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顾正红，中共优秀党员，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1925年5月15日，带领工人与外国巡捕、暗探作斗争时，被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由此激起内外棉五个工厂8000工人一致罢工，并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即五卅运动。他以“工人先锋”而载入史册。
一
顾正红，1905年生于江苏省阜宁县獐沟区篆河乡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里。
顾正红三岁时，家有两间矮小的土屋和不足五亩的薄田。他父亲为了维持一家生活，又租种新河口富农刘某家的二十多亩盐碱地。顾正红是长子，下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他自小生活在贫寒之中。
顾正红的舅舅是位私塾先生。顾正红九岁那年，被送到舅舅那里读了一年书。
1916年，顾正红的父亲为了另寻出路，忍痛抛下妻小，只身去上海，在沪西一家油厂当苦力。当时尚不足12岁的顾正红，便和他的母亲一起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整天辛勤劳动，挖野菜，拾柴片，给人家割牛草。到了寒冬腊月和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去讨饭。为了全家活下去，他还给地主家放过牛。
1921年10月，苏北阜宁一带发大水，顾正红一家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他们母子八人，含泪离开家乡，一路行乞，逃荒到了上海。
顾正红来上海以后，寻到了已经在上海做工五年的父亲。但他父亲因工薪微薄，除了养活自己却无分文积蓄，面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一筹莫展，全家在一起忍饥挨饿。不久，顾正红的二弟就被饥饿夺去了生命。
1922年，经过多方托人说情，花钱送礼，17岁的顾正红，才进了日商内外棉九厂（今上棉四厂）。
那时，日本在上海开设的纱厂是每天开两班，每班12小时，交接班时间总是在早晨六点和晚上六点，工人们称之为“六进六出”。顾正红每天提着一只篮子，里面带上一点饭，加上几块萝卜干，在五点钟以前就赶到厂门口，深怕误点迟到被开除出厂。
顾正红在九厂粗纱间当扫地工。这里劳动条件很坏，到处花絮飞扬，工人12小时做下来，都成了“棉花人”。车间里的机器由于没有防护设备，稍不留心，就会送掉性命。顾正红整天在这些机器中间穿梭往返，辛勤劳动，还经常受资本家的虐待和打骂，每天下班出厂都要遭到侮辱人格的抄身搜查。
二
顾正红已经进厂好几个月，但拿不到工资。原来这个厂有个“规矩”：凡新进厂的工人，一定要对拿摩温（number one 音译，即工头）表示“酬谢”。他几个月的血汗钱就这样被全部作为“酬谢金”，落进了拿摩温的腰包。顾正红知道这一事后，心头好久不能平静。
不久，又到了发工资的日子。顾正红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当众责问拿摩温：“我做工，你拿我的工钱，这算什么道理？”拿摩温打了顾正红一记耳光。顾正红正要还手，却被身旁的几个工友劝阻了。顾正红不肯罢休，非要出这口气不可。一天，放工以后，他约了几个要好的小兄弟，在拿摩温回家的路上，把这家伙狠狠地揍了一顿。但是，顾正红也因此惹恼了资本家，被开除出内外棉九厂。
顾正红在工友们的帮助下，不久又进了内外棉七厂，开始做加油工，后来又做布机上盘头工。
1924年，党为了加强工人运动，把沪西工人区列为工作重点。先是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继则组织沪西工友俱乐部。顾正红先是工人补习学校的学生，后来又是沪西工友俱乐部的积极分子。
当时，邓中夏、恽代英、项英、李立三、刘华等，都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给工人上课。他们深入浅出，给工人灌输革命思想，顾正红每次都认真去听。他学习刻苦用功，不论刮风下雨，从不缺席或迟到。在这里，他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哺育。
俱乐部除了给工人上课讲演外，还注意对工人积极分子的个别培养。有天晚上，刘华和顾正红等几个工人谈论东洋老板随便开除工人的事，顾正红首先谈起自己被九厂无理开除的经过，并愤愤地说：“这口气到现在我也消不掉！”许多工人也都纷纷议论日本厂主及其走狗随便打骂、开除工人的事实，和过去历次斗争工人心不齐的教训。刘华接着启发大家说：“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就不容易折断，这说明团结斗争力量大。”顾正红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团结斗争力量大”的道理，理解得更加深刻。
