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博古，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同时又是中共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纵观其一生，他由爱国而走向革命，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失败，但最终又以克服教条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而终其一生。就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一段历史的缩影。
一
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1907年6月24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出身望族，称得上世代书香。其曾祖父秦省吾，中年在陕西做幕僚，客死异乡。祖父秦香谷，1875年因误入江轮机器房受惊，患精神病，于 1901年9月17日病殁。父亲秦肇煌，字雨农，1869年生，1895年县试第一名，文名甚噪，是一位仪表堂堂、性情豪放的文人。他生平癖好饮酒赋诗，仗义疏财，但不事生产，不善经营家业；早年攻读法律，毕业于杭州法律学堂，清未曾先后在浙江省温州、宁波、兰溪等地任审判厅刑事庭庭长、统捐局局长等职。民国初年，一度在上海当助理律师。1915年因患肺病辞职，举家迁居祖籍无锡市。1916年10月，博古九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朱氏携带他及尚在幼年的弟妹寄居在大姑母许家。最初，他在离家较近的秦氏公学里受启蒙教育，以后，他先后在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今东林小学）和省立第三师范附小（今无锡师范附小）就读。少年博古，身体瘦长、单薄，性格偏于沉静，不喜欢运动和唱歌，但特别喜欢国文课，每读《左传》、《史记》，孜孜不倦。
1921年夏，博古高小毕业后，曾报考荣巷工商中学，未录取，后考取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纺织科。20年代的苏州，像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一方面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把国家和人民推到多灾多难的苦海之中；一方面是逐步觉醒了的人民在酝酿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当时，革命刊物《向导》、《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在青年学生中已广为流传。恽代英、萧楚女相继到过苏州演讲革命道理，使博古在朦胧中渐见了前进的航标。他被革命新思潮所振奋，爱国主义思想开始萌发。
1923年底，上海大学无锡籍学生安剑平、糜米浩等建立进步社团上海大学孤星社，后改名中国孤星社，并在无锡设有支部。不久，博古经表兄许广圻介绍加入该社。1924年1月，无锡在上海高校读书的学生缪斌、王启周等成立锡社。7月，中国孤星社和锡社达成相互合作的协议。8月17日，中国孤星社无锡支部举行会议，决定加入锡社，并确定博古为苏州委员会负责人。博古通过孤星社、锡社的频繁活动，加强了和上海、无锡等地爱国青年学生之间的联系。他经常发表文章于《无锡评论》，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土豪劣绅的统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全国各地先后举行悼念活动。3月下旬，无锡进步团体、各界进步人士筹划举行追悼大会，博古参加了大会的组织筹划并在大会交际股工作。 4月15日下午，孙中山追悼大会开始，请恽代英在会上作了有关孙中山生平历史和政治思想介绍。这一活动在无锡引起了极大反响。这时，博古已是锡社的活跃分子之一，加入了国民党。“五卅”运动前夕，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5月底，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秘书姜长林到苏州，向博古叙述了“五卅”惨案情况。博古立即通知各校，到北局青年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多种办法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这时，年仅18岁的博古，正患较严重的肺病，但他毅然表示：“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
[1]。6月1日，苏州“二工”学生举行声讨大会，担任学生会会长、苏州学联领导人之一的博古登台演讲，情绪激昂，当场口吐鲜血不止，与会者为之大恸。6月2日，苏州二十余校，共3000名学生汇集体育场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博古坚持抱病参加，并主持了学联募捐活动。
“五卅”期间，无锡的反帝爱国运动出现了两股势力。一股是由市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保守势力。他们主张由政府出面交涉，民众只需作“文字宣传”，“呼吁当局援助”，不需要进行“三罢”，并竭力阻止群众运动。另一股是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力量的后援会，即英日外人惨杀我国同胞无锡各界后援会。由锡社、孤星社、救国五七团、无锡协会，以及省立三师、实业中学、辅仁中学、荣氏女校等15个团体和一部分小学教师联合组成，主张成立抵制英、日外货调查仇货委员会，除宣传、规劝抵制英、日外货外，还需确实查禁仇货，广泛地开展募捐活动，援助上海工人。6月末，当沪案交涉处于停顿、沪锡运动渐趋滞缓时，博古参加了后援会的工作。他在后援会的一次会上，极力主张重新掀起运动高潮，造成革命声势。会后，他同安剑平等四人负责起草宣言，表明对当前运动的态度。6月25日，后援会在城中公园举行万余人的市民大会，各行业均派代表参加。博古在会上作了简短有力的演说，呼吁必须坚持交涉条件，提议撤换办理沪案交涉不力的蔡廷干、曾宗鉴。大会进行期间，他领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随后，他参加了后援会查禁英、日货的活动。从7月3日开始，博古不顾患病疲劳，提桅灯到通运桥下，登上轮船，爬入货舱，检查仇货。7月5日，无锡后援会继续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博古在会上提议三案：一、将所查英、日货一律充公拍卖，所得价银作救济失业工人的捐款；二、声援沙基惨案，实行通电，救济香港工人，出发演讲等；三、举行第二次募捐。会议通过一、二两案。第三案予以保留
[1]。会后，博古带领部分学生，四处演讲，并继续查禁了大量仇货。
在声援“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博古深感要取得反帝运动的胜利，必须要有明确的主义来指导。7月中旬，锡社改选领导机构，博古被选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任组织部主任和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出版《无锡评论》。此后《无锡评论》几乎每一期都登有他的文章。他在《论军事教育——军事教育非不可有，唯须有主义的训练》一文中写道：“主义就是一种信仰，有了这种信仰做出发点，那么一切的活动，都为着主义而活动。他所信仰的主义，时时在鞭策他叫他向前去。”“如果我们有了主义，那么我们军事教育是为主义而奋斗的军事教育。”
[2] 这里所说的主义是什么主义？他没有具体阐明。8月中旬，博古又写了《国民会议筹备初选》一文，明确表示他是新三民主义的拥护者。他在揭露段祺瑞的国民会议与孙中山的国民会议的根本区别时说，孙中山的国民会议，“就是孙先生主张，把全国已有的各种团体——如学生会、工会、商会、农会等——中推举代表起来，共谋国事，促进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段执政国民会议呢？他的用意和安福国会毫无差异”，“实在不过要给自己遮掩自己的狐尾”，“给士绅先生们挂头衔领干薪之用”，“徒令一二政客军阀假为粉饰太平之用而已”。“所以我们不希望任何爱国团体，费许多监视、纠察、竞争的心力于此御用的半爿头国民会议上！”
[3]少年博古在爱国主义思想萌生、发展过程中，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爱国之情十分强烈，急于变革中国的社会现状，表现出一种热切而急躁的情绪。如他写的《哙！五分钟了》、《病榻琐记》等文章，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想要一下子就改变中国现状的激进情绪。他写道：“想着了上海流血的惨事，帝国主义的假面具一概打破了，……意想及之，热血如沸，披衣起坐，欲拔剑起舞”
[4]。二是富有浪漫色彩，内容比较空疏，缺乏对社会现状的深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正确方法。博古爱国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时期，正值他刚刚涉足于革命活动，时间不长，且局限于青年学生中，没有深入工农群众运动，使得他对中国实际缺乏了解。如他在《劫后无锡青年的四种责任》一文中，提出了无锡青年的四种责任：“第一，坚持的勇敢的，反对一切大小侵略者；第二，救急的迫切的，打倒一切腐绅恶官僚；第三，热心的猛烈的，提高邑民常识，指挥民众；第四，坦白的严厉地攻击一切社会上种种鬼魅的行为”
[1]。这里面提出的都是空洞的口号，没有具体的分析和切实的办法。但是，尽管如此，少年时代所形成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对博古后来思想的发展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5年夏，博古从苏州“二工”毕业了。这时，他的妹妹邦范正在苏州女师求学，弟弟邦礼为解决家庭生计困难，不得不辍学到复元钱庄去当学徒。自己是就业，还是升学，继续探索救国真理？为此，他彻夜不寐，反复思考，最后终于决心不顾一切困难奔赴上海，投考上海大学，以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抱负。
9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是1922年由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创办的一所旨在“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的新型学校。学生中不少是在“五四”运动中受过锻炼，被当地反动力量压迫失业失学的进步青年。博古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数量极少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书籍，结识了一些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思想上给了他以极大的影响。他回顾了近几十年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历程：从1900年的农民暴动到“五四”时期，人民提出的口号“依旧是很笼统的糊涂的”，“自五四至五卅——人民所受予军阀的痛苦，同时也可知道民众政治要求的日趋明确。”“八十年来政治思想的变迁也是跟着八十年的经济变化，而且日趋明确。”“再如因为有了许多工厂，就有了许多产业工人，因此呢就有了阶级争斗的发生，陈独秀才有共产主义之信仰。”
[2] 他多次听取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的演讲，领悟其中的道理，从思想上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1925年10月，博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上海大学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在校内帮助建立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区分部。博古是该分部的负责人之一。1926年初，他开始担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书记。“五卅”运动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各行各业都成立了工会，需要大量干部。上海大学先后有大批的学生教员被派往党的基层组织，有的还被派往外省市。1926年底，博古以他出色的工作成绩，被派往苏联深造。
二
1926年11月，博古离开上海，经过几个月的旅行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于1925年秋，是一所专门帮助中国训练革命干部的学校。1925年底至1930年初，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状况仍然艰难困窘，特别是1927年发生粮食危机后，人们不得不节衣缩食。然而，“中大”学生却受到不寻常的、优厚的生活待遇。更使人耳目一新的是，学校开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军事学、俄国革命和东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课程，这些对于只知少量传统的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知之甚少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犹如进了知识的王国。博古当时曾经感慨不已：“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么多马列主义书还不能治中国”
[1]。他踌躇满志，决心努力学习精通马列主义，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倒悬。
然而，这所表面平静的学府，也卷进了当时联共（布）中央的阶级斗争以及派别斗争的政治旋涡中。
早在1924和1925年间，围绕着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和前途问题——落后的苏联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经济；沿着什么方向进行经济建设等问题，在联共（布）中央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特别是1927年中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围绕着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等问题，这种分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11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活动中，一些中山大学学生高呼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使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极为震惊。这一事件加剧了联共（布）党内反对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斗争。同时，也引发了中山大学学生之间的派别之争。
