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囚犯”

罗生特，原名Jack Rose Feld（雅各布·罗森弗尔德），犹太族，1903年11日生于奥地利加里西亚梭堡。父亲米夏埃尔·罗森弗尔德是奥地利帝国时代骑兵参谋长，富于正义感。希特勒征服奥地利后，让他出任参谋长，遭到他的断然拒绝。母亲是一位中学教师，贤惠善良。父母生育四个子女，罗生特的哥哥在工厂做工，妹妹是个牙科医生，弟弟经商。

罗生特青少年时期学习勤奋，喜欢文学，数理化也学得不错。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患乳腺癌的病人，死前十分痛苦，于是立志学医。1923年，罗生特中学毕业考入维也纳大学医科。在大学读书时，他一面攻读医学课程，同时还阅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书籍，翻阅过中国林语堂的书籍，也了解一些孔夫子的主张，佩服中国五千年文明史。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独裁的行径，他积极参加学校反法西斯的学生运动，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党员。 1927年于维也纳大学医科毕业后，即到国家医院服务。1928年5月11日，获泌尿科、妇产科综合医学博士学位。 1932年5月，因参加反法西斯的政治活动被当局逮捕入狱。1933年7月出狱后，“仍执行医务”[1]，他在维也纳市里梅尔街14号开过泌尿科诊所[2]。

1938年3月，希特勒利用恐吓和讹诈的手段并吞了奥地利，罗生特奔走反对，被希特勒纳粹党逮捕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成为9616号“囚犯”[3]。

罗生特在集中营里经受着希特勒纳粹党徒各种严刑的折磨，仍执着地尽一个医生的职责，为难友们治病医伤，以坚强的毅力同法西斯匪徒们进行特殊的战斗。

在集中营，纳粹党徒们对罗生特进行两次名叫“希特勒敬礼”的刑罚。 狱吏命令他微屈双膝（不超过30度），双手举成一字形，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有的人站不到半小时就昏厥过去，但罗生特经受住了考验。他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坚持同集中营中的地下组织一起，进行着顽强的反抗。一次，为了给一个老年难友治病，被狱吏踢伤了肾脏，踢断肋骨，打掉了几颗牙齿。

1939年元旦上午，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狱吏、纳粹党卫军士兵监视着“囚犯”搬运沉重的石块。突然一声暴烈的响声传来，二十多个“囚犯”被倒塌下来的石块压在下面。罗生特见此惨状，忍着肾脏的疼痛跑了过去，向难友们喊着：“快把你们的衬衫脱下来，现在急需包扎的材料”。罗生特连续为八个难友进行了包扎。这时，纳粹党徒们冲了过来，咒骂道：“滚过去！干活！”罗生特不予理睬，继续为一个双足被压断的难友包扎。纳粹党徒们用枪托狠狠打在罗生特的头上、颊上、背上，鲜血不停的流下来，昏迷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躺在血腥的16号囚室中，脉搏每分钟只有52次。他的脑海依然充满幻觉和回忆。回忆起他同工人们在维也纳卡尔·马克思纪念碑前与法西斯匪徒们搏斗的情形。他在朦胧中呼喊：“曼丽，曼丽！除了‘五一’是我们的日子再也没有休息的时候了，解放的日子何时来临呀？！”[1]

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罗生特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身份，释放后，被驱逐出境，限期离开奥地利，永远不许回去。集中营当局问他：你到哪里去？他说：我要到中国去[2] ！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939年春，罗生特同集中营的难友威廉·戴克一同乘船来到中国上海。 他在英国的妹妹资助下在上海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由于他的医术高超，服务热情，求医者络绎不绝，收入颇丰。虽然医院办得成功，然而，罗生特心思不在这里。他来中国的目的，是要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去，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前哨。在上海他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了解到新四军、八路军抗日斗争的信息，决心寻找途径投身到缺医少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

他来上海时，已经做了这种思想准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介绍他与在上海工作的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3] 联系。他多次向希伯谈了自己的心愿，强烈提出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战地救护工作的要求。希伯经过一年的考查，认 为罗生特在政治上是坚定的，便与新四军派到上海工作的人员吴之理联系，介绍罗生特希望到新四军工作的愿望。1940年 10月的一天，吴之理在上海南京路沙利文餐店约罗生特会面。随后，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在南京路光明咖啡馆与罗生特见面，对罗生特志愿到新四军服务表示欢迎。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重建新四军军部、统一整编部队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沈其震为新四军卫生部部长。3月中旬，在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安排下，罗生特随沈其震等乘船离开上海，于20日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陈毅、刘少奇亲切会见了罗生特。陈毅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本军将士，热烈地欢迎罗生特先生！为抗击日军，搞好本军医务工作，深望罗生特先生贡献才华。”罗生特说：“在上海欣闻陈军长大名，今日能和陈军长、刘政委见面，今后能和新四军的同志一起工作，我感到很荣幸。”[1]

