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美国革命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自1928年12月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踏上中国国土开始，直至1950年与世长辞，她一直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同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一

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战歌》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1]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她在美国给朱德写信，表示她重返中国的强烈愿望。她满怀激情地写道：“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像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一辈子受用了。我没有做到的，其他人将会完成。我希望您和毛还是30岁，但是，我也知道在你们的前头仍有很多岁月。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向您、毛、周、康克清和其他人致以最热烈的祝贺!”[2]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于1880年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的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在她幼年的时候，家贫如洗。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在科罗拉多州洛克菲勒家族经营的矿上当矿工，母亲给人家洗衣服、做杂工和当宿舍楼的看门婆。这样贫困辛劳的一家人，经常依靠史沫特莱一个在洗衣房工作的姨妈的接济，才免于陷入绝境。她家五个孩子，母亲想尽办法，节衣缩食，供他们在当地贫民小学读书。艾格妮丝自幼聪明，性格刚强，勤奋好学，母亲和一位女教师认为她是可堪造就的人才。

贫困和苦难早就在艾格妮丝的幼小心灵里播下了抗争的火种。在她16岁那年，母亲因劳累成疾，无钱就医，而悲惨地死去。不久大姐也在产后死去，留下一个男孩。为了摆脱那吞噬了她的母亲的生命和大姐的青春的厄运，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增长自己知识，在茫茫的黑夜中追求真理，向往人的尊严和自由，憧憬着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她毅然离家出走，开始了长期的半流浪生活，去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她当过报童、侍女、卷烟工人、速记员和书刊推销员等。她依靠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自学，学完中学课程，居然于19岁的那年，考入一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她以优异的写作才能当上了学生刊物的编辑，经常为一些进步报刊撰稿，写了不少抒发正义揭露黑暗，同情劳动人民的富有战斗性的作品。20岁刚出头，她来到纽约，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她在纽约州立大学听课，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个印度流亡者拉那·赖巴特·赖伊老教授，指导她自修印度史。她一方面 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刊物撰稿，一方面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因此，1918年3月，她以违反美国中立法的罪名被捕，单独监禁在纽约臭名昭著的“坟地”监狱。六个月的监狱生活，不仅使她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且使她得到一个读书写作的机会。朋友们给她送进文具纸张和书籍，她在狱中专心致志埋头读书，坚持写作，根据切身感受，创作了她的第一部小说《铁窗难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被宣布无罪释放。出狱后获悉：大弟弟在一家工厂打零工，因事故不幸丧命；17岁的小弟弟早已被送到欧洲战场去当兵，生死不明。严酷的现实和家庭的悲剧使她无比悲愤，思想更加激进了。这时，她编辑出版《印度新闻》，担任自由印度联谊会的执行书记，并为该组织筹款、撰稿。后来由于接连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她毅然离开纽约，前往柏林，继续从事支持印度民族独立的政治活动。

1919年，史沫特莱到达柏林，与流亡在德国的印度革命领袖维云德拉纳什·乔托巴底亚亚相识。由于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共同生活八年之久。此前，在德国耶拿大学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的维云[1] 是印度共产党党员，以前曾和一个爱尔兰姑娘结过婚，后来她离开他进了修道院，而他却没有能办妥离婚手续。因此，史沫特莱和维云的结合是未经法律认可的。1921年，史沫特莱和维云作为印度代表团成员到苏俄考察，在莫斯科住过半年，又回柏林从事革命活动。1923年，德国政府在英国政府的抗议下，命令维云离开德国，于是他们夫妇经常改名换姓搬迁住处，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而奋斗。在柏林，她还结识了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与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玛格丽特·桑格夫人保持密切联系，并于1927年请桑格夫人来德国进行巡回演讲。1928年，史沫特莱在柏林大学研究院担任英语教师，重新研究印度史，向研究生讲授印度史课。她还用德文写了大量关于印度史和女权问题的文章，在柏林大学学术刊物上发表。

史沫特莱是个自信自强的革命女性。她于1927年前往丹麦和捷克斯洛伐克小住了九个月，埋头从事写作，完成了她的第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书中生动翔实地描述了她幼年和青年时期的苦难经历和父母的悲惨命运。这部书先在《法兰克福日报》上连载，后正式出版，并以多种文字连续再版，在中国的进步知识界亦有很大影响。后来，她接受了社会主义思 想，参加了工人运动，但她没有参加共产党组织。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曾这样写道：“美国共产党在纽约成立了，我没有参加党的组织，但我认识很多美共领袖人物，也拜读过他们一些人写的文章和著作。多年以来我对共产党人的观点寄予同情，后来在中国，我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给予积极支持。但是，我不能够把我的身心一切毫无保留的交给共产党领袖人物去任意支配。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聪明正确，比别人高明，但是我决不能成为那些以为只有他们才掌握一把、而且天下只此一把打开真理大门钥匙的人们手中唯命是从的工具。因为这种立场，我经常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资本主义的卫道士说我是共产党员、赤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说我是个人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民主人士等等。有一个美国女共产党员早就给我取了个‘史沫特莱分子’的绰号，这称号，我倒是深深满意的。”[1] 这段自白充分表现了她的性格特点。

