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参加反清革命

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1877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庭。他的父亲廖竹宾，广东归善县鸭仔步村（今惠阳县陈江乡窑前村）人，早年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后在香港汇丰银行服务，1863年调往汇丰银行旧金山分行。

1893年，16岁的廖仲恺陪同母亲从美国回到祖国。在家乡惠阳，他跟从塾师梁缉嘏学习经史策论，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面临被瓜分的危机，维新派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变法图存。廖仲恺受维新思想影响，放弃旧学，于1896年到香港，进入英国皇仁书院学习。 1897年，廖仲恺与何香凝在广州结婚。婚后，他们住在兄嫂住房屋顶晒台上的一间小屋。这间小屋，白天可以读书，夜晚可以观赏月色，他们题名为“双清楼”，取的是人月双清的意思。以后，廖仲恺还把自己的诗词集题为《双清词草》。

戊戌变法后，留学日本成为风气，1902年秋，廖仲恺得何香凝资助，东渡日本留学。两个月后，何香凝也跟着赴日留学。廖仲恺先后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在东京留学期间，廖仲恺、何香凝同留日的有志青年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黎仲实、肖友梅、苏曼殊、秋瑾等交往密切，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各项活动。1903年9月，孙中山从越南抵达日本，廖仲恺、何香凝等前往拜访，从此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活动。孙中山后来谈及此事说：“过日本时，有廖仲恺夫妇、马君武、胡毅生、黎仲实等多人来会，表示赞成革命。余乃托以在东京物识有志学生，结成团体，以任国事，后同盟会成立多有力焉。”[1] 廖仲恺、黎仲实、苏曼殊等人受孙中山委托，组织留日青年学生，秘密学习各种军事知识，并请黄兴前来教授。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廖仲恺正在香港筹措留学经费。他于9月回到日本，即由何香凝、黎仲实介绍，加入同盟会。入盟后，他担任同盟会总部执行部外务科干事和天津同盟会的主盟人。

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为了更好地阐发民生主义学说，廖仲恺、朱执信满腔热忱地参与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廖仲恺译述了《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之二派》、《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虚无党小史》等著作，以渊实的笔名发表于《民报》上。同时，廖仲恺还为同盟会发展了大批会员，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还根据孙中山的指示，联名写信给美洲各地华侨，驳斥康梁保皇派的谬论，争取华侨参加同盟会和捐款赞助革命。

1906年初，孙中山派遣廖仲恺前往天津，秘密会见布加卑，代表孙中山负责这一工作。后因法国政局发生变化，布加卑被调离中国，此事遂中辍，廖仲恺再去日本。1907年2月，同盟会员许雪秋决定在广东潮洲黄岗发动起义，电告孙中山派员协助。孙中山即派廖仲恺从日本到香港，筹划起义事宜。 后因情况发生变化，起义改期，廖仲恺仍去日本。

1909年夏，廖仲恺在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返回祖国，到达香港，不久赴北京参加留学生科举考试，中法政科举人。他以这一身份为掩护，打进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从事秘密反清活动，常与林伯渠和潜至吉林的宋教仁一道，秘密策划反清武装斗争。他们准备联络当时流落山林的以“抗官济民为志”的“马军”，参加反清斗争。不久被清政府侦知，宋教仁出走日本，林伯渠到湖南，廖仲恺因与吉林巡抚陈昭常是同乡，得以潜伏下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9日，广东光复，胡汉民从香港赶回广州任都督，廖仲恺应胡汉民之邀，从吉林返回广东，担任都督府参议兼财政司副司长（司长是香港巨商、同盟会员李煜堂）。12月 21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国乘船抵达香港，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乘兵舰前往迎接。他们建议孙中山留在广东，修治战备，以广东为根据地，再图发展。但孙中山认为当务之急是前往上海、南京，创建新政府，这样才能加速清政府的倒台，并要胡汉民也跟随北上。廖仲恺于23日从香港回到广州，向广东临时议会报告胡汉民北上，要求依孙中山的嘱托，推举副都督陈炯明为代理广东都督。 廖仲恺回广州后，即协助财政司司长李煜堂解决广东的财政困难。当时，广东官库被两广总督张鸣岐等逃跑时洗劫一空，近十万起义民军涌集广州，给养如燃眉之急。廖仲恺邀请港商成立筹饷局，筹捐港币80万元，又将原清政府广东官银局库存纸币1200万元，加盖财政司印鉴发行；还整顿各类厘捐税收，号召工商界复业经营。廖仲恺凭着丰富的经济知识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使广东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到1912年3月解职前，省库已略有余财。廖仲恺 因此以“善于理财”崭露头角。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廖仲恺奉广东都督陈炯明之命到南京，请求孙中山南下广州，指导广东工作。孙中山遂偕同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二十余人，于4月3日从南京出发赴武汉，后经上海、福建，25日回到广州。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廖仲恺担任财政司司长。

廖仲恺依据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主张，向孙中山提出了推行土地换契的主张。这一主张正合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想，立即得到孙中山的热心支持。6月9日，孙中山设备茶会，招待报界和省议会议员，亲自解释土地换契案的重要性。6月11日，廖仲恺出席省议会，阐述换契案的内容和主旨。 他说：“目前孙先生发起土地国有问题，亦宜先从租税着手。而欲整顿租税，又必以换契为前提。……其价值准由民间自由呈报，惟声明如将来政府或收用此土地时，即照所报数目结价，可以不虞有少报之弊。”[1] 依照广东政府的法例，廖仲恺的换契案，一定要经过临时议会通过，始能实行。但换契案触及了大地主的利益，他们在议会中占多数；加上孙中山又于6月15日应邀北上，廖仲恺顿时失去有力支持，于是换契案在议会的争论，从6月初一直延续到7月中旬，才勉强通过。

在讨袁、护法斗争中建立功勋

1913年3月12日，廖仲恺离粤赴沪，同在上海的黄兴、宋教仁、于右任等，共商支持宋教仁赴北京力争出任内阁总理的计划。20日夜，廖仲恺、黄兴、于右任送宋教仁去上海沪宁铁路车站。廖仲恺与宋教仁并肩同行，宋教仁突遭袁世凯指使的暴徒开枪暗杀。“宋案”真相大白后，廖仲恺立即支持孙中山积极进行讨袁斗争。7月间“二次革命”爆发前，为了争取当时的国会议员反对袁世凯，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潜赴北京策动议员反袁；后来，廖仲恺的活动被袁世凯的密探侦知，被列入捕杀名单。就在袁世凯发动对革命党人大搜捕的前夜，廖仲恺得到友人的密告，星夜潜离北京。与廖仲恺时相过从的议员伍汉持，逃至北京郊区时被捕，旋遭杀害。