22日，新四军在盐城泰山庙前召开军政学各界大会欢迎罗生特[2]。陈毅主持会议并和刘少奇在会上分别致词欢迎罗生特医生。陈毅说：“中国的革命和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正义人士都在声援我们。到八路军的有加美共产党派来的白求恩大夫和印度派来的医疗队，现在又有奥地利来的著名外科医生罗生特博士参加新四军的卫生工作。这对我军是一件好事，我们热烈欢迎他讲话。”罗生特用德语讲话，由沈其震翻译。他首先对大家的欢迎表示由衷的感谢。接着，介绍了奥地利人民反对希特勒斗争的情况。他说：维也纳本来是欧洲最欢乐的城市之一，现在变成了恐怖世界。纳粹分子对稍有反抗的人都实行镇压和逮捕，尤其是他们的排犹主义和种族灭绝主义，对犹太人来说如同进了地狱。他描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惨况。他说，全世界一定会打败希特勒，会捉住他，把他关在兽笼里到处游街，让大家看看这条恶事干尽的疯狗，然后绞死他。罗生特带着深仇大恨、流着眼泪讲完这番话后又说，我能来到抗日的中国，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里工作，这是多么高兴啊！我将无保留地以自己的医术为战地救护做贡献。他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当他讲到法西斯暴行时，大家高呼，“打倒法西斯”！“打倒希特勒！”和“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3]。

会后，陈毅根据罗生特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能力，拟请他担任卫生部长。 罗生特对陈毅说：“我刚到新四军，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工作不便。我来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打败法西斯。我不当部长，照样能为新四军服务。”[1] 这样，陈毅只好安排他在新四军总部医院工作，担任卫生部顾问。

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

苏北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罗生特处处以新四军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行军中，他睡地铺、吃杂粮，生活再苦，工作再累，也从不计较。新四军的领导人和卫生部的负责人，对他的生活十分关心，指示警卫员李光说：“罗大夫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就马上来报告。”新四军的首长为了照顾一下罗生特的生活，经常把从敌占区搞到的一点咖啡、奶粉、香烟等物品专门送给他。每遇这种情况，罗生特总是笑着说：“我也是一名新四军战士嘛！你们能行，我也行，如果为了享受，我就留在上海，何必来新四军呢？”[2] 新四军首长配给他的马，他总是让给伤病员骑或者用来驮医疗器械。他豪爽乐观，风趣幽默，大家都喜欢和他在一起。有一次在行军中他住的房子前面是个牛圈，夜里经常听到“哞！哞！”的牛叫声。第二天，大家聚在一起时，他滑稽的学着牛的“哞！哞！”的叫声，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开始，大家都称他罗大夫，后来熟了，就叫他“罗大鼻子”。对此，他很高兴，并风趣地说：“很好，因为你们都是小鼻子，大鼻子就成了我一个人的标志。”

罗生特在盐城，深受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日军民高昂的革命激情感染，他兴奋地说：一个新的盐城在兴起。他不仅经常深入到各师部医疗单位为将士医伤治病，并且积极地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治和文化活动。

1941年4月6日，苏北文化协会在盐城成立，罗生特应邀在会上作了《关于欧洲文化的报告》。他介绍了欧洲各国文化的兴衰史，赞扬了苏北文化协会的成立。他说：“在我的祖国奥地利，也有一个叫盐城的小城市，虽然很小，但却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城。在那里，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文艺活动，是世界艺术家活动的中心。但是，被德国法西斯侵占后，那个‘盐城’随之冷 落下来。而今天，苏北文化协会在盐城成立，新四军和苏北地区文化工作者、艺术家、名流，从四面八方赶来，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民主、文化、艺术发展的方向与措施，将盐城建设成为苏北的文化中心。欧洲的‘盐城’衰败了，中国的盐城在兴起，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1] 他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他赞扬抗日根据的文化是新生的有力的革命文化，“将放出光明灿烂的火光。”[2]

罗生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十分敬佩。他常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新四军这样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密切联系群众、视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民军队。他称赞：“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真伟大。中国革命一定能成功！”他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的抗日战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表示：“我们一起战斗消灭法西斯”。为此他创作了诗词、歌曲。他经常唱他创作的《反法西斯进行曲》：“挺起胸，冲上前，莫要再徬徨，去把敌人消灭光，团结勇敢，奋斗牺牲，流血莫回头。”[3] 在他创作的《我们是中国青年》这首诗歌中，充分表达了他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同生死，共命运的激情：“我们的血染红了中国的大地；使这神圣的中国大地得到了自由。多少年来我们曾和敌人搏斗，对着这联合进攻中国的来灭亡中国的法西斯国家。我们不依赖祖先的遗产，我们不怕死，我们是中国青年。”“我们站在新四军及自由中国的阵营；新四军将使新的美丽的中国得到自由。中国的青年们大家联合起来吧！大家起来挽救我们的中国！我们不依赖祖先的遗产，我们不怕死，我们是中国的青年。”[4]

