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蒋先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北伐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团长。他在北伐战争中，奋勇当先。临颖之役，三次负伤，牺牲前仍奋力高呼：“冲呀，杀呀，前进！前进！”郭沫若悼念说：“先云战死了，但他的精神是从此不死了。”

蒋先云，又名湘耘，别号巫山。湖南新田县大坪圹人。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7月14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当他还在娘胎里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含恨离开了人世。
先云兄弟六人，他排行第六。他的大哥蒋先烈，青年时期就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1912年肄业于武昌军校。1913年窃国大盗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发生了宋教仁遇刺案件，湖南等省先后宣布反袁独立。蒋先烈等人遵照孙中山的密令，在湖北继续谋求独立，因事机不密，被黎元洪杀害于武昌。
先云五岁那年的春夏，湖南各地阴雨连绵，洪水横溢，数百里间，汪洋一片，八岁那年的夏秋，新田一带又遇大旱，劳动人民无以充饥，树皮草根，剥掘殆尽；先云十岁那年的夏天，又发大水，湘南各地哀鸿遍野，伤心惨目。在这连续不断的特大灾荒面前，先云的兄长都外出谋生。他的母亲就靠帮地主做鞋子、洗衣服、舂大米打零工度日，过着“整日辛辛苦苦，还得不到白米半升”的困苦生活。年头到年尾，经常是“鼎锅挂在屋檐下”。不足十岁的先云，不得不从事艰辛劳动，放牛、捡柴、打猪草、舂谷、碾米、捞鱼虾，起早贪黑得来的一点东西，还要今日交这个捐，明日交那个税，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凄苦的生活使先云从小滋长了反抗的情绪。他爱听农民反抗地主的故事，非常同情劳动人民。由于他具有强烈的阶级感情，加上记忆力强，口才出众，幼小的先云，就能在成群的孩子中，讲一些农民起义的故事。有时还组织孩子们做游戏，有的扮林冲，有的扮高俅，双方“杀起仗来”，把高俅打败。
同族的穷苦人看到先云如此聪明，都劝说先云的母亲送儿求学，期望先云长大后有“出头”之日，好为穷人们争口气。母亲含着泪花说：“家里连稀饭都不上口，哪里有钱送他上学！”苦怜苦，穷帮穷，附近的穷亲戚便你量几升米，他出几十文钱，凑起来帮助先云上了村立国民小学。
入学以后，先云异常勤奋，所习各科，成绩优异。老师认为他“禀赋聪颖”，深为器重。一次，老师在课堂上出了一个“月”字，叫学生造句联对。一个学生造的是：“明月高悬，对酒当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先云造的却是：“残月西斜，凄洒人间；日出东方，大地红遍。”老师当即在先云的卷子上批道：“寓情于景，寓理于景，含意深厚，超脱异常。传阅。”
先云的优异成绩，却遭到了地主豪绅少爷们的嫉妒和打击。他们不准先云的分数超过自己。一次，学期终了发榜，先云的成绩名列前茅。当天放学，一出校门，十多公子少爷们蜂拥而上，抓住先云拳打脚踢道：“老子背榜，你取头名，穷小子也想考状元郎！”先云舍命回击，终因寡不敌众，被打得遍体青紫。
进中学，按当地那时的宗祠族规，本可以支取一笔学费，可是这哪能轮到先云这穷孩子的头上。就连他的那个发了财的伯父，都不同意捐助一文，并且讽刺说：“自己家里没有钱就不要派儿子去读书；自己的儿子既然有本事读书，又何必要族里捐助。”
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当年，蒋先云负笈跨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就学。
湖南三师是当时湘南地区影响较大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它始建于1904年，原名湖南省立南路师范学堂，1912年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先云考入湖南三师，是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由于筹措学费困难，他只读完了初小，母亲无能为力让他再读高小，更不消说拿出一笔钱进普通中学了。先云得知师范学校可以免费，于是下决心跳级投考湖南三师。他只用了一个寒假，夜以继日补习高小功课，特别是以坚强的毅力和勤学好问的精神，攻克了数学这一难关，终于在报考中被择优录取。他家乡一位小学同学回忆说：“先云确是一个苦读生，有时他和他母亲一起到地主家打零工舂米，晚上回来已是精疲力尽，却还要读书作业至更残漏尽。三师本规定只录取有文凭的高小毕业生，就是这些人还很难录取，先云却凭着自己的才学破格入学了。他实在是出类拔萃，为一般人所望尘莫及的。”
湖南三师设在衡阳江东岸晏家坪，位于湘、耒、蒸三水汇合之处，石鼓江山的斜对面，是个风景优美的圣地。清朝末年，这里曾办有几所学堂。在学区与外界相连的石桥面前，立有一块牌坊，上书“南学津梁”，把这块地方称为南方人士寻求所学的必经之途。后来，南路师范学堂的一位学监，为了显示新学的威风，从外国的一份杂志上看到一张依稀可见的显微镜照片，便花了一大笔钱，向日本商人订购了一台显微镜。时隔年余，几经周折，终于到货。但打开包装箱一看，哪里是什么显微镜，却是一架极为普通的放大镜。狗屁不通的学监“大人”，受了日本商人的欺骗，还洋洋得意，哈哈大笑，以后人们把这面镜子冠名为“哈哈镜”。买来的“新”教具，总还得有个“新”用途，于是学监又出了个“新”点子，责令把它嵌到与隔江来雁塔相望的学校制高点钟楼上，让人们上楼观赏，以示“新”学。一个拍马文人，竟在钟楼上的墙壁上题字道：“大河横溢，高塔仰止。”蒋先云入学后，听说了这个笑话，鄙夷地登上钟楼，大笔疾书：“大江北去，吾道南来。”
在这里，他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曾经孜孜不倦地领略十月革命经验，冲破旧思想旧文化的牢笼，如饥似渴地研究新的文化科学知识，并带领同学组织进步团体，谋求中国的改造。
