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离家，董振堂把16岁的侄子董光权带了出来，准备让他跟上自己到河南念书。

部队驻在河南新乡，叔侄二人住在里外连通着的两间房子里，里间是叔侄二人的卧室，外间是董振堂的办公室。侄子经常看到叔叔办完公后，就躺在外间的一张竹躺椅上看书，并且总是拿着警卫员为他削好的红蓝铅笔，在书上圈圈画画；看完一本，就装在帆布箱子里；待箱子装满了，便让同乡捎回河北新河县老家去收藏起来。前前后后，董振堂托人往家捎过许多箱书。那些书除了讲军事的以外，还有邹韬奋、郁达夫和鲁迅的著作，也有讲三民主义、讲政治经济学的，有《名人传》，还有《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一类暴露现实的文艺书。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几次抄董振堂的家，藏书全都散失了，惟独有一个装书的小帆布提箱，至今仍保存在董振堂夫人贾明玉的身边。

董振堂的部队后来从新乡进驻开封。一天晚饭后，叔侄二人漫步走出了营房，路过一所冯玉祥用公款盖的新村，里边住着老百姓，还有公费办的学校，董振堂见了，感慨地对侄子说：“将来中国都要像这个样子，家家有房子住，人人有书读，有地种，有工做，那样中国才会成为强国。”^[1]

后来董振堂调离开封到洛阳，任十三师师长兼警备司令。豫西在旧社会，是土匪聚集的地方，素称“难治”。直军和镇嵩军的散兵游勇，也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为害乡里，骚扰地方治安。如果对他们不加区别，全都采用“剿灭”的办法，不但势有所不能，而且情亦有所不忍。董振堂便通过地方开明人士，对他们中的多数进行说服教育和妥善安置，使之明是非，辨善恶，权轻重，度利害，自觉改过从善，不再为非做歹；只对那些顽固不化，怙恶不悛的匪杆，才派兵剿除。这样做了以后，地方治安有所改善。此时，恰巧其兄董升堂在洛阳训练总监部任科长，兄弟二人便共同商量，迎养父母妻小于洛阳。

董妻贾明玉在洛阳居住期间，董振堂给她买了一件棉袍、一个小棉袄和一件棉裤，都是布做的。那些身穿绫罗绸缎的地方官太太们见了，觉得“师长太太”太寒酸，董振堂却不以为然。

不久，贾明玉要回河北新河县老家去，董振堂又给她买了一件毛衣，一个枕头，交给她十元钱，嘱咐说：“我这一辈子，你甭惦记我吸烟，甭惦记我喝酒，也甭惦记我嫖窑子。我阔起来，也不会寻小老婆。”^[1] 董振堂就这样跟妻子告别了。以后，他终生恪守自己的诺言，用自己的全部精力爱兵、带兵，研究战略技术；读书，思考，追求探索光明的出路。

1929年夏，韩（复榘）石（友三）叛冯，冯部撤进潼关以西。那年正值陕、甘大旱，军粮民粮都十分困难。陇海铁路也仅能通到河南灵宝，运输十分不便。为了避免因陕西受灾而造成军队缺粮的困难，冯玉祥下令所有西进部队都要多带面粉。许多部队的官兵，因为怕行动累赘，并未认真执行这一命令。当时，董振堂任第五师师长，他真诚服从命令，把所有的乘马全部用来驮军粮，他本人也和士兵一样，背一袋面粉，徒步行军。因此，进潼关后，董振堂所部之第五师，军粮充足，避免了与饥民争粮的惨剧，赢得了冯玉祥的通令嘉奖和当地群众的赞扬。

陕、甘的大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真是饿殍载道，哀鸿遍野。蒋介石不但不设法救灾恤民，反而严禁米粮西进潼关，妄图借自然灾害，消灭国民军。1930年，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出兵讨伐蒋介石。董振堂率领第五师东出潼关，参加讨伐蒋介石的豫西战役，激战月余，屡挫敌锋。

同年夏，董振堂参加讨蒋的豫东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他率部冒雨驰援皖北亳州，受伤不退，裹伤再战，激战七昼夜，终于击退强敌，解亳州之围，受到冯玉祥的通令嘉奖。

当时军阀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大都生活糜烂，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但是，当了师长的董振堂，月薪二百多元，却依然十分简朴，每顿饭都是馒头和简单的两菜一汤。然而对下级军官和士兵，他却非常大方，无论谁有困难，总是慷慨地解囊相助。他每月的薪饷发下之后，全部让警卫员高志中代管。今天这个连长有困难，他让小高从自己的薪饷里拿给 20元；明天那个营长家里出事了，又让小高从自己的薪饷里拿给30元；却从来不往家里捎钱。一次师部参谋郭如岳病了，吃饭的时候，董振堂让小高拿出自己的钱给郭参谋买病号饭，过后，他又让小高送给郭参谋20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董振堂和后来的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是河北同乡，也是过从密切的好友，因为他们都重义轻财，关心下级，所以，当时二十六路军中，很多人称他们为“不爱钱将军”，也有人把董振堂叫“傻司令”。

[1]　访问董光权记录。
[1]　访问贾明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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