罗生特以中国青年和新四军战士的身份去工作和战斗，新四军的领导者和周围的人都把他当成最真挚的战友，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而且在政治上也给予极大关怀和帮助。刘少奇政委一有空就和罗生特促膝谈心，向他介绍中国的历史、中共党史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使他深受教益。 陈毅军长与罗生特亲密无间，两人经常在一起用法语交谈，一起结伴散步、游泳，一起用法语唱《马赛曲》、《国际歌》。一次，罗生特对陈毅说：“军长博学多才，军事政治都高明，中国有你这样一些人才，革命一定能胜利。胜利后，你一定再到欧洲去，我请你吃黄油面包，喝咖啡，听音乐，逛‘世界 音乐之都’——维也纳！”陈毅说：“那好嘛，欧洲我一定会去的。罗生特先生，你不也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我们，传播了友谊吗？”[1]

罗生特打算写一本书，把新四军的一切告知世人，并将这本书命名为《奥地利——中国》。陈毅支持罗生特的这一计划，在给他的回信中指出：“你以反法西斯盟友的资格，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参加抗战，同时深入敌后参加新四军工作。新四军的艰苦斗争为你所亲见，所身受。新四军的一切，你永远是一个证明人。”“你计划写一本新四军的书，我渴望你的著作出版。我感谢你对新四军的帮助，更愿以同志的身份帮助你完成这本有意义的著作。”[2]

1942年春，他向中共组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要求。中共组织根据日常的考察和了解，经陈毅和钱俊瑞介绍，批准罗生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中共组织考虑他是一个外国人，就将他列为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3]。

1942年3月18日，刘少奇离开新四军启程去延安，罗生特随军政人员和各界人士送行，他拉着刘少奇的手含泪说：“亲爱的刘政委，我多么舍不得你离开，你和陈军长培养我成为共产党人。”[4]

“新四军里的白求恩大夫”

罗生特在新四军军部直属医院工作伊始，就繁忙接待众多伤病员来就医。 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吴之理为他作翻译，陪同他深入病房问病、检诊、查房、手术，不论哪种疾病的伤病员，他都耐心细致地检查、诊断，从不拒诊。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他工作起来，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不知疲倦，不知休息。在他的精心治疗下，许多伤病员很快得到康复。

新四军军队在盐城，下属三师驻地在苏北阜宁县，二师驻地在淮南，四师驻地在淮北。罗生特经常到下属各部队巡视和诊治伤病员。三师距军部最近，每隔几天罗生特就约警卫员李光、翻译方政一起去三师。一到三师，总是饭不吃，水不喝，就到师医院检查病员和做手术，有时一次就医治几个伤 病员，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每天只吃一顿饭。一次，他一连作了四个手术，其中一个胃肠手术，做了好几个小时，顾不上吃饭。等他走下手术台，夜幕已经降临。这一天，他只吃了一顿饭。

从新四军军部到二师或四师驻地，中间都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很不安全。初到时罗生特不会骑马，出诊很不方便，但他毫不在乎，只要有任务，就立刻带上药品、器材，随同警卫员和翻译，不分昼夜，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赶到部队为伤病员治病。

1941年7月的一天，日军南埔旅团纠集二万余日伪军向盐阜地区“扫荡”。 日军以百余艘装甲汽艇，辅以空军助战，往东冲击，来势凶残。新四军在“保卫军部，粉碎日军大‘扫荡’”的口号鼓舞下，与日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 本来随军部撤到安全地带的罗生特，坚决要求回到前线去。他激动地对部队首长说：“将士上战场，白衣战士上前方，这样才能打胜仗。我不是客人，我是一名白衣战士！”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军部直属医院组成了一个战地临时医疗所奔赴前方。当他们行至一片平川地时，正遇上日军飞机在上空盘旋，罗生特个子高，又光着只有稀疏头发的脑袋，很容易被敌机发现，但他却若无其事的大步走着。这时薛和等边卧倒边大声喊道：“罗大夫，快卧倒！”警卫员李光，一步窜上去，拉他卧倒，并把自己戴的草帽扣在罗生特的头上。 日军飞机飞过去后，罗生特摸着自己的脑袋幽默地说：“噢！我的秃头太亮了，像探照灯一样，给日军飞机作目标，太险了！”[1]

在反“扫荡”中，阜宁东沟战斗打响后，罗生特一行日夜兼程奔赴前线。 半夜里，突然下起大雨，大家的衣服都被雨水淋透了。罗生特指着薛和说：“落汤鸡！”薛和随后对罗生特说：“你是个大鼻子落汤鸡。”罗生特同大家在欢笑中，冒雨跋涉到达东沟包扎所。罗生特马上走上手术台，争分夺秒，为伤员做手术，一直坚持到为最后一个伤员做完手术。下了手术台，罗生特累得脸色苍白，两眼深陷，但他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他顾不上吃饭，又去查房，看望伤员。他对助手们说：“打起仗来，分分秒秒都比金子还珍贵，为了将士们少流血，少牺牲，我们就得多做点工作。”[2]