二

1928年12月1日，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经过长途跋涉，横越苏联，到达中国东北。她一到哈尔滨就发现英国当局在找她的麻烦，英国特务机关和官方机构串通一气，妄想吊销她的美国护照。而史沫特莱则利用她同维云的婚姻未经法律认可的论据进行驳斥，使特务们束手无策。史沫特莱持有美国护照，在东北旅行采访将近三个月。她通过各种渠道，采访了解日本人对中国东北的铁路系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工厂矿山、地下资源等方面，无孔不入地进行经济控制和政治渗透。她在《日本在满洲的铁拳》一文中，揭露和剖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当时《法兰克福日报》怀疑报道论文的正确性，编辑部将稿子扣压了两年多，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此稿才发表出来。

1929年5月，史沫特莱途经天津、北平到了南京。她到南京时，正赶上国民党召开代表大会，不准中外记者参加。她提出采访工厂工人、了解工会情况的要求，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她深入到郊区乡村访问农民，了解到中国人数最多的贫苦农民，听见了中国农民痛苦的呻吟，思想震动很大。不久，她来到上海，跟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相识。一天下午，她同路 易·艾黎来到上海港码头，目睹在夏季炎炎烈日之下，一伙码头工人，肩上套着绳子，吃力地拉着装满货物的木板车。一个满脸胡子的大个子印度巡警为了给外国官员的黑色小轿车开路，竟然殴打工人们汗水淋淋的光脊背。史沫特莱感到警棍好像打在自己的身上一样。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如此对待另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她感到这是一种耻辱。她紧紧地握着路易·艾黎的手，坚定地表示要献身于变革这种殖民制度的伟大革命。当她进一步了解到，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革命青年和其他进步人士惨遭反动当局的逮捕和杀害；数十万无依无靠的老百姓流浪街头，死于疾病和饥饿时，自言自语地说，凡是有胆识的人，不怕流血牺牲的志士，在这块大地上一定是大有作为的。

1930年，史沫特莱在上海同鲁迅、茅盾等结为挚友，共同战斗。正如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我们三人谁也不是共产党员，然而我们三人无不认为帮助和支持解放穷苦大众而战斗、而牺牲的人们是无尚光荣的事。”[1] 年底，史沫特莱因病去菲律宾休养的前夕，鲁迅和青年作家柔石等来寓所看望她，亲密地交谈了一个晚上。1931年3月，当她从菲律宾回到上海同鲁迅见面时，鲁迅悲愤地告诉她，中国青年作家柔石、李伟森、殷夫、胡也频、冯铿等于2月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在悲愤之下，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要求译成外文送出国外发表。史沫特莱毅然担负起这一工作，译成英文后，请茅盾校正，终于把鲁迅这篇战斗的檄文发表在当时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上。这篇文章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响，有五十多名美国一流作家联名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中国作家的罪行。 她还协助鲁迅，出版德国进步作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集。

1931年，史沫特莱在上海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春，丁玲、潘梓年等被国民党特务绑到南京监狱，史沫特莱和同盟副主席杨铨为了营救他们，奔走四方，并发表声明呼吁社会公众声援。不几天，国民党特务将知名的民主人士杨铨杀害了。史沫特莱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迫害。但她毫不畏缩，同国民党特务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她不仅用自己锋利的笔写了许多充满激情和愤怒的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侵犯人权的暴行，并利用她的交际才能和记者身份，团结了许多进步的国际友人，向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黑暗暴政。为丁玲一案，她发动美国作家、妇女界、知识界人士纷纷抗议。顿时，丁玲被捕事件成为国际舆论抨击的对象，迫使 反动当局不得不将丁玲释放。

这个时期，史沫特莱一方面直接参加中国民权运动，一方面通过广泛地接触中国各阶层人士，采访了解中国社会情况。她以锐利的眼光透视了中国社会，撰写了《中国人的命运》一书。这本书主要反映了20年代未至30年代初期中国动荡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该书于1933年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后又再版过。

1933年，史沫特莱因患心脏病，离开中国到苏联疗养。她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疗养期间，以顽强的毅力从事写作，完成了她的名著《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该书又名《中国红色风暴》，主要写的是1927年至193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英勇地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的历史。这部史诗性的著作，取材于亲自参加者提供的材料，她以第一流记者的技巧对素材认真谨慎地作了处理，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彭德怀等的形象，都非常逼真的出现在书中。该书歌颂了英勇的红军战士们神出鬼没，惊心动魄，开展游击战争，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弹药武装自己，粉碎国民党军对江西苏区的“围剿”，保卫苏维埃红色政权的丰功伟绩。《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于1934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以后在西方连续再版。

三

1934年，史沫特莱回到自己阔别了15年的祖国，感觉它“像是一座奇特的星球”。她在纽约多方奔走，想在某家报馆谋得一个职业。当她同该报主编谈到有关远东战事的问题时，发现她的观点跟那位主编不一致，这也就使她谋职的希望落了空。她回到家乡也感到没有她“可以容身的地方”，于是就决定返回自己的“第二个祖国”——可爱而又苦难的中国。