1918年夏秋，在湖南三师的湘江河畔，人们可以经常看到数十名学生，在河里游泳以后，便三三五五地围坐着进行日光浴。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都把它叫做“沙子会”，其实这就是蒋先云等发起组织的群众团体——“学友互助会”。它开始是一个秘密组织，为了避开反动当局的耳目，就选定在人们很少来往的河滩上，开展小型集会活动，热烈地讨论如何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和盲从；如何提倡白话文，批判封建旧文体；如何革新时政，抨击封建弊政。后来他又邀集新田、宜章等县的进步同学，公开出版《嶷麓警钟》月刊，自己担任主编，宣传新文化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领导各阶层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暴。在湖南衡阳，蒋先云等，按照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以三师为基地，联合在衡阳的湖南省立三女师、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省立第三中学校的进步师生，首先走上街头，集会演说，痛陈国耻史，演出自编的反封建新剧《抱不平》，喊出了“打破万恶的旧制度，洒出全球的大光明”等口号。
在毛泽东领导下，湖南学生反对反动军阀张敬尧的白色恐怖，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接着就介绍何叔衡等同志来衡阳指导青年运动，于6月17日成立了湘南学生联合会，先云是该会第一届总干事。他和夏明翰、黄静源等一起，发动和组织了湘南25个县的学生罢课运动。罢课师生振臂激呼：“同胞协力，誓死争回青岛！背城一战，力挽青岛！”“坚决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在罢课斗争中，先云带头集会游行，宣传演讲，散发传单；他亲自主办刊物，起草宣言，拟定通电。许多进步学生在他的发动下，冲破反动势力的阻挠，纷纷走出课堂，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罢课斗争活动。
为了抵制日货，先云组织衡阳国货维持分会，闯入教会办的广德中学，召开抄日货、打奸商动员大会，率领学生不顾反动军警的干涉，对全市各商店的日货进行登记。当时南门口太和祥百货店日货最多，老板态度狡狯，隐藏不报，先云和明翰一起，冲破军警阻挠，直入奸商客厅，抓住躲在橱柜里的张老板，进行斗争，接着烧毁了日货。对其他私贩日货的奸商，一经查获，则迫令贴出停业启事：“我因私贩仇货，自愿停业× 天。自× 日至× 日；并保证不再重犯。店主×××，具保人×××。”一时，衡阳日货敛迹，国货畅销。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在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的启发下，先云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题为《帝国主义的末日快到了》的文章，鼓动工人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势力，农民联合起来打倒封建主义势力，全国人民联合起来推翻一切反动势力。并且说，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帝国主义就要崩溃。
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又在衡阳等地设立了七个分社。设在三师的衡阳分社书报贩卖部，是由蒋先云等人负责的。这里，经常出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向导》、《先驱》、《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劳动界》等杂志报章。
1921年2月，先云以毛泽东创建新民学会为榜样，发起组织了革命团体“心社”。在他起草的“心社”章程中^[1]，规定“心社”的宗旨是：“牺牲个人乐利，图谋群众幸福；结合真纯同志，谋社会实际改造。预备为世界总解决时一部分底帮忙；作建设新社会时一个健全坚实的基础。”章程还规定每个社员必须努力做到：“减少生活费用至最低限度，预备金钱作各项有益事业。”“锻炼身体，预备作打倒旧社会的先锋队，建设新社会主义的良工人。”“研究切实的学问、彻底的主义，期作建设新社会的资料。”“打破以前的旧礼教的习惯，揭开时下的新虚伪新假冒。”“考察社会的弱点和生活干枯的状况，去发现他的病根图改造之。”“筹办乡村及各地工人教育，开辟他们的知识，帮助他们底组织。”“与国内外同主义的团体力谋联络携手。”“多找同志，养成一般群众适应性，静待时机的成熟。”
不难看出，所有这些规定，和新民学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心社”成员经常讨论新学问，组织星期讲演会，有时还组成小分队，背着背包，拿着三角小旗，走出校门，奔赴工矿、农村，筹办工农教育，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心社”，是湘南革命组织之开端。
这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先云为“心社”起草了《告劳动者》传单，散发各地。5月9日国耻纪念，先云走上街头，向群众作了《怎样雪我们的国耻？》的报告，听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心社”成立后不久，3月15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三师支部成立，“心社”成员同时全部被吸收为团员。团组织的成立，为在三师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打下基础。
1921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回长沙不久，就坐着轮船，溯湘江而上，亲临衡阳考察。先云高兴地到江边把毛泽东迎进三师。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和“心社”的工作，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指导。随后一次，在三师的一间教室里，毛泽东对进步师生作了关于中国农民斗争问题的讲演。毛泽东的话，使先云感到格外亲切，兴奋得几个晚上没睡好。他思索，他寻味，终于认识到一个伟大的真理：要革命，就要有先进政党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先进政党。他奋笔豪书：“旭日东升，红光万丈。世界将由黑暗而光明，人类将由鼾睡而觉醒。”