1942年春，罗生特来到淮南大柳营新四军二师卫生部，并到医院检查看望危重伤病员，受到二师首长和伤病员的欢迎。一次二师卫生部部长宫乃泉 陪罗生特去看望师长罗炳辉。罗师长为没有好菜招待罗生特，甚感歉意，当即持枪外出，打飞鸟待客。罗生特对罗炳辉这位性格豪放，带兵有方，弹不虚发的神枪手十分敬佩。罗炳辉赠给罗生特三件纪念品：日本战刀、日本手枪和一双用两块银元铸成的银筷子。银筷子上铸有：“赠给罗生特大夫 弟罗炳辉”。罗生特看到银筷子上的铸字，激动万分，他说：这个“弟”字表达了我们无产者“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深刻含义。

1943年1月23日，罗生特一行到新四军四师检查医疗工作。路上突然与日军的巡逻艇相遇。警卫员李光和翻译方政极为紧张。罗生特镇定沉着，对他们两个人说：“不要紧张，我们只要不暴露身份，日军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也怕我们。”罗生特引导李光和方政巧妙地躲过日军的盘问，安全脱险。经过数天的长途跋涉到达洪泽湖边四师的卫生部驻地。紧接着他就日夜忙碌起来，每天为伤病员医病、治伤，为医务人员讲课，还深入到群众家里为患者治病。罗生特常常忍受着腰肾的病痛忘我地工作，双眼熬红了，人也累瘦了。 彭雪枫师长见到这种情景很着急，对罗生特医病的时间、人数和范围都作了限制，希望他能多休息一会儿，但他一直闲不住，依然到基层为指战员检查身体，到群众家里为患者治病。他说：“医生不能坐在家里等待病人，要到群众家中，发现病人，解救痛苦。这样，才能被人民叫做医生。”“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患者，你就得为他们治病，即使你有病，但还能动，对患者就没有拒绝的权利。”[1] 罗生特忘我工作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军民的崇敬与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新四军里的白求恩大夫”[2]。

为罗荣桓治病

1943年以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罗荣桓相继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还担任山东分局书记，责任重大，任务繁重。他糖尿病加重，尿血不止。 1943年3月，山东军区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批准罗荣桓休养半年。然而，由于抗日战争的特殊需要，他不能离开部队。罗荣桓想到刘少奇曾谈到新四军有一位奥地利泌尿科专家，于是决定到新四军去治疗。

1943年4月22日，罗荣桓到达新四军四师驻地洪泽湖畔半城。罗生特在 这里为罗荣桓进行检查、治疗，初步诊断为右侧肾肿瘤，病情严重。他采取侧输尿管注药的方法，并辅以其他的药物，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使严重的血尿得到控制，罗荣桓的脸上恢复了红润。罗生特又陪同罗荣桓回到新四军军部治疗了半个月。6月中旬，罗荣桓因山东军区工作需要决定返回山东。临行前，罗生特对罗荣桓再三关切地叮嘱：“您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途中要多坐担架，尽量少步行，少骑马，骑马时速度不要太快。如果能戒掉烟更好，还要少吃油脂多的和刺激性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一定要注意休息，如果疲劳过度，血尿还会复发。”罗荣桓一一应诺，并且挑选了一匹最好的战马相赠。罗生特非常感激，但没有接受这匹马。他告诉罗荣桓：“陈毅军长已给我配了驮载医疗器械和书籍的骡子，我不会骑马，还是留给骑兵部队吧。”[1]

罗荣桓回到山东，一个多月后，肾病复发，血尿不止。山东军区急电新四军陈毅军长，邀请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诊治。陈毅通过四师师长彭雪枫转告罗生特。罗生特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急忙赶回军部。根据需要陈毅为罗生特抽调了李磊、夏汀、蔡和组成医疗小组，在部队的护送下，由淮北大马庄启程，通过日军的层层封锁线，9月上旬到达山东军区。

罗生特到达山东军区的当天，不顾个人劳累，直奔罗荣桓的住处，立即为罗荣桓检查、化验，确诊重新出现血尿的原因，是过度疲劳引起的。为保证治疗效果，罗荣桓搬到卫生部住，并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方案。经过一段精心治疗和护理，罗荣桓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此后，罗生特始终把治疗罗荣桓的病放在首位，千方百计地使罗荣桓的病情基本稳定。

1943年冬，日军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罗荣桓立即夜以继日地投入紧张工作，治疗计划被打破。在反“扫荡”中，罗生特跟随罗荣桓的身边，密切关注着他的病情发展、变化，尽一切可能给予治疗和护理，让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担架上或靠在躺椅上指挥作战、主持会议、批阅文件。为使罗荣桓的病情得到及时控制，罗生特还同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一起讨论罗荣桓的病状和护理方法，向她介绍观察病情、收集尿样的详细要求。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罗荣桓的病情虽然时有发作，但由于罗生特的精心护理和治疗，使罗荣桓能坚持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林月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罗大夫很体会我这个做妻子的心理，他对 我的安慰和要求是那样细致入微。他是一个高明的大夫，他对病人的治疗不仅是生理上的，而且是心理上的，不仅是病人本人，而且涉及病人身边的人。 罗生特对罗荣桓的治疗是有功的。如果没有罗生特这位泌尿科专家的精心治疗，罗荣桓同志将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和折磨。”[1]