1927年初夏，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由于支持托洛茨基而被撤销职务。因为那时副校长巴维尔·米夫在中国执行特别使命，联共（布）中央任命中山大学的教务长阿古尔接替拉狄克代理校长。阿古尔利用当时学校管理上的权力真空，力图为自己捞到校长职位。他争取到了几个有影响的学生的支持，如周达明、俞秀松等，根本不把联共（布）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放在眼里。这样，在“中大”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以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和由谢德尼可夫领导的支部派。中山大学的许多学生对这两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极为反感，不参加任何一派，从而形成第三势力。当米夫从中国回来时，为了制止这场派系混乱，他依靠第三势力并联合支部派，搞垮了阿古尔的教务派。不久，米夫被正式提升为校长。支部派的王明在这场斗争中是积极的组织者之一，成了米夫的主要心腹。
当中山大学这场派系斗争刚告平息，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又随之而起。1927年10月23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三周后，他们又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斯大林指令对中山大学的托派活动进行彻底调查。这次调查持续数月之久，一些托派学生重者被放逐回国，轻者留党察看，送到工厂去改造思想。在这场斗争中，王明、博古都集合在学校的党组织——支部局的周围，并作为校支部局的委员，一起领导了这场斗争。
然而，在反托派斗争的不断深入中，校支部局发现，托派反对派并不是学校里唯一的反对派，中国革命的失败在学生当中引出了各种各样的复杂认识。例如，究竟谁应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许多学生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发生怀疑，而这些学生并不是托派分子。他们对中山大学反对托派反对派斗争的反应是，利用这一机会形成自己的独立力量，来反对校支部局成员和米夫。他们所奉行的这一路线后来被称之为“第二条路线”。这些奉行“第二条路线”的学生，同校支部局委员王明、博古等人围绕着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以下四个问题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第一，关于农民问题。是联合全体农民反对地主，还有联合中农、贫农以反对地主、富农？
第二，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在中国是两个营垒，还是三个营垒？应当联合中间势力，还是把他们当作最危险的敌人？
第三，关于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是取消赤色工会，还是坚持赤色工会？
第四，关于党的政治路线倾向问题。“左”倾是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是主要危险？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王明、博古等人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完全机械地照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讲话。他们常常是手持书本、引经据典，夸夸其谈，言必称马列主义，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就连他们给反对派起的名字——“先锋主义”、“工人反对派”，都是从联共（布）党史中找出来的名词。中共“六大”以后，王明又无视党的纪律，别有用心地把“六大”上争论的问题带到学校中，在同学中挑起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每周都要召开辩论大会，在辩论中，绝大多数同志反对王明等人的意见，但支部局的这些委员们总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对广大党员的意见一概听不进去。”
[1] 一次辩论会后，一个叫吴福海的同学气愤地动手打了博古。
在这场持续较长时间的激烈的辩论中，博古不仅始终同王明站在一起，而且还进行了宗派主义的活动。“1927年下半年，王明在翻译班突然宣称：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个反动组织——江浙同乡会”，并说“江浙同乡会是以俞秀松、董亦湘等为首的。”过了不久，王明又说，“加入同乡会的不都是江浙人，江浙人也不都加入了江浙同乡会。”结果弄得一部分学生思想极为混乱，江浙籍的学生更是人人自危。王明等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俞秀松、董亦湘等人对校内教学和支部局工作以及领导作风有意见，在班上常常和王明、博古等人发生分歧和争论；又因为他们两人是原支部局的成员，是中共的老党员，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威信，所以，把他们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一方面可以抬高自己，同时又可以取悦于联共（布）中央，表示对肃反的积极。1928年初，当国内又有一批新同学入学时，博古又将这一宗派主义的斗争扩展到新同学中。他多次以支部局领导的名义找新同学谈话，“谈到校内情况很复杂，有江浙同乡会，托派等组织，过去学生还闹过事，曾经到共产国际去请愿等等”
[2]，让大家提高警惕。4月，王明、博古等又通过校长米夫将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向忠发拉到中山大学讲话。向忠发根据米夫和王明、博古等人的一面之词，在讲话中认定学生中存在着江浙同乡会的宗派组织。他警告这一组织的全体人员，现已掌握的证据足以对他们进行惩处。他甚至恫吓说如不尽快坦白、交待，就把同乡会的头头统统枪毙。向忠发这一最后通牒式的讲话，在江浙籍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和恐惧。他们纷纷向联共（布）中央和中共代表团写信申诉，要求弄清是非真相。在数不清的申诉信的压力下，中共代表团开始解决这一纠纷。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代表团团长瞿秋白认为，存在江浙同乡会的说法证据不足。这使王明、博古等人很恼火，“他们以米夫为靠山，根本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对代表团的意见也不加理睬。”
[1] 他们甚至散播谣言说：“中共代表团反对向忠发，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联共（布）支部局拥护他，因而支部局和代表团是彼此对立的。”
[2]他们抓紧一切机会不点名地抨击代表团，表现出极大的派别习气。博古公开讲：“要是有某个人反对我们，我们就必须攻击他，反之，谁不这样做，我们就对他客气点。”
[3] 他们在背后仔细审查了代表团成员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极力从中找出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立场相悖的地方，以作为攻击代表团的依据。1929年10月，当学校里清党开始时，他们便公开地利用这些材料，谴责代表团在中山大学培植“反党第二路线联盟”。
王明一伙的这种做法，使中山大学内部四分五裂，支部局已无法控制局面，联共（布）中央不得不出来加以干预。根据校支部局的建议，第二条路线联盟的一些主要成员，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送回中国。1930年1月，联共（布）中央做出决议，肯定了支部局的政治路线。不久，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共代表团。至此，王明及其追随者，便成为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某些领导人支持的，具有强烈的觊觎中共最高领导权野心的一个宗派小集团。博古在这次反对第二条路线联盟的斗争中，追随王明，为他后来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奠定了基础。
1926年至1930年间，苏联理论界教条主义盛极一时，其主要代表就是德波林学派。德波林是苏联著名哲学家，1926年至1930年间担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主编，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德波林学派是以德波林为首的居于哲学界领导地位的一些人所组成的。这个学派在长时间的理论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其主要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他们热衷于思辨领域中的理论问题，而撇开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他们认为意识和行为、理论和实践，二者互为基础，即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也是实践的基础，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成为认识上的二元论。在德波林领导下，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哲学部，在将近五年时间里的全部活动，都以黑格尔的《逻辑学》为中心。《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也以登载思辨性的文章为主。由于在基本的方法论上出现了问题，即忽视理论为现实服务，以现实为基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因而在研究理论过程中呈现出了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
博古在苏联学习期间，正值德波林学派盛行。1928年，博古作为中山大学的优秀学生被选派到红色教授学院受训，很快就与那里的德波林学派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他开始用“博古”笔名（即他的俄文名字前两个音节的译音）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和普列汉诺夫著作，认为理论精通了，就能指导实践，不自觉地滑向教条主义。正如他自己后来总结的：由于“思想方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未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没有实际锻炼。到苏联后仍以小资产阶级思想去学习马列主义，开始即觉到马列主义精神广大，另一方面受到德波林的影响，两者一结合成为教条主义。”
[1]三
1930年5月，博古结束了留苏生活，回到国内，被分配在总工会宣传部，负责编辑工人内部刊物《劳工报》和《工人小报》。这时，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混战，同时革命力量也有很大发展，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13个军七万余人，地方武装近三万人，根据地遍及全国十几个省份内。特别是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断言“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在这种形势的刺激下，由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11日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7月9日，中共中央为了贯彻6月11日决议案，召开了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会上，王明、博古等人纷纷提出反对意见。但他们不是批评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把“本本”摊在桌子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结果李立三给博古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8月1日和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发动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和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同时，集中全国红军进攻大城市。这个冒险计划受到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反对，共产国际也来电加以制止。然而，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然拒绝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坚持己见。这就使共产国际大为恼火，从而为它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扶植王明等人上台，找到了理由。
1930年9月，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十月来信后，召开政治局会议，25日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检讨了三中全会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准备扶植王明上台。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宣布撤销对博古的处分。接着，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出席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全会通过《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批评李立三犯了反国际路线的冒险主义错误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错误”。关于中共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决议说：“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分，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
