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黄道遭到通缉，他奉党的指示，回南方工作。这时，江西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黄道和吴先民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家乡发动农协会员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11月间，北伐军攻占了九江、南昌，向赣东北前进。黄道被任命为横峰国民党县党部领导人、上饶中学师范部主任。

1927年2月，方志敏主持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以黄道为首的横峰县党组织根据当时形势和省农民代表大会精神，决定武装进攻横峰县城，赶走反动县长，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3月4日，黄道等率领楼底兰家等村农协会员，手执大刀长矛、鸟枪土铳，潮水般地冲进横峰县城，占领了伪县政府，收缴了伪警察局的全部枪械，吓得伪县长从后门爬墙逃跑。接着，在城内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农民协会；邵式平以省农协特派员身份宣布撤销伪县长和伪公安局长。会后，邵式平、黄道等率领兴高采烈的农友们举行盛大庆祝游行，一路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革命向前进，工农兵联合，万众一条心，除军阀、杀贪官，土豪要除尽！”

不久，黄道奉党的指示，调回南昌，同方志敏一道被选为当时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并兼任宣传部长和南昌中学第二部主任委员（当时南昌公立中学统称为南昌中学，第二部即南昌二中）。

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黄道作为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积极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前，他和罗石冰代表中共江西省委，与周恩来派来的代表刘伯承、聂荣臻商讨地方党组织如何配合和支援起义诸问题；根据商谈结果他积极投入组织工人、青年学生成立担架队、宣传队等活动。起义后，他又参加了新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议，发动南昌人民捐款一万余元，与罗石冰一道送交起义部队。

“八一”起义部队南下后，黄道再一次遭到通缉，党派他回赣东北开展革命工作。他在同情革命的朋友的掩护与帮助下，潜回贵溪的文坊，住在汪群的父亲那里，以后又住在北师大同学张石樵家里，然后秘密回到家乡姚家垅。1927年10月的一个晚上，方志敏秘密来到姚家垅，向黄道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商量今后行动诸问题。接着，他们又与已经秘密回到赣东北的邵式平和正在农村坚持游击战争的雷夏、吴先民、黄端喜等取得联系。至此，失散的革命力量又重新聚集起来了。同年11月，经过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的联系，由方志敏主持在弋阳窖头村召开了赣东北的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共产党员联席会议，即著名的窖头会议。会议决定利用旧历年关，在弋阳、横峰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还通过了武装起义的纲领，成立了弋横工作委员会和起义指挥部，方志敏为书记，邵式平、黄道为委员。会上并决定黄道去弋阳漆工镇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暴动。

窖头会议后，黄道化名陈松寿，以“郎中”（中医）身份为掩护，在弋阳漆工镇组织“上名字”运动^[1]，一个村又一个村的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平债分田分地”。他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使农友们懂得起义和掌握武器的重要性，他说：“土豪劣绅，贪官军阀，好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们穷人的头上。而共产党就是要把这块石头翻掉，使穷人抬起头来。”他指出：“如果我们没有武装，就好比笼中的鸟，反动派要捉就捉，要杀就杀。”一天，他来到上背村，一个穷苦农友向他说：“陈先生，革命是好事，就怕是我们穷人势小啊！”黄道问：“你们村几多财主、几多穷人？”

“财主不过两户，其他都是穷人。”

“可见财主是少数，穷人是大多数，和你一样，都是要革命的。”黄道接着说：“一根线容易扯断，织成布就扯不断啦。人心齐，泰山移。穷人齐心协力，力量大得很哪！”经过一个多月鲜明、深刻的阶级教育，弋横地区大部分村子都有了农民革命团的组织，且坚定了革命信心。

1927年旧历腊月初十，方志敏领导的楼底兰家农民武装打响了年关暴动的第一枪，黄道领导的弋阳九区农民革命团奋起响应。起义群众砸开地主粮仓，焚烧了地主借据田契，镇压了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不久，中堡、青板桥、葛源等纵横数百里地区也先后竖起了农民革命起义胜利的红旗，邻乡的农民群众也纷纷派代表到起义的村庄，要求援助起义。