廖仲恺回广东后，立即从粤省官库转拨港币250万元，以偿还辛亥革命时期华侨响应反清起义的捐款，并资助朱执信、古应芬等出洋游学。8月初， 广西军阀龙济光勾结袁世凯进攻广东，并通告广东各军政机关，凡拿获廖仲恺者，即赏银一万元。廖仲恺就和何香凝及儿女梦醒、承志，分路避走香港。 香港当局视他们为政治犯，限48小时离开，他们只得亡命日本，在东京安下家来。孙中山随后也前往日本。袁世凯通过当时中国驻日大使馆，想组织暗杀团在孙中山抵达日本时加以暗害。幸事先得到消息，告知廖仲恺、何香凝等。他们立即及早进行防范。廖仲恺、何香凝等亲自前往火车站迎接孙中山。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张静江、廖仲恺分任财政部正副部长，孙中山任总理。由于财政部部长张静江体弱多病，实际上财政工作的重担完全落在廖仲恺肩上。为了筹措讨袁军费，他秘密奔走于上海、广东等地。1916年2、3月间，讨袁战争处于紧张时节，廖仲恺成为中华革命军得力的军需官。5月25日，他被孙中山派往青岛，慰问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对做出特殊贡献的东北军第二师及高密县有关部门，给予鼓励和表扬，并奖授孙中山手书的匾额。9月8日，廖仲恺、胡汉民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前往北京同黎元洪、段祺瑞商讨国事。9月底，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徐园慰问中华革命军华侨讨袁敢死队。为了筹集华侨讨袁敢死队的遣散费，他不得不把华侨赠给孙中山的汽车拍卖，并向各方筹款，才解决了问题。

1917年7月，廖仲恺、何香凝协助孙中山策动北洋海军彭东原部南下参加护法运动。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次长，不久又特任为署理财政总长。

1919年6月至8月间，廖仲恺、朱执信等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作为宣传革命理论的阵地。从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初，廖仲恺在《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上，发表了《三大民权》、《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的关系》、《革命继续的工夫》等十多篇政论，还翻译了美国政治学者威尔科克斯所著的《全民政治》一书出版。这些著译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并对解决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其中较重要的思想有：

他认为中华民国成立后，就是要实现全民政治——即创制、复决、罢免三大民权。他说，中国国民有了这三种民权，“中国政治上的毛病，虽不敢说是完全救治好，也就差不多要好了八九分了”[1]。

他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群众力量的威力。他说：五四运动“从前有没有 这事物，是不晓得；这回也晓得是很随便的试一试。却这一试真厉害，北京根深蒂固的几个大官也就罢免了，政府对于欧洲和会的约也不敢签了。”他以此为例阐发他的民权思想：“政治上叫做民权，就是这个骨子；外国叫做直接民权，就是这个化身。不过人家的是一个法律上、制度上具体的权，我们的是一个偶发的、不规则的民众的力罢了。要把这民众的力弄成一个具体的民权，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1]

1919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1920年4月间，廖仲恺、朱执信奉孙中山命，前往福建漳州与陈炯明、许崇智、邓铿等人一起，策划援闽粤军打回广东。为了维持这支军队的经费，廖仲恺多方设法筹款予以接济，孙中山在上海的住宅就因此由廖仲恺经手抵押过两次，一次得款2万元，一次得款2.5万元，由廖仲恺带往漳州，以充军饷。1920年8月，陈炯明、邓铿、许崇智等率军打回广东，不久，孙中山、廖仲恺也从上海回到广州。1921年4月，在粤国会议员举行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5月，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财政部次长、代理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粤军打回广东后，陈炯明一身兼任广东革命政府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广西军事善后督办等职。他把收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功劳归于自己，称王称霸。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府和统一两广，目的是讨伐窃踞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但此举遭到陈炯明的反对。11月中旬，陈炯明从广西梧州回到广州，竟公开发表反对孙中山北伐的谈话，声称“虽属传报孙中山部下众皆从事北伐之计划，唯余并无所知”。并拒绝从粤省官库中提款接济孙中山北伐军。1922年4月20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广东省省长等职，以伍廷芳为广东省省长。廖仲恺迅速从广东省官库中提取纸币300万元的巨款，接济了经费极端困难的北伐军（足够北伐军半年之用）。5月，陈炯明所部将领提出了“清君侧”、“除肖小”等口号，攻击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并纷纷向廖仲恺负责的财政部、财政厅索饷。这时财政十分困难，廖仲恺请示孙中山后，想方设法应付陈家军的索饷风潮。但陈家军拿到款单后，又故意向省银行催迫兑现。为了预防陈炯明叛变，廖仲恺又从财政部、财政厅提取巨款，转拨北伐军大本营。5月27日起，陈炯明军开始截留各县捐税。叶举等陈炯明部军官还联名致电孙中山，要求恢复陈炯明原职及撤销 廖仲恺、胡汉民等人的职务。

为了争取陈炯明回心转意，廖仲恺多次前往陈炯明住地，对陈反复劝说，但陈炯明野心勃勃，一意孤行。1922年6月14日，他以“领款”和“有要事相商”为名，电邀廖仲恺去惠州。廖仲恺刚到东莞县石龙就被陈炯明扣留，后被押送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囚禁。两天后，陈炯明所部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公开叛变。廖仲恺被囚后，陈炯明准备要杀害他。廖仲恺自忖必死，给亲属写了两首诀别诗。一首《留诀内子》，是给夫人何香凝的；另一首《诀醒女、承儿》，是给女儿廖梦醒和儿子廖承志的。

由于何香凝的营救和各方面的压力，加之陈的部下也有一部分对廖有好感，陈炯明踌躇再三之后，勉强同意把已囚禁了62天之久的廖仲恺释放。1922年8月19日，廖仲恺、何香凝乘船前往香港，旋转赴上海，与孙中山会合。

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出重大贡献

1922年8月至1924年1月，廖仲恺鼎力协助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18年夏，廖仲恺就参与了孙中山的联俄活动。当时孙中山与列宁之间，开始有函电来往；廖仲恺、宋庆龄、朱执信参与了函电的起草工作。 孙中山为了了解苏俄的情况，请了一位俄文教师，每天到廖仲恺的寓所教授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学习俄文。1920年4月，苏俄政府代表路博持列宁亲笔信到福建漳州援闽粤军司令部，廖仲恺、朱执信会见了他。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到达广州，廖仲恺遵照孙中山指示负责接待，并派专人护送马林往桂林同孙中山进行会谈。孙中山对这次会谈很满意，并立刻通过电报向在广州的廖仲恺作了介绍。电报说他见过马林，心上非常高兴，深信他建国方略里的实业计划，一定能够实行；知道俄国之新经济政策，实与他的实业计划差不多一样，所以非常高兴[1]。马林在桂林同孙中山会谈后，离桂返沪路经广州，又同廖仲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稍后，马林在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谈话中指出，应该联合国民党内的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

廖仲恺脱离陈炯明的牢笼到达上海的几天后，孙中山同李大钊、马林举行会谈，双方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苏俄使华全权代表越飞的随员。由于上海英租界特务的跟踪，孙中山命廖仲恺同越飞的随员一起赴日本，就国民党同苏俄合作的问题进行了商谈。廖仲恺与越飞的随员起草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宣言的内容“总理（孙中山）认为满意。故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越飞到上海时，由总理及越飞二人签字作实。”[1]

《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廖仲恺又奉孙中山之命，与越飞同赴日本，共商国民党与苏联、中共合作的具体问题。廖仲恺与越飞在日本热海饭店住了一个多月。越飞向廖仲恺介绍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建军和革命斗争经验，廖仲恺与越飞就如何把苏联的经验应用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谈中，双方还初步拟定了苏联援助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的计划[2]。同时，廖仲恺还写信给在上海的蒋介石，通知蒋，待他回国后，一起到广东商讨由蒋率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军事的计划[3]。

1923年1月，孙中山依靠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由上海重返广州，复任陆海军大元帅。3月1日成立大元帅大本营，尚在日本的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3月下旬，廖仲恺由日本回国，5月7日，调任广东省省长。