这年，毛泽东亲自在三师培育和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蒋先云就是其中一个。那是寒冬季节的一天早晨，在一间教室里，蒋先云、黄静源、雷晋乾、唐朝英等，肃立在红旗下，庄严地默誓：“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不久，在湘区党委和毛泽东的关怀和领导下，建立了我党在湘南地区最早的基层组织——中共湖南三师支部。衡阳的广大革命青年，以党支部为核心，纷纷走出校门，奔向社会，揭开了湘南革命斗争史上崭新一页。
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并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经常深入工人群众，以最大的精力来领导工人运动，并选定安源这块蕴藏着巨大革命潜力的地方开展工作。
1921年秋，毛泽东第一次风尘仆仆地来到安源。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他下矿井，进工棚，走遍安源井上井下48处，考察安源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的情况，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冬，毛泽东再次来安源，进行组织发动，提议开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自己的团体——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毛泽东回长沙后，湘区党委便先后派李立三、蒋先云、刘少奇等党的干部来到安源，以加强对安源工人的具体领导。
蒋先云是1922年1月从三师毕业后来到安源的。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深入矿井、工棚访贫问苦，广泛接触工人群众，和矿工们一起住窝棚，交知心朋友。
他和李立三一起，以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在安源办起了工人夜校，秘密组织工人运动。为了动员工人入学，他一家一户地走遍了附近一排排鸽子笼似的工棚。大家看到他成天走东家，串西家地劝学，都叫他“游学先生”。开初，他把办平民学校的想法和工人一商量，立即得到工人的支持。五福巷一位姓张的工人把自己楼上的房子腾出来作校舍，蒋先云便和工人一起在门口挂上校牌，又在矿区贴了招生广告，很快把夜校办起来了。
后来，读书的工人渐渐多了，缺少桌凳，他又发动大家想办法。有的自动把家里吃饭的桌子搬了下来；有的找块长板子，两头垫上几块砖当凳坐。在共同学习和生活过程中，先云和工人之间的感情更融洽了。大家便不再称他“蒋先生”，而是亲昵地叫他“先云”了。
开初，夜校没课本。先云自己花钱从长沙买来一部油印机，亲自编写课本教学。课本是根据安源的实际情况编写的。夜校名义上是教文化，上国文和算术两课，实际上是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例如课文有《工人与资本家》、《南北战争》( 指当时军阀南北混战) 等。讲课时，他紧密联系安源实际，深入浅出，使工人们逐步懂得了什么叫封建主义，什么叫帝国主义，工农为什么这样苦，为什么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
以后，上夜校的工人愈来愈多，先云与大家研究决定分两班上课，做日班的晚上读，做夜班的白天读。就这样，每班还有七八十人之多，学员挤在窄小的楼房上听课。为了让更多的工人来上课，除五福巷原校址外，又在牛角坡52号开了新班，于是有了“夜校第二校址”。夜校设有书报阅览室，陈列的进步书刊如《向导》、《工人周报》、《劳动周刊》、《警钟报》、《工人白话报》等，都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供给寄来的。每次书报一到，大家都抢着看。夜校给工人们灌输了马列主义，激发了工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革命豪情。因此，夜校越办越兴旺。入学工人达六百多，校址有七所。
在湘区党委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安源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和团支部。接着，安源党组织着手筹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先后举行了三次俱乐部筹备会，选出李立三任俱乐部主任，蒋先云任文书股长，吸收部员三百多人。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宣告成立，在牛角坡夜校前面的广场上，举行了成立大会，会后又声势浩大地庆祝游行，散发传单，晚间还演出新剧。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不久，部员一下子就发展到七千多人。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使路矿两局反动统治者十分恐慌。矿长李镜澄听到这一消息，连忙把副矿长舒修泰、总监工王鸿卿找来，商量对策，打了个鬼主意。
当天下午，舒修泰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拄着文明棍，贼头贼脑地闯进俱乐部来。工人们第一次看到这幅情景，很是惊异，都冷冷地用爱理不理的眼光望着他；同时，警惕地把俱乐部守卫起来。
蒋先云正在室内办公，一见这意外的“来客”，立即感到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怀好意”。
“李（立三）主任在家吗？”舒修泰一进门就问。
“不在。副矿长今天到这里来有什么好事？”先云戒备地说。
“哦！没有什么大事情。兄弟我有一件小事情和贵部商量。”舒修泰稍停了一下，看看窗外有人来回走动，心虚起来，吞吞吐吐地继续说道：“近来外患内忧，矿上经费拮据，工人的工资不得不暂欠一个时期。听说贵部也有些困难，此乃兄弟我之过错。舒某便从现在起，每月津贴贵部一笔钱，并拟拨给房屋一栋，供贵部使用。不过，这，这……”
蒋先云当即看出他的诡计，没等他说完，便冷笑一声，严肃地回道：“谢谢矿长的美意，俱乐部并不困难，不必麻烦矿上。”
“没关系，都是自己人。这几个钱，兄弟我完全可以负责。”
“我们俱乐部是为工人谋利益的，你还是负责给工人清欠饷吧！否则，唯你是问。俱乐部的事，你就少费神吧！”
