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秋天，和董振堂在同一个部队任职的朋友苏进，把一个叫刘振亚的青年介绍给他。这个刘振亚是地下共产党员，冯玉祥驱逐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刘伯坚等许多革命同志都先后离开，惟独刘振亚潜伏下来，并和上级保持着联系。后来，他在二十六路军，发展党组织，并向赵博生、董振堂等高级将领做政治工作，对宁都起义的成功，起了组织和保证作用。但董振堂结识刘振亚时，并不知道刘的真实政治身份，只是在相处中感到，刘振亚这个青年，与过去他所敬仰的西北军政治部副部长、共产党员刘伯坚，有许多相同的品质和观点。把刘振亚介绍给董振堂的苏进，也不知道刘是共产党员。他是因为一个叛投蒋介石的军官要捉拿自己时，刘振亚冒险给自己送信，而对刘产生好感和信任的。

1930年9月，蒋、冯、阎中原鏖战正酣的时候，董振堂对到日本学过军事的老部下苏进说：“总司令（指冯玉祥）今天同这个打，明天同那个打，也没有目标，打到什么时候算完？”并且要苏进介绍在国外读过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派人到北京购买^[1]。

蒋、冯、阎军阀混战的结果，西北军失败，冯玉祥出走。第二年初，蒋介石趁机把几十万钞票塞进孙连仲的腰包，将这支吃了败仗的队伍调往山东济宁地区，把原来的西北军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下辖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改编后，董振堂原来所在的十三师，改编为二十五师七十三旅，董振堂任旅长。

1931年旧历2、3月间，蒋介石下令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剿匪”，进攻红军，企图让这支“杂牌军”在和红军相互拼杀中两败俱伤。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多系华北籍，鉴于已往“剿共”部队失败的教训，都不愿南下。当南下的第一列军车开到济宁、衮州之间一个叫孙氏店的小站时，车上的军人全部下来，把铁路破坏，拒绝前行。这些破坏铁路的军人，正是董振堂所率领的七十三旅第一团。因这一团人把铁路交通堵死，使得整个二十六路军无法南下。蒋介石闻讯后，利用原西北军旧将领刘郁芬等前往“诱导”，并以不发军饷相威胁。部队滞留数日后，只得继续南下。从此，蒋介石便把董振堂恨在心上。

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后，奉命参加蒋介石对红军和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第三次“围剿”。在“围剿”中，董振堂捏造了一些假情报，并以此为由，不肯进“剿”。蒋介石通过其他的情报系统知道真实情况后，对董振堂更为不满。对此，董振堂心里十分清楚。他认为决不能依靠蒋介石，曾派人到山西和冯玉祥联系。但冯玉祥此时大势已去，也无可奈何。那么出路何在呢？董振堂陷于苦闷和彷徨之中。

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又命令二十六路军困守宁都孤城。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几乎都是北方人，到宁都后，因水土不服，许多人都染上了恶性疟疾或痢疾，加上蒋介石对这支杂牌军队的歧视，供给和医药条件极差，不到几个月，几千人患病死亡。宁都城西北的山坡上，翠岗下面，到处都是新堆起的坟堆，谁见了都黯然神伤。有些下级军官，为了吃“空名字”，贪污兵饷，伤病士兵还没有死，就用破席裹上去埋，坟地里的呻吟声，不绝于耳，凄惨的景象，使人目不忍睹。宁都城周围的红军趁机展开革命宣传，号召二十六路军倒戈当红军。但是二十六路军多数官兵由于对红军缺乏了解，倒戈的决心并不大。他们心情苦闷，只希望尽快返回北方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亡，华北危机。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卫自己的家乡，并联名写信给总指挥孙连仲。孙连仲也想借此摆脱困境，遂一面电报蒋介石请示，一面下令全军北上。蒋介石怎肯让二十六路军离开“剿共”前线。因此，当部队刚向北开拔60余里到达湖岭嘴时，便受到重兵阻拦，只得重返宁都。此后，孙连仲丢下部队到上海去治牙病，日常军务转由参谋长赵博生主持。

回宁都后，董振堂非常苦闷：他不愿继续跟红军打仗；返回北方，又绝无可能；部队在疾病的威胁下，一天天减员，困守宁都孤城，只能坐以待毙。大难临头，到底出路何在呢？大革命时期，他曾接触过刘伯坚等许多共产党人。他觉得像刘伯坚那样的共产党员，都是做人的楷模，却被逐出了西北军。董振堂怀念这些人，多次闪现过要追随这些人参加红军的念头。为此，他曾想方设法打听他们的下落，都毫无音信。这年 5月，刘振亚请假回家时，董振堂又托他到上海打听刘伯坚等，也没有消息。他反复思考，谁能把他领上投奔共产党的道路呢？正在这时，南昌的留守处被蒋介石抄了！很显然，这是蒋介石对他不肯南下江西、不肯进“剿”红军的报复。

苦闷、愤怒煎熬着董振堂。他终于病倒了。七十四旅一团团副苏进前来探望，董振堂又一次打听刘伯坚的消息，并把自己准备起义的想法告诉了苏进。不久，董振堂到南昌去看病，回来后问勤务员高志中，部队中有些什么反映。小高便把部队中流传的一首《大家一起来倒戈》的歌谣，和有些人想投奔红军的议论，原原本本作了汇报。董振堂听了，默默地沉思着，没有吭气。不几天，苏进来看他，他又一次询问苏进，哪里有共产党的组织？但仍然毫无结果。

其实，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党组织已经有了，并积极开展着工作。但是，他们的活动处于绝密状态，董振堂和苏进哪里能知道呢？

二十六路军和上级保持着联系的共产党员，起初只有一个人，这就是董振堂的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后来，上级党组织通过同乡、同学等关系，又派进几名共产党员，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他们充分利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这个部队的政治影响，用个别交朋友和单线联系等方法，谨慎而有步骤地发展党员，相继成立了特别支部、官长支部和学兵连支部。开始发展的党员大部分是士兵和下级军官。后来，他们也注意到高级军官中一些人的情况，并及时地发展赵博生入了党。

赵博生入党，对董振堂有极大的影响。虽然，由于当时党的纪律，董振堂不可能知道赵博生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们是长期共事的河北同乡，在政治倾向、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等方面基本相同，几乎无话不谈。所以，党的主张，能够通过赵博生这条渠道，灌输给董振堂。

起义前夕的一个多月，董振堂无比兴奋，工作空前的积极和努力。因为那时他已经下定了起义的决心，再也不苦闷彷徨了。决心下定之后，他及时地给住在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老家的亲属们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准备起义的事只字未提，只是告诉家中，要万事留神，最近可能有大灾大难。如遇灾难，就到当时驻防山西的长兄董升堂处躲避。家里收到这封信，感到莫名其妙，直到后来从报纸上看到宁都暴动的消息后，才明白董振堂写那封信的用意。董振堂预料到起义之后，蒋介石会不择手段地迫害亲属，所以他写信让亲属到山西避难，因为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蒋介石的势力不能在那里横行无忌，是比较安全的地带。

[1]　苏进：《回忆宁都起义》，1981年12月12日；访问苏进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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