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黄道奉命留在闽北坚持游击战争。敌人以十万兵力向闽北苏区压来，而闽北苏区的武装力量仅5000人。敌我力量十分悬殊。为了避免与优势敌人决战，黄道在大安主持召开分区委会议，准备撤出苦心经营多年的大安街，到附近的长涧源把部队分成小单位在武夷山打游击。当时，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等一小部分人，却坚持王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在所谓“不失苏区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下，坚持“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和“分关把口”的方针。以黄道为首的绝大多数同志坚决反对李德胜的错误主张。最后作出“主动撤离大安，保存有生力量，依靠武夷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积极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的决策。在撤出大安街前，黄道下令实行坚壁清野，在大安街隔河的大操场及居民房子里、菜园子里，甚至锅灶里埋了很多地雷、挨丝炮、炸弹，后来敌人虽然占领了大安街，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为了应付新情况，黄道主持的闽北分区委会议决定改变斗争方式：在军事上，特委和军分区随独立团行动；各县成立游击司令部，县苏维埃主席和县委书记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随县独立营行动；各区成立游击指挥部，区苏维埃主席和区委书记分别兼任游击队长和政委，随区游击队行动。在政治上也采取一些新措施：撤退公开干部，建立隐蔽的地下支部；在敌人进驻的地区采取“白皮红心”（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继续坚持斗争）政策，进行隐蔽的合法斗争。
黄道主持的大安会议，及时作出了闽北由苏区斗争方式转变为游击斗争方式，红军游击队由阵地战转变为游击战的正确战略决策，为后来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和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25日，红军撤出大安，向大山进发。这一年是闽北游击战争最困难的一年。敌人在根据地周围建立了无数条封锁线和无数个据点，并采取移民并村办法强迫群众到据点去住，企图困死红军。这一年的寒冬，大多数同志都没有穿上棉衣，有的同志竟被活活冻死在武夷山上的高峰——王府岗。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里，个别人开始动摇了。1935年3月，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在铅山篁村借口去探察敌情，公开叛变投敌，并立即带了国民党匪军搜山，残酷杀害来不及撤退的我军医院的伤病员。对此，黄道及时召开闽北分区党委会，作了《反叛徒，提高革命信心，坚持革命斗争》的长篇讲话，决定由吴先喜任军分区司令员，并将情况通报各地，特委、军分区机关和兵工厂也及时作了转移。
李德胜叛变后，黄道作了一首《骂叛徒李德胜歌》，教育大家坚持革命气节。歌词是：
李德胜，
真混账，
敌人进攻他就慌张，
借口探敌情，
公开去投降，
带了敌人奔袭我们到三港。
贪生怕死最可耻，
拖枪投敌黑心肠。
骂声叛徒休猖狂，
乌云一过出太阳，
这笔血债一定要还偿！

同志们，
不要惊，
革命好比火炼金，
真金不怕火，
怕火非真金，
一切复杂一经火炼现原形。
革命同志心如铁，
任何困难不变心，
为着工农的利益，
不顾一切的牺牲，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李德胜叛变后，形势更加严重起来，游击队员不得不经常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转移，有时一夜就得换四个山头。一次，在崇安坑口一个山边被敌人追上了，同志们爬上了山冈。黄道因体胖爬不快，便急中生智伏在茅草丛里，敌人用枪尖乱戳，黄道也已把手枪子弹推上了膛，准备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后来吴先喜、曾镜冰率领游击队打垮了敌人，找到了黄道。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诱降黄道，从赣东北将他的母亲和妹妹抓来，但黄道丝毫不为所动。后来，敌人又四下贴布告，悬赏捉拿黄道。时间一天天过去，粮食吃完了，食盐也没有了，黄道便发动大家剥竹笋、找野菜、挖葛藤根充饥；没有房子住，就盖竹棚子，有时就住在山洞里。1935年4月，敌郜子举部一个营到上饶甘溪来“围剿”，黄道、吴先喜等集中了五六百人的优势兵力，在甘溪五里外金钟山打了个伏击战，痛快淋漓地消灭了二百多敌人，缴获了大批武器。
1935年8月，黄道在崇安黄龙岩召开分区委扩大会议，总结经验，研究今后斗争方针。黄道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积极向敌后挺进，开辟新游击区。”会议一致通过了黄道的建议，并决定留下曾昭铭、汪林兴等坚持崇安、建阳老根据地，由黄立贵领导独立师打出浦城，经过松溪、政和向屏南一带发展，迫使敌人撤走进攻游击队的部队，从而打破了敌人对游击队的封锁和“围剿”。
