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开展东南地区党的工作和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937年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担任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曾山为东南分局副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黄道为军分会委员。12月25日，新四军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至南昌三眼井高升巷 1号办公。1月10日晚，黄道到南昌，向项英、陈毅汇报工作，并参加东南分局会议。根据中央指示，黄道留在南昌，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不久，又担任东南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长。

办事处成立后，在黄道的组织和推动下，工人俱乐部、省农民工作团、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江西省青年救亡协会、省抗敌后援会青年界分会等抗日团体先后成立，《青年团结》杂志、《江西青年》副刊也相继出版，广泛开展了关于抗日救国和新四军战绩的宣传；在妇女界，他组织了“妇女声”，出版了《妇声》半月刊；在文化教育界，他组织了战时文艺社等抗日文艺团体，开办了生活书店和战时书刊供应所。他还模仿陕北公学，计划将铅山狮江中学改为赣东公学^[2]，作为赣东人民抗日救国的核心。可惜因国民党的破坏而未办成，后来连铅山狮江中学都遭到封闭^[1]。

黄道遵照毛泽东关于《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指示，积极支持江西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经常对各界同胞说：“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坚决抗战到底的，不驱逐日寇誓不罢休。”许多爱国青年纷纷来到驻赣办事处，要求参加抗日救亡斗争。黄道和办事处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把他们介绍到延安去，到抗大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

黄道还大力开展对旧军队的统战工作，改造旧军队。1938年冬，国民党杂牌军一六○师驻防庐山。这支部队由于受蒋介石的排挤，给养困难，又纯系广东人，听不懂当地语言，军心涣散，士气很低，因此要求给予支持。黄道便派了十个民先（即党领导的青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十个曾在闽北山区坚持过游击战争的地下党员参加该师的随军服务团和政工队。不久，日寇大举进犯庐山，民先队员和地下党员帮助该师出谋献策，在金轮峰打了个伏击战，消灭日寇千余人，还抓了几个俘虏，取得了江西省自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曾被各报誉之为“金轮峰大捷”。

当时南昌还聚集了一大批从平津和江苏无锡等地流亡来的大学教师和大学生，其中有些是参加民先队组织的革命青年。国民党反动派迫于大势所趋，对这批不甘当亡国奴的知识分子，不敢采取镇压的手段，而是采用一套“软”的手法：对于年纪大的高级知识分子，拉拢利用；对于一般革命青年，则收容分化，解散其原来的团体，改设为他们能够控制的机构，如政训处等，并在其中安插许多特务，进行收买、监视，破坏他们与我党的关系。黄道则常常到这些机构去，了解情况，给那里的青年指出正确的斗争方针。1938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将实际上由我党领导的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男团员统统送到武汉陈诚办的战干团受训。黄道指示该团的男青年迅速离开，到九江等地坚持地下工作，有的被分配到皖南新四军去，有的被分配到闽北特委和赣东北特委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黄道还接待了一批批中外记者，向他们阐述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争取他们的支持。其中有名记者史沫特莱等人，当时就住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采访新四军的战斗新闻。

黄道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了不少宣传抗日的诗歌，如《抗日战歌》、《反汉奸歌》等。此外，黄道还总结了十余年来游击战争的经验，写了《关于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一书，十余万字，在南昌出版，对指导东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有一定作用。

为了在赣西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黄道利用与国民党丰城县长李林（大革命时期是左派）的私人关系，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丰城工作。 1938年9月，他派从延安返赣的地下党员周建一等同志打入丰城县自卫队，周任自卫队指导员，力图控制这支武装；又派地下党员吴大可往瑞昌、武宁一带建立游击队，吴任队长，打通了与湘鄂赣的联系。不久，周建一和吴大可在丰城一带活动，成立了中共前方委员会，领导丰城、新天、樟树以及赣西北地区的抗日活动。

黄道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南昌发动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他们在办事处周围布满了特务。特务机构“捷报社”就设在办事处的同一幢房子里，办事处旁边的“青年中学”是特务大本营，还有许多特务伪装成附近的小店铺掌柜、摊贩、黄包车夫，对新四军办事处进行监视。抗战一周年纪念游行时，国民党宪兵特务还制造借口，逮捕办事处工作人员，后经黄道发动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提出严正抗议，被捕同志才获释。

黄道还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巧妙地展开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团结了广大的爱国分子，扩大了我党在国统区的影响。当时南昌有个《剑报》，是国民党黄埔系学生办的。这时江西只有黄埔系敢公开说反对熊式辉的话。熊式辉和《剑报》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黄道便利用顽固派内部的这种矛盾，替《剑报》写社论，1938年7月7日“纪念抗战一周年”的社论是黄道撰写的。社论指出：“时至今日，只有苦干才能生存，只有激发天良才能救亡。”“吾人应痛改前非，本秉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从今以后，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明年今日之抗战二周年纪念，以事实来证明，方不负今日之沉痛热烈情绪。”^[1]

