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贺昌，我党早期青年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参加南昌起义、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和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后，留赣粤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在一次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他忠于职守、严守纪律，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受到上级和群众好评。
一
贺昌，原名贺颖，又名其颖，字伯聪。1906年1月19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出生于山西离石县柳林镇（现柳林县）的一个封建士绅家庭。父亲贺雨亭，是清末拔贡，为人耿直，性格倔强，学识渊博，在地方上颇有声望。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家庭妇女，生贺昌及妹妹毓秀二人。
贺昌七岁人柳林小学读书。1918年小学毕业后，考入离石县立高级小学（今贺昌中学的前身）。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并先后结识了张叔平、李燕敖、田开疆等进步青年。当时他的级主任老师叫刘菊初，与其父有笔砚之交，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人士，对贺昌的思想有一定影响。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激励着年仅13岁的贺昌。他和进步同学王达成、杨逢昌等一起，带领离石县城的学生进行爱国活动，走上街头，用讲演、表演文艺节目等形式揭露卖国贼，宣传抵制日货。离石县长贾占堂是一个依仗洋人鼻息行事的帝国主义走卒，他严令学校当局禁止学生罢课闹事，并亲自带领警宪四出压制。贺昌等同学用街头活报剧的形式，同贾占堂进行了一场机智勇敢的斗争。
一天，贺昌手牵一条头戴东洋草帽的小哈巴狗，随着游行队伍来到街头，进行形象讲演，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罪恶行径，周围吸引了几百名听众。突然，贾占堂头戴东洋帽，领着一群警察闯过来。这时，贺昌机智地指了指贾占堂和自己身边的哈巴狗，并用眼色示意。群众领悟后一拥而上，围住这群丑类，手指贾占堂头上的东洋帽七嘴八舌地嘲骂：“哈巴狗，哈巴狗，东洋鬼子的哈巴狗！”贾占堂气急败坏地连声叫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随即摘下头上的东洋帽，狼狈而逃。在场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为了进一步唤起民众，贺昌又和田开疆、李燕敖、刘有纲等同学回到家乡柳林，深入到田家沟等煤矿，向工人群众进行宣传发动。他们还自编了反映农民遭受压迫剥削的《白瞎子的遭遇》等文艺节目，到穆村、沙曲、杨家港等地演出，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欢迎。
1920年春，贺昌未及高小毕业，就考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开始接触到了马列主义。这一时期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山西最早的共产党员、曾在一中上学、后考入北京大学的高君宇。1921年4月，高君宇从北京回到山西，在同学中宣传马列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科学救国论”等各种错误思潮。在高君宇的帮助下，贺昌的思想有了很大提高，开始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
随后，为了更好地指导青年进行革命活动，高君宇和王振翼等秘密商谈，决定组织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青年团体。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5月1日，以“唤醒工农，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正式成立。高君宇和王振翼、贺昌、李毓棠、武灵初、高成哲、梁振、姚钅享 等八人，成为山西第一批青年团员。他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正式确定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任务是：继承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努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唱《国际歌》。并确定团的纪律为：服从组织纪律，绝对保守秘密，每周开一次小组会。
贺昌入团前后，在高君宇等人帮助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猛烈地抨击时政，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是年寒假，为了实施“唤醒工农，改造社会”的宗旨，贺昌来到汾阳铭义中学，通过在那里上学的同乡同学，向杨逢昌、刘汉生、应如山等青年介绍进步书刊，宣传马列主义救中国的道理。他还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人民疾苦，以大量事实为依据，写成《寒假见闻记》一文，愤慨地质问阎锡山：“吾省长既为民兴利除害，爱民如子，何为税务日增，使民不堪其任，将来人民贫不聊生，则国家何由而富？”
[1]次年春，贺昌又针对贿选议员的丑闻，写了《敬告新选众议院议员书》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多故，于兹九载，虽其原因甚多，而议员之不良，其多故之病也。”“诸君此届当选，无不搞金钱之运动，而将神圣选政，视为儿戏，选民既无确实之调查，选举又无严密之监察”，“视选举为买卖，国法如无有。而诸君当选非智识之当选，乃金钱之当选。但日中为市，理之当然，而将己之人格，一败涂地，祸国殃民，其害无穷。”
[2]1921年5月4日，贺昌、王振翼等为了进一步传播马列主义，扩大青年团的影响，带领所有团员，分四路出发，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在太原市内秘密散发了一批《共产党宣言》油印本，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贺昌还协助王振翼主编《平民周报》，揭露阎锡山的罪行，宣传革命道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山西的青年学生运动在中共指导下，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1921年暑假，高君宇根据党的指示，派北大进步青年王防（孟昭）回太原，采取发动青年入股集资的方式，和王振翼、贺昌等人一起创办了晋华书社。晋华书社成立后，翻印和发行《新青年》、《少年中国》、《唯物史观》等进步书刊，在青年学生中传播。10月，贺昌和王振翼、刘廷英等在太原一中发起组织了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的青年学会，出版《青年》刊物，组织进步青年阅读进步书籍，探求革命真理。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太原一中学生李毓棠代表太原团组织前往出席。在团的“一大”推动下，太原团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是年9月，团员由8人发展到41名，建立了七个团的支部，还根据团章规定，选举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年仅17岁的贺昌被推选为太原团地委书记。