孙中山准备推行联俄联共政策时，曾征求他的几个主要助手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的意见。胡汉民态度消极，汪精卫坚决反对，只有廖仲恺力主联俄联共[4]。当时，国民党内许多人不赞同联俄联共，他们或消极怠工，或设法阻挠联共政策的实现，孙中山遇到的阻力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力主联俄联共的廖仲恺，成为国民党内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政策的最得力助手，给孙中山以极宝贵的支持。

10月，苏联派鲍罗廷为驻广州常设代表，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团也在此之前到达广州。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等为国民党改组委员，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改组国民党的全盘工作，实际上是由廖仲恺、鲍罗廷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具体负责的。

10月28日，廖仲恺、邓泽如受孙中山委派，在广州召集国民党特别会议。廖仲恺在会上宣读了孙中山的信，信上说明召集这次特别会议，在于“商量本党改组问题，详为审议，悉心擘划，务期党基巩固，党务活动，以达吾人之宗旨目的”[1]。会议宣告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廖仲恺、邓泽如、林森、谭平山、孙科等九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冯自由等五人为候补委员。特别会议对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决定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分配每省代表名额六人（各省党员推举三人，孙中山指派三人），海外总支部、支部代表约12人。会后，廖仲恺于11月10日赴广州附近石龙前线，向孙中山汇报国民党改组工作情况。当时，许多国民党人对仿照苏联模式改组国民党意见颇大，而建立国民党比较严密的组织制度的工作又迫在眉睫，为此，廖仲恺向孙中山“索训词”。第二天，廖仲恺主持召开了有1500多人参加的广州市国民党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了孙中山的指示：“ 考本党不进原因，约有二事：组织之未备也，训练之未周也，皆其重且大者。兹就组织方面言。曩者吾党组织。形式上似部别整然，然实际则不特以全党事务委一人之手，且以一人而供孤过，其不失败不陨越者几希”[2]。 接着，廖仲恺对广州市国民党员的登记工作、广州市党部和各区党部、区分部的建立工作进行了部署。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廖仲恺、鲍罗廷的共同努力下，广州市国民党改组工作发展迅速。广州地区的中共党员阮啸仙、刘尔崧、杨匏安、周其鉴、周文雍、张善铭、郭寿华等22人，还分别当选为各区党部或区分部委员，为广州市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作出了贡献。据当时的记载，截至1924年1月12日，广州市成立了9个正式区党部、3个代理区党部、66个区分部、3个特别区党部；党员登记者激增至8280人。

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遭到了国民党内右翼势力的反对。11月中下旬，上海的国民党人召开了改组工作讨论会，会议主席带头叫嚷：“党中不可有党”，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得到许多人的附和。戴季陶则从上海写信给廖仲恺，说什么“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作为正菜。”为了说服上海的国民党人，孙中山令廖仲恺专程赴沪解决。廖仲恺的态度是：“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这明是党的组织的问题。我可怜孙先生奋斗一生还未能够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把 国民党改组不可。假使我有三年的工夫，我敢决定国民革命一定成功。他们并不为党的前途打算，只为闹意气的反对，不必管他，我决要改组，不必计较这利害的”[1]。11月30日，廖仲恺与鲍罗廷、谭平山一起到达上海。经过廖仲恺耐心细致的工作，上海方面的国民党人终于同意取消国民党本部，另组上海执行部。12月9日，廖仲恺在上海召集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会上，他依据苏联的组党建军经验和孙中山的“以俄为师”的指导思想，对改组国民党的原因、方法、前景做了精辟的论述。这就是著名的《在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上的报告》。廖仲恺在报告中说：“ 此次之所以必改组者，本有极大的原因。广州政治起伏之经过有三度：1．为元帅府。2．为总统府。3．为各军逐陈，请先生仍回粤。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

“假使广州方面有相当数目( 如有十万党员) 之党员，何致得历次失败之结果。党员本在民众之内，果有多数党员，庶足制伏军队。因为徒恃军队。 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因为做事不能不赖力，一方虽赖军力。然一方不可不有一种力量，能制伏军队之力量，即党是也。吾党情形，目下除少数干部，并无党员，虽亦有力量，然不过一部奋斗之历史而已”。

“改造中国之责既在吾党，倘非从下层多做工夫，而徒拘泥于上层之干部，必不足负此伟大责任。因为专靠上层。必致如广州今日情形；徒赖军队。不过终为军队所用而已，遑能改造国家哉!”

“现第二步对于军事者。尚有军团之组织，暂定为六百人。凡所教者：1．欧洲以后军事教育；2．惟党可以造国之教育；3．政治关系。每日上午为受教时间，下午为教兵时间。大略如此办去，一年以内，可以成两师真正党军。”[2]

廖仲恺的这一讲话，提出了以民众的力量壮大国民党，建立国民党严密的组织制度。通过对士兵进行大量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以建设党军，以强大的党实现以党制军的思想。这说明廖仲恺在与越飞、鲍罗廷的共处中，思想发生了极大的飞跃。

会议最后，廖仲恺宣布由汪精卫、居正、张继、叶楚伧、戴季陶、胡汉民、谢持七人组成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上海执行部具体负责苏、浙、皖、赣 四省及上海市国民党改组事宜。

1924年1月7日，廖仲恺完满地完成了在上海的使命返抵广州。他在回答广州记者的谈话中说：“国民党改组问题中连带而发生之事务，办理甚为完满。即如各省选举代表一事，今已次第举出。”“而国民党近日之活动，甚有朝气，国内各小党，如共产党为较著者，亦一致加入吾党， 以图合作，则前途之顺遂，可预卜也。”[1]

1924年1月19日，孙中山召集出席一大代表谈话会。廖仲恺在会上报告筹备大会的有关情况，并对大会的议程作了安排。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65名，共产党员占23名，其中有李大钊、毛泽东、王尽美、谭平山、林伯渠、李立三等。

大会的第一天上午，廖仲恺提出组织主席团，以便孙中山不能出席时由主席团成员轮流担任大会主席，这一提案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接着，廖仲恺又将会议规则以及大会秘书处组织规则提交大会讨论，并得到通过。下午，当《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向大会宣读后， 廖仲恺又提议由孙中山指定九人，组成宣言审查委员会，审查宣言草案。以备宣言草案被大会通过以后，孙中山退席，和廖仲恺、汪精卫酝酿宣言审查委员会人选。

1月28日，国民党右派分子方瑞麟提出提案：“一个党员只应有一个党籍，如果有了一个以上的党籍，便须脱离一个”，以反对国共合作，一时附议者在十人以上。廖仲恺旗帜鲜明地表示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首先表示反对方瑞麟的提案，接着说：“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思，其意何居，且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廖仲恺发言后，“反对跨党者竟无继起发言的”。[2] 担任这天大会执行主席的胡汉民接着发表意见说：“大家的议论实际没有什么争执，不过讨论的焦点，在怕违反本党党义和违反党德党章，但这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这时，共产党员毛泽东起立发言，要求“请付表决”。结果大会以多数通过了“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章程，惟申明纪律可也”的提案。胡汉民的提案是很保守的，毛泽东机智地促使它通过，是因为当日右派的势力很大，孙中山又不在会场。