1928年5月，国民党江西省省长朱培德派一个团的部队，在地主武装靖卫团的配合下，向弋横革命根据地扑过来。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使革命斗争极为艰苦，根据地缩小到弋阳、横峰之间的磨盘山周围的几十个村庄。这时，党内出现了少数动摇分子，有的主张解散队伍，把枪埋在地下；有的主张转移活动地区。为了澄清党内思想，坚持游击战争，弋横中心县委于六月在弋横交界的小山方胜峰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团省委派到赣东北的代表庞先飞等少数人对革命悲观失望，主张“放弃阵地，分散隐蔽”。方志敏则坚决反对这种逃跑的办法，严正指出：“如果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便埋枪逃跑，群众牺牲太大；丢下群众逃跑，这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我们应当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黄道和邵式平、方志纯等，坚决支持方志敏的意见，驳斥庞先飞的错误主张。会议最后决定，将起义武装四十余人集合起来，由邵式平率领去阻击敌人的进攻；派黄道到贵溪、余江、万年地区，组织新的武装起义。

这时，敌人到处捉拿黄道不着，便将黄道的父亲黄菊投入监狱，不久，将他杀死在县城东门外；接着，又把黄道母亲关进监狱。

这一段时间，黄道以他的全部精力，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与邹秀峰等在贵溪周坊开办农民训练班，培养武装起义骨干。他亲自带学员们到深山上课，介绍斗争方法，结业时大多数学员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回村后，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开展“上名字”运动。到 1928年底，农民革命团已经成为半公开的组织，不少村庄掀起抗租、抗债、分义谷的斗争。

岭脚底村的恶霸地主水蛇崽四兄弟，眼见风声日紧，惊恐异常。他们一面向国民党贵溪县政府告急，一面买来两门炮，向农民示威，扬言要捉拿黄道、邵忠“严办”。一些邻村的地主土豪也蠢动起来，指挥团练、梭标队到处威胁农民。就在这时候，又传来了邵棠不幸在弋阳牺牲的消息。革命群众再也压不住心头怒火了。以黄道为首的贵（溪）、余（ 江）、万（年）中心县委接受了农民的要求，1929年1月，以周坊为中心的贵、余、万起义爆发了。首先，农民革命团在周坊的江家坪村设下埋伏，黄道以召开会议为名，派人“请”水蛇崽四兄弟来开会，趁这个机会活捉了它们。接着，农民革命团便向土豪劣绅进攻，又抓到门上周家的恶霸三崽仂，当众宣布这五个恶霸地主的罪状，并处以死刑。这样，平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豪绅地主被迫拿着田契、借据向农民革命团求情。

周坊起义胜利后，紧接着，贵溪信江以北、余江、万年周围60里的村庄都举行了起义，直接威胁到上述三县的县城。一部分恶霸地主开始逃亡，另一部分则向革命力量疯狂反扑。1929年5月底，贵溪县的靖卫团头子翁志高、郑作霖等，带领靖卫团和警察一百余人向桃源胡家疯狂扑来。黄道根据打进靖卫团内部的地下工作人员的报告，预先将农民革命团埋伏好，然后派人来个“酒肉计”，将匪军一个个灌醉，枪声一响，几千农民包围了靖卫团。这一仗，消灭敌人一个营，缴枪四十余支，匪首翁志高被镇压。

消灭翁匪后，黄道将缴获来的枪支集中起来，成立赣东北红七连。在周坊举行的红七连成立大会上，黄道讲了话，强调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到1928年9月，贵、余、万根据地发展到贵溪的信江以北，余江的橡皮湾、大桥，万年的富林等地区，成立了三县的县委和苏维埃政府。1929年底在弋阳漆工镇召开了信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黄道被选为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1930年，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利用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积极扩大革命根据地和武装力量，根据地由信江流域发展到整个赣东北，红军也由一个团扩充到一个军，共三万余人。不久，赣东北根据地与闽北根据地打通了，遵照中央指示，将两块根据地合并，成立赣东北省委和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 以后改称闽浙赣省委和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为主席，黄道任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以后还担任省委组织部长、省军委政治部主任等职。为了加强对闽北根据地的领导，1931年4月，省委决定派黄道去闽北任特委书记。

[1]　“上名字”运动：就是让那些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农协积极分子登记一个名字，表示参加革命，后来连中农也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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