俱乐部在沪西工人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它自1924年秋在沪西成立，至同年冬，会员已发展到七八十人，并在会员中开始建立了党团组织。“到当年年底统计，在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内，有19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组织”
[1]，参加的工人总数将近千人
[2]。
顾正红自从参加俱乐部以后，在七厂布机间积极开展活动。每逢夜班，夜半过后，东洋领班和工头都去休息了，他就向工人宣讲从俱乐部听来的革命道理，并低声教唱从俱乐部学来的革命歌曲，组织和发动工人起来斗争。
三
1925年2月2日，内外棉八厂厂主蓄意制造事端，殴打女工，开除男工，指使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在党的教育下已经觉醒了的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一致要求起来斗争。党组织决定抓紧这一时期，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动员全上海的党员投入这次斗争。
2月9日，内外棉东、西五、七、八、十二等厂工人首先起来罢工，至 2月18日，便发展成沪西、沪东22家日商纺织厂工人的同盟大罢工。由于工人坚持斗争，终于迫使日本资本家签订优待工人等四项条件，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是五卅运动的序幕。
顾正红在二月罢工斗争中，参加工人纠察队，到沪西苏州河一带交通要道上“把口子”，并积极向群众宣传罢工的意义，讲解工人团结斗争的重要性，劝告不明情况的工人不要去上工。他还同工人宣传队一道，用具体事例揭露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和剥削工人的罪行，以争取各界对罢工的支持。
与此同时，顾正红也参加了有几百人组成的罢工鼓动队，当时叫“打厂队”。他和“打厂队”的工人先后到内外棉九厂、十四厂、十五厂，鼓动工人参加同盟罢工。在这些活动中，顾正红奋不顾身，和大家一道冲破厂主、工头的层层阻挠，使这些厂的工友们迅速加入同盟大罢工的行列。
顾正红在二月大罢工中还积极参加组织工会的活动。罢工开始以后，他和各厂秘密工会小组的负责人一道，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起来斗争，向他们传达俱乐部的指示，散发传单，并帮助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困难。工人们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组织工会的重要性，罢工结束后，许多工人都要求加入工会。在顾正红等人的组织下，内外棉11爿厂和其他日商纱厂都建立了工会组织，会员人数“数日之内，小沙渡由千人增加到六千人，杨树浦增加到三千人，各工会也发生工会小组的组织。”
[1]二月罢工中的一天晚上，顾正红在自己家里，给工友们讲革命道理。他父亲劝他说：“在外面做事，宁交四海友，不结一个冤。”顾正红回答说：“工人和工人都是亲兄弟，结不了冤。要说冤家倒有一个，那就是东洋资本家。”父亲担心洋人势力大，搞不好怕儿子与工友们吃亏，一再劝说儿子少出头露面。顾正红根据党的指示和大罢工的切身体会，耐心地对父亲说：“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这次大摇班
[2] 东洋人不是和我们签订了条件吗？你不跟他斗，他就更欺压你。”
顾正红在二月罢工中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罢工结束后，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二月罢工胜利结束不久，日人虐待反变本加厉。日人监工人厂，皆携带铁棍、手枪，工人偶一不慎，即遭棍击。罚款之苛，数倍于前。
顾正红目睹这些情况十分气愤，他和其他积极分子一道，把厂中情况及时向工会和俱乐部作了汇报。工会和俱乐部“每天都在那里举行会议”
[3]，研究对策。顾正红不顾他所在的七厂日本厂方人员对他的忌恨和监视，总是及时把他在工会和俱乐部开会的情况传达给工友们，激励大家做好准备，继续进行战斗。
这一年的4、5月间，棉纱行情发生了变化，由棉贱纱贵变成了棉贵纱贱。针对这种情况，工会和俱乐部决定，采取轮流怠工的办法，以拖垮日本资本家。于是从5月初起，内外棉、同兴、日华等主要日商纱厂工人纷纷怠工，彼伏此起，相互配合，与日本资本家进行斗争。5月14日，日本厂主突然宣布开除十二厂工人代表多人。工人质问厂方，却遭到铁棍殴打，当场受伤倒地者五人。各厂工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愤慨。第二天清晨，刚刚下了夜班的顾正红，便接到工会和俱乐部的会议通知。他顾不得回家休息、吃饭，就直奔浜北潭子湾三德里工会驻地，投入了新的斗争。
四
5月15日早上6点多钟，顾正红赶到工会和俱乐部，参加内外棉、同兴、日华等日商纱厂夜班工人紧急会议