胡汉民在主持宣言审查时，违背了孙中山的思想，把宣言草案中原来明确规定的关于“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反帝国主义的政纲都抽了出来，而代之以笼统抽象的词句，并提交大会表决通过。孙中山事后得知，即指示廖仲恺设法补救。廖仲恺即准备和油印了一份临时提案。1月30日上午开会前，黄季陆知道廖仲恺在会上要提出临时提案，即质问：为什么刚修正通过的宣言又要推翻？并威胁说，在大会里我一定要提出反对。廖仲恺对此没有理会。10时许，孙中山以主席身份宣布开会后，廖仲恺提出临时提案，要求在政纲中加上以下三点：1. 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2. 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人应守中国的法律。3. 庚子赔款完全划作教育经费。在大会代表发言中，一些人赞成提案加入政纲，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 这时，廖仲恺即递纸条给孙中山，指出：“会场情势不佳，本案请总理自行说明。”孙中山于是起立发言。他在批判了某些人对帝国主义的“战栗恐惧”之后，强调指出：“现在是拿出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因此，我们应趁大会将要闭幕的时候，赶紧把这一主张加入政纲中。本总理对此提案愿为附议。”[1] 随后，孙中山亲自主持提案的表决，结果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至此，《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经修正补充后再次获得通过。宣言的发表是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不断排除右派干扰的辉煌战果。

大会采用出席代表多数推举，再由孙中山根据推举情况提名，交由大会表决的方法选举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现在还保留着名单草稿，是由廖仲恺执笔起草的，并经孙中山签署“文”字作为审定。这份草稿和提交大会并获得通过的名单相同，说明廖仲恺在选举中央委员监察委员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大闭幕的次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一届一中全会，确定中央党部负责人。会上推出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中央党部工作。廖仲恺提名在辛亥革命时期与自己一起在吉林从事反清斗争的共产党员林伯渠为农民部部长，支持共产党员杨匏安、冯菊坡、彭湃分别为组织、工人、农民部秘书。孙中山本拟廖仲恺任组织部长，“但因为广东工人组织工作重要，且以广东籍之党员担任其指导为宜”，廖仲恺自愿担任工 人部部长，而推荐共产党人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1]。不久，邓泽如、刘成禺、谢英伯、冯自由等积极进行反对国共合作的活动，邓泽如并且纠集了五十多人，在广州太平沙林宅开所谓“警告会”，并准备了警告书，提出“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廖仲恺、鲍罗廷得知，及时告知孙中山，并指责他们“不守党员纪律、挑拨国共恶感”。孙中山召来了刘成禺、谢英伯、冯自由等人，给以严厉指责，使其阴谋胎死腹中。廖仲恺竭力协助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政策，并同反对这一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一点得到国共两党的公认。1926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指出：“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个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2] 邹鲁也认为，“国父联俄政策，可说是他促成的。”[3]

创建黄埔军校和黄埔军

在筹备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廖仲恺、鲍罗廷等就对筹建黄埔军校进行了多方准备。在任命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同时，着廖仲恺兼任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协助军校的筹备事宜。1月30日下午，当国民党一大即将闭幕的时候，廖仲恺委托参加大会的各省代表回原籍招收军校学生。他特别强调学生政治素质的重要性，说：“各代表对于介绍青年军官学生特别注意，必其人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方可入选。”[4] 同时，廖仲恺多方延揽人才，抽调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叶剑英，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邓演达参加军校筹备工作，不久又邀请共产党员张申府参加筹备工作。

军校创办初期困难重重。蒋介石参加筹办工作十多天，就因“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向孙中山提出辞呈，并召集军校筹备处人员，宣布解散筹备处。蒋并于当天离开广州，径往浙江奉化。当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邀请来的，准备散伙。但是应廖仲恺邀请参加工作的叶剑英、邓演达、张申府等，主张问问廖仲恺的意见。廖仲恺来后，说明军校是一定要办的，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并劝说由蒋邀请前来参加筹备工作的人继续留下来[5]。

两天后，孙中山得知蒋已离开军校，着廖仲恺兼任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廖仲恺一面进行筹备工作，一面致电在上海的胡汉民：“介石去，闻因西岩不给款……请力劝之。”同时，廖还致电浙江奉化蒋介石：“党事讵可因兄而败！已代告假半月。来沪之军官学生，即请就近考验，事竣即归。”[1] 当时，湖南、浙江、上海等地投考黄埔军校的考生，按规定集中上海由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初考，然后择优选送广州。但蒋介石继续留在奉化，于是初考工作由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毛泽东担当起来。

蒋介石迟迟不归，军校筹备处在廖仲恺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3月下旬，廖仲恺还主持军校筹备处作出“军校全体员生须加入国民党”的重要决定。据《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记载，筹备处成立三个多月，共开筹备会议32次。其中蒋介石才参加了两次，其他工作都是在廖仲恺的领导下完成的。

这期间，廖仲恺先后给蒋介石发出十多封函电，催促其速来广州参加军校工作。蒋介石在陈炯明叛变时，专程从上海赶到广州，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共患难，从此受到孙中山的重用，和各方面的另眼相待，因此特别自负。 蒋却在3月14日给廖仲恺的复信中，说廖“过信俄人”，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继续进行攻击。信中还说派他去苏俄考察，“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不为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2] 胡汉民在国民党改组时，不时出现阻挠联俄联共政策的举动。因此，孙中山一直重用廖仲恺，把胡汉民支使往上海。蒋介石3月2日写信给孙中山，信中说：“尝念吾党同志，其有学识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者，固不可多得，乃只有求其谙熟本党之历史，应付各方维持内部，如展堂（胡汉民）者，果有几人？何先生亦不令追随左右。”[3] 要求从上海召回胡汉民。 蒋介石还要求孙中山撤销与蒋有隙的禁烟督办杨西岩。

孙中山与廖仲恺商量后，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3月17日，廖仲恺复电蒋介石：“先生切盼展（胡汉民）及兄（蒋）归。兄所欲去者，亦已去矣（杨西岩三月十七日撤职）。……望兄偕展速行。”[4] 但蒋介石仍无回返军校之意。 孙中山原定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到这时也只好决定换人。当时国民党内不乏军事人材，如许崇智、程潜、李烈钧、李济深等。但廖仲恺认为蒋介石 曾经追随陈其美，背景没有那么复杂，主张让蒋担任为好。3月21日，廖仲恺再电蒋介石：“叠电计达，兄不速归，事大不了。先生将顺兄意，不为不至，兄当有以慰之。兄可敝屣尊荣，不能敝屣道义也。”[1] 同日，他又写信给蒋介石，说明已致电请胡汉民回来任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军校的经费已有着落，信的最后以极大的耐心表示：“其他改革，亦俟兄来共同策进，不成则同去未晚也。”[2] 蒋介石对孙中山、廖仲恺的一再争取没有动心。至此，孙中山与廖仲恺商量后，于3月26日由廖仲恺致电蒋介石：“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3] 表示作最后通知。蒋介石接廖仲恺电后，知道孙中山有用他人担任军校校长之意，才于3月28日复电廖仲恺，表示“必来粤”。为挽回难堪面子，蒋在电报中又询问“军校月款，是否政府另有指定”，担心如“徒藉该款（孙中山指定广东财政厅等机关每月给黄埔军校的经费），则仍不可靠，”廖仲恺长期主管国民党的财政工作，他在复电中答复蒋介石说：“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去，惟请即来。”[4] 表示军校的经费由自己负责。

