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诺尔曼·白求恩（Dr.Norman Bethune），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38年来中国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1939年在抗日前线以身殉职，终年50岁。 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热忱，精益求精，对同志极端热情。毛泽东称赞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

1899年3月3日，诺尔曼·白求恩诞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父亲马尔科姆·尼柯尔逊·白求恩是一个牧师，母亲伊丽莎白·安·吉德温是一个美国家俱师的女儿。他们共养育了三个孩子。白求恩祖父是当地一个著名医生，给白求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选择从医的职业就是受祖父影响的结果。

白求恩小时候性格倔强，充满了好奇心，人小富有主见。七岁时，他跟着妈妈出去买东西，转眼间不见了。后来警察把他送回家。在大人焦灼的目光下，他笑嘻嘻地说：“迷路真好玩。”原来，他是为了“尝尝迷路的味道”而故意走失的。后来，他冒险爬山，摔断了腿；可是，腿好了后他照样去爬山。他想像父亲那横渡乔治亚海湾，但他的游泳技能差，差一点淹死。被淹的第二年他学会了长距离游泳。达尔文的进化论使白求恩入迷，却使信教的母亲深深不安。她把宗教的书籍偷偷夹在儿子的教科书里，想借此抵消那亵渎上帝的《物种起源论》。而白求恩却用一个小小的玩笑作为回答：他把《物种起源论》悄悄放到妈妈的枕头底下。

白求恩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无忧无虑的。他从公塞·凯采私立学校和俄昂峡高级中学毕业后，进入多伦多大学学习，专攻生物学。尽管家里生活还算富裕，但要供一个大学生，高昂、繁杂的费用仍是一个沉重负担。后来弟弟也进入了大学攻读，家庭经济状况就愈加拮据。为了凑足学费，他送过报，在大学食堂当过侍者，后来又到“五大湖”轮船上当过一夏天锅炉工，还在温莎当过一阵新闻记者。1911年，白求恩21岁的时候，不得不暂时中断学习，到安大略省北部林区去挣钱。那里有个“边疆学院”，为波兰、德国、俄国的移民补习英语和文化知识：他白天同伐木工人一起劳动，晚上教书，同工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后来，他很为自己有这样一段生活而骄傲，常说：“幸亏我没有钱，才结识了他们。”白求恩这一时期的经历，使他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对劳动人民增进了了解，也丰富了他的阅历。

1915年，白求恩再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了。正当他潜心攻读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年轻的白求恩还看不透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他只感到新鲜、刺激，所以，当政府征兵时，他踊跃参加，是多伦多市第十个报告者。他被分到加拿大皇家陆军第一师战地医疗队，担任担架员，越过大西洋随军东进，转战英国、法国、比利时，在易普尔被一颗榴霰弹炸断了左小腿。在法国、英国的医院里治疗了六个月，伤愈回国，进多伦多大学继续求学。

1917年，白求恩再次应征入伍，参加了加拿大皇家海军，在一艘“飞马号”军舰上当副医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6个月，他被调到加拿大皇家空军担任同样职务。1918年，战争结束，白求恩在英退役。这时，他已经28岁，战争使他荒废了学业，他决心以加倍的努力补偿回来。他带着不多的一点军饷来到伦敦，开始了学业上的求索。五年里，他先后在四个英国医院里实习外科，跑遍西欧六国，不管走到哪里，他的宿舍里总是堆满了真的骨骼和石膏做成的心、肺模型。他自己说“象个血淋淋的肉铺子”。当时，白求恩的精力十分充沛，也象个刚刚走出沙漠，渴得要发疯的流浪者，拼命地吸吮着知识的玉液琼浆。他不仅进修外科，还研究文学、作诗、绘画、雕刻、统计，涉猎很广。

1923年1月，他在英国爱丁堡参加了皇家外科学会会员的考试。2月3日即被入选，成为这个很有名望的学会的一分子。就在这儿，他结识了爱丁堡一位有名的法庭会计的独养女儿——弗朗希丝·坎贝尔·彭尼。她温柔、羞怯，对生活还存有种种浪漫的幻想。白求恩却是举止豪迈，豁达坦率，对事业有一种执著的追求。两个人在性情上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互相钟情。这一年的8月23日，22岁的弗朗希丝成了白求恩的妻子。

婚后，白求恩和妻子去巴黎、维也纳、柏林度蜜月。在此期间，他仍不放弃探求新知的机会，观摩了欧洲著名的外科医生的手术。此后，他还先后去过意大利和瑞士。白求恩想找个工作。但战后的欧洲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他失望了，只好与弗朗希丝一起返回加拿大。

二

故乡并没有给白求恩多少慰藉。加拿大也没有安置他的空位置。1924年冬天，白求恩只好跑到美国密执安州的底特律城，在凯斯街和塞尔登街的拐角处，租了一层小公寓，挂起了祖父的行医招牌，开始了自己一生中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私人行医。

开业行医的一年中，白求恩的事业并不顺利。这个地区虽然车水马龙，繁华热闹，但他的诊所门前却冷冷清清。原因也很简单：阔人嫌他的诊所鄙 陋，怕失身份；穷人出不起诊费。

不久，白求恩在一家州立医院弄到一个兼职。他的才华被当地一个名医发现。经这位名医推荐、介绍，有钱有势的人开始涌向白求恩诊所，其他医生也效法那位名医，纷纷把外科病人转送给他。白求恩声名大噪，业务兴隆，一扫门可罗雀的冷清局面。许多阔人愿出很高的诊金让他看病。他摆脱了穷窘，他阔绰了，搬到了头等住宅区一所极讲究的住房里，诊所也装潢一新。