舒修泰讨了个没趣，讪讪地溜走了。门外的工人朝着舒修泰的背影，重重吐了几口口水：“呸！你瞎了眼，找错人了！”
接着，先云对工人们坚决地说：“这家伙真滑头，想拿几个臭钱把俱乐部拉过去。办不到！”
舒修泰见利诱不灵，便又生一计。他伙同路局机务处处长联合具禀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诬蔑俱乐部是“乱党组织”，扬言要用“武力封禁”。又派人威吓俱乐部负责人员：“如不尽快离开安源，就有杀身之祸！”
蒋先云却挺身而出，响亮地回答：“你们扣工人血汗钱，俱乐部决不答应。我们秉正大光明之宗旨，做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不达目的，决不离开安源！”在先云等的具体组织和发动下，工人要求罢工的情绪日益高涨。
9月初，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来的当天晚上，就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组织会议。先云向毛泽东汇报了“五一”游行情况，俱乐部前段工作进展情况，当前工人要求罢工的激昂情绪。毛泽东高兴地听着，频频点头，不时插话赞许。并且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安源罢工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要使敌人屈服，非采取罢工的手段不可。并对罢工的组织准备工作，作了周密部署。
9月13日午夜，俱乐部发出了罢工的战斗号令。14日凌晨，蒋先云等和1.7万名安源路矿工人同声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战斗口号，举行了全国闻名的安源大罢工。经过全体矿工、路工团结一致的共同战斗，终于迫使局方在18日答应了工人的17条要求，取得了罢工的巨大胜利。
在取得安源大罢工斗争胜利之后，应水口山工人代表的邀请，并受党组织的指派，蒋先云、谢怀德等四人于1922年11月22日来到水口山矿，传播安源罢工斗争的经验，帮助组织工人团体，开展工人运动。
水口山矿局得知蒋先云来矿，惶恐不已，立即贴出一张反动的布告：“水口山为湖南官矿，断不容许工人随随便便，希望你们各安本分，毋信他人唆使。又闻安源方面有人来此。本局为维护矿局起见，已经派无数人员各处侦查。如本山工人，确不信劝，务要组织俱乐部者，本局当予严惩；如安源有人来此，一经拿获，就地正法。”
面对着这张反动布告，蒋先云只不屑理睬地轻蔑一瞥，根本不顾个人安危，当即和刘东轩、谢怀德等发起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筹备处，并且针锋相对地贴出了一张革命传单：“工友们呀！我们成天成夜不要命的工作，也觉得快活吗？油盐菜米不够吃，父母妻子难养活，也觉得幸福吗？唉！再比我们苦没有了，还说什么快活呢！再比我们穷没有了，还说什么幸福呢！工友们呀！我们想想，为什么到这个境地呢？！……近两年来，各铁路、各矿山，也组织有工会，或是俱乐部了。……一人的力量很小，大众力量无穷。我们已经觉悟了，醒来了！我们现今也组织一个‘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我们这个团体，何等正大，何等要紧！”^[1]
27日，俱乐部正式成立。几天之内，就有成百成千的工人群众踊跃加入工人俱乐部。随后建立了水口山的党组织，先云是负责人，并兼俱乐部主任。
在党的领导下，水口山工人为了求得解放，酝酿着开展罢工斗争。工人中推选出组织罢工斗争的“十代表”、“百代表”，先云为水口山矿的“全权代表”。
12月5日，水口山工人大罢工斗争正式开始，持续23天之久。在斗争中，蒋先云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把全矿三千多名工人组织起来，“扎硬寨，打死仗”，同反动派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罢工开始时，矿局反动派企图破坏工人大罢工，指使走狗廖铁先撕毁工人俱乐部的罢工宣言。工人们非常气愤，当场抓住廖铁先狠狠斗了一场。工人阶级这一英勇行动，顿时震动了全矿，反动派个个胆战心惊。深恐工人用武，甚至不敢在外走动。
矿局局长赵铭鼎是北洋军阀赵恒惕的忠实走卒，在强大的工人罢工斗争面前，妄图施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他的第一个阴谋就是妄想杀害蒋先云、刘东轩等人。12月19日，赵铭鼎以与工人代表谈判为名，企图诱骗蒋先云等入局加以杀害，先云看出了他们的诡计，明知有诈，但为了工人的利益，仍不顾个人生命安危，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刘东轩一起直入虎穴。
当进入矿局围栅时，只见处处密布矿警。先云等毫无惧色，迈着雄健的步伐，跨入矿局招待室，但见四层局门各有四名荷枪实弹的军警把守，室内还有武装军警窜来窜去。
谈判之中，赵铭鼎假装镇静大咧咧地说：“水口山乃湖南3000万人民之经济命脉。你俩什么人，胆敢唆使工人罢工。”蒋先云驳斥道：“你既然口口声声以3000万人民为重，工人要活命，不得不罢工，这是你们逼出来的。勿须多谈，你只有迅速答复工人的要求。”接着，刘东轩庄严地宣读了罢工宣言和条件。
赵铭鼎狞笑一声，丢个眼色，忽听一声口哨，十多名武装矿警拥入室内。赵铭鼎自以为得计，凶相毕露地说：“必须答应立即开工，否则就地正法。”随着主子的吆喝，矿警们便赤哩咔啦扳弄枪栓，顿时一派恐怖气氛。
蒋先云镇定自若，毫无惧色，大义凛然地说道：“要扣就扣，欲杀就杀，正大光明，何所顾忌。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少一条也不行。”赵铭鼎吼叫：“杀了你蒋先云，看你们复工不复工！”蒋先云怒斥：“杀了我一个蒋先云，还有千千万万的蒋先云！”
矿局内，持枪的矿警围住了蒋先云和刘东轩；矿局外，手持梭标、棍棒、篾片、煤油的数千名工人，层层包围了伪矿局，高呼：“反对阴谋杀害我们的全权代表！”“立即放出我们的全权代表！”“不答应条件，决不上工！”雷般口号，直冲云霄；浩然正气，震慑顽敌。赵铭鼎指挥矿队出来镇压，立即被工人们团团围住，吓得矿警们一个个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夹着尾巴溜走了。赵铭鼎骑虎难下，进退维谷，只好由人出来婉转，连声：“误会！误会！”不得不把蒋先云、刘东轩放了出来。