在孙中山、廖仲恺的一再催促下，蒋介石于军校开学前夕的4月26日返回军校。5月5日，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于5月3日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5月9日任命廖仲恺为军校国民党党代表，孙中山亲任军校总理。5月11日，廖仲恺在对军校师生的讲话中指出：“想救中国，只有三件事；就是要统一的组织，统一的意志，统一的精神。却是这三件事，须从国民党做起，尤其须从本校做起。如果这三件事做不成功，就是本校失败。本校失败，就是国民党失败。国民党失败，就是中国失败。要请各位特别注意！”[5] 纵观黄埔军校筹建的全过程，廖仲恺是军校的真正创建者，蒋介石也称廖“襄助总理，手创本校”[6]。

黄埔军校开学的时候，孙中山指定广东财政厅等机关每月拨给军校经费三万元。但当时占据广东财源的杨希闵、刘震寰等各军，自认为陈炯明是他们逐走的，非常专横，黄埔军校三万元的月款有时不能如数拿到。另外，军 校经费的另一来源是苏联的援助，也不是很可靠的，比如1924年10月，苏联答应给十万元，但实际只支付给廖仲恺二万五千元[1]。廖仲恺为了解决军校的经费问题，费尽了心血。1924年9月，他发出了关于统一财政的通电，指出：“迄今两载，财政命令，不出署门，财厅五易长官，都束手无策。此中困苦情形，为有目所共睹。”通电针对各军占据地盘，隐瞒财政收入的情况指出：防务费一项，岁收可及千万；禁烟收入，约得二百万；粮税厘捐盐饷，共约二千万；合计当在三千万以外。现在各军有枪之兵，不过八万人，以每名月饷八元计，月需仅六十四万元；官长夫役补充兵以及服装各费，按照恒例，应值兵饷三之一，即从宽计算，亦不过一倍而止，合计月需至多不过一百二十八万元，年需仅一千五百三十六万元而已。至兵舰要塞及其他军事机关，经费有限。以三千万之收入，支一千五百余万之军费，所余正多，何至匮乏若此。”通电要求杨希闵、刘震寰等各军，“将粮税、厘捐以及防务、禁烟各费，统归财政机关接管。用人行政不得干预。经收款项，不得截留。”[2] 但是，杨希闵和刘震寰等，虚报军费，拼命叫穷，使廖仲恺的统一财政计划不能实现。为了筹措军校最起码的米食费用，他不得不在夜间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的床前，再三同杨交涉，迫使杨交出一部分经费。

在1928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开学典礼上，蒋介石曾作过如此追述：“总理成立黄埔军校的时候，四面都受了反革命军队的包围，如果政府给本校五千块钱，各军就起来纷纷责问，困苦的程度十倍于现在，即此一端，可推知广东军阀之专横及其妨害本校发展为可如也。”[3] 时任军校学生队总队长的张治中在这次开学典礼上说得十分动情：“曾记得我们校长（指蒋介石。——引者）常常讲到这种困难情形，与我们廖先生商量，而廖先生总是安慰他说：‘你尽管专心教育学生吧，关于经费方面，都由我负责。’大家没有饭吃的时候，就由他去筹划，所以我们想到当时这种情形，廖仲恺先生真是‘黄埔的慈母’。当时一般学生没有哪一个不把他当慈母看待的。所以今天开学典礼中，我们首先就要提出我们黄埔第一任党代表廖仲恺先生，我们黄埔的慈母廖仲恺先生。”[4] 对于廖仲恺当时为支持黄埔军校所遇到的艰难和所付出的心血，何香凝是知之最深的。她回忆道：我记得有几晚廖先生两点多钟才回家，有 一夜……到四点钟才回家，我十分发气的骂他烧了三次水都不回来，这样是使人使得不过意的，他含泪长叹一声说：“我晚上是在杨希闵家等他食完大烟才拿这几千元给我，不然，黄埔学生再两天便无米食。”[1] 黄埔军校师生深情地说：廖先生“为了东江战争，每天做十几点钟的工作，还要穿着草鞋，领导我们去打仗，晚上二时以后，单独一个还要由黄埔回广州办事。”[2] 廖仲恺为筹措黄埔军校经费所作的艰巨努力，对黄埔军校的存在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赢得了军校全体师生的崇敬和爱戴。

早在1923年底，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上，就提出了以党制军的重要思想，在组织建议方面，1924年6月，廖仲恺亲自动员军校全体师生加入国民党。他在入党的动员报告中说：“孙总理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肩负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双重任务，要求大家入党，就是要为救国救民而奋斗。”7月，在他的主持下，黄埔军校成立了国民党特别区党部，蒋介石、严风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五人为执行委员，其中严、金、李三人是共产党员。他还先后推荐、邀请重要的国民党人、共产党人戴季陶、周恩来、包惠僧、汪精卫为政治部主任，根据他的提议，孙中山特任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为军校政治教官。9月，黄埔军校教导团成立，“教导团采用党代表制，各级党代表由廖党代表遴选学生中富有政治学识者，呈请中央任命之。”各级党代表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如第一团二营党代表茅延桢，第二团第一、二、三营党代表胡公冕、季方、郑洞国，都是共产党；担任连党代表的共产党员有蒋先云、谭其镜、许继慎、傅继钰、黄鳌、张其雄、杨溥泉、张际春等。

各级党代表任命后，廖仲恺又提示军校政治部起草党代表职权条例。接着，他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军校政治部交来的党代表职权条例进行讨论，通过了“党代表不附军职，与所在长官同等”的决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党代表职权的明确规定。黄埔军校的各级党代表依据这一决议精神，参与了领导工作，与同级长官共同签署命令。

为了加强对军校师生的组织和教育，廖仲恺和鲍罗廷发起组织了青年军人社，廖仲恺亲任社长，并出版机关刊物《青年军人》。同时，在廖仲恺的关怀下，以他的题词“烈士之血，主义之花”为名，军校成立了文艺性的团体血花剧社；经廖仲恺批准，黄埔军校先后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 文主义学会”[1]。

在思想建设方面，廖仲恺说：“现在我们这个军官学校，关于训练方面与他们（指苏俄——引者）的军官学校是相同的，完全以主义为主干组织军队的。以主义为主干组织成立的军队叫做革命军。”[2] 为此，他强调军校学生要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对学生们说：“现在关于三民主义之研究与国民党之政纲及历史研究，不特黄埔军官学校为然，即桂军军官学校及滇军干部学校，亦均热心研究党之主义。各位现在系军人，又系党员，而党员对于党之主义，必须明白然后才能奋斗。”廖仲恺以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为例教育学生，指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班同志，只顾自己，不顾国家，与私人没有利益的，便不去做。所以满清推翻之后，争权的争权，夺利的夺利，一直弄到丧失革命的原意。所以革命的效果，全然没有。只有我们的孙总理还是要继续的革命。他又有几个同志帮助他，和他一同革命。”“大家要晓得为什么进这个学校。并不是为做官、为拿指挥刀才来进这个学校。如果为国家出力，或者做官也是有的。不然，若专为做官而来当本校学生……就使毕业出去，当了一个总司令、军长难道就算革命成功么？”[3]

廖仲恺在黄埔军校对师生系统地讲述了《帝国主义侵略史》、《三民主义》等等课程。除上面讲到的外，他还提出“帝国主义侵略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万恶之源”、“黄埔军校学生学习打仗完全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等等重要思想。在开展政治教育的同时他还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支持工农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大力扶助工农运动