梁必业在《缅怀罗生特大夫》一文中也指出：“罗生特到山东时，正是我军在山东向敌人展开局部反攻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以反‘扫荡’为重点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攻势作战，接着进入了大反攻阶段。罗生特深知罗荣桓肩上的担子重大，在为罗荣桓治病时确实是尽心尽力的，千方百计保证了罗荣桓病情的平稳、不发展、不恶化，使他能够坚持在指挥岗位上指挥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的反攻作战，这是罗生特的最大功劳。”[2]

“妇女的救星”

残酷的战争年代，结了婚的女同志因怀孕生孩子，在行军打仗中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都希望终止妊娠。由于受医疗器械和医疗技术的限制，新四军、八路军的医院还不能做这种手术。妇科专家罗生特大夫来到新四军、八路军后，非常理解女同志的这种心理、处境、困难和愿望。因此，在新四军和八路军中他第一个极力主张实行人工流产，使许多女同志获得“解放”。 他积极宣传计划生育，对已婚女同志劝其避孕，对有了孩子的女同志劝其做绝育手术，更希望男同志做绝育手术。他是在新四军和八路军中倡导和实施计划生育最早的医生。

作为一个男性妇科医生，罗生特对妇科检查工作为自己制定了几条严格的戒律：第一条是没有第三人在场，他独自一个不做妇科检查。第二条是对未婚女性不作妇科检查。第三条是在附属医院给妇女看病，总要有部队和地方上的同志跟着来治病。

山东参议会彭葆仁议员，乳腺上有一个硬结，破溃流脓，经罗生特检查诊断为乳腺癌。在日军不断“扫荡”的残酷环境中，医疗设备简陋，又无任何抗癌药物，医治实在困难。罗生特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决定为其施行乳腺癌根治手术。他明知医疗条件差，手术难度大，却要迎着困难上。他对身边的助手说：“要因陋就简，做好充分的准备，克服困难；只要有认真负责的精神，我相信手术是会成功的。”随后，他又召集手术室和病房的医务人员，详细交待手术方案，对手术前的准备和手术后的护理、治疗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还反复强调在手术中操作要细致轻柔，防止挤压，以免癌细胞扩散。 要求在清除腋窝淋巴腺时，防止损伤大血管和神经，剥离胸大肌时，要注意保留胸长和胸背神经，绝对不能穿破胸膜，以免增加病人的痛苦。由于罗生特考虑周到，安排细致，各项准备工作充分，手术效果很好，伤口获得一期愈合，无任何并发症。

由于罗生特为广大军民治疗各种病症，特别是各种妇科疾病，他的精湛医术，高尚医德，为广大军民患者所敬佩和称赞，被评为全军区的劳动模范。 1944年8月2日，山东军区在莒南县十字路召开劳模代表大会，罗生特出席大会，应邀在主席台就坐。大会进行之中，忽然有两位老乡，气喘吁吁地跑进会场说，有一产妇难产，昏迷了过去，请求罗大夫救命。罗生特听后立即离开会场，跑到产妇家。这时，产妇已呈昏迷状态，胎儿的胎心音已听不到，情况万分危急。罗生特立即吩咐家人烧开水，并叫人到村里找来白酒消毒。 产妇的炕上连一块干净的布单也没有，罗生特拿出劳模大会上刚发的奖品——一条雪白的毛巾，垫在产妇的臀下，然后用手慢慢地钩住婴儿的嘴，将婴儿取出，使产妇脱离了危险。产妇的丈夫感动得热泪盈眶，感激地说：“太谢谢您了，您真是一位救命的‘菩萨’啊！”[1]

罗生特为许多妇女医病救急，解除痛苦，大家称赞他是“妇女的救星”[2]。

大力培养医疗人才

罗生特在新四军、八路军日夜进行救死扶伤的同时，时刻把培养医务人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面临缺少医疗人才、缺少医疗器械、缺少药品的困难局面。他利用一切机会和形式，讲授医学课程，传授医疗技术，培训医疗骨干。在华中，他积极建议将原卫生部训练班充实扩建，成立了新四军华中卫生学校，第一期就招收学员 162名。罗生特亲自担任教员，向学员讲授妇科、泌尿科及战地救护等医学理论课程。

罗生特在培训医疗人员过程中除了重视医学理论的教育外，更加重视言传身教，结合临床实践，利用多种形式，加速对医务人员的培养。每次查房 和做手术前，他都结合病例对医护人员进行详细讲解；每逢遇到一些大的手术和疑难病例，他都向医护人员反复讲解该病例的病理和诊断治疗方法。每次手术，总是手把手地传授技术操作，提醒应注意的问题。