反动的矿局见此计不成，又连施诡计：派人去贿赂蒋先云，当即遭到蒋先云的抵制和揭露；用500元银洋买通凶手行刺蒋先云，工人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把蒋先云保护起来。图穷而匕首见，最后，赵铭鼎撕掉一切伪装，以伪军营部名义贴出布告，悬赏捉拿蒋先云，凡“拿获解部者，赏洋1000元。来部引导，因而拿获者，赏洋500元”。布告一经贴出，就被工人们撕了个粉碎。结果，连蒋先云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赵铭鼎施反动淫威四计四败，蒋先云有工人支持四战四胜。最终是，原乔装面具、以杜外言、声称辞职的旧局长赵铭鼎，弄假成真，困苦莫诉，眼睁睁地望着丢掉了一个“光滑滑的金边饭碗”；由伪省政府派来矿局接办的新局长刘世涛，原满怀信心来山平息工潮，到山后面对工人俱乐部，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被迫离山；伪省政府派来矿务总局的肖文、李昌郁两委员，是赵铭鼎的知心人，本奉命来山调和工潮，但“亦无所施行其诡诈”。反动当局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18条要求。水口山工人终于在12月26日取得了罢工斗争的伟大胜利。
27日上午，全矿工人举行庆祝集会游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 1923年11月印行的《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一书中，描述这次庆祝活动时写道：

“上午开庆祝会，以作罢工的纪念。工友热心非常，……27日清晨各科工友各自排列队伍，集合洋炮厂外的大坪，各手执一旗，齐齐整整，锣鼓喧天，真是热闹。……时间到了，首由全权代表蒋先云略说今日开会的兴趣，并对众宣布与矿局协订的胜利条件。后俱乐部各职员，皆有演说……。于是向工旗行三鞠躬礼，最后三呼万岁：‘工人万岁！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万岁！’每一呼，数千工人各将旗帜一举，真是威武好看。三呼万岁后，即排队到松柏，……红白旗帜，打成一片。锣鼓声、响炮声，远闻十余里。……这日庆祝会，真是水口山从来所未有的盛况呵！”

这次罢工斗争，还争取了矿警，孤立了少数反动头目。开庆祝会，“斯时矿警及第三混成旅独立炮兵连，整全队来会场庆贺。会上，矿警赵队长亦说了几句”。游行时，“矿警及炮兵连，亦鼓兴同行”^[1]。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培养革命军官，1924年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受党的选派，蒋先云作为第一期学员，届时来到黄埔军校学习。在学习期间，他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学习革命理论，研读古今兵法，而且积极组织同学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向导》等进步书刊。一进学校，他就和陈赓、李之龙等组织积极开展革命工作。他多次对原三师的老同学说：“我们在三师当学生时就闹革命。闹革命就要有枪杆子。现在还不抓枪杆子，更待何时？”在给湖南的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又指出：革命者岂能任人鱼肉，任人宰割。宜速号召工农，拿起梭镖扛起枪，打出个无产阶级天下来。
学习期满，蒋先云留军校工作。1924年1月，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以后，先云调任政治部秘书。为了加强军校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由周恩来领导，于1925年2月，发起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在军校教职员和学生中，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负责人有蒋先云、陈赓、王一飞、周逸群等。并编辑出版了《中国军人》会刊和《青年军人》旬刊，用以宣传马列主义，提高革命军人的政治觉悟，团结教育广大青年革命军人和教职员。这个组织成立之后，它的活动范围较广，实际上已经不止是黄埔军校，而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当时在粤的陆军以及滇、桂、湘军所设的军官学校。到1925年4月，青军会的会员已发展到两千多人，在团结各军、宣传民众、打击敌人等方面，都发挥了先锋作用。
革命先烈张秋人，于1925年4月11日在《中国青年》第74期发表的《广州的青年革命军》一文，对蒋先云等所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作了这样的评述：
“广州的青年革命军，他们是中华民族和人民利益的保护者，他们开中国军人的新纪元。他们现在并且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广州已有二千多人加入，他们出版了《中国军人》，要把他们的主义精神和纪律，传到中国各军队中，要使中国各军队都变为革命军，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双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他们现在正在努力进行下面三种工作：一、领导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向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军阀进攻；二、深入一切军人群众，告诉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他们所受的痛苦；三、努力同农工群众联合，结成工农兵的严密的联合战线。”
可是，军校中以蒋介石、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却把青军会看成眼中钉。青军会成立不久，蒋介石为了排斥和打击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指使王柏龄、贺衷寒、缪斌等一伙反革命分子，组成以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为宗旨的“孙文主义学会”，同青军会相对抗。他们打着孙中山的领导，反对孙中山的政策，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王柏龄是蒋介石安插在黄埔军校的亲信和忠实走卒，担任教授部主任的职务，被称为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第一只手”。孙文主义学会在王柏龄等的指使和怂恿下，肆意制造谣言，恶毒攻击青军会，到处寻衅挑起争端。