[1] 米夫推荐王明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博古负责主持团中央宣传部工作。4月，在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博古被选为团中央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指定博古担任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并经共产国际批准，补选为中央委员。这样，博古在共产国际的一手扶植下，一步步地走上了中共最高领导岗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未能迅速辨明方向，仍然以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为指导，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斯大林的指示教条化、神圣化，从而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新的高峰。
在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上，博古等竭力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说是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形势都使工农武装暴动的任务日益逼近，加速实现革命首先在武汉及其邻近各省胜利是迫切任务。他们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
[1]，因此，提出红军攻打大城市，白区实行同盟罢工、示威游行、飞行集会等等冒险主义计划。1932年4月，他们要求全党“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
[2]1933年2月，博古在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党团员大会上，进一步强调：“工农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猛烈扩大开展……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破产，都在我们面前提出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地变为胜利的大革命，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的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在目前我们党的策略，党的总路线应该是进攻的路线”。他们对“九一八”事变的分析，不是首先强调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和独霸中国的一个极为严重的步骤；而认为是“进攻苏联底序幕”。因而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博古在《斗争》第二期上撰文说：日本入侵中国是“增强反苏战争的准备”。“这种反苏战争会进一步加速中国革命直接形势的发展”，从而把“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作为“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的“中心任务。”
[3]在阶级关系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为核心的中间阶层一直存在着“左”的倾向。斯大林曾机械地把中国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广州时期），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的全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段；第二阶段（武汉时期），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这时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阵营，革命运动的中心由广州移到了武汉；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汪精卫叛变了革命，小资产阶级也脱离了革命。斯大林把蒋介石看做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看做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他看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就只剩下了工人、农民两个阶级，而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从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中划了出去
[4]。共产国际正是根据斯大林的“三阶段”论的公式来制定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策略路线，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1928年9月，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彻底投向了反革命阵营”，因而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者，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政权”的号召
[1]。1930年7月，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说，中国革命是在“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任务的。”
[2]并指示中国共产党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改组派，指向第三党，指向胡适派”。“在群众的反帝斗争中，广泛而彻底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
[3] 博古等人百分之百地执行了这种“左”的关门主义政策。1932年1月博古主持通过的《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写道：“在目前形势之下，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一切属于中间势力的在野派，“他们一致的作用，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它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而向国民党去‘官民合作’。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4] 总之，博古等人认为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同苏联十月革命前夕相类似，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到了最后的决战时期，中间阶层反对我们进行这种决战，他们又以伪装的面目出现，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所以，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
在革命的道路上，共产国际主张“城市中心论”。他们把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经验绝对化，一再指示中国共产党组织城市武装暴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很不理解，直到1940年周恩来去苏联时，“国际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当周恩来对他们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
[5] 共产国际虽然也讲建立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但他们只是把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作为城市武装起义的配合力量。博古和中共临时中央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积极推行对中心城市的进攻路线，认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是党在目前的总任务了
[1]。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盲目发动城市工人的总同盟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使白区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损失。同时，他们还强令红军攻打赣州，“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企图以此来“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2]，结果使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1932年底，博古等中共临时中央主要成员先后由上海出发，经福建永定、上杭，于1933年1月初抵达瑞金。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后改称中共中央局（有时仍称苏区中央局）。博古为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无正式职务称呼）。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博古开始全面主持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项工作。随着实践范围的扩大和日益深入实际斗争，使博古对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开始变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左”倾冒险主义的新政策。
博古在上海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期间，虽然也曾强调武装斗争，但仅仅是从十月革命的经验出发，认为中国革命也应仿效苏联，在大城市领导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而根据地的红军仅仅是配合城市工人起义的力量。当中共临时中央被迫撤离上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严峻的现实使博古感到，中国的反动派手中不仅有着“数量上技术上都占优势的军队，而且保存在他手中的，还有极大的物资财源与经济上的优势，而这个武装力量与经济优势，乃是反革命派必然用来进攻苏维埃的工具”
[3]。因此，他提出：“组织与扩大新的基础上的革命军队，尽量地提高红军的政治和技术的水平，提高自觉的军事纪律，藉以抵抗敌人的进攻，……达到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的胜利，这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时期中的基本的政策。”
[4]1933年以后，博古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讲话，反复强调扩大红军的重要性，把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作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一项基本任务。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成立六周年时，他再次撰文强调：“红军成了苏维埃政权可靠的强有力的武装支柱”，成了解放全国民众的“主力部队”
[5]。
在认识到革命军队和武装斗争中重要性的基础上，博古又提出农民在武装斗争中的作用，强调武装斗争要发动农民来进行。博古指出，要想扩大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使他们成为苏维埃政权激进的赞助者与支柱的，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盟友与后备军。”
[1] 博古还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道路，才是苏维埃的道路，他举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向川陕转移为例，指出：红四方面军在这远征之中所以能够胜利地在巴中南江建立新的根据地，就是因为他受到川豫边的农民的支持，“农民暴动起来响应红军”
[2]。
随着反“围剿”军事斗争的展开，博古又进一步体会到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他在总结第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他还进一步指出：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那我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因此，博古主张要组织“新的游击区与苏维埃根据地”，“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
[3]。1933年9月，在给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献辞中，博古明确指出：“为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完全胜利，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是我们战争动员中的重要的一件事，……是保证主力红军在决战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4]。