随着太原青年团组织的发展，青年运动更加活跃，阎锡山对此深感不安，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压制，致使“书报往来”，常被“当局检查扣留；印刷出版等物，时常禁止递送；集会结社，无时不受干涉；学校受制于军阀，灭绝个性，纯讲服从”。
[1]魏日靖是阎锡山的一只反动鹰犬。他担任一中校长以后，一面装出一副“关心青年”的样子，“规劝”学生“要好好读书，不要胡谈政治，不要上赤党的当，以免毕业后考不上大学”；一面则用记过、留级、开除等手段，打击迫害进步学生。贺昌、李毓棠等因担任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有时不能按时上课，均因此受了记过处分。
1922年暑假考试，魏日靖为了进一步压制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故意出难题、偏题、怪题，致使二百多名学生不能升级，十几名应届毕业生不能毕业。这一卑劣作法，激起了广大学生的义愤。
贺昌和团地委的同志们认为，对魏日靖追随阎锡山迫害学生的反动行径，必须予以反击。他们决定领导一中学生开展驱逐魏日靖的斗争，并由贺昌具体负责。经过一个暑假的积极准备和发动，一场驱魏学潮在一中开始了。
9月初，开学的第二天，贺昌、李毓棠、刘廷英等召集一中全体学生在礼
[1] 《太原的青年团体》，《先驱》第12号，1922年10月15日。堂开会，号召大家以罢课来抵制校方的迫害。这一号召立即得到早就对校方不满的同学们的响应，随即一致通过了《罢课宣言》，要求当局撤换校长魏日靖。会后，愤怒的学生在贺昌等人的率领下，高呼“反对封建独裁”、“要求政治活动自由”、“打倒魏日靖”的口号，拥进了校长办公室。魏日靖被吓得目瞪口呆。同学们便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了起来，扔出了校门外。全校60名教职员为了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也都停止教学和其他活动。经过半年多的斗争，终于把反动校长魏日靖驱逐出一中校门。驱魏风潮打击了当局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青年学生的信心，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傅懋功（即彭真）、王瀛和邓国栋等，都是在这场斗争中经受锻炼而后入团转党的。
在此期间，贺昌还撰写了一些文章，强调内除国贼，外争国权，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他指出：“此时学生运动有一种很大的误谬，就是只知标榜‘打倒军阀’，而不标榜打倒（甚至不敢说）助长封建军阀为恶、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帝国主义“随时勾结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矿山等项）和最廉价的原料等，兼勾结国内的军阀，或明或暗地资助军火与军饷，拨乱是非，引起争战，使军阀同室操戈，互争雄长，战争连年不止，兵匪弥漫全国”。在这种混战中，“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便有机会可乘，得寸进尺地来吞食中国了！”贺昌呼吁：我们现在的工作“是要集合全国学生于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目标下面，抛弃一切和平改良的观念，采用革命的方法，并且要亲切地站在劳动群众的利益前面而奋斗。”
[1] 他还特别指出，“我们今后的运动应当是：内除国贼——封建的军阀和丧权误国的政府及违法殃民的国会！外争国权——否认列强侵略中华，民族的条约和反抗助长军阀作恶的行动！”
[2]团的“二大”召开前夕，贺昌撰文论述了“二大”“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他说：“我们始终要了解本团是代表青年工人利益的团体，劳苦少年群众的组织，而学生加入本团的唯一责任，是要努力为了劳苦少年的利益而奋斗，领导青年工人做所需要的经济斗争。”
[3]1923年8月，贺昌赴南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党的“三大”确定的关于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当谈到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贺昌说：“国民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所以我们应当作为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加入国民党。”
[1] 他还建议大会“训令下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要特别注重在青年工人中间的经济奋斗和文化运动，在团的机关报——《先驱》上须多载关于青年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日常的斗争，与工会和工会中党的‘小组’及个人，要发生极其亲密的关系”
[2]。这个意见得到了大会的采纳。
二
1922年，贺昌遵照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团中央的指示，发动全体团员和进步学生进行了一场“学生生活工人化”为内容的活动，要求大家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工厂、车间、宿舍和工人群众交朋友，力求在生活习惯、思想气质诸方面都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他自己身体力行，经常奔走于工人群众之中，和他们促膝谈心，同餐共宿，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交了不少工人朋友。经过这一活动，初步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工学界限”，扩大了团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既增强了学生与工人相结合的自觉性，也促进了工人的觉悟。
1922年5月1日，为纪念劳动节，贺昌与其他同志一起编辑发行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五一特刊》。“五一特刊”介绍了全国各地工人斗争的情况，明确指出：“只有实现世界革命，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那时，全世界劳动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它号召“无产阶级的同胞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成立工会”，“实行同盟罢工”，“改善经济生活条件”，“争取政治权利”。
针对当时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宗教活动愚弄群众，散布所谓“上帝主宰一切，祸福穷富命中注定”的滥调，贺昌在“特刊”上撰写文章予以批驳。他在文章中指出，不要相信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人的欺骗宣传，要知道，只有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实行同盟罢工，才是广大工人改善自身经济状况和争得政治权利的唯一途径
[3]。
这期间，贺昌还遵照团组织的决定，以青年学会的名义，在太原一中开办了业余平民小学，后又增设了平民夜校。通过平民小学和夜校，一方面向工人群众及其子女灌输文化知识，宣传革命理论；另一方面则以此为桥梁，进一步促进学生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加深学生对工人的了解。他亲自到校讲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工人阐述革命道理，引导他们为求生存、谋解放而斗争。