罗生特为病人动手术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手术前做好一切准备，手术过程中，要求身边的助手精力高度集中，严格无菌操作。他对医护人员耐心帮助，热情教导，每交代一件事，总是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把要求说得明明白白。作手术切口缝线时，他要求一定对齐切口缝合，一点也不许马虎。做完手术，把病人送到病房后，他要亲自带着助手到病房看望病人，并及时给予医嘱[1]。

罗生特同周围的警卫员、翻译、助手和医护人员亲密无间。他待人敦厚慈祥，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罗生特的警卫员李光，16岁就在他身边工作，后来被他培养成一名医生。他对李光讲：“医学是一门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他要求李光为人要正直，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罗生特送李光去兴山军医大学学习时，对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些年，你一直在我身边工作，医学方面你懂了一些，也有了一些实践，但还没有理论，还不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临行前，罗生特把自己的怀表送给李光，说：“这是我祖辈留下来的传家宝，它伴我读完了大学，从维也纳带到中国。现在我送给你，希望你喜欢它，珍惜它，利用好学习时间。”

罗生特对贯彻各种医疗规章制度要求十分严格，病历书写、诊断、查房及无菌操作等制度，均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一次，他给一个患者做手术，忘了交代手术后可以吃盐。后来，发现这个病人竟两周进食不加盐，他非常自责地说：“一个医生要特别细致，点滴疏忽都会给病人带来痛苦或不必要的麻烦。”在缝合伤口时，如有一针不平，他也要重缝。他说：“缝合不好，会影响伤口愈合。”他每周都要到军区卫生部去查几次病房，当他看到符合操作规程，工作井井有条时，就连声称赞：“很好！很好！”当他看到一些做法不符合要求时，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不好！不好！”在他的指导和严格要求下，医疗单位建立健全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使卫生工作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2]。

罗生特在培训医疗人员过程中，很注意从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夹药的 镊子没有金属的，就用竹片代替。没有凡士林，就用猪油、羊油、牛油调配出“土凡士林”。没有胶布，就在牛皮纸上涂胶代用。罗生特对这些土办法十分赞赏。他在培训医护人员讲课时讲过：以固定伤肢为例，我们要从实际条件出发，有什么用什么，有树枝用树枝，没有树枝就用枪把、伞把，甚至高粱秆也行，如果这些都没有，用鞋底也行。这些都可以用来代替夹板。这样生动而实际的讲课，使受培训医护人员感到钦佩。

罗生特精湛的医术、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成为广大医疗工作者的榜样和楷模。他从不使用听诊器，而是凭他那训练有素的耳朵去听。 他常说：“一个医生，要有鹰一样敏锐的眼睛，能够及时准确地捕捉到病人身上病理、心理上的任何细微变化。一个外科医生更应有一双灵活无比的手，木工、铁工、缝纫工的活都能干。手术中，一双灵巧的手可以缩短手术时间，保证手术质量，减少病人的痛苦。医生还要有一张戏剧家的嘴巴，能够使用最动人美妙的语言给病人以精神上的安慰。”[1]

“我爱中国人民”

1943年10月10日，山东各界召开盛大群众会，庆祝民国国庆及朝鲜义勇军成立五周年，欢迎国际友人罗生特。黎玉副政委在介绍了罗生特大夫的历史后发问道：“罗大夫为什么不到国民党军队，而到我们这个穷队伍中来呢？这是因为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不仅为了中国革命，而且为了世界革命。”罗生特在讲话中说：“我今天讲话不是对着陌生的朋友，而是对着我的老朋友。我在欧洲时，即抱着极大的希望，想听到看到你们伟大的事迹。我今天到此不但是同志们的政治朋友，而且是一个实际卫生工作者。”[2]

1944年6月24日，罗生特得知第二战场开辟的消息，非常兴奋。他邀请山东军区卫生部同志及驻村群众聚餐庆祝，把盏畅说“希特勒毁灭的日子快了”。当他得知中外记者团到延安的消息时很高兴，以个人名义致电慰问，其电文如下：“数年来，我在八路军、新四军当外科医生，这两支军队抵抗日寇侵袭的英勇战绩和为了民主主义而奋斗的功勋，是人人称赞的。我今天非常幸运的听说许多国际上的朋友，组织中外记者团到了延安，我希望你们把对 于这个新中国重要的政治中心的一切印象，真实地报道到世界各地去。”[1]

接着，罗生特在《大众日报》上发表《请英美莫再消耗金钱和时间给中国国民政府》的文章。

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的行径，称赞了八路军、新四军及根据地人民团结抗日的英勇精神。文章说：“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的人民们都是生气勃勃的进行着反日本军阀侵略的战争，他们都是赤诚的爱护军队和他们自己的领袖的。”他向英美呼吁“请勿消耗金钱和时间送给垂死而无战斗力的国民党，应该来援助今天和将来为和平而斗争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中央的延安，国民政府已快成地狱了，新民主主义万岁！”[2]