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保障红军军用物资的来源，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基础，都有着重要意义，可是自1931年11月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共临时中央在各革命根据地强行推行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使得一些私营工商业由于无利可图而纷纷歇业倒闭，结果造成了根据地与外部的贸易萧条，苏区农副产品无法输出，急剧跌价，而工业品奇缺，大幅度涨价。1932年下半年，苏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从1933年4月开始，中共临时中央领导全党广泛开展了关于党对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大讨论，各级领导人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党的私营工商业者政策提出了批评和检讨。6月，博古写了《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一文。文章虽仍然认为民主革命也就是“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斗争”，在必要时，要“没收他们的企业”等等，但同时他也指出，对地主和资产阶级要区别对待，“苏维埃政权对于这两个阶级的态度不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对于地主我们采取坚决无情的消灭地主这一阶级的政策，……至于对于资产阶级，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是不适当与不能采用的，所以，‘左’的空谈消灭资产阶级是有害的。”文章具体地提出了要利用资本家的“经验”，“利用他们的智识”来为我们服务
[1]。基于这种认识，1933年下半年，博古主持通过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政策，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使“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开始走向恢复”，“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
[2]1932年7月，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由于鄂豫皖等根据地的丧失，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同时，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反对内战情绪也在不断高涨”，“许多部队与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反对屠杀自己的兄弟姐妹，赞成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3]1933年1月17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正式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证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三项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的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4]。此后，博古主持下的中共临时中央进行了若干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军事上的代表人物的工作。1933年8月，十九路军派陈公培带着蒋光鼐的亲笔信，到延平附近的王台会见了彭德怀，表示愿意在工农民主政府1月17日提出的三项条件下，进行停战谈判，共同抗日。彭德怀立即电告中共临时中央，中共临时中央当即表示赞同，并批评彭德怀“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
[5]1933年10月，红军同十九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协定。福建事变发生后的初期，中共临时中央对十九路军的态度基本上还是正确的，认为由于十九路军的士兵与一部分下级军官以及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南京政府蒋介石投降出卖的不满”，十九路军将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与范围内采取一些左的策略”，“不管这个策略采取时间的久暂，……对于我们党去争取这一时间，开展革命斗争与争取革命斗争的领导权，是极端重要的。”
[1] 并向十九路军表示，“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2] 然而随后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对福建人民政府的态度竟转了一百八十度，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多的欺骗性”
[3]。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玩弄“欺骗民众的烟幕弹与把戏。”
[4] 当彭德怀向博古建议援助十九路军时，即遭到博古的批评。由此可见，博古当时对福建人民政府的态度是矛盾的，带有两重性。一方面“和它订立协定”，一方面又“认为它是最危险的反革命派别而反对它，拒绝给以应有的援助”
[5]，这些相互矛盾的态度和政策表明，博古当时在思想上仍然视民族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左”倾关门主义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当民族资产阶级的军事代表人物在某些方面不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的意愿行动时，就怀疑他们是在耍阴谋，并且提出要坚决打击了。
1933年5月8日，博古担任了中革军委委员，开始了暂短的戎马生活。当时蒋介石正在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形势是严峻的。兵力上，国民党调集100万军队，首先以50万兵力围攻中央红军，超过中央苏区兵力近十倍；武器装备上，国民党军有500架飞机，1500门火炮，而红军的主要武器仍然是步枪和手榴弹
[6]。此外，由于国民党反共政治战略的推行，给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以粮食、食盐和煤油为主的生活必需品和弹药、枪械、药物等作战物资开始供不应求。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为了解决粮食供应方面的问题，苏区曾发动了多次借粮运动。但由于长期的战争环境和国民党的封锁，苏区已被大大的消耗，粮食的征集非常困难。9、10月间，国民党军北、东两路军已分别推进到中央苏区的长汀、石城、宁都、古龙岗、兴国一线，红军被紧缩到一个纵横百里左右的狭小范围内。当时一些有远见的中共领导人，已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实行战略转移的设想。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毛泽东认为这是实行战略转移的良机，红军主力不应再死守苏区，而“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1] 彭德怀当时也提出红军主力向别的地方转移，打到外线去
[2]。
可是，博古等人不但不承认敌强我弱这个严峻的现实，反而提出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同，在军事斗争上，则出现了以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采取游击战的老办法”（或运动游击战），和以博古、李德等人坚持的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略与战术上的“激烈冲突”。
当时，由于中央苏区处于战争环境，军事工作是第一位重要的工作。而博古对打仗的事尤其生疏，所以，当10月初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博古便将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制定以及红军部队的训练、后勤组织等极重要的军事大权交给李德掌管。这样，博古、李德等人的军政联合领导体制很快就建立起来了。11月底，博古和李德亲自到前线视察后，李德借口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指挥部、总参谋部和前敌指挥部之间存在“一些含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误会的问题”，将中革军委和红军前敌指挥部合并，直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由他直接指挥部队。李德的做法得到了博古的支持。
当时，中央苏区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已经形成一整套建设苏区的正确方针，一整套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锻炼出一大批既会建军打仗，又懂治国安民方略的领导骨干。在这种情况下，博古等人为了实现对苏区和红军的直接控制，便剥夺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直到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周恩来就洛甫代替毛泽东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询问博古，指出“似无此必要”。博古表示“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坚持不要毛泽东担任这个职务，继续排斥毛泽东。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因不同意“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结果受到严厉处分。广昌战役时，张闻天反对在广昌同敌人硬拼，同博古争论起来，博古将张闻天的主张斥之为：普列汉诺夫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态度的翻版，是列宁批判过的“本来就不该拿起武器”之类的废话
[1]。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张闻天即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接着又被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实际上是把张闻天“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
[2]。
1933年9月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周恩来建议以一部佯攻黎川，主力转移到敌人背后，“以调动敌军于运动战中给以各个消灭”。博古等人命令红军主力分成两个纵队，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之敌，以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黎川不但没有收复，红军反遭致重大损失。11月福建事变发生后，彭德怀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和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3]。博古竟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4]。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博古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议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发展到顶点，盲目地断言，“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
[5]。4月上旬，蒋介石集中11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广昌进逼。中共中央决定在前方组织野战司令部，调集红军主力九个师的兵力，全力保卫广昌。博古担任野战司令部的政治委员。他同李德一道，在广昌战役中，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尽管予敌重创，红军亦遭受很大伤亡，广昌亦失守。广昌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分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进犯。博古又听信李德采用“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命令红军也兵分六路，企图阻挡敌军的推进，结果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这时，人们已“看到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甚至“完全没有可能”
[6]。于是，毛泽东又提出红军主力应立即突围的建议，并认为：此时“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
[1]这一建议又遭到博古等人的拒绝。于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2]长征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三人团”( 博古、李德、周恩来) 主要是博古决定，连中央政治局内部都没有讨论过，相反作了严格保密。“三人团”规定了可以跟随中央政府一起长征的中级干部数字，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他们亲自选定。瞿秋白要求参加长征，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也多次向博古建议，希望瞿秋白同走，但博古反对
[3]。结果，瞿秋白被留下来，后牺牲在福建长汀。
1934年10月中旬，中革军委总部从瑞金出发，长征开始了。李德令一、三军团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两翼掩护，五军团后卫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纵队，还有各种“坛坛罐罐”，仅挑子就有三千多副。这种“甬道式”的搬家方式，负担笨重，行动迟缓，加之敌人处处围追堵截，部队只能沿途消极避战，勉强通过了敌人三道封锁线。12月，当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一仗时，红军损失惨重，过了湘江，仅剩三万余人。这进一步暴露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部队中士气明显地低落，普遍地滋长了怀疑和不满情绪。