1934年底，史沫特莱第二次来到中国。她虽然重病刚愈，却毅然前往中国西北采访。在西安，她受到爱国将领杨虎城、张学良的热情接待，同他们进行了亲切而又坦率地交谈。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她在西安的采访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阻挠和破坏。特务造谣说她是“国际间谍”，扬言“要找她算账”，妄图驱逐她出西安，制造国际纠纷事件。史沫特莱临危不惧，拒绝离开西安。12月11日晚上，她一夜未能入睡，在宾馆的房间来回踱步，站在窗前观察西安的动向。突然，一群士兵控制了宾馆，房门外有人用枪托捅门，她刚退到墙角里，就飞进来三粒子弹，兵士们冲进房门，叫喊要抓“日本鬼 子”。她用中国话回答说：“我不是日本鬼子，我是美国新闻记者。”一个军官查看她的护照，便挥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不准进入此室，违者枪毙”，并签了名，贴在她住的房门上。这样，史沫特莱住在华清宫宾馆就安然无事了。

西安事变后，史沫特莱怀着奇特的感觉观察时局的发展。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等飞抵西安，接见了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这时，南京中央电台造谣说，蒋委员长已被枪毙，红军占领了西安，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等。为了向全世界人民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史沫特莱把张学良将军扣押蒋介石进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真实情况，亲自用英语向全世界作了广播演说，并发表了她访问西北军政界人士、红军代表、救亡领袖的报道以及有关中国西北动态的文章。她的演说和通讯报道，使南京国民党政府极为恼火，宣称国民党政府已经作出驱逐史沫特莱出境的决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史沫特莱于1937年1月12日离开了西安。

史沫特莱在红军战士的护送下，乘车穿过三原县城来到杜里镇，受到红一方面军总部左权将军和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史沫特莱在欢迎的人群中发现了她的朋友丁玲，高兴地跳起来。她们拥抱亲吻，亲如姐妹一般。几天后，丁玲陪同她到红二方面军司令部，受到贺龙、萧克等的热情接待。贺龙并向她们介绍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情况。当她听到贺龙闹革命、一家人牺牲的事迹后，深受感动。她对贺龙的姐姐贺英为革命出生入死、英勇献身的精神更加敬佩。她到红二方面军采访时，对红军战士非常关心，向司令部提出“战士需要吃饱穿暖，休养治病”的建议，并与贺龙、萧克等讨论了防治西北流行的霍乱、伤寒和消灭虱子等问题，贺龙、萧克接受了她的建议。

史沫特莱在丁玲的陪同下，到云阳附近访问了彭德怀。她在前敌总指挥部和彭德怀、任弼时进行了多次交谈。她对出身于贫农民家庭，作风朴素，刚直果断，英勇善战的红军将领彭德怀非常敬佩。

史沫特莱来到延安的第一天晚上，朱德总司令热情地接见了她。她热情地用双臂抱住朱德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笑着说：“让我好好瞧瞧你！我多年来一直听人家说你是一个土匪，你的头值二万五千块大洋，并且你还是一个多次报道被打死的人！” [1] 她的趣话逗得朱德和其他人都笑了。 他们在十分友好、无拘无束的气氛中交谈着。从交谈中，她了解朱德出身于四川一户农民家庭，就想为朱德写传记，要求朱德向她谈自己一生的全部经 历。朱德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世界谈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朱德说：“我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你到各处走走，和别人见见面，以后再作决定吧！”[1] 就在同一个难忘的晚上，她在朱德的陪同下去窑洞拜访了毛泽东。从此，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就住在延安窑洞里，经常同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亲切交谈。从1937年3月开始，她同朱德系统地交谈，约定每周谈两晚或三晚，为日后写朱德传记积累素材。

在延安，史沫特莱曾强烈地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告诉她，她应该留在党外，以便于在根据地外和在国外做更多的工作。她听后极痛苦和伤心，放声哭起来。马海德跟她谈了许多夜晚，也未能丝毫减轻她的悲伤，直到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她才理解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对她说的那些话是正确的。[2]

卢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史沫特莱穿着八路军灰土布军服，得意地戴着那顶有红五角星的军帽。她虽然体弱多病，但仍要求跟随八路军部队上前线。朱德、任弼时动员她留在后方，她却执意不肯。

史沫特莱一行六人，即她和两名中国记者（一个是湖南人周立波，一个是东北人银赠）、三名警卫员。在行军途中，他们每个人都背着自己的东西。 史沫特莱以苦为乐，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外国女记者而要求什么特殊照顾，她不但背着自己的公文包、照相器材，还得把英文打字机用绳子捆好背在身上。 她在前线跟战士们一样的生活着、战斗着。有时在山区行军，同日本军队周旋打游击，连小米饭也吃不上，只好吃胡萝卜和青菜充饥。尽管生活如此艰苦，但她觉得“这些日子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日子。”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豪迈地写道：“我宁愿过这种每天淡饭一碗的艰苦生活，而不希罕那个‘文明’所能给我的一切。我喜欢工作，喜欢拖着受伤的背脊骑着马辗转在各条战线上。”[3] 她在前线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又提出了新要求，表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史沫特莱早已把她那颗赤诚的心交给中国共产党了，决心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史沫特莱不仅深入前线，在硝烟 滚滚的战场上，真实生动地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还同毛泽东、朱德等联合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呼吁书，请求派合格的医生来华到各抗日军队里工作。不久，美国、加拿大、印度派来了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在内的一批医生，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史沫特莱还担任援华医疗队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曾和白求恩大夫一起战斗在前线，为伤病员服务。