1926年9月，X 光片上显示出他的左肺有几块阴影。这证实了他的判断：自己得了肺结核。肺结核在当时几乎还是不治之症。他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在当地医院治疗了几个星期，后来转到家乡的格雷文赫斯特的克里多疗养院。 在这以前，他和妻子离了婚。“我是完了——你还有整整的一生。”他这样劝说苦苦哀求留下来的弗朗希丝。一个月后，即1926年12月16日，他又进入条件更好的纽约州萨拉拿湖特鲁多疗养院继续治疗。次年夏天，他偶然读到一篇文章：《胸结核外科疗法》，产生了研究肺结核的愿望。他采用“人工气胸方法”治病，很快病愈了。这时他决心献身于根除肺结核的工作。回到底特律，白求恩拒绝了同行的挽留，来到赖布鲁克的纽约州立结核医院工作。 两年中，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小白鼠肺压缩细菌实验，进修了细菌学。1928年9月，白求恩来到蒙特利尔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工作。在此期间，他的创造性和献身精神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设计的“气胸器”、“铁的实习医生——牵引器”、“剥离器”等二十多种器械，受到外科医生的欢迎，而其中的“白求恩肋骨剪”直到现在还在制造使用。因此，专门经营医疗器械的毕林父子公司还同他签定了合同，取得了制造和出售他发明的器械的专利权。

他为医院刊物撰写了大量文章，如《为肺结核早期压缩呼吁》、《肺压缩技术员工作纲要》、《一千例胸外科技术中的一些技偏差和诊断错误》等等，介绍新的外科技术和他的研究成果。他发明的为了在肺和胸部诱起粘连的“白求恩镍粉法”，象那标新立异的“蛆虫疗法”，更是引起人们惊叹！

然而，更可贵的是他那为了医学、为了病人奋不顾身的精神。任何病人身上的试验他都愿意先用在自己身上。为了使一个重病人得到一点人世间的温暖，他不怕传染吻了他。为了证明一个死因不明的病人肺里的奇怪东西是不是结核菌，在化验和给兔子注射都得不到结果的情况下，他往自己的耳朵上抹了一点，把大家吓坏了。几天后，他兴冲冲地宣布：“屁事没有！不是结核菌。”

1933年春天，他到美国最大的医院之一底特律赫曼·济费医院任代理外科主任，同时还在诺维尔的麦拨利医院和美国退伍军人会医院兼职。

这一年，白求恩与弗朗希丝“重圆的破镜”第二次破裂了。他们是1929年夏天复婚的。白求恩在事业上非常热情，弗朗希丝却感到他对自己缺乏应有的温存，他们只好分道扬镳。

就个人的成就来说，白求恩实现了从特鲁多疗养院“赦放”出来时立下的誓愿。他的声望越来越高，两次当选为美洲胸外科医生协会的理事，是五人执委之一。他还被聘为联邦政府以及若干州的卫生顾问。但从社会角度来看，却远非如此。他发现，外科疗法使许多被“判处死刑”的人又可以享受到阳光和空气。可是，疗法越进步，医院里接受的肺结核病人就越多。他愤怒了，在报上写文章控诉：“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穷人死亡。这个很简明的事实说明了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关系……在人们身上产生肺结核的情况正在蔓延。让他们继续在这种环境中待下去，那一定会死！”从此，他分出一部分精力钻研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著作，逐步认识到，医疗问题不单单是个技术问题，它同社会有着密切关系。他在蒙特利尔凡尔登郊区设立了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免费诊所，每星期六中午给付不起医疗费的人看病。他还跑到失业者协会，要求为他们免费治病，表示和他们站在一起。

白求恩的思想面临着一个转折，一次飞跃、升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我已经踏上一条新的道路了。不知道它通向哪里？”苏联之行使他找到了答案。

1935年8月，他参加了在列宁格勒召开的国际生理学大会。他听了巴甫洛夫的一次报告。他到处去问、去看，从胸外科角度搜集了不少材料。他从这里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白求恩回到加拿大后，毫不顾忌地称赞苏联的社会主义，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这一年的11月，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三

白求恩在讨论会上，在报刊上，在一切可以宣传的场合，呼吁和呐喊： “我们必须把医学看做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它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的经济基础，在加拿大的这个经济基础，叫做资本主义，它的根基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竞争和私人利润上面的。但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正经历着一次经济危机——一种致命的、需要全身医疗的疾病。”他指出：“保护人民健康的最好方式就是改变产生不健康的状况的经济制度，以及消灭愚昧、贫穷和失业。”他痛心疾首地强调：“在现代医学界里，我们宁肯少来几个内外科名医，而需要多来一些有远见的、在社会问题上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他无限深情地说：“让我们不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说：‘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他请求同行：“不要多说那些有趣的病例，而经常讨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医学和国家的关系，医务对人民的责任，以及我们生活中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铸模。让我们承认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我们精确含义上的技术和科学问题。”

1936年7月，白求恩为了实现自己那个“医疗社会化”的计划，在蒙特利尔组织了一个保障人民健康委员会，这是加拿大医务人员发起的第一个促进医疗社会化的团体。他自任委员会书记，亲自签发了“宣言”，声明其宗旨是使最需要医疗的人得到适当的照顾。这显示了白求恩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就在白求恩热心于自己的医疗社会化计划的时候，1936年7月19日，马德里电台播出了政变消息，叛军佛朗哥在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军事政权支持下，进攻马德里了。人民奋起还击！以苏联为首的60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和爱好和平的人士奔赴西班牙，拿起武器，同西班牙人民一起，保卫马德里，保卫西班牙人民阵线政权，保卫人类的自由和尊严！

加拿大的进步人士也成立了支援西班牙民主委员会，1200名加拿大儿女组成“麦克泊泊”营，开赴西班牙前线。设在多伦多的委员会又组织了一个医疗队，人员基本定了，就是缺一个队长。委员会考虑再三，选中了白求恩。 不过，接到支援西班牙委员会的电话，他并没有马上答应。他要考虑一下。 这里还有许多事情，他心爱的胸外科专业刚刚起步，他还有宏伟的计划，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去探索；蒙特利尔保障人民健康委员会的工作刚刚开始，社会保健宣言书正在付印，一系列组织工作等待他拿出计划。此外，有一个女人追求他。他已经46岁了，如果动身去西班牙，这一切自然都得推后。

最后，他还是决定接受支援西班牙委员会的建议，就任医疗队的队长。 他在日记中写道：“时代强迫着我们做残酷而且不能挽回的决定。”他对人们说：“疯狂传播得太快了。他们在德国、在日本、现在在西班牙都已经动手了。 他们正到处公开地活动起来。如果我们不乘着我们还能制止他们的时候在西班牙制止他们，他们将来就要把全世界变成一座屠宰场。”他料理了一切有关事情，立下了遗嘱，告别了亲人，整装待发。