1922年5月中旬，贺昌和王振翼等一起，发动并领导了太原大国民印刷厂的罢工斗争。太原大国民印刷厂有六十多名工人，工资菲薄，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6个小时，劳动条件极差，厂方实行封建的管理制度，工头彭太仁经常无故侮辱打骂工人。1922年4月，这个厂的工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赶走了彭太仁。但资本家不顾工人的反对，又将其请了回来，从而激起了全厂工人的愤慨。贺昌、王振翼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发动工人罢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
为了保证罢工的顺利进行，贺昌和王振翼事先做了周密的布置，起草了《罢工宣言》和《告群众书》，同时组织团员和进步学生四处活动，与全市的印刷工人取得了联系，还在宁化府为罢工工人安排了食宿之处，以妥善解决罢工发动后的工人生活问题。5月16日，大国民印刷厂工人正式宣布罢工。17日，贺昌等根据事先的安排，一面召集全市印刷工人在纯阳宫集会，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举行同盟罢工，声援大国民印刷厂工人的斗争，一方面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呈请太原市公安局，要求批准成立印刷工会。由于阎锡山严令公安局进行干涉，印刷工会未能成立，同盟罢工也无法实现。在当局的高压下，大国民印刷厂工人被迫复工。
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却教育了工人群众，使他们打消了对阎锡山反动当局的幻想，认识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得到幸福。经过这次斗争的锻炼，一部分工人群众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一些人在罢工后加入了团组织，给青年团增添了新的血液。贺昌也从这次罢工斗争中深刻认识到：只有更广泛地发动工人群众起来参加斗争，结成坚强的团体，才能取得胜利。他认为，这次罢工所以失败，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同年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刘明俨到太原指导工人运动。这时，正太铁路工人“因感觉本身的生计困难，与法国资本家的压迫，乃急起组织工会”
[1]。于是，贺昌配合刘明俨，组织成立了正太铁路总工会太原区分会，贺昌兼任区分会秘书。
12月，在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推动下，正大铁路工人实行全线总罢工。贺昌领导太原铁路工人，为在“阶级斗争的热潮中争回自己的权利”
[2] 而进行罢工。结果工人取得胜利，当局被迫承认工会提出的12项条件。工人由此，“热度更加增高，一方面联络各地工人，一方面图谋根基稳固起见，由每一工人特捐洋三元，作工会的基本金。”
[3]1923年2月，京汉铁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贺昌又领导太原铁路工人积极响应，实行了同盟罢工，有力地声援了京汉工人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阎锡山的反动统治。
1923年7月，贺昌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由于贺昌等的积极工作，推动了太原革命运动的发展，但也越来越引起了阎锡山反动当局的注视。贺昌有时为了摆脱跟踪的特务，一个晚上就要改换几个地方。有一次，他去太原南站散发传单，被特务发现，一时军警林立，把车站围了个水泄不通。他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机智地化装成一名列车长，脱离了险境。后来，团中央考虑到他的安全和工作的需要，决定调他到上海团中央工作，并送他到上海大学学习
[4]。在上海大学期间，贺昌进一步学习革命理论，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还结识瞿秋白和张太雷、邓中夏等同志。
学习结束后，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团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贺昌在平、津一带从事工人运动。他经常深入工矿企业，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疾苦，鼓励他们的斗争。老工人康清煜回忆说：当时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还刚刚开始，许多工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尚未觉悟，对资本家的剥削本质也认识不清。一次，我们纺织工人又被轧死了一个，贺昌抓住这件事，从工人的实际情况出发，向大家揭露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他说：“我们织的布，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做衣穿。我们种的谷，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煮饭。我们盖的房子，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居住”；资本家就是这样“时时刻刻仗着我们一滴一点的血力来赚钱，而对我们的生命却不负一点保护的责任，我们工人真是连牛马都不如了吗？”他进而向大家指出：“天下是应该我们掌管的，只有我们自己能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保护自己的法子，就是团体，就是工会。”
[1]这位老工人，就是在贺昌的启发和引导下，逐渐提高了觉悟，成了工会的积极分子，并在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这期间，贺昌在《向导》、《先驱》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及时总结了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事实证明，和平改良的手段是不能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只有集合劳动民众‘革命’呵！”
[2] 他还说，这个工作是需要通国一致努力的。
1923年11月26日，水口山矿局局长宾步程勾结军阀，冲击工人俱乐部，无辜打死工人二人，引起水口山工人罢工。贺昌参加了这一斗争。他教育工人说：“我们担负历史的使命，从事很长远的斗争，四面八方的敌人没有打倒以前，我们是不会有一天安身的日子。”为此，“现在我们只有紧紧的团结，勇往直前的努力，用工会运动的实际经验，去教育工会会员，为的是要发展工人们的阶级自觉。”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加工减时的经济奋斗，是不能够把我们救出苦海”的，所以“我们工人要做种种争自由的奋斗，才能把自己解放出来！”“我们快速的要参加政治奋斗！”
[3]三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2月，贺昌被派往安源，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后被选为团的安源地方委员会执行委员，任秘书兼会计。1925年春，团中央在上海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贺昌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团的中央委员，任团中央工农部长
[4]。大会总结了建团以来的经验教训，并通过了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