史沫特莱的那部日记体、书信体的著作《中国在反击》一书，就是她不畏艰险，深入前线和八路军、游击队战斗在一起的真实记录。书中主要反映了1936年西安事变至1938年抗战初期华北地区抗日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该书于1938年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

四

1938年初，史沫特莱告别了在前线指挥抗战的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将士，经过山西、河南，再乘火车来到武汉。临别前夕，朱德曾亲自同她谈过到武汉的重要性，说她能在那里做许多别人做不了的工作，况且万一在前线牺牲，岂不死得可惜吗! 但她恳求留在前线，认为要她到武汉工作是逃避战斗。就此事她跟朱德争得面红耳赤。朱德、康克清和其他朋友好言相劝，她则坦率地说：“我不愿加到一座到处是腐败堕落和贫富悬殊的城市去啊!”[1]

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心。第一件吸引史沫特莱的紧迫任务，是及时地救护大批伤兵。她参加了著名华侨生理学家林可胜[2] 可是，当她接受朋友们的劝说来到武汉后，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抗日活动。

博士领导建立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当时，中国不仅缺乏药物和器械，也缺乏合格的、一定数量的医务人才。如何广泛争取国内外的资 助？如何尽快地培训大量合格的医护人员，以便派往前线为战地伤员服务？这是史沫特莱日夜苦思焦虑的问题，她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史沫特莱非常关心红十字会在长沙设立的战时救护学校的培训工作，为此常往返于武汉与长沙之间。有一次，她请驻在汉口的史迪威上校（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参观长沙的救护学校，并为这所学校筹募经费。史迪威检阅了该校第一届救护人员毕业班几百名男女学员之后，同埃文斯·卡尔逊一道劝说美国总领事捐助了6000元（中国币）[1]。这笔钱数量很少，只是美国红十字会捐款的零头，其余全部拨给了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另派用场。史沫特莱对此愤愤不平。她感到满意的一件事，是她争取到了香港政府医务总监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的同情和支持。这位夫人来汉口看了中国医院的条件后，在香港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国外后援会，后援会又成立了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香港办事处，担负起了外援医疗物资的转运等工作[2]。

在武汉期间，史沫特莱异常活跃。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聘她为特派记者。她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宣传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的抗战，还批评有些英美商人出售作战物资给日本的行为是“自掘坟墓”。她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允许由买进卖出的得失来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就一定会走向灾难。”[3]

1928年10月上旬，史沫特莱与林可胜博士等五人乘车离开武汉，撤往长沙，继续从事红十字会的工作。在史沫特莱的心灵窗前，永远移动着开赴前线的士兵队伍和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行列。她非常惦念在前线和敌后作战而缺医少药的部队，因而敦促林博士设法向敌后输送救护人员和医疗用品。 林博士表示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也不清楚能否保证物资供应。她与林博士商定一项旅行调查计划，即把为《曼彻斯特卫报》进行采访和向红十字会提供情况这两项工作结合起来的计划。她首先要去的地方是皖南新四军驻地，由此开始了她在中国工作新的一页。

1938年10月底，史沫特莱乘一辆新四军的救护车从长沙出发，途经南昌、景德镇、祁门，11月9日抵达皖南的太平。太平小河口的新四军后方医院，立即吸引了她的注意。以后她还在小河口住了一段时间，一边慰问伤员， 一边指导医务工作。她对新四军医院的工作人员的乐观进取精神颇为赞赏；慰问伤员时，有意识地倾听伤员讲述他们负伤前同日军作战的英勇事迹。11月10日，史沫特莱到达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这时，军长叶挺在重庆，副军长项英接待了她，并于当晚召开了欢迎她的晚会[1]。史沫特莱最关心的是新四军战地医院的建设。在她的请求下，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曾派了两个救护队来帮助工作。她还把英国大使捐赠的2000万元现金的半数交给新四军民运部，为医院开办一个自给自足农场，以改善伤病员的伙食待遇。1939年2月中旬，史沫特莱应驻太平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军军长郭勋祺的邀请，到该军访问。她最关心的还是军队的医务工作状况，接触较多的也是伤员。史沫特莱在写给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报告中，请求林可胜博士来视察第五十军的医务工作，设法运送急需的医疗用品。