四

1936年10月24日，白求恩率领加拿大医疗队，登上“英国皇后号”邮船，启程了。11月3日，白求恩一行到达了正遭受敌人猛烈轰炸的马德里。

白求恩不顾个人的安危，同马德里人民站在一起。他经过在前线调查研究，主张建立流动输血站，把血直接送往前线，拯救那些因负伤失血过多的生命垂危的战士。他飞抵巴黎购买了器械，跑到伦敦向一位输血专家请教了有关专业问题。他满载而归，带回了一辆运输车和另一个加拿大助手。

使他担心的血源问题却意外地得到圆满解决。马德里的老人、小孩、妇女，听到献血的消息，蜂拥而至，许多人还把发给的营养补助证当场撕掉了。 白求恩很受感动。

这就样，在提出流动输血站建议的第42天，流动输血站就开始活跃在前线。鲜血救活了一个又一个濒临死亡的受伤战士，人们欢呼：“输血万岁！”从这天起，在马德里、亚拉玛、马拉加、瓜达拉加拉、巴塞罗那，凡是战斗激烈的地方，都会有白求恩流动输血站出现。

白求恩的这一创举轰动前线，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连国外电台、报纸也争相报道。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国双方都采用了他的方法。 他的流动输血站被誉为西班牙内战时期军事医学上最伟大的创造。

佛朗哥攻不下马德里，改变了战略，先进攻马拉加等沿海城市，企图切断人民阵线同外界的联系。1937年2月10日，白求恩在前往马拉加前线的路上，得知马拉加已经沦陷，再往前走已经失去了意义。这一路，他遇到了四万难民，他和他的输血站于是开始了运送难民的工作，帮助那些无法继续前进的人向阿尔梅里亚转移。一连四天四夜，白求恩时而扶老携幼伺大家一起赶路，时而帮助返回的车辆挑选一批新难民。然而，敌人罪恶的炸弹也投向了阿尔梅里亚。对于法西斯这种蓄意轰炸难民的行为，白求恩终生难忘。 他在给弗朗希丝的信中说，“西班牙是我心上的一个伤疤”。这就使他更加认清了自己的责任：不消灭法西斯，人民没有安全可言。回到巴伦西亚，他把 书记改写成：《马拉加——阿尔梅里亚公路上的罪证》，用英、西文铅印成册，控诉法西斯，激发人民更加无畏地投入战斗。

可是，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人民阵线的阵地逐渐缩小。白求恩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将会前功尽弃。西班牙人民需要的不仅仅是血，更需要武器。他接受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建议，准备回北美洲去讲演和募捐。 临行之前，他从巴黎请了一个摄影师，拍了部电影：《西班牙的心脏》，以备讲演时使用。

1937年6月18日，白求恩回到蒙特利尔时，受到几千人的欢迎。两天后，他在皇山竞技场发表了第一次演说，所众达15000人。他说：“我是一个医生，一个外科医生。我不是一个政客。但是，我到西班牙去，却是因为政客们出卖了西班牙，并且企图使我们大家也都陷入他们出卖的阴谋。政客们用不同的声调和不同程度的虚伪裁决了民主西班牙必须死亡。而我一直相信，现在更坚决地相信，民主西班牙必须生存！”两天后，他来到多伦多。从这里开始，他用四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加拿大和美国各地，讲演，座谈，放映《西班牙的心脏》。效果是明显的，许多人觉醒了，许多人慷慨解囊，许多人奔往西班牙前线。他走到哪里，便在哪里掀起一股热浪。

就在白求恩四处奔波的时候，1937年7月7日，中国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法西斯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他的关注，这是又一个西班牙！他在讲演中增添了有关中国的新内容。看到平型关战斗胜利的消息，他高兴得大叫大喊：“他们堵住了！”读过斯诺《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红军在长征》和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后，他对中国发生的革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觉得他的心开始向远东转移。这时他也看到，西班牙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援助，而对中国的援助仅仅刚抬起脚，第一步还没跨出去。最后他决定了：到中国去！他说：“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起来加以反抗。我拒绝以默认和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而无厌的人向其他的人们发动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最迫切需要去的地方，那是我能够更有用的地方。”

他找到加拿大共产党负责人，请求带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去。加拿大共产党刚刚援助了西班牙，没有更多的经费。他们和美国共产党联系，美国共产党同意拿出一部分钱，医疗队就作为两党派遣。白求恩又和刚在美国成立不久的援华委员会取得联系，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还募捐了一部分款项。 到11月，他开始物色人员和购买医药器械。几经反复，人员定了，共两个：一个是美国外科医生帕尔森斯，另一位是加拿大女护士琼·尤恩。后者几年前在中国山东工作过。他们还购买了价值五千美元的医药器械，他把这当作他们“作战”的“武器弹药”。

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等登上“亚洲皇后号”邮船，迎着太平洋的风浪，开始前往中国的历程。

五

“亚洲皇后号”邮船航行了13个昼夜，驶到了它的目的地——香港。白求恩等在香港停留了三天，经过和史沫特莱电报联系，乘飞机来到当时国民党的临时首都武汉。

在机场，他们受到史沫特莱和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的欢迎。白求恩急于奔赴前线，在美国主教鲁茨家里住下后，便前往八路军办事处联系。

周恩来接待了白求恩，并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抗战形势，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和八路军深入敌后，发动民众，英勇抗战的情况；还讲了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最后，建议他先在后方参观一些医疗机关，尔后去延安。

白求恩急于动身，并且要求直赴抗日前线。周恩来还是希望他们先去延安，说那里有边区医院，有卫生学校，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到了那里也许更能施展他的才能。再说，日军正从华北向南推进，若从武汉直接上前线，有诸多危险，不好安排。

但是，白求恩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周恩来只好表示，联系联系再说。 此后有一天，周恩来到鲁茨家里看望白求恩和其他两个队员。白求恩重申他的要求。由于考虑到安全等许多因素，安排一个外国医疗队应特别慎重，因此，周恩来当时只能对白求恩说：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然而对于去向问题，医疗队内部意见也不一致。白求恩认为自己的任务十分明确，那就是帮助在前线抗日的八路军。而帕尔森斯则认为，他是到中国帮助军队的，既然武汉有伤兵，敌机又常来轰炸，留在武汉是理所当然的。 就在白求恩拒绝了国民党的挽留、急切要求奔赴抗日前线的时候，帕尔森斯却接受了国民党的安排。