罗生特在莒南县陈家老窝工作时，一天，他正在屋里写材料，突然发烧头晕。他常有这种病状，一般服用消法嘧啶来维持。这次犯病，消法嘧啶吃完了，再没有别的药了。看到他痛苦的样子，警卫员刘洪德、李光等都很焦急。罗生特让方政、李光、刘洪德把自己放到院里葡萄架下的井里降温。起初方政等不干，担心出事。后来他坐到水斗上手握井绳，一定要他们转动辘轳把他放下去……（为此事，他们还挨了领导批评）。事后，当罗生特回到屋里躺下休息时，听说有个叫伟伟的孩子得了急病，他又从床上挣扎起来，立即赶去治疗。三岁的伟伟病好后，每次见到他，总是笑眯眯地喊着：“阿甫！”（英语：起来）“古得白！（再见）”[3]

罗生特特别喜欢孩子，无论是部队干部的子女还是老乡的孩子，他都喜欢抱抱他们，同他们玩耍，习惯叫孩子们“小八路”。有一次，他抱起罗荣桓的孩子东进问：“他们说我‘麻利’，‘麻利’是什么意思呀？”小东进说：“‘麻利’就是说你做手术又好又快呀！”一翻对话，引得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4]。

罗荣桓、林月琴和卫生部的领导都很关心罗生特的婚姻大事。曾几次向罗生特提到给他物色一个中国妇女做妻子的事，但他都婉言谢绝。他说：“我是外国人，将来打败了法西斯，我还要回我的祖国，如果我同谁结了婚，带着回国，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如果不带回去，这就对不住这位女 同志了。”[1] 又一次，有人向他提出找个中国妇女做妻子的事。罗生特半开玩笑地回答：“山东人离不开他们的大饼卷大葱，我无论如何吃不来，不好办。”

罗生特时刻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的战士，在生活上同大家同甘共苦。为照顾罗生特的生活习惯，山东军区首长指示对他在生活上特别照顾：每月生活费为300块北海币，和军区首长穿同样的细布军装。罗生特听说后，急匆匆地找到参谋处负责人，恳切地说：“我也是中共党员、八路军战士，给我这么高的生活费会脱离群众的。”军区首长向他解释说：“你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不一样，时间长了会把身体拖垮的。”罗生特说：“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嘛！”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每月的生活费减少到100块钱。

有一次他去为人看病，从附属卫生所回来晚了，地瓜面窝头凉了，他看了看这又黑又硬的东西，捏了捏，掰一块就吃，边品味边风趣地说：“我们八路军吃黑窝头，照样打败吃饼干、罐头的日本侵略军。”[2] 他常把军区首长送给他的一些食品分给伤病员吃，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留下自己用，他就用一句中国格言来回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重伤病员是最需要补充营养的，所以一定要送给他们吃。”[3]

罗生特对中国共产党十分佩服，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路线、方针十分赞同，并为自己能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分子而自豪，他曾不止一次表示，一切按中共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不能听不到枪炮声

抗战胜利了，罗生特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方政、李光、刘洪德等沉浸在无比的欢乐和激动之中。他们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他无限感慨地说：“中国抗战胜利了，你们要着手建设自己的新国家了，奥地利也从希特勒统治下解放了。我想回去看看我的祖国，看看我的亲友。但，我还要回到中国来，继续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我可以动员我的同学、好友来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你们欢迎不？”刘洪德、方政、李光等回答：那太好了，我们举双手欢迎！他又幽默地说：我也十分欢迎你们小鼻子到奥地利去传播友谊，奥地利人民看到你们这些小鼻子，也象中国人看到我 这大鼻子一样，会欢迎你们、尊敬你们的。他还多次征求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你们说，我再回来中国住哪个部？”大家说：“卫生部。”他说：可以。 司令部？也行。他问：“肖（华）主任那个部叫什么？噢！政治部，我再回来，要住政治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再度挑起内战。罗荣桓奉中共中央之命，率部队迅速进军东北。罗生特毅然放弃回国的念头，带领李光、方政跟随罗荣桓前往东北。临行前夕，罗生特给李磊、刘玉同志写信说：“明天我将启程赴东北。宫部长、夏汀与二师的几个同志，已经到达临沂县城。我的将来工作计划还未决定，或许，我将要归回欧洲，但不知何时。我希望在东北办一所医学院。彼时我希望能见到你们及其他同志。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1]

罗生特到东北后，在哈尔滨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顾问。他经常深入所属部队医院，了解工作，解决疑难病症，进行战场处理，作学术报告。1946年春，他到佳木斯医院检查工作时，发现伤员在零下20~30℃的气温下睡在铺草上，身上只盖一床军被，药品缺乏，心情十分沉重。他立即回总部向首长报告，提出建议。总部责成参谋长很快将被子、棉衣、药品运到佳木斯医院。