正当史沫特莱在第五十军访问时，2月23日，周恩来陪同叶挺回到云岭[2]。大约在此前后，又有两位著名的国际友人——汉斯·希伯（波兰籍德共党员、战地记者）和杰克·贝尔登（美国进步战地记者）来到云岭。史沫特莱闻讯，立即中断了对五十军的访问，赶回云岭。此时，在苏南敌后指挥作战的陈毅、粟裕亦来到云岭。保存下来的三位国际友人与陈、粟的合影，就是这一历史聚会的珍贵纪念。此时此地，史沫特莱与周恩来、叶挺等的相遇，使她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充实。叶挺性格开朗，具有现代军人气质，精通英语、法语，不用翻译能与史沫特莱交谈。他们经常在一起分析国内形势，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叶挺兴趣广泛，平时喜欢照相，家里有全套洗印设备，史沫特莱采访时所拍的许多照片，都是利用这些设备洗印后及时发出的[3]。周恩来到皖南，向新四军干部作报告时提到的两个重要问题，事后在史沫特莱写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都有正确的反映。这两个问题，一是项英与叶挺的关系，一是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现地巩固。战略方针中的“向北发展”，主要是指向江北敌后发展，这一点尤其使史沫特莱心驰神往。1939年8月26日夜晚，她在日记中写道：

不到一周，我就要实现我许多个月朝思暮想的计划——从日本 人的阵地之间渡过宽阔的扬子江，进入安徽省中部广大的敌后。那里现在有新四军的一万五千名游击战士，一支正规军也已经插了进去。 今天叶挺说，那就像要“穿过最黑暗的黑非洲”。要花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可以到达重庆[1]。

9月1日，史沫特莱随同一个由一百多军政工作人员组成的小分队出发了。 这支队伍中，包括一个知识青年战地服务团，一个医疗组，为首的队长是新四军教导总队教育长和总队长冯达飞。9月3日夜晚，冯达飞带着队伍从荻港东面日军据点之间穿过，到达长江边的一个河汊，迅速登上了已经等候在那里的两艘大帆船。

9月中旬，史沫特莱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她受到广大军民和张云逸（新四军参谋长、第三支队司令员兼江北指挥部指挥）、赖传珠（江北指挥部参谋长）的热烈欢迎和接待。她被安排在一个农家院落，张云逸和参谋人员常在晚上到她的住处畅谈。张云逸给她的印象是“博览群书，善于思考”，使她“学到许多有启发性的新知识”[2]。史沫特莱要求参观教导队，详细地了解了教导队的教学内容。历来重视政治和经济的史沫特莱，这次却对文化课中的自然科学部分发生兴趣，认为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她要求约那位叫张严的讲自然科学的教员谈一次话。首先令她吃惊的是张严那满是粗重疤痕、已经扭曲的变形脸庞；更令她吃惊的是张严抗日负伤的经历。这位自然科学教员曾经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员。上海大撤退时，他所在的医疗救护队，尽管佩戴着红十字臂章，还是遭到日军凶残的攻击和杀害。他被日本兵用大刀砍得晕死过去，苏醒后才被人发现而得救。史沫特莱深受感动。她表示要将这类日军暴行的真凭实据公诸于世，并答应为这位缺乏教材、教具的自然科学教员提供帮助。

9月18日，史沫特莱应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的邀请，到战时安徽省省会立煌（现金寨）县访问。她一进入立煌的河谷，就感到“进入一个充满政治阴谋的世界，旧秩序在这里进行着对抗新生力量的斗争。”[3] 不久，史沫特莱在女作家安娥的陪同下，访问了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驻地——老河口，司令长官李宗仁接见了她。她旋即赶往钟祥县张家集，走访 国民党集团军的高级将领。路过襄樊时，住在樊城平安饭店。在这里，史沫特莱看到的，也是与八路军、新四军迥然不同的景象。她激愤难平地说：“这不是真正的中国！”史沫特莱偶然看到1939年10月出版的一张《阵中日报》。 这张报纸的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一条消息：我战区“劲旅激战新街，重伤日寇，毙敌数百”，受到“专电勖勉。”便决定到创造这一战绩的李先念部队中去。 1940年1月下旬，史沫特莱和安娥在一队士兵的护送下，抵达了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的驻地——大洪山东麓八字门。当史沫特莱和安娥沿着溪流向八字门村中走去时，边区党委和纵队领导人李先念、朱理治、陈少敏、陶铸等快步走来，热情地同史沫特莱、安娥握手，愉快的交谈。次日早晨，指战员们到广场集合，为史沫特莱一行的来访，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纵队政委朱理治在欢迎词中，谈到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时，广场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史沫特莱连忙插话说：“不，不，是中国共产党伟大，是中国人民伟大。我只是忠实地报道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当安娥把她的话翻译过来时，又一次响起了更加热烈的掌声。这一天，边区妇女抗日服务队为史沫特莱一行举行了欢迎会，一起座谈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妇女斗争情况。会上，安娥即兴唱了她自己作词的《渔光曲》，史沫特莱挥手打着拍子。边区女战士唱了《丈夫去当兵》、《送棉衣》等抗战歌曲。晚上，史沫特莱同《七七报》社的同行们座谈。尔后，在有各方面代表人物参加的会议上，史沫特莱就欧洲战况、中美关系、中国抗战局势等问题发表了演说，对与会者鼓舞很大。一天深夜，史沫特莱坐在火炉旁，奋笔疾书，记载这几天的见闻。她写道：“这里到处洋溢爱国歌声，迎接我们的是一张张欢迎的笑脸。啊，我又生活在这样的人群中了。这是一群多么勇敢的人啊！在他们看来，祖国比生命更加宝贵。我将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名普通士兵，在他们战斗行列里向前挺进！”[1]