[1]。主持会议的刘华首先报告了14日十二厂工人斗争情况，接着分析斗争形势。根据七厂织布是靠十二厂供应棉纱这一情况，刘华估计日本资本家很可能以十二厂工人停工，织布无原料为借口迫使七厂工人停工，借以制造工人内部矛盾，削弱工人斗争力量。他对工人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七厂工人仍应上工，不上资本家的当。七厂日班工人已去上工，夜班工人要有准备。”
果然不出所料，七厂日班工人刚上工不久，日本领班就召集车间拿摩温到写字间
[2] 开会，然后向工人宣布：“今天厂里没有纱，大班
[3] 叫你们统统回去。”他别有用心地说：“工人没生活做，就没有饭吃。这不是东洋老板不给你们饭吃，是十二厂工人不给你们饭吃。你们有亲戚朋友在十二厂的，叫他们赶快去上工！”这家伙还煽动说：“普陀路巡捕房的房子是我们送的，你们打出事来我们负责。”日班工人听了纷纷起来驳斥：“你们东洋老板开除工人，抓走代表，十二厂工人才停工的。”“我们要亡工，不开工就要给工钱。”大家聚集在七厂写字间门口，坚持要上工。
中午时分，普陀路巡捕房派了捕头带领一批巡捕到七厂进行“调解”，答应停工期间发半工工钱。并说，明天礼拜六停一天，后天是礼拜，休息一天。到下礼拜一，不管十二厂是否开工，你们的工钱照发
[4]。日班工人经过商量，觉得有了一点斗争成果，就同意“调解”，暂时离开工厂。谁知工人一出厂，日本厂方马上就把厂门锁闭，并贴了一张布告，只说停工两天，对发半日工资的事只字不提。
这一消息很快在七厂日、夜两班工人中间传开。顾正红得到消息，马上约了几个积极分子，分头到夜班工人家里去活动，动员大家不理厂方“布告”，坚持上工，并提早到厂门口集合。
下午5点左右，七厂夜班工人已陆续来到厂门口。此时，七厂厂门紧闭，门外有三名印度巡捕，还有“包打听”
[1]，手里都拿着铁棍、木棒，一个个凶相毕露。然而，工人们并不畏惧。5点半左右，大家在厂门口自动排队集合，准备进厂。日本点名员拦阻工人们，说：“厂里没有纱做，大班叫你们统统回去。”顾正红领着工人们喊道：“叫大班出来说话！”“不发工钱，决不回去。”“日班有工钱，夜班也应发工钱。”一个日本职员狞笑着说：“告诉你们，日班也不发工钱。”工人们听后十分气愤。厂门口那些印度巡捕、日本点名员和“包打听”，吓得慌忙打开一扇小门溜进厂去。愤怒的工人呼喊着“我们要上工”的口号，奋力冲破厂门，一齐拥进厂内。
凶残的印度巡捕、日本点名员和“包打听”，对冲进厂门的手无寸铁的工人任意殴打，好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顾正红见此情景，一面领着大家振臂高喊：“东洋人打伤工人啦！”一面带领一部分工人冲进物料间，拿出一些打梭棒，供作自卫武器。
内外棉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接到巡捕、暗探的报告后，急忙带着一群打手，杀气腾腾向厂门口奔来。工人们面对日本资本家的武力镇压，毫不畏惧。他们在顾正红等带领下，一齐向迎面而来的暴徒们冲了过去。顾正红跑在队伍的前列。他举着打梭棒，领着工友们高呼：“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不开工就要发工钱！”
七厂大班看清工人的带头人正是他早已注意到的顾正红，就立即推上手枪子弹，对着顾正红开了一枪。随从打手见大班开枪，也都用铁棍、毒刀对工人猛打猛刺。川村那一枪，击中了顾正红的左腿，顿时鲜血直流。但顾正红毫不退却。他咬紧牙关，忍住伤痛，高呼：“工友们，大家团结斗争啊！”工人们被顾正红的英勇行为所鼓舞，个个奋不顾身，挥动拳头和打梭棒，向日本资本家和他们的一群打手冲去。这时，凶恶狠毒的川村，又迎面向顾正红腹部开了一枪。顾正红强忍剧痛，两眼喷射着对帝国主义无比仇恨的愤怒烈火，紧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依旧挺立在队伍前列，继续鼓动工人坚持斗争。川村见顾正红仍顽强斗争，又向顾正红头部开了一枪。顾正红想和他们拼，但已力不从心。川村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见顾正红仍未绝气，又纵前一步，开了一枪，并用毒刀向顾正红猛刺了几下。顾正红终于倒在血泊之中。
这一天，在内外棉七厂，与顾正红同时被日本资本家及其打手们殴打成重伤者还有七人，手折头破者有数十人之多，其中有女工十多人，14岁以下童工十余人。工人们奋起反抗，斗争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附近的内外棉东、西五厂有的工人也赶来支援。后来，由于普陀路巡捕房派来了大批武装巡捕，才给日本资本家解了围，使斗争暂时平息下来。
工人们怀着悲愤心情，把顾正红等身负重伤的阶级兄弟扶上人力车，去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控告，并送往医院抢救。在途中，顾正红还喃喃地说：“我不去东洋人医院……。”成群结队的工人一面护送，一面高呼：“东洋人打死人了！”“我们要报仇”跟随在车子后面的人愈聚愈多，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反抗人流。