红军遭到的惨重失败，使博古痛心疾首。他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无法向党交代，可又一筹莫展。在行军路上，他常拿着一把小手枪，朝自己乱比划，心情极度苦闷。在痛苦的思索中，他开始对自己以前的做法、主张发生了怀疑。
1935年1月，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首先由博古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也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
[4]“博古的报告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最后博古承认了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5] 会议期间和会后，个别坚持“左”倾错误的同志让博古顶住，并不让博古交权，说：“我们这个大印不能交出去！”
[1]“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博古“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
[2]，表示“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
[3]，交出了自己的指挥权，并且在遵义会议后，坚决地执行中央的决议。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品质。”
[4]四
遵义会议召开时，正处在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战争环境中，同时，党内思想还不一致，条件还不成熟。为不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引起大的争论，影响战斗，遵义会议的决议没有指出博古等“左”倾领导者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这对于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统一，争取长征的胜利，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却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长征路上会师后，张国焘出于夺取军权、觊觎中央的目的，提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机会主义的路线。他认为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改换领导，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博古出于维护以前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对于张国焘的这种观点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其他同志也都表示不赞同。在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战略方向的多次会议上，博古都站在毛泽东等一边，激烈地抨击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博古的这种态度对中共中央批评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影响了他对以前贯彻执行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反思和总结。直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中共面临着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战略转变的伟大历史使命时，博古仍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和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1] 会上，他“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他认为，“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绝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
[2]1935年11月3日，博古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1936年初，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后，由博古主持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期间，他有机会接触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对白区的抗日民主运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36年2月，宋庆龄受宋子文、孔祥熙之托，派董健吾、张子华前往陕北递送南京方面关于国共双方进行秘密接触的密函时，博古在瓦窑堡会见了他们，接受了南京方面的密函，详细地询问了南京和上海方面的情况，并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前方的毛泽东等人。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给博古拍了一封转董健吾的电报，在电报中表示“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五条意见
[3]。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了晋西会议。博古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在讨论形势与任务问题时，博古仍然不同意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抗日阵线之内，认为当时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阶级斗争还激烈存在，要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卖国贼
[4]。会议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多数人反对博古的主张，特别是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张浩等都发表了反对性的意见。张闻天在会议总结中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再次明确指出：“反法西斯、反战皆是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反对卖国贼同反对日本“亦应分别”；同时应承认中间营垒一部分已经“转向革命”；中共当前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张闻天还特别指出：“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
[5] 这对统一与会者的意见，特别是对博古思想认识的转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会议结束时，博古基本上同意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5月，两广事变爆发，进一步推动了博古思想认识的深化。8月2日，他发表了《谈西南事件之教训》一文，指出西南出兵抗日的军事发动，是中国抗日救国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序幕，说明“本身包含着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是“完全与民众的救亡阵线的原则相一致的”
[1]。这表明，这时博古已经认识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中来。1936年12月，博古受中共中央委派，同周恩来等前往西安解决西安事变。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彻底转变了博古对中间势力政治态度的认识问题，而且开始思考中共中央1931年至1935年的政治路线问题
[2]。
1937年2月24日，博古开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7年6月，博古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国共两党的庐山谈判。9月初，又抵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康泽就“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组织”等实质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在原则问题上，博古毫不退让，同康泽激烈争辩，“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
[3]。而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经请示中共中央，则做了一定的让步，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方式。经过反复谈判，促使蒋介石同意在9月22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又发表《蒋委员长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遂告形成。
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同时，博古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负责领导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当时中央规定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共统一战线方针；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恢复建立各地党组织。博古以自己卓越的才能，组织办事处的同志一道为完成党中央交付的任务做了大量工作。为宣传中共的统战方针，9月下旬，办事处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当纸张、印刷器械逐步购置就绪时，由于南京战局紧张，遂转到武汉继续筹备，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38年1月11日正式出版，成为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喉舌。为营救政治犯，博古等多次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交涉，反复申明中共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从而迫使国民党先后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监狱释放了一批政治犯，由南京办事处接待和初步审查的共有一千多人，其中七百多人经西安转送延安。博古在这期间还亲自领导组建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浙江临时工作委员会等党的地方组织。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博古随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撤往武汉。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博古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上，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发言，系统阐述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表示赞成“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对此，博古完全采取了附和的态度。他说：“当前革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领导，依靠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军队抗日”
[1]。这次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此后，博古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与前途的文章。其中，他完全忽视了抗战初期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而将其归结为敌强我弱和“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某些错误”
[2]。说“蒋先生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
[3]。抹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仅仅认为如果说有斗争也是“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某些具体方法上，在如何抗战过程中实现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必要和步骤上。”
[4] 这种右倾错误的实质，是“把领导权交给了资产阶级，作人家的尾巴。”
[5]抗战初期，博古之所以再度附和王明，由“左”而右，其原因，一方面，是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结果。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明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博古不相信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还能错，从思想上仍旧习惯于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而不顾中国的特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过去‘左’的错误给革命和党带来很大损失，感觉我们的力量小了，信心小了”
