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北根据地原是徐履峻和陈耿等同志在1927年创建的。1930年与赣东北合并后，立三“左”倾错误领导命令闽北红军( 独立团) 远离根据地去攻打九江，致使部队和根据地遭到很大损失。黄道初到闽北时，闽北苏区问题成堆，接近塌台：红军只剩下两个连，根据地缩小到崇安的大安街和铅山一带、党组织成员之间闹不团结，肃反扩大化，……而国民党卢兴邦、刘和鼎和周志群部又同时发动进攻。这些问题如不妥善处理，闽北根据地就有丧失的危险。

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黄道到闽北后，首先整顿红军。他以从赣东北带来的红十军特务营和机枪连四百余人作基础，加上闽北红军，扩编成闽北独立团。独立团由黄立贵任团长、薛子正任政委，黄道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为了巩固闽北根据地，闽北特委还着手打土豪分田地，扩大党组织。在黄道、黄立贵等领导下，经过一系列战斗，1931年底解放了崇安，并在此设立了闽北特委机关和闽北特区苏维埃政府。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从福建浦城和江西各派一个师，又从建阳调来张銮基一个旅，三面进攻崇安城。黄道根据情况，带领机关及时撤退到大安街，以泗渡桥炮台为工事，用一个连的兵力坚守，发动群众造土炮，以劣势武器挡住敌人达一年之久，张旅屡攻不下，伤亡过半。自此，国民党反动派再也不敢轻易地进犯闽北，只在上述地区的边境骚扰、捣乱。到1934年初，根据地便逐渐由崇安、建阳、铅山的部分地区发展到包括崇安、铅山、上饶、广丰、浦城、贵溪、光泽、邵武等十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建阳县委和邵光县委；各县还有独立营、团、队，拥有各种枪支二千余支。还建立了红军干部学校、兵工机械厂、地雷手雷制造厂，打垮了包围闽北苏区的民团、大刀会、花篮会等地主武装，有力地配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反革命“围剿”，开创了闽北苏区的全盛时期。

与此同时，黄道对中央派驻闽浙赣根据地的代表曾洪易秉承王明旨意，大搞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做法作了坚决抵制，解脱了一批受冤屈的同志，为闽北党和红军保留了力量。闽北老红军吴奇伟，便是当年肃反委员会枪口下的幸存者。他当年是闽北特委的炊事员，是在山上砍柴时被抓起来的。原来，闽北山区的群众砍柴是用树藤、竹篾，将柴捆成两把，中间插进一根竹竿或柴棍，搭成“A”形，用肩挑回来的，谁知肃反委员会硬说这是“AB 团”的代号，把他抓了起来，并被判处死刑。恰巧，这天黄道路过这里，问清情况后，便说他急需一个挑夫，借以把吴奇伟救了下来。

鉴于当时闽北党内存在着不团结现象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黄道在闽北注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他在1932年7月1日出版的《党的建设》第二期上，发表了《应该纠正目前党内几种严重错误》一文，指出党内一部分同志之所以不团结，是因为这些同志“把党看成一种有势力的东西”；而有的同志又有严重的自由主义思想，那是因为这些同志“觉得加入了党反要受党的调遣，自己不自由，不如脱离了党，反可以做做生意，赚点钱富裕。”他说：“凡此种种，都是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和对革命动摇的思想，不是无产阶级观念”。“凡是不顾革命，只顾自己的利益，只顾个人自由的，就不配做共产党员。”他要求“各级党各个同志，都应拿出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纠正这些错误，转变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1] 这篇文章对于闽北党组织的建设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黄道还抓了闽北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成立了闽北工农银行，发行了纸币。各乡各村都办有小学（有的叫列宁小学，有的叫红旗小学）。后来在大安街兴办了一所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校长便是黄道的爱人吴品秀）。师范学校学生一年毕业，出来任小学教员。苏区普遍举办工农夜校和识字站，各乡设立业余剧团；严禁赌博、迷信、抽鸦片；乞丐、流氓、妓女、盗贼也基本绝迹了。

1933年，中央根据地与闽浙赣根据地打通后，在黎川成立了闽赣省委，黄道曾一度调任闽赣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据方志纯回忆，闽赣省委书记顾作霖身体不好，省委日常工作主要落在黄道身上。他着重抓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党政建设，仅建黎泰三县就建立了32个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和各种群众组织。不久，在敌人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中，闽北苏区与闽赣苏区被割断。为加强闽北地区的领导，中央又派黄道任闽北分区区委书记。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黄道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

[1]　《闽北党史文件汇编》，存上饶地区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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