白求恩在等待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期间，曾到江北一家医院工作过，到一座国民党陆军医院去看了看，还会见了前来武汉办事处的八路军卫生部长姜齐贤。听了姜齐贤关于八路军医疗卫生情况的介绍后，他了解到前方药品不足，器材短缺，便决心再补充一些药品器械，带往前线。

到武汉将近一个月了。等得心急火燎的白求恩，终于盼来了可以北上的通知，要他们先到设在临汾的八路军总部前线卫生部报到。周恩来特意派警卫员护送他们。白求恩对此很感动，很高兴。可是使他气愤的是，帕尔森斯竟然挥霍了他们带来的经费——寄托着大洋彼岸千百万人希望的捐款。白求恩给美国援华委员会拍了电报，报告了帕尔森斯的怯懦和不道德行为，请求他们再汇一笔钱，并且再派人到中国来。

他还说服了一个武汉公理化教会医院工作的加拿大青年医生，尽管他不能同他们一起出发，也只答应工作三个月，但就他们的队伍来说，仍然是三个人，不多不少。

2月13日，白求恩、尤恩，还有护送的警卫员，一起出发了。这时，敌人已经占领了离郑州不足百里的新乡市，局势更加恶化了。发车才13个小时，他就闻到了火药味，前面车站刚刚遭到敌机轰炸，正在抢修。六七个小时后，他们才能继续赶路。经郑州折向西行时，车上的旅客明显减少。当他们从风陵渡过黄河，北去的客车已经取消——敌人正沿同蒲路向潼关进犯。他们总算搭上了一列货车到达临汾。

好不容易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临汾，白求恩正想松一口气，得知八路军总部和设在临汾的兵站已经转移，敌人已经离这儿不远。几小时之后，这个小城就可能陷落。他们只好把东西搬到一列即将南行的货车上，准备由原路折回潼关，再作打算。

夜里三点钟，他被冻醒了，发现他乘坐的那节车皮被甩在离临汾25英里的一个叫膏腴的小站上。此时，南行的列车已经不会再有，回返的希望完全断绝。他们象一条条被风浪抛上岸的鲸鱼，进不能，退不得。而敌人，却在步步逼近。

天亮以后，敌人的飞机又开始轰炸，车站上有的群众受了伤。正当白求恩为受伤者包扎时，被八路军临汾兵站民运科李科长一把拉住了。原来，总部撤离临汾前曾关照过部队，说有一个外国医疗队正在途中，要大家发现后负责护送。李科长这天正在车站上组织人力搬运丢在车上的大米，看到这两个正在为群众包扎伤口的外国人，猜想肯定是总部关照过的外国医疗队，便主动上前接头了。

白求恩终于找到自己的同志了。他喜出望外，顿时产生了一种游子归家的感觉。李科长耐心地向他解释，前线是去不成了，已不存在什么“前线”。 八路军已插入敌后。要护送他们两个人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敌后去也很困难，况且还有那么多东西呢？白求恩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表示听从李科长的安排。

李科长动员了42辆大车，装上白求恩带来的医药器械和遗弃在车站上的大米，急急忙忙出发了。

路上有一件事给白求恩的印象很深。那是他们刚出发不久，敌机发现了这支队伍，开始俯冲投弹。结果，4人受伤，15头骡子炸死，12头骡子炸伤，车辆损坏了一半。李科长立刻付现款给赶车的，赔偿所有炸死的骡子，白求恩发现这是八路军良好的纪律：从人民的那里无论取什么东西都要给钱。

他们和敌人一前一后争相向前赶。白求恩在日记中多次写道：“我们听说日军正在迅速地从临汾沿着铁路推进，我们现在成了后卫队的后卫了。”“我们离开绛州的时候，听说日军离那儿只有二十五里，他们的骑兵离得更近。”“我们与追随在后面的日军之间没有一点阻拦。这实在使人毛骨悚然!”“听说日军离这儿只有十里了。我听说日军在我们离开河津一天以后就到了那儿。 我们算是赶在他们的前面走了。”……就这样，他们渡汾河，过绛州，宿稷山，到河津，在禹门口渡过冰块撞击的黄河。渡河入陕的第二天，他又冒着对岸日军的炮火，和大家一起搬运东西，然后到韩城。一路上，白求恩吃小米，睡土炕，钻山洞，跋山，涉水，步行，顶风冒雨，千辛万苦，但始终精神饱满，兴致勃勃。

在韩城住了七天，等待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来的汽车。这期间，白求恩在一个军队后方医院里工作了几天，使得那个医院的外科主任和全体看护员都想跟他到延安去。

3月19日，汽车到了。两天后，他们来到西安。在这儿，他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又见到了史沫特莱。他们正为他的杳无音讯而担心，因为“白求恩被日军俘虏”的消息已经开始传播。他们请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浴室去。 白求恩在日记中写道：“一个热水澡的难以形容的愉快——这是我一个月来第 一次洗澡！”[1]

六

3月底，白求恩到达延安，受到八路军卫生部长姜齐贤和国际友人马海德等的欢迎。一两天后，毛泽东接见了他和尤恩，进行了通宵达旦的谈话。毛泽东对世界事物的广泛了解、精辟见解和他那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给白求恩的印象很深。谈话之后，白求恩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2]

白求恩到延安就忙起来：参观边区政府机关、医院、学校，给东北干训团和抗大的学员作报告，为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检查身体，在边区医院动手术，还在延安的墙上留下了一幅宣传画。他说：“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她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到哪里去的。……医院的设备虽然简陋，但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的医疗制度！”[3]

延安有他干不完的工作，有他施展才能的舞台，有他留恋的新事物，他打心底里爱上了延安。但是，他还要走——到前线去，“军医的岗位是在前线！”他这样宣传。可是，对他的要求迟迟没有答复，因为领导和各界人士意见不一。有人说：“这里需要他。”有人说：“敌后太艰苦，他吃不消。”也有人强调：“把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专家送往前线，部队很难照顾好。”总之，越研究越复杂，一时难以决定。白求恩等得颇不耐烦。一次，他又听到“照顾”之类的意见，勃然大怒，抄起一把圈椅向窗户砸去，“乒”的一声，椅子破窗而出，落在院子里。只听他大声嚷道：“我不是为享受而来的！需要照顾的是伤员，而不是我！”复杂的问题一下子简单了，他的要求很快得到批准。 事后，白求恩说：“我可以向大家道歉。但是，你们也应该向那些残废的同志道歉。”