[6]。当时，八路军的编制仅4.6万人，国民党军队在实力上占绝对优势。而且，蒋介石在被迫抗日后又采取了某些进步措施，“资产阶级的态度转变了”，由内战时期的敌人变成为统一战线中的盟友，这些情况使博古迷失了方向，产生了依靠国民党抗战的右倾思想。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博古于18日同周恩来、邓颖超、王明等人到达武汉，住在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办事处（亦称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简称“八办”）。“八办”设在汉口原日租界中街89号（今汉口长春街57号）四层楼的大石洋行内，中共中央长江局也将机关秘密设在这个楼上。12月 20日，博古就同周恩来、王明一起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了接触和交谈。21日晚，博古同周恩来、王明又与蒋介石进行会谈。会谈中，博古先将边区状况、国共之间的联络方法、办事处的筹建工作以及国民党代表去延安参观等问题作了说明，然后由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如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议定共同纲领，出版日报，建立国际军事工业基地，补充扩大和改造军队等。蒋介石对他们的意见表示同意。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1、因为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为了工作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长江中央局；2、长江局委员由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等组成；3、博古兼任长江局组织部部长。
此后，博古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积极宣传坚持抗战、抗战必胜；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个时期博古发表了许多文章，尽管文章中阐述了一些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但他对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宣传，对于驳斥投降派的“亡国论”，对于国统区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广泛地接触国内外各界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8年4月1日，博古等为即将回美国的汉口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举行告别宴会，并合影留念。5月25日，又举行茶会接待世界学联代表。7月8日，前往汉口总商会祭奠为抗日而牺牲的烈士。第三，同国民党建立比较融洽的关系，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些较好的建议，同时又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斗争。博古到武汉后，同周恩来、王明等与蒋介石及国民党代表陈立夫等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博古就1937年12月21日、1938年8月3日与蒋介石的谈判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1938年5月6日开始，博古就三青团的性质、组织原则及中共应取的态度多次致电中央：“我们认为对青年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实践证明博古的意见是正确的。第四，对中共在南方的工作和新四军的工作给予了一些指导，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1937年 12月下旬，博古与周恩来、王明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见了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敬亭和郑位三、郭述申等，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力量的指示，商定了红二十八军的改编问题，部署了新四军的东进计划。1938年1月14日，长江局还讨论了鄂豫边区的工作并作出了决议。
从1938年6月起，博古与毛泽东、王明、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一起担任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当时被称为“中共七参政员”。此后，博古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活动中，博古表现出了极强的原则坚定性。7月6日，博古在汉口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的开幕式。在会议召开前，一些参政员想在会上提出弹劾孔祥熙案，其用意在于“去孔拥汪（精卫）”。博古同中共其他参政员一起，为阻止这一议案的提出做了大量工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部团结。10月，博古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会后，蒋介石同博古、吴玉章、董必武等中共参政员谈话，极力主张共产党应去“国民党内作强有力的干部，为国家民族共同奋斗，不必要共产党”。博古对此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指出中共的独立性不能动摇，并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的决心。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博古出席会议并作了《青年工作报告》。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博古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当六届六中全会还没有结束时，博古就同吴玉章、董必武等从延安飞往重庆。这之后，博古除了担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外，作为南方局的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南方局的组织工作。1939年8月，周恩来因手臂负伤，赴苏治疗，博古又开始代理南方局书记。这期间，他先后去了广东的韶关、湖南的邵阳和川东等地，参加中共广东省委、湖南省委和川东特委的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导这些地区党的组织工作。他还在重庆多次领导举办中共党员训练班，并亲自为学员讲课。
1940年冬，博古由重庆返回延安。不久，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时，日本集中了75％以上的侵华兵力与95％以上的伪军，对解放区及敌后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再加上华北各地连续几年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使解放区的处境极端困难。为了渡过难关，坚持抗日，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如：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等。对新闻工作也作了重大调整。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决定停办《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同时决定扩大《解放》编委，洛甫、博古等人参加编委会
[1]。为了进一步减少开支，统一党内的对外宣传口径，有力地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开始准备进一步压缩和取消其他刊物，创办一张大型日报，并且责成博古负责筹备。
当时，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之下，陕甘宁边区的物质条件极为困难，办报没有房子，更缺少印刷机械。博古同筹备组的同志一道四处奔波，最后终于将报社社址确定在延安清凉山。因为没有宿舍，博古仍住在杨家岭，每天一早到报社办公，虽有几里路程，却是风雨无阻，每天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
[2]。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筹备出版《解放日报》的工作终于完成
[3]。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就出版《解放日报》发出通知，任命博古为解放日报社社长。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
《解放日报》创刊不久，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阶段，国民党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党，诬蔑陕甘宁边区是“割据”。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文件和文章，阐述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作用。《解放日报》发表了《论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的社论，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阐述了在近四年的抗日战争烽火中诞生的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并指出其主要标志是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政权。当时国民党右翼集团大肆攻击八路军“游而不击”，《解放日报》5月25日立即转载重庆《新华日报》刊登的周恩来写给张季鸾、王芸生的《致〈大公报〉书》，以确凿的事实批驳了《大公报》在题为《为晋南战争作一种呼吁》社论中所讲的十八集团军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的论调。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法西斯采取闪电式战术，仅仅几天时间，就深入苏联境内数百公里。这使延安的一些人对抗战前途产生了悲观的心理，有的人甚至怀疑党的路线。博古在10月21日解放日报编委会上报告时局时，驳斥了这种观点，并要求写一篇社论分析苏德战争的形势，增强人民对战争的胜利信心。10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希特勒败局已成》，深刻地揭露了法西斯反人民的本质，揭示了人民必将战胜法西斯的真理，在当时的抗日根据地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解放日报》创办之初，在宣传报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态势、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揭露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政策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党的机关报，它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第一，版面安排不当。当时版面的安排被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限制得很死。即：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延安市），而不是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来安排。第二，报纸近3/4的版面都供给了国际新闻，对外国通讯社的电稿，基本上是有闻必录，不加改写，内容变化不大。毛泽东曾经批评这种情况是为外国通讯社做“义务宣传员”。第三，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不力。当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解放日报》没有给以大力宣传，甚至毛泽东在中央党校首次作整顿三风报告这样重大的消息，只在第三版右下角发了一个三栏题的消息。对边区情况和群众生活反映更少，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减少征粮这样重大的消息，也未突出宣传，不能有力地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解放日报》好像一面镜子，它鲜明地反映出办报人的思想特点。博古当时曾主张《解放日报》要向苏联《真理报》学习，每天要有一篇社论。他还说：“每张报纸必须有新闻、社论、通讯报道，缺一便不成其为报纸。过去《大公报》、《新闻报》、苏联《真理报》都是如此，好像是天经地义不能变”
[1]。
五
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解放日报》存在的问题，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如果报纸只是或者是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如果各地党报犯有这样毛病，就须立即加以改正”
[2]。通知要求，党报要突出宣传党的政策，报道抗日战争、群众运动和群众生活，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不久，发表了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登的《鲁忠才长征记》一文所加的按语。按语提出“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赞扬《鲁忠才长征记》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强调“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1]3月中旬，《解放日报》编辑部召开会议。会上，一些同志对博古的办报方针提出了批评，特别是批评了报纸每天发一篇社论的做法，认为这导致了报社领导人每天为写社论而绞尽脑汁，没有充分的时间深入实际斗争。一些读者也纷纷来信，批评《解放日报》“最大的毛病是立论空泛”，“和建设边区的实际相距太远”，要求“今后社论务使其每篇文章都值得读者去深思精读，不要拼大题目作空文章”，“不要拘于形式”，泛泛其谈，“而要言之有物，深入问题，解决问题。”