1946年秋，罗生特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纵队机关在吉林梅河口一纵卫生部召开欢迎大会。纵队政委万毅在大会上宣布了罗生特任职的命令后，代表第一纵队全体指战员对罗生特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罗生特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的医术很高明，一直在罗荣桓身边工作，对部队情况很熟悉。今后，我们要在工作上支持他，在生活上关心他。国际友人在我们部队里，这是我们的光荣。罗生特听后十分激动，他兴致勃勃地说：“我虽然是外国人，但是在中国军队里工作多年。我在新四军、八路军干过，在‘东总’卫生部当过顾问。 现在，到一纵来，我很高兴，这里有我的学生（指在山东军区卫生部培训的学员），也有我的病人（ 指他治疗过的伤病员），我愿意同大家一起做好工作。”[2] 会后，罗生特听取有关人员的工作汇报，提出重点要加强战场救治人员的培养工作。

罗生特接受重任后，日夜奔忙在救治伤员的第一线。他亲自组织医护力 量，到纵队医院和各个医疗所检查伤病员的救治情况，对疑难伤病员逐个检查，并亲自动手抢救危重伤员。同时，他安排一些时间，结合实际向医务人员讲授战场处理知识和基本技术。他要求大家以革命精神去克服困难，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条件，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决不能因为工作困难而延误伤病员的治疗。

由于部队作战频繁，伤病员不断增多，部队医护人员照顾不够用。针对这种情况，罗生特利用战役间隙和部队休整期间，办卫生人员短期轮训队。 他亲自任教，把警卫员刘洪德抽出来担任学员队长，培训部队的一些卫生骨干，使连、营、团三级的卫生工作得到了加强。

四平攻坚战打响后，大量的伤病员送到后方。一方面由于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罗生特的安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调罗生特回图们一带的后方医院工作。罗生特得知后马上找到一纵政委万毅说：“过去有人让我呆在哈尔滨，现在您又要送我去后方图们，离前线越来越远了，这可不行。”万毅耐心地对他解释说：“组织上对你的安全很关心，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但他一再表示：“组织的关心我领了，我是军人，白衣战士，战争需要我，战士需要我，即使不在前线，也不能远到听不见枪炮声啊！”在他一再要求下，万毅只好让他在离前线不远的榆树、东丰和海龙等地工作。

1946年冬，为补充战争造成的医疗队伍减员，他在海龙主张举办医疗短训班，为一纵培养了三百多名医护人员。

1947年夏，痢疾病流行，治疗痢疾病的药物只有一种磺胺药，部队卫生所这种药十分缺乏。为了控制痢疾病的蔓延，罗生特主持召开了专题会议。 他在会上提出：“要以预防为主，根据条件，立即切断传染源，对发病者实行隔离，注意讲究卫生。”根据他的建议，部队立即采取了三种措施：一是对发病者实行隔离，没有磺胺药就吃大蒜和马齿苋；二是驻农村的部队，每班要挖临时厕所，便后用土掩埋，并大力消灭苍蝇；三是每人吃饭前要洗手，自己的碗筷自己用。从而使痢疾病得到了控制。

罗生特很重视首长的保健工作。他认为各级首长的健康，是战斗和工作胜利的重要保证。他为刘少奇、陈毅、罗荣桓、林彪等许多高级干部做过保健工作，为他们检查身体，及时送药、治疗，还尽可能安排好他们的饮食。 一次，一个医生未经批准，私自给林彪、刘亚楼输了未经严格检验的血液，情况十分危急。罗生特得知后，立即赶赴现场，批评了那个医生，采取了紧急措施，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

1948年1月11日，是罗生特45岁生日，一纵队后勤部及图们市有关单位表示祝贺。祝词说：“你以共产主义人生观，热情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恭祝你永寿无疆，预祝奥地利人民早日解放。”

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中，他组织卫生机构积极配合部队行动，并亲临前线和广大医护人员一起救护伤员。

1948年冬，东北全境解放，罗生特随东北野战军入关。平津战役结束后，罗生特经协和医院专家诊断，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病。军队领导得知他的病情后，决定让他跟随罗荣桓政委到天津疗养。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及一些省会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成立指日可待。罗生特对此欢欣鼓舞，他提出了回国的请求。罗荣桓感到有点突然，诚恳地对他说：“现在回去是不是有点早。中国革命胜利了，但眼下实在太忙了，过三两年，等我们把国家安定下来，那时你再回去更好些。”罗生特说：“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建设新的国家，同样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的祖国已从希特勒统治下解放了，我想看看解放后的奥地利和欧洲，看看我的亲人。我还要回中国来，继续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工作。我还可以动员我的同学、好友来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中共中央批准了罗生特的请求，刘少奇在天津接见了罗生特，赞扬和感谢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卓越贡献。罗荣桓、肖华等领导为他饯行。在上海，陈毅看望了罗生特，称赞他是一位“伟大的无私的国际主义战士”，“是活着的白求恩，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者。”[1]

1949年11月，罗生特从上海启程回国。1951年罗生特在赴以色列探亲途中，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年仅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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