1936年2月，闽北、闽东两支游击队在福建寿宁县洞宫山胜利会师。同年4月，黄道与闽东游击队领导人叶飞等在洞宫山举行会议。鉴于敌人组织“闽浙赣剿匪指挥部”统一对付我们，叶飞建议，在目前失去中央领导的情况下，两个游击队和根据地的党需要加强统一领导。于是会议决定成立闽赣省委和省军区，黄道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叶飞任省军区司令员。
当时闽北、闽东等地的大刀会比较普遍，这是一批自发的民间迷信武装组织，其成员大多数是穷人，但有的大刀会被地主阶级利用来对付游击队，有的则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黄道分析了这一情况，决定采取不同的策略去分化争取他们，派黄立贵、饶守坤到以抗丁抗税做号召，活动于建阳、松溪、政和一带的林熙明领导的大刀会工作。黄、饶对林熙明等晓以大义，陈以利害，用吃符、喝鸡血酒等原始形式将他们争取了过来。以后又通过林熙明大刀会，从浙东方面争取大刀会一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闽赣省委领导的游击战争。此外，黄道从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政策上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政权问题上，由建立苏维埃政权转为利用旧政府保甲制度；在土地问题上，由没收地主土地转为向地主筹款和实行减租减息。这样，农村反对我们的人减少了，部队的军饷、粮食、弹药有了着落，游击队便站稳了脚跟。到1936年底，闽赣省游击区已发展到东至大海，南抵闽江口，西达闽赣交界的邵武、光泽、资溪，北连江西信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以黄道为首的闽赣游击队终于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最艰难困苦的年月，敌人的“围剿”计划破产了。
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黄道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战斗毅力和坚韧不拔的克服困难的精神，感染着每个游击队员，鼓舞大家战胜困难、坚持斗争。他利用战斗空隙自编讲义，为同志们上政治课，讲经济学、哲学。他看到有的战士是文盲，便令其子黄知真教战士识字。他还创作了很多歌曲，和大家一起参加歌咏比赛。有一次，部队在深山吃不到粮食，只得挖野菜充饥。苦涩的野菜难以下咽，黄道故意提出“什么时候最快乐”的问题来让大家讨论。有人说：“跑了很多路得到休息最快乐。”有人说：“打个胜仗最快乐。”黄道最后说：“大家说得都对。不过今天我说是吃野菜最快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苦涩难咽的野菜也就在笑声中吃光了。后来黄道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在这十年中，我经过人所未经过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尝过人所未尝过的咸酸苦辣的味道，但这对我却是滋滋有味的生活。”^[1]
黄道也有心情沉痛的时候，那就是当战友们不幸被捕或遇难的消息传来之时。1935年9月的一天，他从报纸上得知方志敏不幸被捕的消息，难过得饭也吃不下。晚上，他含着热泪对围着篝火的游击队员们说：“当年赣东北起义时，志敏、式平和我是最亲密的战友，现在志敏同志不幸被俘，……式平同志也不知情况如何……我们的担子更加重了。”^[2] 后来黄立贵、吴先喜等牺牲时，他也十分难过，一连几天饭吃不好，觉也睡不好。
1936年下半年某天，黄道从战场上下来，在一家农家门口稍事休息，他领受了主人送来的热茶，抬眼望望对面硝烟未尽的山峦，回想离开赣东北省苏维埃驻地时方志敏对他“任重道远”的嘱咐，思绪万千，顺口道出：“叹息斯民犹困顿，驰驱战马未玄黄。”^[3] 表达了他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革命到底的坚强意志。
1937年初，黄道在崇安看到一张从广丰包盐回来的旧报纸上面有西安事变的消息，标题为“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劫持统帅，以兵谏逼蒋联共抗日。”接着又在截获的福建省银行的汽车上发现了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日记，知道有“一二九”运动。黄道敏锐地估计到全国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他一面派人到上海、香港，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一面又派人下山购买书籍和报纸。不久，书报买回来了一些，派出的同志也设法寄回了党中央于1936年9月作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以及红军挺进山西的《东征宣言》。黄道便组织大家学习、讨论党中央的文件，以求对时局变化有一个新的认识。