史沫特莱和陈少敏散步谈心。陈少敏向她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她禁不住也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倾心的交谈，感情的交融，增加了她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两个伟大女性的心贴得更紧了。史沫特莱在陶铸的陪同下，参观了边区野战医院。她细心地察看了诊断室、手术室和病房，以及医护人员自己制造的脱脂棉、绷带和采摘的药草。她为伤员摄下了一张 张照片，并对他们说：“英雄！英雄！”史沫特莱看到医院缺少药品，当即写信派人送给驻武汉的美国领事戴维斯和随县天主教堂的爱尔兰神甫，请他们提供援助。过了不久，一批药品运到了边区医院。

史沫特莱在边区采访时，李先念给她派的小通讯员名叫沈国华，只有12岁，非常机灵。史沫特莱询问他的家庭情况，他说，日军烧了他家的房子，杀死了他的父亲，伤害他的母亲，使他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他就参加了游击队。听到这里，史沫特莱紧紧地搂住他，给他梳理头发，给他捉身上的虱子，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沈国华亲切地对她说：“你既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母亲。”史沫特莱听了更加激动，想收养他这个“中国儿子”，当即同李先念谈这个问题，李先念表示同意。史沫特莱每天教他学讲英语，学写字母和单词，并想送他到美国学习深造，钻研科学。

1940年，史沫特莱从豫鄂边区到宜昌，乘轮船过三峡，溯江而上，来到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她一到重庆就感到政治空气很反动，国民党军政界对日军的进攻惶恐不安。这种气氛是史沫特莱无法忍受的。她在重庆呆了几天，就往贵阳，休息几天后去桂林。由于艰苦的生活和过度的劳累，使她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9月，史沫特莱离开桂林去休养，与她早年在上海相识的左联女作家杨刚重逢。史沫特莱在香港玛丽医院治病期间，香港警方对她提出警告：禁止她在香港写文章，作演讲，参与公开的社会活动。可是，史沫特莱不顾个人安危，冲破警方阻挠，在杨刚的陪同下，到香港大学对医疗系学生发表演讲，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鼓动中国学生奔赴国内，参加中国人民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

皖南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军民愤怒声讨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史沫特莱在香港收到一位在新四军工作的医生来信，告诉她皖南事变的真相和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国民党非法逮捕的消息。史沫特莱义愤填膺，立即和杨刚在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一家咖啡馆举行了中外记者、作家报告会。 史沫特莱发表演说，杨刚为她翻译。她在演说中介绍新四军深入敌后英勇抗战的事迹，用铁的事实批驳国民党报纸和中央电台的反动宣传。她愤怒地说：

政府报纸最初的报道是荒唐和愚蠢的，一条消息指责新四军叛乱进攻国民党中央军队。另一条消息指责叶挺将军和全部新四军“阴谋”首先占据南京、上海、杭州之间的大三角地带，然后占据句容、丹阳等县作为进攻国民党正规军队的活动基地。……人们请看地图分 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南京、上海、杭州三角洲地带为日军所占领，并且是日军进攻华中的主要军事行动基地。句容、丹阳正在长江南岸，两县均为日军要塞。如果新四军占领这些地方的“阴谋”属实，那一定是消灭打败了国民党一切正规军队的日本军队的“计划”。官方报纸为什么不指责叶挺将军和全部新四军也有占领南京和东京的“阴谋”呢？这倒使我感到非常奇怪[1]。

史沫特莱精辟的分析和尖锐的讽刺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她接着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接受日本议和条件，蓄意挑起内战的政治阴谋的暴行。“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处境是严重的。”“国民党政府一年来拒绝给八路军发武器弹药、军费和医药物资，因此共产党在各个战场，为争取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人民的解放、抗战的胜利，处于日军在前、国军在后的孤军抗战的夹击中。”她最后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皖南事变后，从香港采购或海外捐助的医药物品禁止通过送到八路军的伤病员的手里，我不能不指出这是对国际法的严重破坏。”[2]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史沫特莱于1941年6月离开香港返回美国。在美国，她一方面旅行各地，从事中国抗战的演讲、辩论，为中国募集救济战争灾难的捐款；一方面整理修改在中国深入抗战前线，访问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爱国将领所写的通讯、日记、演讲稿，汇编成《中国的战歌》一书。书中真实地记载了她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以及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中南和华东抗日战场的情景，报道中华儿女的英雄业绩，生动地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真实情况。此书自1943年在美国出版后，连续再版，受到各国读者的热烈欢迎，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