国民党一大后，廖仲恺担任工人部部长，以后又兼任农民部部长。在国民党人中，廖仲恺“是首先执行工农政策的一个人，极力扶助工农运动的奋进，虽然经过很多的困难，受了很多的诬蔑，仍然行之不止。”[4]

1924年2月20日，廖仲恺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作出了“调查工人的经济状况，研究其斗争方法，并在罢工和抵制之类的活动中 指导工作运动的决定”。在廖仲恺和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广州工人代表会于5月1日成立，廖仲恺担任代表会主席。5月9日，廖仲恺以工人代表会主席身份率代表200人发出支援江门油业工人通电，要求“严惩江门油业东行及商团，以为惨杀劳工者戒”，并作出“电请国民革命政府，保护工人，成立工团军，以保工人行动之自由”[1] 的决定。接着，廖仲恺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着手组织各地工团军。

林伯渠担任农民部部长后，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廖仲恺给予大力支持。农讲所办起来后，廖仲恺给学员讲了《农民运动所当注意之要点》等课程。第二届农讲所开学后，廖仲恺指示当时担任主任的罗绮园（共产党员）：“广州的工会已经组织了工团军，你们也把农讲所学生组成农民自卫军模范队。”广东革命政府统辖下的各军情况都很复杂，廖仲恺知道“骄兵悍将的拥护，终于不可靠，他要以创造党军（黄埔军）的力量，来创造人民自卫的武力”[2]。在廖仲恺和共产党的努力下，工人运动讲习所和农讲所组织起来的工团军、农民自卫军模范队，成为坚决拥护广东革命政府的力量。1924年8月，商团罢市时，廖仲恺派到广东省省长公署驻扎、保卫省长公署的，就是这批工团军、农民自卫军模范队和黄埔学生军。

1924年7月24日，廖仲恺以广东省省长名义发布了《为协助组织农会致广东各县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倡农民自卫、保护农民协会的政府法规。命令要求各县政府“诱掖当地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及农团军，实行自卫。”8月，廖仲恺到香山九区大黄圃参加了有万余人出席的农民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指出：“人民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好像一支小竹，一手便可打断了。 如果把它捆成一大把组织起来，那就任你用刀来斩也难斩断呵！所以组织就是力量。”“这个农民协会，就是我拿来救你们的救生圈。我现在抛出来救你们了，你们要从速起来接受！”“有了这个农会，那就你们一切痛苦都可以拿团体的力量直接去同县长、省长、大元帅交涉了，解决了。”[3] 廖仲恺还经常教育各县县长，要支持农民协会，例如“蔡鹤朋到广宁当县长时，廖仲恺曾经同他谈过保护农民的话。”[4]

廖仲恺接林伯渠兼任农民部部长后，更是处处保护农民利益，竭力扶助 农民运动。

粤军第一师师长林树巍要求廖仲恺发四万发子弹。廖仲恺说：“可以，但是你要帮助东莞、宝安的农民运动发展。把以前无辜拘捕去的农民放了。”林树巍的旅长谭启秀在宝安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会，共产党员罗绮园发动省农民协会通电尽数其罪。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林树巍对罗大发牢骚，廖仲恺说：“你约束好部下，农会不会来攻击你的。你不能怪农会。”粤军团长蒋光鼐在香山县执行任务时，应当地农会的要求，收缴了勾结土匪的警备司令吴泽理所部的枪械，罗绮园将此事报告廖仲恺，廖仲恺即提议军事委员会去电嘉奖蒋光鼐。驻扎番禺的王天任师所部抓走了三个农会会员，并扬言必须用钱财来索人。廖仲恺得知此事，立即派出农民部特派员前往番禺交涉，他还亲自写信给王天任，说：“本部为保护农民计，必不任令徐、李、何三人受不法军队之鱼肉，此事尊处如何处置，请于三日内作复。倘逾期不复，本部当取积极办法。贵部既隶属锡卿（卢锡卿，时任军长。——引者），弟为锡卿名誉计，决不许其蛮横至此也。”[1] 这封信去后不到两日，三位农友即恢复了自由。 广州市郊第一区农会执行委员长林宝宸，因反对郊区税局加抽禾税，被民团用驳壳枪打死。郊区农民都说民团头子、税局局长彭础立神通广大，做过广州商会会长，又是廖仲恺的亲戚（妹夫的妹夫），农会自认吃亏就是了。廖仲恺立即写信给当时的省长胡汉民：“拟请政府先将彭、苏（苏为副局长、副团长——引者）两人扣留，令其交出凶手，并将该两堡联团局查封，以为白昼任意杀人、阻碍农民运动者戒。”[2] 此信发出后，广东省署扣留了彭、苏两人。 廖仲恺的妹妹跑到他家，哭着要兄长不可难为础立。廖仲恺告诉她，只有础立交出凶手，并答应郊区农会的条件，才能放他。结果彭只得交出凶手，并答应了农会提出的赔偿条件。

1924年底，广宁县农会发出了《减租宣言》和《给田主的一封信》，决定将原租额减四成，并声明用农民武装来保卫减租斗争。广宁县地主立即成立了“保乡大会”、“业主维持会”，并购买枪支弹药，妄图以武力镇压农会的减租运动。面对截然不同的两种报告，国民党内一些人纷纷指责广宁县农民，而“此时只有廖先生屹立着，只洞见一切土豪劣绅的心肠。”[3] 他立即调大元 帅府铁甲车队一连，前往支援广宁农民；怕兵力不够，两天后又调大元帅府卫士队前往广宁，并从黄埔军校调连级党代表九人，分任农民军的指挥官。 大元帅府卫士队长卢振柳到广宁后，竟然转到地主方面，他在给廖仲恺的报告中，说地主的炮楼内有许多国民党的老同志，不要攻打，并且下令停战五天，提出所谓“和平解决”，禁止农民带枪放哨。彭湃为此专程赶回广州，向廖仲恺揭露卢振柳种种破坏农民运动的行径。廖仲恺立即以大元帅名义下了几道命令：要求卫士队长卢振柳着即回省报告，所有前方卫士队长职务暂由卫士队第一连连长谢星继代理”；“着替代卫士队长职务谢星继、卫士队党代表廖乾五、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代表彭湃，共同组织军事委员会，绥缉上一切军事动作悉由该委员会决定，指挥卫士队铁甲车队行之。”

命令到达广宁，农民欢声雷动，军威大振。不几天，地主劣绅预料死亡日近，遂举白旗投降，表示愿意解除武装，赔偿损失，承认减租。广宁农民减租斗争的胜利，是广东革命政府第一次派军队帮助农军的伟大创举。

镇压商团叛乱

1924年6、7月间，商团头子、香港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策划成立商团联防总部。他们向英帝国主义者购买的枪械，廖仲恺经请示孙中山后，即由黄埔军校派军舰将运军械的船只扣留。同日，廖仲恺以广东省省长名义，发布了《扣留商团私运枪械布告》、《禁止成立商团联防总部令》。

在陈廉伯的策动下，商团出动2000多名团丁，包围了孙中山的大元帅府，索取枪械，准备推翻广东革命政府。8月20日，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陈恭受，并令黄埔军校派出第三队、第四队学生军开进广州市内维持治安。同时，廖仲恺通电广东各县商会商团，要求各地商民“各宜自顾生命财产，安分营生”[1]。