一次，王柏龄纵容孙文主义学会头目林振雄，殴打了青军会的一个领导成员，引起革命师生的极大愤慨，周恩来坚决将林振雄撤职查办。王柏龄依仗蒋介石的淫威，借此向共产党人发动猖狂攻击。他派人监视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的行踪，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甚至在深夜偷盗共产党员的文件。
面对着国民党右派的猖狂挑衅，周恩来命令青军会，坚决打断蒋介石的“第一只手”。蒋先云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发动军校革命同学和青军会会员，公开揭露王柏龄及其一伙的罪行，使王柏龄威风扫地。趾高气扬的蒋介石也唉声叹气不止，感到众怒难犯，无可奈何。
后来，一次在火车上，先云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另一个头目贺衷寒等开展了一场关于三民主义的大辩论，彻底撕开了蒋介石的所谓“孙中山的信徒”的假面具，彻底揭露了王柏龄一伙的反共阴谋。在辩论中，先云说的句句在理，驳得贺衷寒等最后哑口无言，连车厢里的其他乘客都纷纷服膺先云。
1925年初，盘踞在广东惠州、潮汕一带的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支持下，积极策划进攻广州革命政府。为了巩固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决定讨伐，于1月15日颁布了东征宣言，2月1日开始了第一次东征。东征的主力是黄埔3000学生军。周恩来亲自率领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以两个教导团为主力的黄埔学生军出师东征。东征军还包括部分粤、湘、滇、桂军。
蒋先云一直跟随周恩来出师东征。他不仅直接参加战斗，还负责政治处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争取了地方农民自卫队的有力支持。3月底，东征军取得了打垮陈炯明主力部队的重大胜利。
4月，原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妄图推翻革命政府，从东江撤回部队威逼广州，占领了广州部分地区以及广州电报局和火车站，形势突变，广州处于危急之中。周恩来等立即率领部队日夜兼程回师广州，讨伐杨刘。
在6日的战斗中，蒋先云奉命担负广州东面的攻击任务。他带领学生军走到最前面，随后是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农民军。当日拂晓，他按照上级部署，带领工农兵武装占领了车站。滇军东路指挥胡思舜，老奸巨猾，退守在越秀路，依靠第二道工事，继续顽抗。在战斗的关键时刻，蒋先云大声号召：“同学们！现在是我们为革命出力的时候啦！冲呀！”他端起枪，首先往前冲，战士们像潮水般汹涌地冲了过去，把安装在马路上的铁丝蒺藜网全部冲倒，进入了市区中心，占领了滇军的总指挥部，全歼了敌人，获得了镇压杨刘叛乱的辉煌胜利，保卫了革命政权。
当我军回师广州时，军阀陈炯明却乘虚而入，卷土重来，重霸东江。这时，广东革命政府已改称国民政府，又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将所有参加革命的部队，改编为国民军。周恩来出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师党代表，蒋先云任第七团党代表。
10月1日，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
10月12日，东征军攻打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城。由于守敌是陈炯明的王牌部队，加上地势险要，防守严密，难于攻克。起初两天，接连攻城，无法拿下。蒋介石坐着人抬的圈椅在阵地上转了一圈，便垂头丧气地准备放弃攻打惠州。但周恩来主张坚决打，并且提出了攻城方案。当时，蒋先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组织敢死队，亲自带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冒着密集的弹雨，用云梯强行登城；入城后带领战士与顽敌展开肉搏战，虽身被刺伤，仍奋勇当先。最后，东征军终于攻克了号称南中国的第一天险——惠州城，全歼了陈炯明驻守惠州的最精锐部队。
同年11月，我东征军将陈炯明的反动军队全部击溃，收复了东江，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东征的胜利还为后来平定南路，统一广东，进行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6月19日，香港十余万工人开始罢工，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6月23日这天，广州七万余工人、学生、市民、军人举行援助上海工人的盛大游行示威。上午6时，浩浩荡荡的各路队伍，高呼口号，穿过蒙蒙浓雾，从四面八方向东较广场集结。蒋先云率领黄埔学生军第二团的第二、四、七连，进行在游行队伍中。下午1时开完大会后，按工农商学兵次序，从会场出发，经永汉路出长堤，沿珠江边，经西壕口，向沙基前进。当游行队伍经过由沙基南面通往沙面的桥旁时，突然，始则枪声劈历，继复炮声隆隆。原来，沙面英兵竟向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进行疯狂的扫射和炮轰。“斯时死伤者已纷纷倒堕于街中，血肉横飞，惨不忍睹。”^[1] 蒋先云带领学生军一面严密监视帝国主义者的行动，一面掩护群众退却。此时，他想的是：“我党军素以救国救民为职任，千钧一发，岂肯自匿而置我手无寸铁之同胞于不顾。……帝国主义既向我挑衅，我虽未受命攻击，岂肯轻身逸去，使帝国主义者匿笑，遗我党军羞”^[2]。“因决心在帝国主义者未停止射击之先，我党军宁愿坐死阶下待命，不愿轻离沙基。”^[3] 蒋先云带领学生坚持，到下午4时许，“大雨如注，沙面停止射击，各医院救伤队已纷纷而来，廖夫人( 何香凝——引者) 亦至，见死伤狼藉，大哭失声，……俄而我何旅长至，命率队归营。我认此时党军之责任已尽，方收队循沙基长堤永汉路惠爱东路而归北较场营所。”^[4]