[2] 所有这些批评，对博古的思想触动是很大的。博古自早年投身革命以来，更多的时间是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而且参加过多种报刊的编辑工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7年1月被任命为《新中华》报社的社长，1941年2月又开始担任《解放》月刊的编委，还兼任中央出版局局长。他在长期的党的新闻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写作、编辑到排版印刷，都很精通，常常是集写作、编辑、排版于一身。他也十分热爱党的新闻事业，常常对人说：“我将终身从事于革命的新闻事业”
[3]。而且“为了这‘终身事业’，他整天劳作，深夜不寐，虽在疾病之时，亦倔强地拒绝休息。”他说：“我们吃革命的新闻饭，就是这样的。”
[4] 然而，《解放日报》自创刊以来，却未能发挥出党报应有的作用，无论是中共中央和广大读者都不满意。这使博古不得不进行认真地、痛苦地思索。
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作家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请大家对报纸改革发表意见。会上，博古作了自我批评，感到“报纸没有能够尽到它应尽的责任，对党的路线没有贯彻，登载群众的活动太少，没有起到组织者的作用。”
[5]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发表了博古起草的社论——《致读者》。社论对《解放日报》创刊十个月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检讨，指出：《解放日报》“尚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税利武器。我们以最大的篇幅供给了国际新闻，而对于全国人民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乏系统的记载；我们孤立登载着中央的决议指示，领导同志的论文，而没有加以发挥和阐明，对于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形经验检讨则毫无反映；我们以巨大的篇幅登载枯燥乏味的论文和译文，而不能以生动活泼通俗易解的文字解释迫切的问题。”社论着重指出：“尤其重大的弱点是，最近中央号召全党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进行思想革命与改造全党工作的时候，党报没有能尽其应该的责任。一方面，党报在这个时期中没有能成为这个巨大的工作的鼓手和先锋；另一方面，在党报本身还未能尽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荼毒。我们在党报上未能对于整顿三风加以应有重视与地位，蔚成风气，形成潮流，重要的党的新闻消息放在极不显著的地位，有些解释的论文评述，或则浮泛空洞，辞言意宽，或者挂一漏万，损害原意，或则夸夸其谈，以八股反八股。”社论最后表示，要对《解放日报》进行“彻底的改革”，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使之“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通过《解放日报》的改版，极大地推动了博古思想认识的转变，使他明白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正确关系。《致读者》这篇社论，标志着他已经开始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认识到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的危害。
《解放日报》改版后，博古从多方面入手，贯彻执行党的办报方针，使《解放日报》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
首先，博古带头深入实际，每天都坚持到报社各个具体部门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审阅《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尤其注意报纸的社论，凡是空洞无实的社论坚决不发，社论与消息紧密结合。1942年10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关键时刻，博古几乎每天都去新闻台掌握第一手材料。 10月11日，博古把报社掌握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材料全部收集起来进行整理，第二天，《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红军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题目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所用的材料都是博古提供的。在《解放日报》改版后的一段时间里，每天早上开始编报的时候，博古都要去新华社研究新收到的英文电讯，像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苏联对日宣战这样的重要英文电讯，都是他第一个见到电文，再送给中央领导同志。接着，他亲自守在电台边，等待各方面有关动态性的电讯，及时进行分析研究。此外，每次新闻记者下去采访，博古都要同他们谈话，告诫他们“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丢掉旧新闻记者的架子”。他说：“浮光掠影，走马看花的作风要丢掉，只有深刻地了解事物，才能浅出的把它反映出来”
[1]。
其次，通过抓典型树立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解放日报》社记者莫艾坚持深入实际，访问了25种类型的读者，生动地记述了他们对报纸的批评和建议。博古在编委会上赞扬了莫艾深入下层采访的作风，号召大家要向莫艾学习，更加深入地面向实际
[2]。
再次，建立业余通讯员网，创造了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的好形式。陕甘宁地区大多是偏僻的山区，不利于信息的沟通。博古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建立业余通讯员网，以便反映基层群众的实际情况。在他的领导下，《解放日报》很快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业余通讯员网。报社通过编辑新闻手册，定期举办训练班等形式，提高业余通讯员的业务水平。博古还指示报社的编辑，对业余通讯员反映下面实际情况的稿件要优先采用。安塞县一个业余通讯员的稿件，被报社采用后，报社又给他回信，鼓励他继续投稿。结果，“有个把月份，《解放日报》上登出安塞县业余通讯员的稿件有二十八九件。”
[3] 到1945年，《解放日报》已“拥有近三万业余通讯员”
[4]。
1944年秋，博古就“党报记者要注意什么”，同《解放日报》记者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谈话。他指出：要做好党报记者，“首先要好好采访，加以研究调查”，“要能接近人，要和群众搞得来，谈得来话。”
[5] 他还说，如果不对群众的状况有深入的了解，就当不好党报记者。这表明《解放日报》改版后的实践，使博古对从实际出发这一思想原则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仅如此，他还十分注重理论同实际的结合，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博古具有很深的理论修养，源于他博览群书的习惯。“一有空，就是读书。在延安新华书店里，他是一个基本主顾，凡是外面出的书籍杂志，不论什么，他的一本是少不了的。”
[6]他知识渊博，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新闻工作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以前由于他重理论而轻实际，思想结构不合理，而当他一旦认识了这一弱点，注意深入社会实际的时候，精通理论的优越性就会充分显示出来。这使他能够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上，深刻地认识社会实际，更好地总结经验。在《解放日报》改版后的工作中，博古运用自己坚实的理论基础去指导实际工作，“对于报社和通讯社的每一项工作，都能不时提出精辟的意见。”
[1] 他对记者和通讯员的稿件，能够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他在这个时期写的社论、评论、国际国内新闻的综合报道，既有充实的内容，又有深入的分析。在博古的领导下，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有了重大变化：在版面安排上彻底改变了“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的陈规旧套，而变成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报纸突出了三个宣传重点，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前线战况，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社论以国内问题——特别是解放区的重要事件为主，国际问题相对减少。随着《解放日报》的改版，编辑、记者思想作风也有了很大改变，“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成为报社的响亮口号。9月15日，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赞扬了《解放日报》的历史性进步
[2]。报社的同志对博古更加尊敬，没有因为他犯过“左”倾错误而产生厌恶的情绪
[3]。对此，博古深有感触地说：“教条主义反掉了，要更多读书。过去读书方法不对头，不是书会害人。”
[4]1942年6月全面铺开的延安整风运动。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研究总结王明、博古在内战和抗战时期的“左”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以便提高认识、增进统一团结，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5]。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指示通知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我党七大时，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的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巩固与发展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
[6]。中共中央的指示，对博古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对他批评得很严厉”。有人甚至说：博古当总书记时才二十多岁，但胆子不小。意思是说，他当时年纪很轻，没有多少革命经验，怎么能领导中国革命
[1]。博古“初期感到压力很大，表现很沉闷，不愿暴露思想情况”，后来，毛泽东亲自找博古谈话，对他说：“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吗！”
[2] 报社的其他领导人本着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动同博古接近，关心他，与他谈心，从而提高了博古对整风的认识。
博古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建党22年来的历史，深深地感到：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举行了轰轰烈烈英勇顽强的斗争，使全国人民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绝路中逢生。”“22年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长城，国家的柱石，人民的救星，没有中国共产党将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会有独立自由强盛的三民主义的中国。”这使他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念。他特别回顾了1935年以来党的历史，看到了自遵义会议纠正了“左”的错误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已经有了“从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强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有了“在艰难困苦中缔造的而今天人民已经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边区”；有了“在血战中从敌人手中得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了用“流血牺牲而获得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奠定的胜利基础。”
[3] 他看到“中国共产党之团结，22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紧密。”
[4] 他对党的事业充满了希望，他愿意终生追随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的事业。他在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多次检讨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在《解放日报》编委会的整风学习中，他常常“讲自己过去犯错误的教训”，说“他20岁刚出头当的党的总书记，除了知道要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别的知道的很少，这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5]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博古在会上作了系统的长篇发言，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深刻检讨了自己自 1928年以来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认识到错误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深厚的宗派主义；恶劣的个人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动力、对象”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上，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生吞活剥苏联经验”。他表示对这条政治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应“负全部责任”，“很痛苦在于不可挽救的损失，特别想到许多同志在错误路线下，被牺牲打击”，感到“罪孽深重，百身莫赎”，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脱小资产阶级胎，换教条主义骨。”