4月20日，他派尤恩去西安取X 光机和医疗器材，八天过去了，东西到了，人却还没回来。他急了，连发两封电报催促。又过了两天，还不见踪影。他实在等不下去了，便带上刚赶来不久的理查·布朗——那位武汉公理化教会医院的青年医生，在姜齐贤的陪同下，上路了。他留话说：让尤恩随后赶上。实际上尤恩始终没赶上，尤恩在岚县一二〇师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8月就随一支医疗队到新四军去了。

他们乘“道奇”牌卡车离开延安，经过延川、清涧，到绥德后改为骑马，继续向北行进。沿路他还负有视察八路军卫生单位的任务，所以，几天后，他们在黄河边上的神木县贺家川医院停了下来。这是白求恩接触到的八路军的第一个前方医院。这里医药器械的缺乏使他吃惊。他在后来写给毛泽东的工作报告里一口气列举了75个“没有”，即使有的东西也是可怜的一点点，而这个医院却要承担175个伤病员的治疗任务。照西方的标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到贺家川医院的当天下午，白求恩匆匆忙忙吃了点饭，就到病房检查伤员去了，一直忙到很晚。第二天动手术，他每做完一个伤员，就赠送一件连夜翻找出的衣服：上肢伤的送一件下衣，下肢伤的送一件上衣；有的手术后还没醒过来，他就帮助穿上。大家劝他留着自己穿，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给八路军伤员动手术，作个纪念吧！”

几天后，白求恩一行由贺家川附近东渡黄河。黄河水流湍急，过河时，白求恩怕船上的药品器械不安全，舍弃了为他准备的那条船，而同运输队的同志坐在一起，双手扶着装载药品的箱子，以防颠簸翻倒。大家劝他，这船装的东西太多，危险！他不听，扶着药箱，一直渡到东岸。

5月6日初，白求恩巡视了兴县医院以后，来到岚县。一二〇师就驻扎在这里，贺龙看望了他。他到医院视察，提建议，动手术，日程排得满满的；还抽空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干部检查了身体。有一件事，很能说明白求恩的认真精神。他在为战地服务团检查身体时，发现一个女干部的身体不适于再到前线工作，便建议让她留在后方休养。可是，当天晚上，这个女同志却跟着服务团开拔了。白求恩半夜得知这个情况，一定要马上去找贺龙汇报，以便把这个女同志追回来。别人说，明天再找也不迟。可他等不得，硬把贺龙叫醒了，并且一直等到看着派人去追才离开。白求恩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表现在各个方面，连放茶杯盖时口要向上，他都考虑到了，并要大家养成习惯，他说，这样不致沾染细菌。

在岚县，白求恩向毛泽东写了第一个工作报告，详细汇报了贺家川医院 的情况，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建议。最后，他说：“我在此间不胜愉快，且深感我们应以英勇的中国同志为其美丽的国家而与野兽搏斗的伟大精神，来解放亚洲。”

视察任务完成了。在部队护送下，白求恩穿过同蒲路封锁线，翻过崇山峻岭，直赴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山。

七

1938年6月17日下午，白求恩到达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在这里，他受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卫生部长叶青山等的欢迎。聂荣臻聘请他担任军区卫生顾问。

他听说军区卫生部和后方医院驻在60里外的河北村，当天就要赶赴他的战斗岗位。他把大家劝他休整几天的话用一句玩笑驳回：“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便起床上路了。一到河北村，白求恩就问：“伤员呢？”当他听说伤员分散在老乡家里时，转身就要去看望。有人拉住他，说：马上就开饭了。他犹豫了一下，问：“马上？！多少时间？”“20分钟！”他摇摇头，还是走了。

第一周，他检查了住在河北村、松岩口、河西村三个村庄的521名伤病员。此后，连续四周动手术，做了147次。

夜深了，白求恩的住房里还亮着灯光。他要听取各科医生、护士的汇报，了解每个伤病员的情况；他要为明天的讲课准备教案；他要制订一些必要的条令、条例，例如《松岩口医院遇敌机空袭时应遵守的纪律条例》等；他要向加拿大共产党、美国援华委员会报告工作，请求给予新的援助……。有时，他屋里的灯光也会移到外面，那是他提着自己带来的汽灯去查病房。他安慰伤员，进行复诊，盖被子，端水，甚至倒屎倒尿。在他的眼里，不存在大专家和小护理（员）的界限，只要是病人需要的，他都乐于去做。查完病房回来，他的屋里常常又会响起“咔哒、咔哒”的打字声。他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深夜的打字声就是他与时间赛跑的匆匆脚步。

一切卫生医疗方面的事情都在白求恩的考虑之内。他看到伤病员的饭菜没什么变化，就找到管理员，让他调查伤病员的情况，订出具体计划，配合医疗，搞好伙食。他看到医院缺乏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治愈率低，“床”压时间长，就满腔热情地帮助建立。而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医院的条件。到达晋察冀后，他在贺家川医院就产生的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 贺家川医院的简陋是出乎他意料的，而这儿的后方医院也是如此。伤员有的住在群众家的土炕上，有的住在古庙里用门板搭起的通铺上；没有正规的手术室，没有一套完整的手术器械，更不用说X 光机和显微镜了；纱布、绷带用过了洗一洗，消消毒，还得再用；刀子、钳子、镊子等一般的外科器械大多是自制的；……他不相信一个堂堂的军区后方医院就只是这些“家当”，以至刚来时还发生了一场误会。那是他让院长带自己去看看手术室。看过那些设备器械后，他摇摇头，认为向他隐瞒了什么。直到别人证明确实如此，才打消了他的疑问。白求恩一方面钦佩八路军医务人员在这种条件下创造了奇迹，一方面又为存在的问题、治疗上承受的巨大压力而焦灼。所以，来到不久，他就提出要建立一个正规化的医院，目标是使它“成为八路军的最好医院”。他要把伤病员从老乡家里集中起来，固定床位，分科管理；他要建手术室、洗漱室、消毒房、储藏室、办公室，甚至还要“建筑一浴室”。他想以此为开端，改进医务工作，培训医务人员，树立一个示范性的榜样。