会后，贺昌为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撰写的专文中，对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组织，就是要建设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团组织“必须引导中国的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我们不愿隐瞒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他号召“中国的青年无产阶级以及一切被压迫的青年们起来，一致团结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下，高举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向世界帝国主义者奋斗，以获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
[1]贺昌曾专门撰文，论述青年运动与职工运动的关系，强调指出：“青年学生离开了民众，便一事无成。”
[2] 他希望革命青年与从事青年学生运动的同志，一定要把自己工作活动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希望各地学生团体应很好地向工人群众宣传揭露资本家的罪恶。他还要求政府为工人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并在工人区域设立补习学校，使工人得到一点文化知识和如何进行革命的政治常识，激起他们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政治观念。
贺昌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因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是经济的基础——是社会的重要成分，农民约占全国人口的80％，“所以凡是忠实民族革命的人们，对于这个问题万无忽视之理。”
[3]“五卅”反帝运动中，贺昌在团中央的领导下，与其他同志一道，深入到工厂、学校和商店，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二千余人，分头到公共租界各马路宣传讲演，散发传单，抗议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四提案”
[4]。贺昌参加了这次宣传讲演活动。他向群众大声疾呼：“外国帝国主义横行无忌，视我如殖民地，最近残暴之行为，更是日甚一日。上海工人几十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现在忍无可忍了！”他还说：“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一日不推翻，中国民族的生命与自由便一日没有担保。”
[5] 那天，英国巡捕大肆逮捕讲演学生，仅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即关押学生一百多人。下午3时，近万名群众集合老闸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凶残的英国捕头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爱国群众11人，重伤15人，被捕53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晚，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反帝统一战线，并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贺昌等积极参加了发动学生投入“三罢”斗争的活动，还深入码头，策动在外轮作工的海员罢工，组织码头装卸工人拒绝装卸英、日轮的货物，并重新组织起海员工会，在原法租界佛照楼旅馆租赁房间办公。
“五卅”运动后，贺昌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又一度去平、津一带，在工人、学生中间开展工作。他以上海工人的英勇斗争精神，启发青年的觉悟，并在先进青年工人、学生中发展团的组织，促进工学结合。
这一年，贺昌还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由苏联回国先到北京。1926年春，北京发生了段祺瑞执政府屠杀请愿群众的“三一八”惨案。贺昌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的领导下，发动和组织青年学生，投入反抗段祺瑞执政府屠杀政策的斗争。他向青年们介绍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经验，带领青年们上街示威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向人民群众揭露段祺瑞执政府的罪恶行径，受到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拥护。不久，贺昌奉命返回上海，担任以罗亦农为首的中共江浙（上海）区委委员及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
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有些同志，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仍然忽视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联合。针对这种情况，贺昌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各阶层的工作，以推动革命运动的进展。江浙（上海）区委各部门工作的范围，过去是按工人区域划分的，贺昌认为这不适应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他在区委的一次会上提议，应重新划分地段，既要注意到工人方面，同时也要注意各方面的工作，如商人、妇女、小资产阶级等。区委根据贺昌的建议，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1]。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下，广东国民政府发动了征讨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为了迎接北伐军，我党决定乘盘踞在江浙的军阀孙传芳败退之机，发动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贺昌与江浙区委其他领导人一起，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3日起义开始，由于各区没有统一行动而失败。
起义失败后，贺昌出席了江浙（上海）区委召开的临时主席团会议，同大家一起总结经验教训，讨论善后工作和继续准备另一次起义诸问题。会议通过了要加紧政治宣传、加紧军事训练和组织同志进行秘密活动等决定，并责成何松林（汪寿华）和贺昌分头召开会议，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发动
[1]。会后，贺昌深入到青年学生中，积极从事下一次暴动的准备工作。
11月间，北伐军的前锋已接近南昌，南昌、九江的群众运动迅猛开展。党中央指示江浙（上海）区委立即抽调干部，发动民众，支援前线。区委乃派贺昌和关向应、顾作霖等四人前去负责。
贺昌完成支援前线的突击任务返回到上海后，又于1927年2月参与了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因为国民党派遣的别动队负责人钮永建的动摇、叛卖，以及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又遭失败。