[1]194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重庆，参加政协宪草的审议工作。临行前，解放日报社的同志在延安中央印刷厂礼堂举行欢送会。博古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讲话。他针对当时有些同志幻想和平就要到来，急于到大城市去的思想说：“大城市是可以去的，而且迟早总是要去的。但有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就是去干什么？是去辛勤工作，为人民服务，还是去做官当老爷，贪图物质享受？”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能是去为人民努力工作，尽可能替人民排忧解难，不能去做官当老爷，贪图那里的物质享受。否则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
[2] 博古的讲话给报社全体同志留下深深的记忆。
2月13日，博古同董必武、王若飞一道飞往重庆。14日，博古同周恩来、董必武等出席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首次会议。博古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全面阐述了对宪法草案的主张。22日，国民党煽动重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特务暴徒乘机捣毁《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两报工作人员多人受伤。对此，周恩来、博古等于23日致函蒋介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博古又与王若飞一起，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接见青年学生，向他们揭露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和暴行，号召学生们起来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4月8日，因全国停战协定、东北停战协议、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草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项决议的实现，遭到国民党的严重阻挠，为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博古同王若飞、邓发等人冒恶劣的天气，由渝乘C47式运输机飞赴延安，途中因气候变化，飞机在浓雾中不幸于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触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博古时年仅39岁。
[1] 《血泪潮》第6号，1925年6月14日。
[1] 《江苏革命斗争纪略》，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2] 《血泪潮》第20号，1925年7月16日。
[3] 《无锡评论》第18期，1925年8月15日。
[4] 《血泪潮》第5号，1925年6月13日。
[1] 《无锡评论》第14期，1925年5月1日。
[2] 《无锡评论》第35期，1926年7月1日。
[1] 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1] 陈一诚：《关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党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1辑第90页。
[2] 吴福海：《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斗争生活回忆》，《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第97、100页。
[1] 吴福海：《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斗争生活回忆》，《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第97、100页。
[2] 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共代表团：《我们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意见》（1930年），中央档案馆复制件。
[3] 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共代表团：《我们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意见》（1930年），中央档案馆复制件。
[1] 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1]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1]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 435页。
[2] 《斗争》，1932年4月4日。
[3]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46页。
[4]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15页。
[1]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05、124页。
[2]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3]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97、185页。
[4]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34页。
[5] 《关于党的“六大”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8页。
[1]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第34页。
[2]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第34页。
[3] 《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
[4] 《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
[5] 《红色中华》第93期，1933年7月11日。
[1] 《斗争》第17期，1933年7月5日。
[2] 《红色中华》第99期，1933年8月4日。
[3] 《红色中华》第99期，1933年8月4日。
[4] 《斗争》第27期,1933年9月5日。
[1] 《斗争》第16期，1933年6月25日。
[2]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4页。
[3] 《红旗周报》第55、56期合刊，1933年1月31日。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第446页。
[5]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页。
[1] 《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
[2] 《红色中华》第149期，1934年2月14日。
[3]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页。
[4] 《中央为福建事变第二次宣言》（193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65页。
[5] 博古：《在中国共产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6] 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杜1980年版第56页。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36页。
[2] 《彭德怀自述》第184页。
[1] 《张闻天同志延安整风笔记摘录》(1943年12月16日)。
[2] 《张闻天同志延安整风笔记摘录》(1943年12月16日)。
[3] 《彭德怀自述》第184页。
[4] 《彭德怀自述》第184页。
[5] 《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4年1月18日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1986年3月版第21、27页。
[6]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17页。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
[3] 《访问伍修权同志记录》（1982年4月13日）。
[4] 伍修权：《生死牧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6、84、121页。
[5] 伍修权：《生死牧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6、84、121页。
[1] 《伍修权同志谈遵义会议》，《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第1期第29页。
[2] 伍修权：《生死牧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6、84、121页。
[3] 刘英：《长征琐记》，《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0期第17页。
[4] 伍修权：《生死牧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6、84、121页。
[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页。
[2] 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3] 《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4期。
[4] 《晋西会议记录》（1936年3月），中央档案馆藏。
[5] 《晋西会议记录》（1936年3月），中央档案馆藏。
[1] 《红色中华》第290期，1936年8月2日。
[2] 博古：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央档案馆存记录稿。
[3] 康泽：《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经历》，《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1] 博古：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2] 《解放》第30期，1938年2月8日。
[3] 博古：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4] 《解放》第56期，1938年11月7日。
[5] 博古：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6] 博古：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1] 《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6页。
[2] 《延安文萃》，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936页。
[3] 张映吾：《博古同志二三事》：1946年5月16日《解放日报》。
[1] 陈坦：《回忆解放日报社的工作》，《新闻研究资料》第2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
[1] 《新闻研究资料》第1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2] 1942年3月30日《解放日报》。
[3] 余光生等：《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1946年4月20日《解放日报》。
[4] 余光生等：《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1946年4月20日《解放日报》。
[5] 《新闻研究资料》第26辑第145页。
[1] 1946年5月16日《解放日报》。
[2] 《新闻研究资料》第26辑第164页。
[3] 《新闻研究资料》第33辑第48页。
[4] 《四八烈士》，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9、492页。
[5] 博古：《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中国报刊研究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5页。
[6] 《四八烈士》，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9、492页。
[1] 1946年4月20日《解放日报》。
[2] 《新闻研究资料》第17辑第18页。
[3] 《新闻研究资料》第17辑第18页。
[4] 《新闻研究资料》第22辑第4页。
[5] 《中共中央文件汇集》（1943年），第352、354页。
[6] 《中共中央文件汇集》（1943年），第352、354页。
[1] 《新闻研究资料》第22辑，第19页。
[2] 《新闻研究资料》第22辑，第19页。
[3] 博古：《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中共中央文件汇集》（1943年），第387页。
[4] 博古：《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中共中央文件汇集》（1943年），第387页。
[5] 《新闻研究资料》第22辑，第4页。
[1] 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2] 延安革命纪念馆编：《万众瞩目清凉山》第2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