但是，陈廉伯一伙自恃有英帝国主义者支持，令商团军抢占广州西关一带，并强迫商店罢市。廖仲恺得知后，下令将为首的商团凶手逮捕枪决。至此，商团策划更大的暴动。同日，英帝国主义也跳到前台，公开派出兵舰九艘，将大炮指向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英领事致函广东革命政府宣称：“奉香港 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局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1] 8月29日，范石生、廖行超擅自和商团代表邓介石议定对商团有利的六项调停条件，得到国民党内胡汉民等一大批人的支持，纷纷劝孙中山接受。在英帝国主义和军阀、右派的支持下，商团更加有恃无恐。他们制造流言，称广东政府将实行共产，廖仲恺是共产党的领袖，阴谋逼走廖仲恺。9月10日，廖仲恺发出《告诫各界勿轻信谣言布告》，声明：“本省长为国民党党人，非共产党党人，对于国民党之宗旨、主义，二十年来未之有改。伏读大元帅手著《建国方略》，于实业计划条例至详。依实业之性质，分为国家与个人经营两种。对于个人企业，由国家奖励，兼以法律保护之。且近数月来，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与机关报之言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讲演，彰彰在人耳目，无可疑者。”[2] 在右派和军阀的包围下，孙中山被迫于9月12日委任胡汉民为广东省省长，另委廖仲恺为大元帅府财政部部长和军需总监（几天后廖仲恺辞去财政部部长职）。同日，孙中山赴韶关督师北伐。

胡汉民就任省长后，于9月20日取消了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发还其被封财产，同时决定以商团报效50万元给政府为条件，发还部分商团枪械。商团在英帝国主义者的策划下，气焰更加嚣张，在广州市散发打倒孙中山、廖仲恺和请孙文下野的传单，还书写了“假三民行真共产，教猱升木鲍将军（指鲍罗廷）”的反动对联，攻击孙中山、廖仲恺。10月4日，广东全省188县镇商团代表在佛山集会，议决发动全省第二次总罢市，武装进省请愿。

在这严重时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发表文章，建议国民党发表讨伐商团宣言。文章指出：“商团军纯粹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商民尤其店员，不应当受帝国主义的雇用。”[3]

黄埔军校师生、广州工人代表会纷纷发出通电，表示坚决消灭商团军，誓为政府后盾。孙中山成立了镇压商团叛乱的机关——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亲任会长，鲍罗廷为顾问，廖仲恺任秘书，廖仲恺、谭平山等人为全权委员。 10月14日，黄埔学生军与滇、湘、粤、豫各军分兵五路，把商团占据的广州市西关包围起来，并限令商团即日缴械，如15日见有武装商团，即行拘捕。 15日，革命委员会下令攻占西关。在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数小时 战斗，解除了商团军的武装，商团叛乱就此平息。

国共联合战线的主脑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离广州北上。行前，他任命胡汉民为代理大元帅，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廖仲恺为所有党军及各个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大元帅大本营参议、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这样，连同廖仲恺原来担任的职务，同时担任了九个重要职务。

1925年2月初，孙中山在北京病重。廖仲恺得知后，致电北京，拟入京侍疾。孙中山立即复电阻止：“广东不可一日无仲恺。”[1] 这表明，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当时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廖仲恺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到广东，廖仲恺正在汕头棉湖前线指挥黄埔军作战。他惊闻噩耗，极为悲痛，于3月22日与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联名发表通电，声明“谨遵总理遗志，继续努力革命。”4月6日，廖仲恺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3次会议，通过他所提出的建立党军案；随即以黄埔军校教导第一、第二团为基础，成立了国民党党军。廖仲恺任党军代表、蒋介石任党军司令官。廖仲恺还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反对唐继尧就任副元帅职案”。接着，他积极筹划讨伐勾结唐继尧的杨希闵、刘震寰的战争。

在是否讨伐杨希闵、刘震寰的问题上，廖仲恺和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发生了分歧。廖仲恺主张用武力消灭杨、刘，胡汉民则主张杨、刘在反唐继尧的宣言上签字，革命政府与杨、刘妥协。

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敦促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下决心消灭杨、刘叛军，并公开揭露胡汉民的妥协行径。罗亦农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指出：“至于胡汉民，原本与许崇智意见不合，与其他国民党各有实力的首领的意见又未见纯然融洽，不无恐怕军阀纯然肃清以后，许廖蒋提出改组大本营，难被推为政府首脑，因而想留一部分反动军队的力量，保存现有地位的嫌疑。”[2]

当廖仲恺、苏联顾问加伦再次与胡汉民讨论讨伐杨、刘的问题时，胡汉民还是主张调和，最后，廖仲恺与加伦提出，这一问题必须同在汕头的军事部部长许崇智、党军司令官蒋介石商量再做决定，胡汉民只好。答应。在赴 汕头前，加伦与廖仲恺商定，必须造成回师广州讨伐杨、刘的事实，使胡不得不与杨、刘决裂[1]。1925年4月28日，廖仲恺、加伦、许崇智、蒋介石在汕头举行会议。由于廖仲恺、加伦的努力，蒋介石、许崇智也同意回师广州讨伐杨、刘。接着，为说服掌握湘军的谭延闿出兵，廖仲恺和加伦一起几次登门拜访，谭延闿也表示愿出兵讨伐杨、刘。讨伐杨、刘的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后来，当党军、粤军、湘军等各军节节进逼广州时，杨、刘质问胡汉民，胡也只好答称，要谋妥协须得许崇智、廖仲恺等人的同意。

在廖仲恺等为出兵讨伐杨、刘奔走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积极发动工人、农民、黄埔军校师生，大造舆论，声讨杨、刘。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正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纷纷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唐继尧，誓为革命政府后盾。并提出了“坚决反对唐继尧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口号，锋芒直指杨、刘叛军。6月2日，廖仲恺以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身份，任命共产党员刘尔崧、杨殷为工人部特派员，发动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工人和广州附近轮渡工人、邮电工人同时罢工，从而使杨、刘叛军的军事运输陷于瘫痪，电讯中断。6月12日，经过激烈战斗，在党军、粤军、湘军等各军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杨、刘叛军大部被消灭。杨希闵部第三军由惠州回援广州。因铁路工人罢工，6月14日才步行到广州近郊，当即被革命政府派兵包围缴械。至此，杨、刘叛军全军覆没。

推行财政统一

杨、刘叛军被消灭后，广东革命政府面临着统一军权、财政、民政的错综复杂的斗争。“赞成军财两政统一，禁烟禁赌改组军队者，以廖仲恺为最力。”[2]

1925年6月15日，大元帅府召开了旅长以上人员的重要会议，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谭延闿等出席，专门讨论如何统一军政、财政等问题。会上，针对各军接收杨、刘原来占据的财政机关不上交政府，轻视政府力量的情况，廖仲恺发表讲话指出：“现在吾党的力量，已推行于长江以北，如冯（玉祥）、樊（钟秀）等同志，其力量实比广东为大。”“此后应把政治上一切 障碍，一律扫除；一切政治，确立于民意之上。”[1] 接着，由胡汉民宣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决定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所有财政、民政、交通机关一律交还政府管理。

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廖仲恺为财政部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部长。7月2日，广东省政府成立，廖仲恺任财政厅厅长。

7月18日，廖仲恺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名义，发布了《命各征收机关统一管理收令》。命令中说：“从七月十五日起，所有财政收入，应一切由法定机关征收管理，无论何项文武官吏人等，概不得巧立名目，擅自征收或截留，违者认为违反法令，按照军法严重治罪。”[2]

