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下旬，北京政变。董振堂随冯玉祥，参加了推翻贿选总统曹锟，打倒直系军阀吴佩孚，驱逐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的斗争和欢迎孙中山到北京等活动。随后，冯玉祥部编为国民第一军，董振堂被提升为炮机教导队大队长和陆炮营营长。

1926年8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国，9月17日在绥远省五原县授旗誓师，国民军改为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论功行赏，董振堂升任国民军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接着，随冯玉祥重上征途，经宁夏、兰州、平凉、乾州和咸阳，打退了围困西安杨虎城等部的河南军阀刘镇华所部。事后，董振堂率部驻在西安南关一带，整顿补充。

一个大雪初晴的早晨，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基沣来看董振堂。何基沣当时是国民军联军第十四旅旅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老同学相见，十分亲热，谈到中午，董振堂留何基沣吃饭。何基沣这才发现董振堂卧室的床上只有一条白床单和一件棉大衣。何基沣还以为他不在这里住呢，一问陪同吃饭的参谋长才知道，这确实是董振堂的卧室。饭后，参谋长走了，何基沣劝董振堂好好保重身体，并拿出一床刚刚买来的金钱豹皮裹红布的褥子要送给他。由于他一贯俭朴，何基沣费了好多唇舌，才勉强收下。与此同时，董振堂还对老同学进行了严肃批评，提醒何基沣，胜利的时候不要骄傲，生活上不要脱离士兵大众，并把听到的有关反应告诉了对方。何基沣听后深为感动，诚恳接受了董振堂的劝诫。

为策应武汉方面北伐军的作战，1927年5月上旬，国民军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分两路出荆紫关和潼关。董振堂在右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统率下，东出荆紫关，顺汉江而下，途经河南淅川县和鄂西老河口及襄樊等地，一举击溃了吴佩孚的豫鄂联军，包围该军于邓县。当时邓县是于学忠军据守。经过几天的激战，情况逐渐判明：于学忠部在人数和装备上都数倍于孙连仲所部。加上孙部攻城失利，守城的于学忠部向孙连仲右翼迂回攻击。孙连仲不得不命令全军撤退到淅川附近，固守待援。此时，敌军已全面向孙连仲部展开进攻。为使全军得以安全撤退，孙连仲命令董振堂率一个旅到互亭镇一带布置掩护，董振堂接受任务后，将主力埋伏在互亭镇附近，并把自动火器集中使用，阻击敌人。待敌人接近时，董振堂亲率大刀队从正面出击，以主力从两翼夹攻，敌军大败，董振堂率部乘胜追击，歼敌数千人，缴获了大批枪炮，使于学忠、张联陞部不敢再犯，孙连仲部得以安全撤退，转移到淅川去休整补充。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左右两路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为支援孙连仲部，曾派方振武军出河南南阳。吴佩孚率残部退驻襄樊。此时，吴部已军心涣散，于学忠七个师亦进退失据，彷徨无主。董振堂便亲率一个旅，从内乡、邓县之间向东南出击，以两天一夜的急行军直插樊城西面的竹获铺，迅速围歼了吴佩孚的警卫旅和他的司令部，吴佩孚的参谋被俘，秘书长被击毙，吴本人和他的小老婆，坐了一只小船渡过汉江，狼狈南逃，才侥幸未被活捉。此后，于学忠逃走了，他部下的16个师被改编，张联陞和他的一师军队也在老河口开城投降。战役结束后，董振堂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六师师长。他听说何基沣在战役中跑路很多，负了伤，缴获又很少。为了表示对老同学的关切，他把在这次战役中缴获的吴佩孚坐骑连同鞍具和长柄盒子枪20支，送给何基沣，并写信勉励他，鼓起勇气，争取在下一次战役中立功。何基沣接到信和赠品之后，又感激又惭愧。吴佩孚所用的鞍具都是用黄金装饰的，真是所谓金鞍玉辔，看到它，使人很自然地想起过去的封建王侯。何基沣经过考虑，认为应该以军阀腐朽的生活作镜子，使自己时刻警惕，便在征得董振堂的同意后，把那套鞍具上交了。

1928年6月，董振堂带队伍由河北向河南移防，路过河北深县。有名的深县5月鲜桃正值采收，果实累累，伸手可摘。董振堂预先下了一道命令：吃桃不留头，留头不吃桃。结果，他的部队谁也不敢偷摘老百姓的一个桃吃。

农历5月端阳节的前一天，董振堂借部队移防之机，绕道新河县，到李家庄探望父母。到家后，见父亲新盖了几间外面包砖的房子，就劝父亲不要再盖房子，将来国家富强了，人人都会有房子住。这次董振堂在家只住了一天，就匆匆归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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