人、学生、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在他的领导下，沈阳、抚顺、本溪、鞍山等地的工矿区数万名工人举行反日罢工，长春砖窑工人；中东路、呼海路、吉沈路、哈尔滨电业工人及大中学校学生也进行大规模的反日斗争。磐石、珠河等地的农民曾多次举行反日大示威，东北各地农民进行了规模很大的农民武装暴动。

为了组织、发动东北人民开展反日游击战争，罗登贤和满洲省委积极支持和帮助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的同时，大力组织创建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出现了许多抗日义勇军，人数最多时达八十余万。这些义勇军的组成大体可分四种：第一是东北军的一些将领，在广大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高潮中，在一批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强烈要求抗日的推动下，拉起队伍抗日。如黑龙江省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省的丁超、李杜等，这些队伍直接受国民党的影响，不发动民众抗日。第二是东北军与民众结合组织起来的抗日义勇军，如吉林省的王德林，辽宁省的唐聚伍、郭景珊、邓铁梅等为代表的抗日救国军或自卫军。这些义勇军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也有部分工人。这部分抗日义勇军受国民党影响较小，在一定条件下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甚至允许共产党派人到他们的队伍中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第三是农村的农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团体。如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等。这些武装虽然也抗日，但封建迷信色彩很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农村地主阶级左右。第四是抗日“山林队”。“山林队”是以报山头，报号为名义的民众抗日武装。

罗登贤和满洲省委根据各种抗日义勇军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或者派党员去加强领导，或者派有经验的党员打进去做兵运工作。如对吉林抗日救国军的王德林及其所部吴义成、孔宪荣等队伍，满洲省委曾先后派遣共产党员李延禄、胡泽民、孟劲清、金大伦、周保中等进去开展抗日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李延禄担任了王德林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参谋长和游击司令，胡泽民担任吴义成部前方司令部参谋长，周保中担任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参议、抗日救国游击军总指挥等。

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打击了日寇的气焰，延缓了日寇迅速侵占东北的计划，鼓舞了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心。抗日义勇军的人数发展很快，但成分庞杂，组织混乱，有时出现分化瓦解的情况。

于是，罗登贤和省委认为，要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迅速创建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

1932年初，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20期（1931年10月21日出版）传到东北，该期刊物上载有周恩来以伍豪为笔名写的重要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周恩来在文章中号召东北党要组织武装抗日，在东北必须发动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寇，驱逐日寇出东北；必须发动群众，组织反日团体；号召东北人民“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救国军、义勇军，进行游击战争。并提出中心口号是：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罗登贤和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周保中等一起起草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文件。提出我党必须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才能取得抗日救国的彻底胜利。

为了贯彻执行文件精神，罗登贤和满洲省委先后派了一大批优秀党员，分赴各地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反日斗争。被派往各地的党员，罗登贤都亲自找他们谈话，交代工作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方法，鼓励他们为东北的民族解放斗争作出贡献。

在南满地区，1932年春，满洲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杨君武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吉林省磐石县发展武装力量，创建了磐石工农义勇军。后来又派杨靖宇去领导这支队伍，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东满地区，省委派童长荣任特委书记，创建了延吉、和龙、珲春、汪清等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北满和吉东地区，省委派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等，先后创建了巴彦、海伦、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许多支游击队，后来发展壮大成为抗日联军第三、四、五、六、七军。

罗登贤根据“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形势，把满洲省委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组建起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抗日武装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写上了罗登贤的名字，肯定了他为抗日救国做出的历史功绩。

罗登贤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期间，工作很紧张，环境很恶劣。他常用自己的经历去激励别的同志。他说：“做革命工作要经得起风吹雨打，阶级斗争的知识要从革命的实际行动中去寻找，革命的理论要从实际工作中去提高。我原来是一个学徒工，没什么文化，后来在师兄的帮助下，逐渐认识了革命，参加了党。在革命队伍里，我慢慢学会了读传单、看文件，以后还参加了广州暴动和许多革命工作。在这些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我的文化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也逐渐提高了，这样我才能为党做一些工作。”^[1]

[1]　仲云：《纪念沉痛的“九一八”——我们永远怀念着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始人罗登贤同志》，1946年9月18日《东北日报》第4版。
[1]　薛雯同志回忆材料。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gong/20221214185.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