是年3月，贺昌又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前，他在中央特别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通过共青团和学联组织宣传队，协助党组织选拔优秀的青年工人和学生进行秘密训练，组成纠察基于队伍，并组织学生罢课，实行总同盟罢工。起义中，他又身临第一线，与工人并肩战斗。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不久，贺昌即被派往武汉，就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到武汉后，他经常深入到基层团组织和青年中间，参加团组织召开的各种集会，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向团员和青年进行思想教育。一次，汉口团组织在友益街总工会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贺昌亲自主持监督，并就中国革命的动力和对象，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的军阀与买办资产阶级是完全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必然是反革命的；幼稚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亦决不能为革命的领导者。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力量领导中国的民族革命，坚定地与帝国主义进行彻底的战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有力助手，要努力扶持和扩大无产阶级的势力，从事中国的革命运动。”他的讲话简单明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聆听他讲话的一位同志后来回忆说：贺昌“理论水平高，分析国内外形势条理清楚，做报告，富有鼓动性和说服力，是大家最敬仰的同志之一。”
[2]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贺昌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的得力助手、革命伴侣的黄慕兰
[3]。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贺昌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紧接着召开团的四大，贺昌被选为团中央委员。这时，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之后，加紧策划反革命政变，革命危机日益严重。在此关键时刻，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进行改组，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业、李立三、张太雷五人（后瞿秋白参加）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根据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决定，贺昌和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离开武汉，前往九江等地，积极策划武装起义。
四
在南昌起义即将举行的紧要关头，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赶到九江，企图阻挠起义的进行。时在九江的贺昌和关向应，同张国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贺昌用血的事实说明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发动这场起义的必要性，并且严正指出阻挠起义就是对革命的犯罪。但张国焘固执己见，又赶往南昌活动
[1]。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于8月1日胜利地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贺昌由九江到南昌参加了这次起义。
8月3日以后，起义部队相继离开南昌，南下广东，转战潮汕地区，贺昌亦随部队南下。10月初，起义部队在优势敌人的堵截围攻下，遭到了严重失败。贺昌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与李立三等离开潮汕地区，经甲子港乘船到香港。在香港，贺昌与有关同志一道，想方设法疏通各种渠道，负责接待安排流落在香港的革命同志。11月18日，他以广东省委常委的名义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省委会议，研究发动广州起义的时机问题
[2]。
12月上旬，中央成立了一个“查处长江局问题”的特别委员会，贺昌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之一，离开香港前往湖北。在此之前，党的长江局主任罗亦农，根据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对临时中央政治局实行全国总暴动的方针提出异议，认为“目前绝非总的暴动时期”
[3]，要想夺取敌人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团长江局、团湖北省委代表刘昌群、韩光汉等反对罗亦农的意见。他们向临时中央政治局控告罗亦农和党的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溃逃时“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犯了极严重之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中央“彻底查究”
[1]。中央成立了以苏兆征为书记，贺昌、郭亮为委员的特别委员会，查处此事。
特别委员会成员到湖北后，采取了错误的方针，不恰当地改组了省委领导机关，对武汉暴动问题也作出了错误的结论。12月14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贺昌被选为省委执行委员。
中央和特别委员会对湖北问题的处理，引起了湖北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不满，加上全国总暴动的方针在实践中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争论双方的意见后，于12月24日召开会议承认：唐生智崩溃时，武汉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罗亦农对湖北的政治指导并没有犯所谓机会主义的错误
[2]。此后不久，贺昌奉调进行短期学习。
1928年2月，党中央派贺昌同林仲丹等在安源组建新的湖南省委。在贺昌等的努力下，省委很快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为支援井冈山斗争做了大量工作。不久，贺昌奉调返回上海。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贺昌代表共青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国内，根据中央决定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前往湘鄂赣边巡视工作，贯彻落实“六大”精神，指导这些地区的武装斗争。在这期间，他曾于1928年11月6日，对红四军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战术，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说：“四军以在赣西湘南发展为正当的战略与唯一的出路。”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必须采取游击的战术，以发动群众，肃清豪绅武装，扩大红军为中心任务，对于敌人的大部队，尽可能回避作战，以保存实力为主要目的”。还说，“对大城市不宜轻于进攻，如果群众没有起来，城市工作没有基础的时候，单纯的军事进攻是无益的。”
[3]这些意见，受到了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的重视。
1928年底，贺昌调回上海党中央工作。这时，黄慕兰也由江西省委秘书调到上海任中央政治局秘书。经组织同意，他们两人结婚。
翌年春天，贺昌被派往香港，任党的南方局宣传部长。当时香港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工作条件十分艰巨，但他毫不畏惧，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当时和他一块在南方局工作的柯鳞回忆说：“生龙活虎的贺昌像一团烈火，日夜不停地为党工作，在紧张的时候，他常常是晚上和衣躺一会，就又爬起来工作。”