1938年6月26日，马当要塞失守，九江、南昌形势危急。为此，黄道和曾山、涂振农于7月间在洪都招待所举行了一次团结抗日的招待会，在南昌的国民党元老和各界知名人士三十余人应邀出席。黄道主持招待会。他强调处此非常时期，国共两党必须捐弃前嫌，进一步紧密团结，消除隔阂，一致对外，共赴国难。会议当场散发了由曾山、黄道、涂振农署名的《我们对于保卫江西的意见》。李烈钧、熊育锡、许德珩、王造时、王枕心等先后发言，称赞中共保卫江西意见很好。要求江西党政当局召集各方人士，共商大计，群策群力，保卫大江西。会议气氛热烈融洽，对推动江西抗战影响很大。

为了指导江西军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黄道应爱国民主人士漆裕元先生之约，用一个月的时间撰写了《抗日游击战的实际知识》一书，在江西公开出版发行。他开宗明义指出：“一般人只讲游击战术，似乎认为游击战争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这是根本不了解今天抗日战争所处的实际情况。”^[1] 接着，他深刻地论证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该书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总结了闽北游击战争的实际经验，并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而写。全书分为九章。即：一、抗日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二、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三、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和组织；四、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动作；六、游击队的行军与宿营；七、游击队的侦察与联络；八、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九、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肃奸工作。该书语言通俗，文笔生动，深入浅出，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并举了许多闽北游击战争的实例。它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表现了黄道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卓越的军事才干，这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战略方针，指导游击战争具有重要作用。

1939年3月，日寇大举进攻南昌，国民党在仓皇撤退时故意不通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还命令江西省保安处，要集中全市所有车辆，作疏散之用。对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车辆可征用，对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可以“便宜行事”，事先可诡称是伤兵乘机闹事。黄道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作好应变准备：将车辆集中起来，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武装起来。最后，黄道率领办事处全体人员安全撤离南昌，迁往吉水县的三曲滩，避免了一场类似平江惨案的惨案。

1939年4月，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决定迁往上饶。此时，恰遇周恩来到东南前线视察，黄道与曾山在浙江金华迎接。黄道调驻赣办事处两部汽车、一个警卫排护卫周恩来住的金华中国旅行社，并精心安排了周恩来接见闽浙赣三省中共领导人，而从粉碎了国民党的封锁。尔后，陪同周恩来到上饶、吉安。4月18日，黄道与周恩来在樟树分手，周恩来返桂林。黄道在赴上饶并计划转新四军军部途中，在江西铅山河口镇不幸染疾，住进河口大同旅社治病。国民党的特务、警察经常闯进旅社，他们策划了暗杀黄道的阴谋。5月23日，上饶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秘密派特务黄玉成、吕鹤年等伪充招待，买通为黄道治病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重伤医院医生，趁机给黄道注射了毒药针，杀害了黄道。黄道牺牲时，年仅39岁。当黄道还一息尚存时，他敲着床板，大骂蒋介石、汪精卫阴谋反共和妥协投降的可耻行径。

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夫人陈清风和副官处处长胡金魁等人说：“要抗战到底，革命到底。”

黄道牺牲后，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除了几本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外，只有一支钢笔、一个木制烟斗和几件旧军装。人们都说：黄道是一位清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5月25日，中共中央东南局发出《关于悼念黄道同志的通知》，号召全党同志学习黄道一贯忠实于党的利益的布尔什维克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争取抗战彻底胜利。陈毅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奋笔写下了《纪念黄道同志》一文，对黄道一生的革命业绩、思想品德、领导才能作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东南局又派曾镜冰、陈丕显慰问黄道亲属和主持悼念活动。6月3日，由曾镜冰主持，在铅山河口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党政军各界代表数千人参加，陈丕显代表东南局和新四军在会上致悼词。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顾祝同、特务头子张超也假惺惺地送来挽联。广大群众冒着坐牢的危险前来参加吊唁和追悼会。6月4日，黄道灵柩运往闽北崇安老区长涧源，沿途不少群众进行路祭，到温林关后，群众几乎挨家挨户举行路祭。6月6日，灵柩运至长涧源。当地群众经过公议，决定选择一块最好的风水宝地，作为黄道的安息之所。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将黄道烈士墓挖墓焚尸。1953年，赣东北人民为缅怀黄道的光辉业绩，将黄道烈士遗骸迁葬于上饶信江河畔。

[1]　陈毅：《纪念黄道同志》。
[2]　时徐先兆兼任铅山狮江中学校长。
[1]　国民党反动派认为铅山狮江中学“宣传赤化”，便借口战时教育经费不足，不许该校立案，1939年，悍然将该校封闭。
[1]　见1938年7月7日《剑报》。
[1]　黄道：《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知识》，原件存北京军事博物馆。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gong/20221214169.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