为利于统一军政、财政工作，国民政府根据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组织了军事委员会，廖仲恺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并主管军需局。军需局成立后，廖仲恺以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名义发布《命广东各县县长维护财政统一令》，指出：“自本年七月十六日起，所有各军饷需，均由军需局分配开支”；“无论何处军队，一概不得就近截支。倘该县误行支拨，定予严重处分。”[3] 国民政府成立后的50天内，为推行财政统一，廖仲恺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名义发布的命令、训令、指令、布告、咨文、公函达一百多件。他还分函滇军总司令朱培德、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潮梅军长罗翼群，责令他们将所部占据的财税机关交回国民政府。在粤军中，赞成财政统一的只有李济深师、许济师。其他如梁鸿楷的第一军、李福林的福军，林树巍的第一师，公然继续占据财税机关，毫无顾忌。廖仲恺曾多次出面与许崇智、梁鸿楷、林树巍交涉，责成他们交出财税机关。

由于廖仲恺的努力，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大大好转。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国共两党合作建立起来的党军——黄埔军，由于饷源激增，得到了迅速发展。 实现了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上提出的“一年内建成两师真正党军”的计划。正像党军政治部指出的：“党军之成，创办之志出自总理，但促成的助力，成立的提议，却出之于我决心创办党军的廖党代表。”[4]

支持省港大罢工

1925年6月，广州、香港工人为支援五卅运动，发动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发动起来的，但在罢工准备工作阶段，就得到廖仲恺的大力支持。共产党员“李森同志受命之后，频频与廖仲恺往来联系，深得廖的热情帮助，允予先拨一定的款，以充工人的伙食费，并允通知广州市公安局，将长堤一带原来作赌烟馆、停业酒楼和祠堂会馆的房屋，先行封好，作为罢工工人的宿舍。”[1] 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后，廖仲恺被聘请为顾问。

6月23日，广州各界和香港罢工工人举行大会，抗议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廖仲恺主持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当天下午，当游行队伍经过广州沙面英租界时，英帝国主义者开枪向游行队伍扫射，当场死52人，伤百多人。惨案发生时，廖仲恺即组织参加游行的黄埔学生军掩护群众撤退。接着，他率黄埔军校师生通电全国，揭露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表示“生为帝国主义之死敌；死为抗帝国主义而死。”[2]

1925年7月18日，廖仲恺以广东财政厅厅长身份，与民政厅厅长古应芬发出《广东民政财政厅呈拟定举办绅富募捐办法文》，指定广东各县派捐6万至2000元不等，共派41县；同时，拟派绅富捐总额68.5万元。两项合计在100万元以上，以支援香港罢工工人。同时，廖仲恺还向国民政府提出发行债券，以支持罢工工作的议案。

在为罢工工人解决生活问题的同时，廖仲恺还多次出席省港罢工工人的会议，对罢工工人给予热情的赞扬和鼓励。他说：“诸君此次罢工，是为国家为民族，不顾一切而奋斗。”廖仲恺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要成员，同罢工委员会的共产党人的配合亦是十分密切和协调的。为了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国民政府决定：“凡非英国货非英国船运载以非湾泊香港者，得给予特许证（进入广州停泊。——引者）。如有舰只违反此决定者，须交政治委员会解决之。”[3] 廖仲恺将此案就商于罢工委员会，获得苏兆征、邓中夏的支持。在苏、邓的支持下，廖仲恺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就此案作了说明。并 让“各位代表赞成此议者请举手”[1]。结果得到全体代表的一致赞成。

廖仲恺还积极协助罢工委员会建立罢工工人的组织，搞好工人内部团结。 他对罢工工人说：“此次的罢工，是非常重大的罢工，实可说是打仗。如学生军（黄埔军——引者）之打平东江，而又打平反革命的杨、刘一样，而且更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作战要有统一的作战计划与统一的命令……罢工犹如打仗，更要有统一的计划与号令，才可以得到胜利。”廖仲恺还令黄埔军校派出力量到罢工工人住址，对工人进行军事训练。罢工工人经过训练后，分派各地海口驻防。“其责任为维持秩序，严拿走狗。”罢工工人代表会成立之初，按照组织法每80个工人选出一名代表。但有一些黄色工会的头子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要以工会为单位，每一工会出一代表。代表大会开成立会时，黄色工会头目黄金源等，召集一批工会代表另外择地开会。廖仲恺即召集黄金源等人谈话，指出罢工工人团结的重要意义，按会员人数比例选出代表最为公平，促使黄金源等改变态度，不再闹分裂。又有一次，黄色工会领袖梁子光受国民党右派利用，纠集人马殴打代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梁子光逮捕送罢工“会审处”严办。为了避免更大分裂，省港罢工委员会中的共产党组织研究决定：只要梁子光肯向代表大会认错道歉，表示一致对外，就应立即释放他[2]。廖仲恺非常支持这一意图，并带梁子光向罢工工人代表会道歉[3]。

为维护国共合作而牺牲

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右派反对三大政策的气焰就十分嚣张。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更加疯狂，坚决执行和维护三大政策的廖仲恺，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鼓舞国民党左派坚决国共合作的信心，廖仲恺于1925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战斗檄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文章指出：“现在吾党中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哪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苛一时不续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动，便立刻变为反革 命派。”文章进一步指出：“占我国人口最多的是农工阶级，那一派人替农工阶级打销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1]

1925年5月18日，廖仲恺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和谭平山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国民党答中国共产党书》这一维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宣言。 宣言以热情洋溢的语言，表达了国民党左派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持三大政策的决心。宣言指出：“本党对于贵党所谓不仅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工阶级热烈愿与本党奋斗协力到底，即全世界无产阶级和第三国际下的一切友党，将与本党以诚恳的同情与援助等语，本党毫无顾虑的态度，完全接受，并表示敬意。”国民党“断不因党内少数不肖分子的行动有所影响于全党，且将严重执行纪律，以巩固革命力量。”[2] 接着，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的党籍，并“申告列名冯自由组织的俱乐部的同志速声明否认”，“否则本党纪律所在，自应加以制裁。”1925年7月，国民党中央决定于同年8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政府成立后地位大大降低的胡汉民等国民党右派，在会前加紧策划与国民党左派争夺中央政权。他们大力攻击廖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并说：“为防止仲恺为共产党利用，一定要把持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在大会中做一些工夫。”为此，国民党右派邹鲁、邓泽如、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等人多次在胡汉民家集会，策划倒廖仲恺的台[3]。

面对国民党右派和反革命军队阴谋颠覆国民政府的严重威胁，8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省港罢工工人和市民在广州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断然措施，解散不良军队，肃清一切反动力量，惩办反革命分子，锋芒直指胡汉民、许崇智。此时，国民政府也接到报告，说胡毅生一伙已决议要暗杀廖仲恺等人，但又认为“没有凭据，只能加以防范”[4]。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偕夫人何香凝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当他们走到党部大门口时，先步上台阶的廖仲恺遭到事先暗藏在四周的暴徒的枪击，身中四弹，俱中要害，不治身亡，终年48岁。

1955年8月20日，首都各界举行廖仲恺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林伯渠在会上讲话指出：“直到廖仲恺先生逝世以前，黄埔军校和革命军中仍能有共产党员公开活动，著名的香港大罢工得以维持下去，在广东各地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这都是和廖仲恺先生坚决执行三大政策有密切关系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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