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团掩护主力部队北渡金沙江后，随大军北上。一路上，凭险固守，顽强阻击，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于1935年6月中旬，在四川理县、懋功一带，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红军应集中主力北上，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肩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救国的重任。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五军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
一天，三十七团政委谢良和团长李屏仁找董振堂请示工作。谈到如何打敌人骑兵的问题，董振堂嘱咐说：打敌人骑兵的战术问题，需要很好地研究。不然，今后过草地遇上敌人骑兵，是要吃亏的。敌人的骑兵动作迅速，来势凶猛。容易给我们造成一个措手不及，失去指挥的局面，这对我们十分不利；但打敌人的骑兵也有有利的方面，那就是敌人骑着马，目标大。只要我们集中火力，先干掉领头的几匹马，后面的敌人稍一停顿，我们就能够发挥火力，迅速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1]。
正当部队进行热火朝天的练兵，征集粮草，准备过草地北上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了会议。会上，张国焘竭力反对红军北上，主张向西部边远地区逃跑。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遭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反对。会议通过了北上抗日的决定。
8月上旬的一天，在一家藏民的房子里，五军团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
会议首先由五军团代理政委曾日山传达毛儿盖会议精神。随后，军团长董振堂又作了简短的指示，他提醒大家，要认真贯彻毛儿盖会议精神，越是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越要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任何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的倾向，都是有害于红军，有利于敌人的。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长处，都值得我们虚心学习。他询问了部队打骑兵的情况，要求大家一定要做好过草地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毛儿盖会议之后，根据中央的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在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包座、出腊子口到甘南；左路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由朱德、刘伯承和当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率领，从卓克基出发，准备经查理寺、阿坝，到班佑、包座，与右路会合，然后一同北上。
过草地时，五军团变为左路军的前卫。当五军团的前卫团——三十七团到达噶曲河边的时候，却突然接到左路军总部立即返回阿坝待命的命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三天的路程就能到班佑和党中央会合，为什么不继续前进却中途折回呢？当红五军团的广大指战员疑虑重重地踏上返回阿坝的道路时，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张国焘搞的鬼呢！
五军团撤到上阿坝后，张国焘又命令营以上干部到中阿坝开会。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大放厥词，攻击北上抗日是无止境地逃跑，是机会主义。
张国焘的恶意辱骂和中伤，使五军团的干部怒不可遏，会场上骚动起来，有的小声嘀咕，有的轻蔑地笑着。会议结束后，他们拒绝传达所谓阿坝会议精神，拒绝传达那个臭名昭著的“阿坝会议决议”。
阿坝会议后，四方面军中少数人，在张国焘的欺骗和煽动下，对五军团的干部战士横加欺辱。董振堂及时找代理政委曾日山和保卫局长欧阳毅开会研究。欧阳毅见四方面军少数人这样无理取闹，心里早就窝火，就开门见山地说：“四方面军中少数人这么闹，问题的总根子不在下面！”董振堂点点头说：“你的看法是对的，问题不在下面。四方面军中的广大干部战士也是党领导的红军，他们少数人受了煽动，故意找事，我们要和他们讲道理，把情况如实向他们的领导人反映，要求他们处理和制止。但不要把情况向下面扩散，要警惕、避免事态扩大发生冲突，那样就会上当！”停了一会，董振堂怕欧阳毅年轻气盛，又特别嘱咐说：“讲道理时要注意态度！”^[1] 会后，欧阳毅把下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实事求是地写成报告，要求总部、四方面军和五军团联合调查纠正。朱德当场就表示同意，但张国焘却拒不采纳。
当时，五军团军团部还控制着一部电台，经常利用这部电台和党中央联系，并把得到的消息向周围的同志宣传。不久，五军团电台和党中央联系的事被张国焘发现了，他指责五军团“造谣生事，扰乱军心”，下令把电台的密码没收。从此五军团便和中央失去了联系。
一天下午，朱德到五军团来了。他的面容明显的消瘦、苍老而憔悴。可以想见，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前些日子，由于张国焘的控制，连这位总司令也失去了行动自由。现在虽不能说他已经完全恢复自由，但总算可以出来走一走，和同志们见见面了。亲切的问候之后，董振堂立刻通知五军团营以上干部到军团部开会，听朱德讲话。