白求恩的动机是高尚的，具体计划也无可厚非。但是，他毕竟对八路军抗日斗争的形式和特点缺乏足够的感受，对晋察冀根据地面临的形势也了解不够。实践——这个伟大的教师，还没有来得及给他补课。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过西班牙战争，但那是阵地战，同这里的情况不一样。军区卫生部的领导同志看到他那个计划后，颇为踌躇。起初，他们婉转地告诉他目前的困难，白求恩说：“困难，困难，我们这么大个军区，没有一所正规的医院，简直难以想象！”他们向他解释，这里是无所谓前方后方的，敌人随时可能来，我们随时准备走。他不相信：“四周都是一两千米的大山，既没公路，又没铁路，日本强盗未必来得了！”

说服他是困难的。再说，他的计划也有可取之处。卫生部党委经过慎重研究，请示军区领导后，决定尽力支持他，开始先搞得小点、好点。军区也派了人到平津一带敌占城市采购必要的器材和医药用品。

7月5日，根据白求恩拟定的计划，模范医院——实际上是“模范病室”，在松岩口的古庙里动工了。白求恩兴致勃勃，指导铁匠打托马式夹板，或锡匠一起打探针、镊子、钳子，有时又出现了在木工身边。当别人称赞他什么都懂时，他笑着说：“一个战地外科医生，同时应该是一个好的木匠、铁匠、缝纫和理发匠。”

白求恩更忙了，更加不注意休息。聂荣臻不得不干预。8月11日，毛泽东也打来电报，指示军区每月发给他100元津贴。白求恩既拒绝了聂荣臻的劝告，也拒绝了100元津贴。第二天，他复电毛泽东，说：“我谢绝每月百元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一切均已供给。”一个月后，他在给聂荣臻的信中进一步申明：“在其他大夫每月只拿一元，而司令员自己每月只拿五元这样一笔‘巨’款的时候，如果认为我能接受每月100元的津贴，是不可思议的。”他解释说：“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能和这样一些以共产主义方式生活的同志们工作在一起，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他们的共产主义既简单，又深刻，象叩诊锤敲击膝关节引起抖动一样自然，象肺呼吸一样用不着思索，象心脏跳动一样出于自动。”[1]

9月15日，模范医院竣工了。在隆重的落成典礼上，白求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由他做了战地救护、伤员分类和手术示范表演。锦旗上的题词分别是：“白求恩，我们的同志！”“白求恩，我们的战友！”白求恩，我们的榜样！”

八

正当大家还沉浸在模范医院落成的喜悦中，敌人调集了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共五万多人，对我晋察冀根据地开始秋季“大扫荡”。其中，以步、骑、炮兵两万三千人，配合空军和机械化部队，进攻我军区腹地五台山地区。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向河北省平山县转移。白求恩随着最后一批伤员，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松岩口。

随后六天，他们爬山越岭，与敌人周旋。走到哪里，救站就设在哪里，先后医治了142个伤员，手术105次。使白求恩感受最深的是，在敌人的进攻面前，边区军民镇定自若，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0月18日，当他赶到平山县洪子店村时，那里的战斗已经结束了。白求恩为没能参加这场战斗而遗憾。当晚，他完成手术后，应邀参加了县委召开的一次干部会。会上的热烈气氛、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必胜信念，使他受到强烈感染。他同大家一起引吭高歌。

10月底，白求恩回到平山秋卜洞、花墓、车前岭等地，看到模范医院还 保留着过去的一套章程，很高兴，他的心血没有白费。听说模范医院的院址被烧毁了，他很痛心。在聂荣臻请他吃饭的时候，他坦率地检查了自己不了解游击战争的特点，也低估了法西斯的残暴。聂荣臻则充分肯定了模范医院在建立制度、制作器械、培训人材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宝贵经验，并向他介绍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概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白求恩感到很有启发。接着，他向司令员提出，要率领一个医疗队到前线去，参加火线救护工作。聂荣臻答应了。

随后，白求恩前往一分区。20日，白求恩就赶往河淅村，黄昏到达，未吃饭就检查了三十多个伤员，动手术至午夜12点。当他听说曲回寺还有一部分伤员时，第二天凌晨4点就起床上路，天亮赶到那里，一个上午检查了一百多伤员，下午动手术直至傍晚。22日，他又是凌晨4点起床，奔赴另一个村庄。这一天，从涞源以北下来了35个伤员，由于路上三天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和处理，伤势有所恶化。白求恩连夜动手术，并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强烈的愤怒”。王震旅长亲自做了处理，当夜还一直在手术室里陪着他。两个人从此结下了友谊。

11月28日深夜，三五九旅将在广灵公路上打一场伏击战。白求恩闻讯，立刻起床。两小时后，即29日凌晨时分，医疗队便出发了。中午也只向老乡要了点开水，吃了一点干粮。当天晚上11点，医疗队终于赶到旅司令部。

第二天，他们在离前线很近的一座小庙里设立于急救站，手术台旁燃起了熊熊的炭火。下午5点，第一批伤员到了。白求恩开始了紧张的手术。战斗打得很激烈，敌机在天上盘旋、投弹，把小库的一堵后墙也震塌了。白求恩不为所动，一直工作不停。手术一个，又一个；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白求恩接连做了71个手术，坚持了两天两夜，整整40小时！累得他胸部发闷，两耳轰鸣，全身酸痛，嘴唇干裂得渗血，眼里布满了红丝。等到江一真率领医疗队赶来时，他几乎都站不稳了，在旅卫生部，竟靠在土墙上睡着了。

后来，白求恩又到曲回寺后方医院，检查了手术后的伤员。他惊喜地发现：由于战士们负伤后七个小时就得到处理，三分之一没有感染，三分之一轻度感染，三分之一一般感染，只有一人死亡。这个治愈率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战场。时间赢得了生命！他立刻把这个工作结果报告了毛泽东和聂荣臻，并说道：“这是一件空前的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医生 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还感慨地说：“我们总算向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

回到杨家庄后，白求恩总在想如何把这次战场救护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 他提出：“每一个旅都应该有一个象我们这样的、归自己调动的流动医疗队，它是前方部队的急救站和后方医院的桥梁。”为了培训和提高医务人员在前线处理伤员的能力，他决定创办一所特种外科医院，并在医院里举办特种外科实习周。所谓“特种外科”，也就是指游击战中火线救护的一些特定战伤的诊断治疗。