[1]1929年6月25日至30日，贺昌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会后，他被派往湖南，任省委常委。在湖南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以主要精力协助省委书记领导全省的土地革命斗争，还积极撰写文章，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在《苏联之七小时工作制》一文中说：“全世界真正解放了劳动阶级的痛苦，并且还继续在谋求改良他们生活条件的国家，现在只有苏联。”他还说：在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是出乎寻常的”长，“尤以童工女工所受残酷的剥削至不可言状。”他号召工农民众在共产主义的“火光”照耀下，奋勇前进
[2] ！
1930年春，中央调贺昌和黄慕兰去北方局工作。由于北方局所在地的天津情况复杂，斗争艰苦，贺昌在接到调令后，决定把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贺平托付给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卢永炽( 卢德光、卢彪) 抚养。黄慕兰舍不得丢下孩子，贺昌耐心地开导她说：“孩子是属于党的，属于国家和社会的。我和你一样疼爱孩子，更希望他快快长大，接过我们的枪。但是现在条件不允许我们把他带在身边，我们应该首先从工作出发，不能被儿女情长缚住我们的手脚。”
[3] 就这样，他们丢下爱子，起程北上。
贺昌到天津后，担任北方局书记兼顺直( 河北) 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周天僇
[4]，宣传部长余泽鸿，秘书长陈复。
不久，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各地成立“行动委员会”，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在这个错误主张的影响下，北方局也成立了“北方行动委员会”，贺昌被任命为行动委员会书记，并改组了顺直省委，增设了省的军事委员会和保定特委。根据“北方行动委员会”和贺昌的部署，1930年夏秋之间，先后发动了唐山兵变和河北完县“五里岗”、博野一带农民暴动。由于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这些兵变和暴动均先后归于失败。这期间，北方局还指示山西党组织立即发动武装暴动，在太原、汾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以习静波为首的山西特委对此提出异议，遭到贺昌指责，说山西是“例外主义”。贺昌决定要组织十万红军打到北平去，建立冀鲁豫苏区，并为此从组织上调整了山西党组织的领导班子，从而使山西党的“左”倾盲动情绪有了进一步发展，给党的工作带来了损失。
1930年9月24日，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全会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结束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贺昌出席了会议，受到了教育，开始认识到自己在北方局执行“左”倾冒险错误给革命工作带来的损失和危害。会上，他和温裕成、李维汉、陈郁、徐炳根、陆文治、邓发等七人，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贺昌赶回天津，于10月初在天津法租界黄家花园附近召开了为时三天的中共北方局政治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等文件，决定立即停止进一步组织暴动的计划，并沉痛地检查了自己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提出了如何改变现行工作的方针与方法。此后，北方党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攫取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会后，取消了北方局，贺昌的中央委员也被撤掉，调回党中央进行反省。贺昌到上海后，住在原法租界（现陕西南路）一间酱园小店铺的楼上。他联系自己前段的工作，认真学习，反复思考，进一步认识到“左”倾盲动主义对革命的危害，认识到由于自己的错误给革命带来的损失。他曾表示：“郑重接受历史教训，决心站起来战斗，以百倍的努力来补偿自己给党造成的损失。”
[1] 他对王明当时那种把同志当作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作法，深为不满，经常与关向应、任弼时等一起交换意见，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
五
通过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清算和对自己错误的检查，贺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他请求到苏区去搞武装，打游击。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决定要他去中央苏区的兴国县，协助县委书记李坚真进行工作。
就在贺昌准备同爱人黄慕兰离开上海的时候，关向应不幸被捕。为了让当时担任中国人民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的黄慕兰全力以赴地营救关向应出狱，他建议组织把黄慕兰留在上海。当同志们向他问及此事时，他说：“我是向组织寄子托妻，心里是踏实的。我们虽然远隔千里，但是我们都是在为共同的事业而战斗。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是放心去前线的。”
[1]1931年11月，贺昌由吴德峰护送，到达中央苏区，和李坚真共同领导兴国人民积极开展革命斗争。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一切从实际出发，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深受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贺同志”。贺昌到兴国三个月内努力工作，使得各项工作蒸蒸日上，在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配合主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兴国成为中央苏区的模范县之一。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介绍了兴国县长岗乡和福建才溪乡的模范事迹，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1932年2月，贺昌被调回中革军委，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由于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工作繁忙和受伤有病，贺昌几乎承担了政治部所有的日常事务工作。他办事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并且在一天忙碌工作之余，挤时间孜孜不倦地阅读马恩列斯的原著，以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水平。他还经常给红军大学讲课，作形势报告，给《红色中华》、《红星报》、《战斗报》等苏区报刊撰写文章。
1933年2月，蒋介石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贺昌积极配合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红一方面军采取积极防御，声东击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战略战术，先后歼灭了敌军三个师，到3月底，即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2]。
