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三十军在黄河东岸的靖远县渡河西进。张国焘则别有用心，企图调红四方面军主力去建立甘肃北部根据地，对执行宁夏计划是动摇的。
1936年3月底，红三十军、九军、五军次第渡黄河西进。11月11日，过河部队正式称西路军^[1]，董振堂所率领的五军仍然担任后卫。因战局变动，宁夏战役计划未实现。西路军向凉州、甘州、肃州方向西进。同年12月，西路军占据永昌、山丹之后，五军调任前卫进驻山丹。为了对付西北军阀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骑兵，五军临时组成一个骑兵团，吕仁礼任骑兵团团长。董振堂军长亲自抓新建骑兵团的训练工作。一天傍晚，董振堂把吕仁礼叫去，询问骑兵团的训练情况。吕仁礼汇报完总的情况以后，又说：“训练时一个战士从马上摔了下来，把枪也摔坏了！”
“培养一个骑兵战士不容易啊！战士从中央苏区出来，跑了这么多路，一定要好好爱护，不要摔坏，要慢慢来。”接着，他又讲起了训练骑兵应注意的事情，“骑上马后，开始不敢跑，要先慢慢地走圈，马要拉屎，尿尿，人也要在马上适应一下……。”^[2] 听着军长的讲述，吕仁礼感到很惊奇，想不到军长还有骑兵的素养！谈完，董振堂要吕仁礼留下吃饭。这时，他才注意到，军长的卧室竟那样简单，除了一张铺板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军长本人的穿戴，除了他随身不离的那支盒子枪之外，再也看不出与普通士兵有什么不同。一会儿，警卫员把饭端来了，是清水煮挂面，两个人都吃得很香。
从山丹出发时，董振堂和骑兵团一起行军。他带着十几个人的警卫班和一个司号长走在前面，吕仁礼团长带着骑兵团三百多名骑兵紧跟在他的后面。开始，他不上马，大家也学他的样子，牵马步行。走了五、六里路，他把马肚带紧了一下，然后上马。大家也学着他的样子，紧了紧马肚带，骑到马上。马踏着碎步，走了十来里路，出汗了，他又下马步行起来。他告诉吕仁礼说：“这样可以保护马的战斗力。”^[1]
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等23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和张国焘为副主席^[2]。
1936年除夕，董振堂率五军首先攻占了临泽县县城，城内守敌仓皇而逃。部队休息几小时后，董振堂率四十四团、四十五团、骑兵团（辖三个连）和特务团（辖三个连）总计三千多人于次日凌晨离开临泽，一举攻占高台县城。军政治委员黄超带军直属队约一千人另加一个团留驻临泽附近，全军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台也留在黄超手里。
高台守敌，除一个骑兵加强连闻风而逃外，民团一千余人全部被俘，各种武器弹药都被缴获，并生擒了伪县长和伪县政府的所有官吏。
进占高台后，董振堂立刻领导大家，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军民情绪十分高涨。大街小巷的墙上，贴满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马步芳”、“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等各种标语。后勤工作人员忙着发动全城妇女，组织缝纫商店，赶制棉衣。当时，他们不但要解决五军大部分人员的冬衣，而且还要给九军、三十军准备一部分。为了征集布匹和棉花，他们召集了城里所有商业户和有钱户的座谈会，交待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出钱支援红军，对小商店的布匹则是按价购买。
政治工作人员发动群众，在县城文庙广场上召开斗争大会。会上，当场逮捕了大恶霸王天佑、卢怀植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兆德。董振堂在会上讲了话，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求解放，支援红军。会后，分了卢怀植的当铺，开粮仓给群众分了粮食。
紧接着，红军又帮助人民群众，组织抗日人民政府，选举当地人许青年担任抗日人民政府主席。在东西两条街上，建立了市镇政府，选出城内居民李仙担任东市长，夏登云担任西市长，并且组织了有一百多户贫民参加的贫协委员会。
与此同时，红军还积极组织民众，建立抗日武装。红五军进占高台时俘获的一千多名民团，其中除个别地痞流氓外，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红军给他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欢迎他们参加红军，不愿参加红军的可以回家。当场就有近千人接受改编，加入红军。此外，红军又号召和组织青壮年，临时组成了约有一团兵力的抗日义勇军，由当地人席斋担任司令员。
正当高台人民欢欣鼓舞庆祝翻身胜利、组织自己的政权武装时，敌马彪、马禄、韩起功等率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约两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切断了红五军和临泽县城的联系，并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地区的红军主力。