对特种外科医院，白求恩还决定建立一种新的管理机构——院务委员会。 他亲自起草了章程，提出由医生、护士、伤员、驻地群众参加医院管理，院务委员会的委员由选举产生。他曾说过：“毛泽东主席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他提议建立的院务委员会就是一次实践！三个月来，他亲眼看到，医务工作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人民象对待儿女一样关怀伤病员。村村都可以当医院，家家都可以当病房，人人都可以当护士。这是他得出的结论。过去的忧虑是多余的。不！不是把伤病员从群众家里搬出来，而是要更好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医疗的权力还给人民。院务委员会成立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使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那是一个雪花飞舞的夜晚，翻译刚刚给他读完《抗敌三日刊》，一个医生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一个刚送来的伤员股动脉出血了。白求恩急忙跑去，经过初步诊断处理，需要输血！情况很危急，白求恩以自己是O 型——万能输血者为理由，再一次献了300毫升——第一次是在8月22日，为一个截肢伤员输的。白求恩输血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群众要求献血。可是，这里不是西班牙，没有冷藏设备，无法收集血液。还是群众想出了办法，先把献血者的血型化验出来，登记造册，一旦需要，随叫随到。就这样，在院务委员会的领导下，一个“志愿输血队”成立了。白求恩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在连绵起伏的深山里，群众自己动手办起了另一所‘模范医院’，而且做了符合实际的更新。这使我兴奋得都不知该怎么向你转达我的心情。毛泽东同志是那样的信赖他的人民，我现在更加相信，胜利一定属于他和他们。”

1939年1月3日，白求恩的扁桃腺发炎了，但他坚持特种外科实习周按时开课。二十多个分区、旅卫生部长、科长和医生参加了学习。他把大家按卫生员、护士、医生分成三个组，轮流以不同的身份到病房实习。他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每动一次手术，都让大家开十个处方，由他一一修改，然后再对照他开的十个处方，组织学员讨论研究。短短七天，大家在技术操作和理论上都有长足进步，都很满意。唯有白求恩对自己不满意：实习周刚开始时，他断然拒绝三五九旅医务主任潘世征参加。现在，他痛苦的认识到，这太武断了，自己误解了一位好同志。为此，他给王震写了封信，作了检查。 白求恩批评人是毫不留情的，就是对自己，也绝不含糊。他说：“为了真理，为了事业，我不怕把面子丢光！”

九

1938年白求恩得知一二○师在通过封锁线时，医疗器械有很大损失，那里战斗频繁，伤员增多，急须加强救护力量的情况后，主动请求带一个医疗队到冀中去。

1939年春节过后，由18人组成的东征医疗队出发了。2月18日晚到达三分区司令部驻地唐县宋家庄，准备第二天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冲过平汉路封锁线。可是，上午有一个团长来找白求恩，说他的头部在长征路上负过伤，至今还有一块弹片，工作一累就痛，请白大夫帮助治一治。白求恩二话没说，吩咐打开早已捆绑在牲口驮子上的器械，亲自动手术为这位团长取出了弹片。 事后他说：“这样一位老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宝贵财富。我们麻烦点，帮他治好病，让他更好地工作，这很有意义。”就这样，他把休息变成了工作。

医疗队在部队护送下，从清风店附近冲过封锁线，22日到达冀中军区司令部驻地河间县东湾里，见到了吕正操司令员。当晚，吕正操请白求恩吃饭。 他抱怨肉太多，饭太好。“上帝啊，但愿我们尝到一份汉堡牛排夹肉面包。”[1] 他有过这样的欲望。可是，当给他端上一盘牛肉时，他面有愠色，左盘右问，直到弄清并非特意为他准备的时，他才肯吃。他也并不缺乏水果、罐头和糖，指战员们常给他送一些，但他把大部分又送给了伤病员。“他们比我更需要。”他这样解释。小米饭，土豆蘸盐面，这是家常便饭；穿草鞋，着布衣，他安之若素。这样，他还常常不安地说：我过着国王一样的生活！

到冀中后，困惑他的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在山区，我们的伤病员可以在部队掩护和群众支援下，避开敌人。在平原，随时遭遇，跑不了，躲不开，[1] 白求恩1938年5月23日写给加拿大友人的信。 怎么办？——人民，是人民用热爱子弟兵的胸怀把伤病员庇护下来。伤病员穿上了老百姓的服装，同老百姓住在一起，并得到他们的精心照顾，敌人来了，他们“变成”老百姓的儿子、丈夫、亲戚朋友。为了保护他们，人民群众甚至献出了鲜血和生命。有一次，他准备去给伤员作手术时，遇到日军偷袭，是老百姓给敌人故意指错了路，赢得了时间，使他们安全转移。伤员在群众的掩护下也无一损失。白求恩说：“八路军真象海里的游鱼！”“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他们。……。”

白求恩在冀中医院工作了半月左右，就到一二O 师去了。为了便于活动，更有效地开展救护，他把东征医疗队一分为二。在这段工作期间，他发明了一种叫“毕普”的药膏，用来涂在伤口上，一可消毒，防止伤口感染和恶化，二是润滑创面，换药时就不至于疼得伤员吸冷气——这也是他受不了的。他还改进了“换药篮子”，比过去更便于伪装——盖上一块土布就行，更便于携带、使用，走东家串西家换药更方便和省力气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发明的“卢沟桥药驮子”。在冀中，必须随时准备走路。可是，他们的药驮子很伤脑筋，打开费事，装运更费事，有时还损坏药品，甚至延误部队行动。他从群众的粪驮子上受到启发，巧妙地设计了一个“药驮子”：打开，可以当手术台；收起，往马背上一放就可以走；里面的各个抽屉主格可以携带一个手术室、一个包扎室和一个药房的全部必需品，足够施行一百次手术、一百次包扎之用。同志们称赞说：“我们真变成马背上的医院了！”白求恩从刚到晋察冀时要救护汽车，抱怨伤病员的食品“既无牛肉、又无鸡蛋、更无牛乳”，到他在马背上作文章，前后不满一年，他已经走了模范医院——特种外科医院——“马背医院”，这么长的一段路程。