同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又向我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敌人这次进攻发动之初，贺昌就认识到它的严重性，指出：“现在我们是处在最剧烈的与残酷的五次‘围剿’中间。”他要求每个红军战士，“要有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要有不怕疲劳的极高度的战斗热情，要采用现代的军事技术来武装我们自己，地方武装应广泛地开展在敌人后方侧翼的游击战争，赤化我们新占领的区域，只有在不断的胜利中，才能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1]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区首府瑞金召开。大会总结了两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提出了苏维埃今后的战斗任务，并且具体地讨论了红军建设、经济建设与苏维埃建设等重要问题。贺昌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二苏”大会之后，贺昌更积极地致力于红军的建设。为了加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密切配合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他和王稼祥主持召开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会议于1月8日开幕后，贺昌发表了题为《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一文，全面地总结了三年来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阐述了政治工作与红军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在新形势下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他明确地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目前我们必须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进行对红色战士的基本政治教育”，“使每个红军战士相信并忠实党与苏维埃，明了党的任务与苏维埃的政策”；要把红军指战员培养“成为反帝的土地革命的为苏维埃事业与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的自觉的阶级的武装战士”。由于受当时王明“左”倾严重错误的影响，贺昌在这个报告中，也片面强调了“学习新的堡垒战术”，宣扬了“在与帝国主义的最后决战中，争得苏维埃的新中国”
[2]的错误观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月12日结束，贺昌代表红军总政治部在会上致了闭幕辞。
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实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后，贺昌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与项英、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谭秋、毛泽覃等组成党的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继续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在项英、陈毅等指挥下，留在根据地的红军以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的游击区和最后的坚持阵地，掩护主力红军向外转移，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并在苏区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
贺昌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他率领一支队伍在会昌附近与敌人周旋，掩护党中央和主力红军转移。他经常鼓励同志们说：“我们一定要积极行动，牵制和吸引敌人，掩护主力远征，保证中央红军安全转移。主力总有一天要打回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嘛！”
[1] 当时环境相当艰苦，四周都是敌人，战斗甚为频繁，贺昌常常几天几夜不能合眼。一天晚上，为了摆脱敌人围困，贺昌骑马带队向别处转移。在一处崎岖的山道上，由于马失前蹄，他被摔了下来，右腿受伤，疼痛得几乎昏厥。同志们赶来询问时，他咬紧牙关，站起来翻身上马，然后告诉大家，“没什么，继续前进！”仍然坚持指挥战斗。
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贺昌等一再向中央分局建议，坚持进行游击战争。但是，作为中央分局书记的项英，不承认反革命力量的暂时强大，不承认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仍然坚持要集中兵力和敌人死打硬拼，因而使形势更加紧张起来。到11月下旬，敌军先后攻占了宁都、瑞金、于都和会昌四个县城，至此，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尽陷敌手。
11月底，中央分局召开会议。贺昌在会上坚决支持陈毅关于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在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坚持下，会议决定分局只留项英、陈毅和贺昌三人保持领导，其他成员都分散到各个游击区开展活动，分局机关和一部分部队，转移到仁风地区，一边进行整顿，一边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
在紧张的形势下，贺昌常拄着拐杖，拖着伤腿，深入到干部、战士和伤病员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大家甘心为革命接受最严峻的考验。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过分的乐观是脱离实际的。我们中央苏区的形势是紧张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必须有准备迎接大风暴到来的思想，准备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准备爬山，准备背包袱，准备打他三年、五年的游击。”
[2]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2月23日，党中央打电报给中央分局，对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们明确指示：“反对大兵团作战的方针”，“应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应由中央革命根据地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
[1]。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的消息和中央的重要指示使贺昌大受鼓舞。他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迅速将这一喜讯告诉给周围的其他同志
[2]。
这时，情况更加严重：敌人采取拉网战术，步步紧逼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委机关、部队、团团围在狭小仁凤山区，妄图一网打尽。