五

自1928年12月至1941年6月，史沫特莱在中国经过12年的观察和深入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他们队伍中忠诚的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者和绝大部分的指战员，是在中国具有全新思想、在当今历史中具有全新风格、高尚情操和坚实理想的新人。史沫特莱还坚信，这不 仅是中国的希望，而且这是亚洲的希望，全世界被压迫国家的希望。正是基于这一远见卓识，她以惊人的毅力，排除万难，专心致力于介绍中国。她在积极参加社会进步活动的同时，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通讯、报告、杂文和短篇小说，数量约达200万字。正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这位伟大的美国人，在专心写出更多更好的革命回忆录和革命传记文学作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这些作品对中国革命是一个宝贵的贡献。”[1] 史沫特莱生前对于她的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作用感到莫大的骄傲和欣慰。她回到美国后，虽然受着贫困和疾病的折磨，但她仍把所得到的一切稿费和讲演费拿来救济中国战区和灾区的孤儿，充分表现了她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1925年，史沫特莱在纽约与中国《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杨刚( 中共党员) 重逢。那时候，史沫特莱由于治病，所有的钱都花光了，生活非常穷困， 不得不到作为社会福利保障的雅都庄去生活。雅都庄是以《纽约时报》为主的几个财团老板捐款作为文艺工作者休憩工作的地方，供他们食宿。它当然不是为了收容像史沫特莱这样的人物。可是她去了以后，就运用她宣传的天才，影响了一部分教授、学者，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同时又影响了雅都庄的经理——一个保守性极重的女人，要她尽量邀请比较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来雅都庄。经她的介绍，杨刚也进入了雅都，享受免费食宿的优待。史沫特莱运用这种机会，一面开始着手写朱德传记，一面在周围农民中组织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小组。她邀请美共党员到这些农民小组和教授及学生们的小组中去作报告，并参加讨论。她到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产联”去报告中国问题，发动美国广大产业工人讨论和捐款，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1946年，蒋介石政权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疯狂镇压民主运动，特务分子先后杀害了中国著名的民主人士、作家、记者羊枣( 即杨刚之兄杨潮)、李公朴、闻一多等。史沫特莱知道消息后，义愤填膺，一方面劝慰处于悲愤之中、正在写《哭四哥》悼诗的杨刚，一方面联络了24名美国的一流作家、记者、编辑，联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强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给中国人民以公民权利。

史沫特莱密切关注着蒋介石集团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她于1946年12月17日给朱德的一封信中写道：蒋介石和美国之间已经达成一项秘密协议， 根据协议，青岛将无限期地继续成为美国第七舰队的海军基地。……美国正在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1]。这时，美国反共势力日益猖獗，但她仍然积极宣传和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使那些具有正义感的美国军界人士如史迪威、卡尔逊等，更加倾心于人民革命。抗战期间，史迪威曾任中印缅战区的美国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部参谋长及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史沫特莱在武汉、重庆等地曾和史迪威多次交谈，向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情况，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有所了解。史迪威后来与蒋介石发生矛盾，被调回美国了。1946年，史沫特莱和杨刚采访他，进一步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使史迪威深受感动。不久，史迪威在致史沫特莱的信中曾激动地写道：“我真想跑到中国东北去，背一根枪和朱德一起跟那些下流种子作战。”[2] 卡尔逊曾任美国海军陆战部队准将，自己承认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冒险家。自他与八路军接触后，又经史沫特莱反复对他说明这支军队及其领袖们所拥有的历史正义性，使他改变了态度。他到中国解放区旅行后，著有《中国军队》、《中国的双星》等书，真实地介绍了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根本不同的情况，从而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不少英美人士因为史沫特莱的宣传，才要求去了解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的正义的根源。杨刚曾赞扬说，史沫特莱是“天才的、强有力的人民的宣传家。”“她把中国人民正义的战斗变成美国优秀儿女的共同立场，这一项工作是除了美国共产主义者以外，没有任何美国人能够做到的。”[3]

1946年夏天，史沫特莱在萨腊托加——斯普临斯镇附近的雅都庄，寄居朋友家中，从事朱德传记写作。她收到了朱德于1946年7月1日写给她的信以及有关朱德生平经历的资料，心里非常高兴。她停止一切社会活动，专心致志从事写作。这时，印度即将宣布独立，印度政府聘请她作为顾问到印度去。早在她为支持印度的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时，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曾说过等印度独立后欢迎她去印度。现在她果然接到了邀请书，心情非常激动。但是她为了写好朱德传记一书，决心不去印度，全力从事写作。尽管遭到美国反动势力的严重打击，但她毫不气馁，排除万难，去研究中国历史，为写好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倾注了全部精力。1949年2月，美国当局突然以“苏联间谍”的罪名诬陷史沫特莱，使她成为轰动一时的报纸头条新闻人物。美国陆军情报机关诬指她为“左尔格”事件[1] 间谍组织中一员。 面对这种诬蔑，她勇敢地站起来，同美国政府作坚决斗争，最后迫使美国陆军当局宣布撤销对她的诬陷。美国陆军当局的撤销声明，故意在报纸上用极小的地位刊载，因此，在一个时期内，对她的诬蔑一时洗刷不清。随着美国的反共政策而起的是疯狂的麦卡锡主义，美国的一些进步的亚洲问题专家先后被它所吞噬。史沫特莱恰好处于这般“反共旋风”的中心，处境之苦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她的《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和出版都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这时，曾出版过她写的《中国战歌》一书的一家美国第一流的出版社就同她商量，要她在《伟大的道路》的结尾加上诬蔑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史沫特莱立刻拒绝了出版的要求，所以这部书不可能在美国出版。