此刻，董振堂正在抓紧开会前的一点时间，坐在靠窗的一张长凳上，和朱德亲切的交谈着。干部们陆续到齐之后，董振堂宣布开会，请总司令讲讲话。朱德首先向大家致以亲切的问候，然后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告诉大家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的北上抗日主张是正确的，南下对我们都极端不利，是一条绝路。在事关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原则，毫不含糊。但是，在兄弟部队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不要斤斤计较。
朱德讲完了，董振堂最后站起来说：“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原则，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决不感情用事，决不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然后，他又转向大家说：“总司令的这些话，我们应该牢记在心，同时要向部队进行传达。只要同志们能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着想，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是能够战胜的！”^[1]
五军团随四方面军沿大金川南下以后，张国焘驱使四方面军的主力，经绥靖、丹巴、懋功，翻过夹金山，到天全、芦山一带，开辟“川康根据地”去了。五军团被留在后方丹巴县，担任警戒，以对付康定方向的敌人。同时，张国焘为了加强对五军团的控制，精心策划了对五军团的所谓“改造”。他先是以种种借口从五军团调走一些干部，又想方设法把一些自己的亲信安插进五军团，还挖空心思对五军团的部队进行调整。对张国焘的这些阴谋，董振堂是有觉察的，并进行了抵制。
张国焘对五军团保卫局的欧阳毅早就很反感，要调欧阳毅离开五军团。董振堂说：“欧阳毅同志对我们保卫局的工作很熟悉，这里工作离不开他。”^[2]给了张国焘一个软钉子。后来张国焘又调欧阳毅两次，董振堂也都找借口顶了回去。
不几天，张国焘硬把五军团代理政委曾日山调走，派他的亲信黄超任五军团政委。黄超到任不久，便趁欧阳毅生病住院之机，把他“调”到红四方面军一个单位当有职无权的秘书长去了。
随后，黄超又按张国焘的旨意，把原属五军团的三十九团和四方面军的一个团对调，同时，命令五军团三十七团离开丹巴，住到丹巴东南一百三十余里的牦牛村，去扼守一座名叫大炮山的荒凉雪山。这样，董振堂手下的老干部，以及仅有的两个团全部被调走，董振堂完全被架空了。从此，他不能不服从多数人的“组织决定”。
1936年1月上旬，红五军团奉命同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辖四十三团、四十五团）合编，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黄超任政委，杨克明任政治部主任。
同年6月，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二方面军，转战千里，历尽艰辛，来到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增强了。朱德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坚持党中央的正确主张，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加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纷纷要求北上抗日，迫使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于是，二、四方面军各部陆续北上，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第三次踏上了过草地的艰难历程。
环境是险恶的，饥饿严重地威胁着红军战士。早在进入草地之前，部队就严重缺粮，主要靠野菜充饥。进入草地以后，野菜也很难找。大概是由于去年红军打这里过，把野菜都挖光了。晚上宿营时，同志们饥肠辘辘，怎么办呢？五军军部里，董振堂正在接待为解决战士们饥饿问题而伤脑筋的下级干部——团政委谢良和团长李连祥。他沉思良久，然后说：“今后宿营要尽量避开去年部队宿营的地点，这样野菜可以好采一些，还可以注意发现一些新的可吃的野菜。”接着，他又说：“最近我尝了两种野菜，是过去没有吃过的，味道很好。可见能吃的野菜一定还有，要发动群众多想办法。”^[1]
这时，警卫员端来了一小盆菜糊糊汤，又拿来了四个热气腾腾的野菜、青稞窝窝。董振堂亲自把野菜糊糊匀成六碗，把四个窝窝匀成六份，招呼其他三位军首长和谢良、李连祥吃饭。董振堂的言语举动，深深地感动着两位临时搭伙的“客人”。他过着和普通战士一样的生活，却仍然关心大家，宽慰大家，用深厚的阶级情谊温暖大家！
走出草地，经过包座，出腊子口，到了悬窝，先头部队准备了大批的炒面、土豆，五军终于摆脱了饥饿的严重威胁，吃上了两个月来的第一顿饱饭。
10月8日，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了。此时，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作为四方面军的后卫，在会宁南面的西兰公路上警戒尾追的敌人。他不断用电话激动地传播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喜讯，鼓励全军将士打好仗，多消灭敌人，用实际行动庆祝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

[1]　见谢良：《铁流后卫》。
[1]　访问欧阳毅记录。
[1]　谢良：《铁流后卫》。
[2]　访问欧阳毅记录。
[1]　谢良：《铁流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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