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中央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准备突出敌人的包围。贺昌和项英、陈毅等认真分析了周围情况，提出了分五路向群众基础较好的粤赣边突围的方案，并制定了周密的突围计划。按照计划，贺昌随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一起行动。
就在我军一切准备就绪、2月中旬开始突围的时候，敌人已对仁凤山区形成了密集的包围圈。先一步突围的三路人马，除少数冲杀出去外，大都被敌人打垮。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紧。还没有突围的贺昌所在的中央分局和赣南省委两支队伍，处境更加险恶。干部、战士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了。为了给突围的同志们充饥，贺昌不顾自己腿伤行动不便的困难，带头杀掉赣南军区特意送给他代步的马匹。
3月3日下午，剩下的两路也开始突围。贺昌带领七十团的两个营（实为五个连），作为中央分局一路的第一梯队首先行动。临出发前，他扶着伤残的右腿，向指战员作了简短的动员：“我们现在已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困境，形势确实十分严重，这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的时候，是考验每个同志是否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当胜利时的英雄，也要当困难时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是在困难中考验出来的。”
[3]。
话毕，贺昌把手一挥，带领部队向外冲杀，经过一昼夜的激战，部队冲出重围，脱离了仁凤山区，并于3月5日拂晓渡过了会昌河。不料，部队刚一上岸，就遭到了预伏敌人的死命阻击。贺昌指挥大家且战且退，死伤十分惨重。这时，贺昌已身负重伤，但仍顽强向敌人射击。一群敌军疯狂向他扑来，他使尽全身力气高呼：“红军万岁”的口号，把最后一颗子弹打进了自己的胸膛。年仅29岁的贺昌，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这次突围中不幸牺牲的，还有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
3月中旬，两路突围部队在遭到严重损失后陆续到达赣粤边的油山，与赣粤边特委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广大指战员怀着悲痛的心情，深切悼念为革命牺牲的战友。陈毅挥泪写成了《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的五言史诗：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1][1] 贺其颖：《寒假见闻记》（1920年3月），原件存贺昌中学。
[2] 贺其颖：《敬告新选众议院议员书》（1921年），原件存贺昌中学。
[1] 《学生运动的使命》，《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18期，1923年3月2日。
[2] 《反抗帝国主义》，《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41期，1923年3月29日。
[3] 《第二次全国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先驱》第23号，1923年7月15日。
[1] 《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集》（2），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 《第二次全国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先驱》第23号，1923年7月15日。
[3] 《认清我们的仇敌基督教》，《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五一特刊》（1922年5月1日）。
[1]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5年）各路代表的报告中正太路代表之报告》，《中国工运史料》1958年第4期。
[2]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5年）各路代表的报告中正太路代表之报告》，《中国工运史料》1958年第4期。
[3] 《正太工人全体总罢工》，《工人周刊》第57期，1922年12月17日。
[4] 黄志荣：《关于1923年至1927年上海大学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 康清煜1963年的回忆记录。
[2] 《工人运动的使命》，《先驱》18期，1923年4月7日。
[3] 《军阀屠杀水口山工人》，《工人周刊》第79期，1923年12月3日。
[4] 《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张怕简给东方大学同学的信（1925年2月5日），《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年来的奋斗》，《中国青年》第93、94期，1925年9月7日。
[2] 《青年运动与职工运动》，《中国青年》第91、92期，1925年9月1日。
[3] 《调查农村经济情况》，《中国青年》第96期，1925年9月13日。
[4] “四提案”指上海的所谓纳税外人会准备通过工部局提出的“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和取缔童工法案”。中国共产党为了扩大反帝阵线，对前三提案坚决反对，对后一提案则加以揭露。
[5] 徐梅坤1981年的回忆。
[1] 江浙（上海）区委会议记录，原件存上海市档案馆。
[1] 江浙（上海）区委会议记录，原件存上海市档案馆。
[2] 徐梅坤：《江浙区委活动点滴》，《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期。
[3] 黄慕兰：《深切怀念我的良师益友贺昌同志》，《山西日报》1981年6月15日。
[1] 关向应1942年7月在延安的回忆，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 潘荣：《共产国际代表与广州起义》，《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2辑。
[3] 《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1927年10月28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 《湖北CY 代表刘昌群、韩光汉对湖北问题的报告》（1927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通讯》第20期。
[2] 《罗亦农给中央常委并转政治局信》（1927年12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3] 《中央巡视员给龚楚兄转玉阶、润之及四军军委的信》（1928年11月6日）。
[1] 柯鳞1981年的回忆。
[2] 《苏联之七小时工作制》，《布尔什维克》第二卷下册，第7期，1929年7月1日出版。
[3] 黄慕兰：《深切怀念我的良师益友贺昌同志》。
[4] 周天僇不久叛变革命，改由阮啸仙任组织部长。
[1] 《黄慕兰的回忆》（1981年8月13日）。
[1] 1981年8月13日访问黄慕兰记录。
[2] 张闻天1963年的回忆。
[1] 贺昌《论红军最近的胜利》，《红星报》1933年9月17日。
[2] 《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斗争》第2期，1934年2月9日。
[1] 陈丕显1963年8月7日的回忆。
[2] 陈丕显1981年的回忆。
[1]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2] 陈丕显1979年8月23日的回忆记录。
[3] 黄慕兰：《深切怀念我的良师益友贺昌同志》。
[1] 《陈毅诗选》，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