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董振堂立刻动员全城军民，加强城防。大家把木箱和木柜抬到城墙上，填上沙土，泼水结冻，把城墙加宽加高。红军还组织城内所有的铁匠昼夜不停地锻造大刀长矛，以补武器弹药的不足。董振堂把城内划分若干防区，分别派兵固守。1月5日开始，敌人不断向城内射击，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
从1月12日起，马匪军猬集八倍于守城红军的兵力，接连不断地向高台城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敌人先是用大炮拼命轰击城墙，然后抬着云梯，挥舞马刀，向城墙涌来。董振堂那高大的身躯转遍了城墙各处，指挥部队进一步加强城防工事，一次又一次地把进攻的敌人打退。
高台城墙是个大土围子，高不到二丈，顶上又窄，并排刚能走两个人，且只有单人射孔，很难组织火力，又不易隐蔽。守城红军在人力和弹药方面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形势越来越严重。如果死守下去，只能全军覆没。董振堂深知处境的严重性。他命令骑兵团团长吕仁礼：“根据目前情况，东西两个碉堡被敌控制，城里活动困难。你团立即在北城墙挖一大洞，准备突围，和临泽部队会合，待机破敌。”^[1] 城北是一片荒草地，离北山不远，敌人力量薄弱，突围出去可以保存力量，防止敌人各个击破。吕仁礼非常理解军长的意图，便迅速带领一个连，在城北大佛寺后面的城墙下，挖了一个宽三米、高二米的大洞，只在城墙外侧留下一层薄薄的土，捅个小窟窿眼，可以看到外面的动静。突围时，一脚可以踢开，两匹马或者三个人可以并排通过。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董振堂军长下达突围的命令。
正在准备突围的时候，董振堂突然接到政委黄超派人化装送来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董军长，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据点，总部命令一定坚守，如高台有失，就要你军长的头。看完之后，他凝思片刻表情严肃，立即在东城的天主教堂里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宣读了黄超的来信，并命令大家：“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1] 此时此刻，董振堂语气沉重，但态度严肃而又坚定。会后，大家立刻回去作了最后的动员，要求战士们死守高台。
1月18日，敌人把西关的民宅院落的墙壁全部打通，又一次大规模地向红军发起进攻，但仍被守城红军击退，未能进城。
敌人的兵力不断增加，攻势越来越猛，红军将士多数已血洒疆场。城内被敌人的炮火打得浓烟四起，城墙像锯齿似的残破不堪。机关人员、女战士、炊事员、马夫全都上了城墙，用大刀、长矛、石块和敌人拼杀着，轻伤员用手抓牙咬，重伤员抱住敌人滚下了城头……。城内的老乡赶来助战了，有的青年人不避枪林弹雨，奋勇抢救伤员，一些妇女把热水热饭送上了城墙。
19日上午，形势危机。董振堂带领50多个干部战士，举起拳头，庄严地向党宣誓：“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革命一定能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能够到来。”^[2]
他的声音威严而坚定，坚毅的脸上，滚动着泪珠，其他同志也都热泪盈眶。此时此刻，他们都已下定为了革命献身的决心！
1月20日凌晨，敌人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守城战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用最后剩下的手榴弹和石头瓦块，和敌人进行殊死的争夺和厮杀。正在紧张搏斗的时刻，收编民团中的少数坏分子乘乱打开城门，敌人像疯狗一样涌进城内，高台城沦陷了。
董振堂带着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长，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跳了下去。敌人围了上来，他因左腿负伤，半跪在地上，手使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最后，子弹打完，壮烈殉职^[3]。
噩耗传来，红军广大将士无不为之悲痛！同年，毛泽东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了在延安宝塔山下为董振堂烈士召开的追悼会。

[1]　《军事文献》中央军委给西路军的电报。
[2]　访问吕仁礼记录。
[1]　访问吕仁礼记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年大事记》。
[1]　访问吕仁礼记录。
[1]　吕仁礼：《高台战役》，《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2]　吕仁礼：《高台战役》，《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3]　因董振堂牺牲时是最后一个子弹把自己打死的，所以这里用“殉职”一词。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gong/20221214158.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