在英兵惨杀我同胞的时候，先云亦被敌人的有毒弹片所炸伤，两足背到处是米粒大的伤孔。但是他为了掩护群众，强忍脚痛，举起大旗，冒死还击帝国主义者。事后，先云激愤地写下了《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杀案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我是23日沙基惨案后最后离开帝国主义者虎口的一个，同时亦是被他机关枪正面射击万幸而不死的一个。惨杀的经过，身受目睹。”
1926年5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炮制了一个打击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党务整理案”。蒋介石提出在军队中不能有跨党党员( 那时许多共产党员同时加入了国民党) ；退出共产党，可以留在军队里，企图清除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阴谋拉拢共产党内一些年轻的人叛变而“只作国民党员”。蒋介石曾幻望蒋先云在威胁利诱之下，会成为他“手下的人物”。一次，蒋介石亲自召集军人开会，问：“有谁退出共产党？有谁跟着共产党？”第一个出来回答的是蒋先云，他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永作共产党员。”有一个叛徒却说：“我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蒋介石于是又以“中将教育长”官阶作诱饵，再三迫令蒋先云脱离共产党。面对着蒋介石的诱惑和威胁，面对着叛徒的可耻行径，蒋先云当面撕毁了蒋介石发给的所谓“党籍声明表”，毅然决然地答道：“脱离共产党，就是叛卖革命。”“头可断，而共产党籍不可牺牲！”说完，便拂袖而去。接着，许多坚定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军人，也随之而去。蒋介石在分化政策上，挨了这当头一棒之后，更加气的暴跳如雷。
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扫除军阀，把革命推向全国，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战争。受党的委派，蒋先云任北伐军总部秘书。当时国民革命军所颁发的一些宣言和文告，多系先云手笔。随后，他任补充第五团长，随军出师广东，北进湖南，转战江西，直取九江、南昌。
同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蒋介石就在南昌设下总司令部。国民党中央于1927年1月26日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蒋介石出于反革命需要，反对迁都革命中心——武汉，继而进行一连串的反革命活动。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先云毅然决然地离开南昌，来到革命中心武汉，重新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立即指派他担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总队队长。
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他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分别建立了各产业工人纠察大队、分队和支队，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纠察队、训练班，培训工人纠察队领导骨干，进行军事训练，使这支共达五千多人、拥有三千多支枪的队伍，成了英勇善战的坚强民众武力。
当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的消息传到武汉时，武汉到处是一片反蒋的怒吼声。4月25日，武汉革命政府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有 30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讨伐蒋介石”大集会。蒋先云是这次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历数蒋介石大肆屠杀革命人民的滔天罪行，说：“蒋贼不除，世无天日”。会后，他带领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1927年夏，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与各地封建军阀相勾结，对武汉革命政府采取了外部封锁、内部破坏的手段。革命处于紧急阶段。为了打破反革命的包围，扩大革命根据地，武汉革命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北伐，向盘踞在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进攻。4月 19日，武汉革命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了第二次北伐的誓师大会。
这时，先云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党代表兼团长。这个团的官佐大都是新任的，士兵也多是新募的。为了对新编的官兵进行训练，先云着重以阶级教育启发战士的觉悟，并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大家。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全团面貌一新，官兵们怀着为革命而效死的决心开赴前线。
出发前的1927年5月7日，他向全团指挥员发出了《敬告本团官佐》的公开信，鼓励全团官兵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他在信中指出：“自称革命是不够的，革命者是必要从工作上去表示他的努力。尤其是在困苦艰难之中，枪林弹雨之下，更要能表示他能坚忍能牺牲的精神。否则不是一个真实的革命者。”“善于带兵，决不专靠军纪来管束士兵，决不能专靠几元饷洋来麻痹士兵。平时官长能努力，士兵没有不服从的；战时官长能身先士卒，士兵没有怕死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天下无难事，只要舍得干。望诸同志振作起来，共相奋勉！”