刘华闻讯后，立即把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枪杀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5月16日下午2时
[1]，顾正红，终因伤重不治而牺牲了。
五
顾正红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内外棉东、西五、七、八、十二等五个厂，八千多工人一致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三十二号通告，号召“援助上海日商内外棉罢工工人，发动反日运动”。内外棉纱厂工会、沪西工友俱乐部，根据党的指示，于5月16日下午2时，召集沪西日商纱厂工人近千人在潭子湾三德里开会，讨论对罢工工人，特别是受伤者的援助办法。会议由刘华主持，讨论并通过惩办凶手元木、川村，日人及雇佣者不得携带武器，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等八项要求。同时，俱乐部派往支援青岛日商纱厂罢工的代表，和上海赴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代表，均于 15日返沪
[2]。他们怀着满腔革命激情，立即投入战斗。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南洋大学等校学生，也纷纷起来声援工人斗争。于是，以顾正红惨案为先声，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运动兴起了。
然而，日本资本家继续采取高压政策，进一步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封锁舆论，逮捕工人，拘留学生，审讯被害者。在帝国主义恐怖统治之下，“我同胞均含默不言，新闻纸（界）更因受捕房压迫，不敢揭载此项消息，学生会四发宣言，均拒而不登。”
[1] 面对这种情况，工会与俱乐部根据党的指示，围绕顾正红惨案，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迎接反帝运动高潮到来。为此，他们一面组织委员会，成立纠察队、交际队、救济队、演讲队等组织，领导工人坚持和扩大罢工；一面以内外棉纱厂工会名义，印发宣言、呼吁书，广为散发，以揭露真相，争取社会同情和支持。同时，在党的领导下，由35个团体发起组织“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推动斗争深入发展。
5月18日上午，当顾正红的遗体运到潭子湾时，男女工人整队往迎，沿途高呼：“誓死坚持到底！”“要行凶的偿命！”当日下午又在灵柩前追悼顾正红烈士，到会的工人、学生约四千余人。刘华手持一面写着“中国人惨遭日人残杀”的白旗，领着大家高呼：“坚持到底！”“不达目的死不上工！”工人们和学生们在顾正红烈士灵柩前轮流演讲，缅怀先烈，激发斗志。
5月24日，在闸北潭子湾荒场举行公祭顾正红烈士大会，有上万人参加。“大家下决心踏着顾正红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决不后退！”
[2] 这次大会不仅打破了上海市民的沉默，而且因参加大会的学生被捕，以及上海工部局再次准备通过压迫上海人民的印刷附律、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等提案，使反帝斗争在上海迅速发展为伟大的五卅运动。
而顾正红烈士则是这次伟大运动中的“工人先锋”。
[1] 刘贯之：《关于1924—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1期，工人出版社出版。
[2] 邓中夏：《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中所得到的经验》，《中国工人》第4期，1925年4月出版。
[1]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2] 当时工人称罢工叫“摇班”。
[3]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
[1] 1925年5月17日《警务日报》。
[2] 写字间即办公室。
[3] 大班是当时上海等通商口岸对洋经理的俗称。
[4] 1925年5月16日《警务日报》。
[1] 包打听即暗探。
[1] 关于顾正红烈士死亡时间，史料有两种记载：（一）《内外棉纱厂工会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涉使文》等，记载为5月16日：（二）1925年5月18日《民国日报》等记载为5月17日。本文从《呈交涉使文》之说。
[2] 1925年5月16日《警务日报》。
[1] 梅电龙编述：《上海英日帝国主义者屠杀同胞之经过》，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1925年印行。
[2]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