在闽赣省委召开的会议上，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用列宁关于革命的妥协的策略思想，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在此基础上，1937年2月7日，中共闽赣省委作出了《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3月7日，成立了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黄道任主席。开始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时，阴险的蒋介石调集了七十五、七十六等几个师的兵力，包围闽北游击队，并限令其部下在合作抗日之前消灭这支人民武装。黄道带领游击队，在邵武二都桥、建阳香菰炮台、崇安林兴、铅山石塘镇等处和敌人周旋，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战斗，虽然付出了代价，先后牺牲了黄立贵、吴先喜等优秀干部，但是终于粉碎了敌人消灭闽北游击队的阴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经过谈判，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党中央指示，黄道派曾镜冰、王文波等先后与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副司令周志群等谈判合作抗日事宜。同年9月20日，黄道、曾镜冰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名义，联名写信给当时的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并转呈国民党中央政府，指出：“日寇从九一八以后，不断占我土地，蹂躏我同胞，种种暴行，罄竹难书，最近更在卢沟桥挑衅，企图再占我华北与准备吞并整个中国，以实现其所谓大陆政策，凡属爱国同胞，莫不义愤填膺，誓与日寇周旋，以挽救危亡的民族。我辈向以抗日救国自任，对于救亡图存，决不后人。”表示愿意将闽北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并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等作为我方谈判条件，要求国民党“将与抗日有意义的地区归我们，在此区域内，实行抗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取消对劳动人民的苛捐杂税，……实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的主张；在此区域内抗日的后方工作我们当负全责。”“我们领袖朱德、彭德怀等同志既率部赴抗日最前线工作，一切问题更容易解决，我们要求允许我们向朱、彭等同志通信，请求他们指示，他们一切指示，我们均当服从。”并严正要求包围闽北游击队的国民党军队首先从邵武、崇安一带撤退。
为了取得党中央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指示，黄道与曾镜冰又于1937年9月25日向叶剑英发了信，信中说：“近见报载朱主席与彭德怀同志已任八路军总副指挥之职，东进对日作战，并知你已到南京组织驻京办事处，为团结全国一致抗日，中央已与国民党接洽就绪，但我们问题未得具体指示，决定似感困难。我们以及这方各负责同志都要求你将我们问题转请中央指示，并请亲自来我处一次，指示我们，以便我们问题迅速解决，使我们能专心抗日工作。”
后来黄道收到党中央指示，南方各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7年11月中旬，黄道率领闽北游击队一千二百余人在铅山石塘集中，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奔赴江南抗日前线。从此，这支长期跟随黄道等转战闽北山区的游击队，便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一支中坚力量。“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适应抗战之爆发，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贡献。”^[1]
在残酷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中，黄道与原配妻子吴品秀失去了联络。黄道夫妻感情深厚。他经过几年时间多方寻找吴品秀，但是没有结果。有人说她牺牲了。闽赣省委保卫局长杨连生也出来证明说：他“亲眼看见吴品秀被大刀会杀掉了。”于是，在石塘期间，经中央批准，黄道与闽赣省委妇女部长陈清风结婚。

[1]　1937年11月1日黄道于崇安长涧源写给徐先兆的信，原件藏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
[2]　黄知真：《怀念黄道同志》。
[3]　该诗全诗为：“踏火归来又赴汤，只身亡命是家常。东西南北路千里，父母妻儿各方。叹息斯民犹困顿，驰驱战马未玄黄。烽烟稍憩农夫全，索得浓茶作胆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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