1927年5月中旬的一天，蒋先云率领全团指战员，高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北伐战歌》，辞别了前往车站送行的蔡和森、夏明翰、彭湃等，离开武汉，开赴河南。经过浴血奋战，把敌军逼至许昌、郾城之间的临颖。
5月28日，敌我双方在临颖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先云的部属七连长当时所写的《临颖阵亡情况》的报告，对这次战斗的剧烈情况和先云同志牺牲时的壮烈情景，作了详尽的纪实：
蒋先云带领全团战士，经过连日急行军，由商水经周家口，于28日凌晨来到逍遥，当即召集各营营长传达军部的战斗部署。他手指地图口述上级命令：现在，敌军固守临颖城，我军决定在今天向敌军发起攻击。第十二师由十里头攻东城，独十五师破小商桥，攻其南门。我师绕道外场，攻其北门。本团为先遣部队，现命令二营为前卫，速派尖兵经瓦店至外场待命。
上午7时，二营尖兵已抵达外场。8时许，蒋先云率领一营、二营及机枪连、侦察队等赶到前沿阵地外场。当时，他听取了侦察兵及乡民的报告，说离这里五六里地的三里头、五里头、史庄、银庄一带，有敌兵约两个团，挖有堑壕据守。在五里头附近，还埋有地雷。
8时整，临颖城东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先云分析是十二师已发起攻击。他担心十二师独战难以支持，命令所部立即策应，并派出尖兵连经辛庄、银庄搜索前进。尖兵出发时，他带领官兵高呼：“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听官长指挥，与敌拼命！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等口号，士气益加雄壮。
当尖兵行抵辛庄近六七百米远时，发现了敌人的排哨，部队即向该敌包围，把敌兵全部驱逐，我占领辛庄。接着，跟敌足迹搜索前进，到离史庄800米远时，发现敌人的兵壕，便开火攻击。但在一片平坦的麦地里，竟毫无地形地物可以利用作掩护，卧射则看不见敌人，立射又容易遭受敌人火力的损伤。尖兵便采取猛力攻进的战术，以求迅速接近敌人。
这时敌前大队兵力增加，火力极强，并向我尖兵连左翼包围过来，一排长当即阵亡。不一会，连指导员及二排长（尖兵连）也在冲锋时中弹牺牲。士兵伤亡更重。正面的敌军纵队冲来，全连只剩连长一人带领二十多名战士，死力抵抗。
在战斗进行最危急的关键时刻，先云奔赴火线，对尖兵连疾声高呼：“不要紧，我来了！打！”便率领一、三营冲锋。由于敌火力甚猛，弹如雨下，我军尚未冲进第二线，即已伤亡1/3。先云左足中弹，士兵们前去救护，他不许，说：“脚伤了，没关系，还能骑马，我必杀退敌人。”便解下自己的绑腿带，包扎好流血不止的伤口，跨上战马，手举指挥刀，率领着数百名战士，冒着密集的弹雨，冲入敌阵，奋勇杀敌。此时，先云复受重伤，人马都扑地，他仍然高呼：“冲锋，向前杀去！”又说：“我已受伤，你们要死战勿退。”战士们答道：“请团长放心。我等决不后退。即使只剩一枪一卒，也必定与敌拼命！”先云鼓励说：“好兄弟！”当时有六、七个士兵上前救护。先云说：“来两个人足够了，其余上前杀贼！”
先云负重伤后，师长要他下来。先云铿锵有力地回报师长：“我蒋先云，不捉住张作霖，不下火线。”继又拄着枪支，跨上战马，在两名士兵的护卫下，高擎指挥刀向前冲去，士气益旺。第三次负伤，炮弹片炸断了他的腰皮带，穿入腹腔，流血不止。牺牲前，他仍挺身奋力高呼：冲呵！杀呵！前进！前进！……
正午后4时，我军指战员攻克了临颖城，击溃了奉系军阀的主力，取得了北伐战争史中的又一伟大胜利。
先云牺牲后，周恩来在武昌主持召开了追悼大会。当时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第198期刊登了题为《悼蒋先云同志》的悼词。悼词说：

先云同志是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战士。他死于国民革命的战争之中——第二次北伐时的奉军炮火之下。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能勇敢忠诚的为革命而牺牲，而且使一般革命党人都应以他为模范。今年他只25岁，民国十年他便组织心社，为湘南革命组织之开端。安源、水口山矿之工人俱乐部，都是他受党的委派，而参加创办起来的。他入黄埔从军，蒋介石曾屡次诱以高官，令脱离党籍，但他说：‘头可断而共产党籍不可牺牲’。不久他还任湖北工人纠察队总队长，近方转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七十七团团长，竟死于此役。他临阵时负伤三仆三起，仍追敌不稍退。他的训练宣传兵士，尤其能亲切领导。一个月的功夫，便能使新募的兵知为革命而效死。这是何等好的革命勇将。他死，是革命之大损失，我们不但要追悼他，而且要继续他的精神。

在武汉的北伐军中各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组成的讨伐蒋介石运动委员会宣传部，还发出了《征求蒋先云遗著、事略和照片》的启事，称赞先云“奋勇前驱”，“刚勇沉毅”。郭沫若在1927年6月22日写的《蒋先云的诗》一文中，也悼念说：“先云战死了，但他的精神是从此不死了。我本来很想做一篇文章来纪念他，但我觉得我们的有时间性的文章，不足以纪念超时间性的烈士，足以纪念烈士的，只有他自己生前的行动，生前的誓言。”^[1]

[1]　赵枬：《衡州的青年团体》。《先驱》，1922年第12期。
[1]　《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3年11月编印。
[1]　《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
[1]　蒋先云：《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杀案报告》，1925年《中国军人》。
[2]　蒋先云：《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杀案报告》，1925年《中国军人》。
[3]　蒋先云：《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杀案报告》，1925年《中国军人》。
[4]　蒋先云：《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杀案报告》，1925年《中国军人》。
[1]　《革命军》副刊，192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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