1949年夏初，印度总理尼赫鲁应邀来美国访问。史沫特莱早年曾同尼赫鲁见过面，有文字之交。这次她听说尼赫鲁访问美国，便写了一封信给印度驻美国大使馆转交尼赫鲁。可是她一连发出的两封信，都如石沉大海。她不知道尼赫鲁是否愿意会见她。不几天，尼赫鲁从华盛顿来到了纽约，一位记者告诉她：原来她的信件被美国“特护”人员扣留，尼赫鲁根本没收到她的信。尼赫鲁并且表示他很想会见史沫特莱，希望能和她谈谈中国的情况，托付那位记者请史沫特莱当晚打电话给他。可是，当她挂电话过去时却又受到美国“特护”人员的干扰。后来，她不顾特务的阻挠，以记者身份直闯宾馆，终于和尼赫鲁会见。会见中，史沫特莱就她所知道的关于中国的情况详尽地告诉了尼赫鲁。最后说，她希望尼赫鲁能亲自到中国去了解中国现在的情况，尼赫鲁表示说：“我目前恐怕不到中国去，若是我不能去，我一定会派专人到中国去研究中国问题的。”[2]

1949年10月初，史沫特莱在纽约从广播里收听到新的中国政府成立的消息，心情激动万分，立刻给朱德写一封长信，诉述自己在美国的不幸遭遇，表示了她重返中国的强烈愿望。由于当时的美国不可能给她来中国的护照，史沫特莱便决定取道欧洲来华。就在这一年的深秋，史沫特莱携着尚未完成 的《伟大的道路》手稿，悄悄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英国伦敦，寄居在老友希尔达家，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修订工作。她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经常出席伦敦中国学生会举办的各种活动。史沫特莱在英中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充满激情地介绍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英雄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缔造新中国过程中创造的史诗般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全体听众。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她提议为在解放事业中献出了生命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好儿女肃立致哀。

史沫特莱在一次宴会上对一位中国朋友说：“你是我们中间唯一的中国朋友，你真是幸运。……倘若有一天我终竟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1] 但是，病魔过早地夺去她那宝贵的生命。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患胃癌，不幸逝世于英国牛津肿瘤医院，终年60岁。她留下遗嘱，要把骨灰埋在中国土地上，遗物交给朱德处理。1951年5月6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史沫特莱墓前的大理石碑上，镌刻着朱德亲笔书写的金色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史沫特莱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字数：16182注释

[1] 《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页。

[2] 《史沫特莱文集》第3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33页。

[1] 维云即维云德拉纳什·乔托巴底亚亚的简称。

[1] 《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第9页。

[1] 《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第77页。

[1] 《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第154页。

[1] 《史沫特莱文集》第3卷《序曲》第4页。

[2] 马海德：《一个历史所成就，而又造就了历史的女性》，1984年10月10日在武汉召开的史沫特莱在中国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敬礼，三S》第5页。

[3] 《史沫特莱文集》第4卷《自序》第3页。

[1] 路易·艾黎：《在中国的三个美国人》。

[2] 林可胜( 英文名：Robert，K.S.Lim)，1897年出生于新加坡华侨名医家庭，祖籍福建澄海。191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连续获得医学内科和医学外科学士学位，并留在该校任讲师。 1920年和1924年，又分别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25年应聘回国，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兼系主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毅然投身抗日战争洪流。他把子女安顿在新加坡，只身回到武汉，组织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后在贵阳图云关设救护总站，先后派出一百多个救护队分赴各地区，对救治战伤、减少死亡作出重大贡献。1942至1944年，随远征军赴缅甸，任史迪威的军医总监。抗战胜利后任国防医院院长。1948年，蒋介石拟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但他坚辞不就；1949年去美国，在大学任教和指导医学科学研究。1969年，因患食道癌逝世于牙买加的金斯敦。

[1] 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32、236、231页。

[2] 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32、236、231页。

[3] 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32、236、231页。

[1] 《赖传珠日记·1938年11月10日》，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2] 《赖传珠日记·1939年2月23日》，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3] 桑木：《史沫特莱在皖南》，上海《文化与生活》1985年第1期。

[1] 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第309页。

[2] 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第326页。

[3] 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第357页。

[1] 以上引文参见孙东海、徐应洪：《史沫特莱访问鄂北、鄂中抗日前线》，《湖北新闻史料》汇编1985年第2辑。

[1] 《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第346、347—349页。

[2] 《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第346、347—349页。

[1] 《史沫特莱文集·出版前言》第1卷，第7页。

[1] 《史沫特莱文集》第3卷，第522页。

[2] 杨刚：《悼念史沫特莱》，《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

[3] 《杨刚文集》，第137页。

[1] 左尔格是德国人，曾在德国驻日本大使馆任职，太平洋战争开始前，他和另一个日本人尾琦秀实被指为苏联间谍而判处死刑。

[2] 《史沫特莱文集》第3卷，第543页。

[1] 《史沫特莱文集》第3卷中译文本校营《序言》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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