4月23日，白求恩参加了齐会战斗。在这以前，他参加过留韩战斗和大团汀战斗；二十多天以后，他又参加了宋家庄战斗。不过，在这些战斗中，齐会战斗最激烈。激战开始了。白求恩带领医疗队来到齐会东北七里的屯庄，在一个小庙里为伤员作手术。战斗进行三天三夜，白求恩也忙了三天三夜。 在69个小时中，他和医疗队给115名伤员施行手术，打破了广灵伏击战手术40个小时的纪录。这69个小时，炮弹打在庙外的空场上，他没有片刻停顿；同志们要把他换下去休息一下，他没有理会，……整整在手术台边和病房度过了69个小时！

最难令人忘怀的是他对三营徐连长的抢救和护理。徐连长为了抢占桥头阵地，身负重伤，肠子裸露，竟有十个裂隙和穿孔。白求恩精心为他进行了手术；后来，见他呼吸不畅，又亲自为他做了床挡，使他可以仰靠；还亲自给他做流食，并一匙一匙地喂他。白求恩关心伤病员的事迹到处传诵：他为伤病员端屎端尿；他拿出自己的被子给伤病员盖；他动手术不是考虑省事，而是为伤员的今后着想，截肢的想到将来给他装个假腿，手伤的想着多留点肌肉，少切除点，以便将来能够生活自理；他甚至连从伤病员面前走路的姿势也有要求：谦和、亲切，使伤病员感到温暖，不要两眼看天，旁若无人，冷冰冰的。他常常这样问伤病员：“我的孩子，你感到怎么样？”伤病员说一声“好”，他会高兴得象孩子一样笑起来。伤病员无不感动地说：“做白大夫的病人是幸福的！”他真正实践了自己在“模范医院”落成典礼大会上讲过的话：“一个医生、一个看护、一个招呼员的责任是什么？……那责任就是使你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实在说，你们比兄弟、父亲还要亲切些——他们是你的同志。……你不把他们看得重于自己，那么，你就不配从事卫生事业，也简直不配在八路军工作。”

白求恩对病人的深厚感情使他不能忍受这种情况：在冀中后期竟给15个伤员在无麻醉情况下动了手术。伤员紧紧抓住手术台的手像揪住他的心。他头上的汗水比受手术者更多，他喃喃自语：“孩了，好了，很快……。”回到宿舍他筋疲力尽，与其说是由于体力上的消耗，倒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折磨！他暴跳如雷：“我是医生，不是屠夫！”他决心和新西兰传教士荷尔女士一起到平津买药。

就在这时，聂荣臻给白求恩拍来急电，要他速回军区。原来同志们将这事报告了司令员。等他返回平山县蛟潭庄时，适逢召开边区党代表大会，聂荣臻请他列席了会议，并请他发了言。他很高兴，还提议给加拿大共产党发一电报，告诉他们：加拿大共产党的代表在中国抗日前线参加了党代表大会。 会后，他回到冀中。不久——1939年6月底，又返回冀西，结束了历史四个月的东征。

十

白求恩一到边区就致力于培训八路军医务人员。在松岩口的时候，他就经常给医务人员讲课。而且，他创办模范医院的目的，就有培训医务人员的任务。从松岩口撤出后，他走到哪里，课也讲到哪里。那一年年底，他创办的特种外科医院，举办的实习周，目的也很明确。到冀中，尽管工作比过去繁忙，形势比山区危险，他培养医务人员照样毫不懈怠。一年来，他还编著了近二十种教材，如《战地救护须知》、《战伤疗治技术》、《初步疗伤》、《战地外科组织治疗方法草案》、《消毒十三步》等等。看到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他心急如焚，恨不得一夜间让八路军的医务人员赶上他、超过他。这个时期他主要想的是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以便减少伤病员的痛苦，抢救更多的生命。1939年6月底从冀中返回冀西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光靠现有的医务人员不行，必须培养更多的医务人员。20万军队，医院里经常有2500名伤员，一年中发生一千次以上的战斗，而与此相对照的，“却只是很少的中国医科学校毕业的医生、几十名未受过医科学校训练的医生和一个外国人来做这一切工作”[1]，不成比例！他很吃惊！所以，他“下定了决心培养本地区的医生和护士”，并认为“这是任何外国医疗队的主要任务”。他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组织一个（外国）医疗队纵然能做出很多的事情，……但他们一旦移动，而八路军医务人员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而感到极大的困难。所以我以为最好的方法，是外国医疗队不仅只直接运用技术工作，而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任务是帮助训练人材，这样纵然离开，他们自己也能担负起来。”他站得更高了，看得更远了，他又“向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子”！

他向军区提出了创办一所卫生学校的建议：“此地有设立一所完善的医校的必要。”恰好，这时军区领导和卫生部也正酝酿此事，他的建议被采纳了。

作为一个卫生顾问，白求恩的目光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卫生工作上。他建议利用我们的治愈的日军战俘积极开展对敌宣传[2] ；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委员会，撰写文章，拍摄照片，向国内外报刊提供稿件，把解放区正在发生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告诉全世界”，阐述八路军的主张，扩大影响，争取同情和 支持。他身体力行，亲自负责英文组，并且写了《创伤》、《一发未爆炸的炮弹》等文章，拍了许多照片，寄往美国、加拿大发表[1] ；他建议给八路军战士及其家属颁发袖章、徽章、荣誉状等，以鼓励参军，提高士气[2]。总之，凡是于抗日有利的，都在他的“顾问”之内。

7月中旬，军区开始抽调干部，筹建学校，白求恩则忙着编写教材。缺书，是办医校的根本性的困难。白求恩想到，即使有书，其中相当多的内容也未必适应边区的情况。他决心根据自己18个月的工作经验和红军传下来的十年宝贵的经验，写一本新的书，定名为《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

7月溽暑，他在完县神北村的一间草房里，开始编写工作，“咔哒、咔哒”的打字声从早响到晚。实在太疲累了，他便用冷水冲冲头，然后又坐在打字机前。有时已经上床睡觉了，突然又跳下来，点着蜡烛，戴上眼镜，坐下来打几行，或描绘一幅示意图。他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这本书了，就连吃饭也谈论一些与此书有关的问题。有一次，他在右手指生瘭疽，十指连心，一打字就钻心般疼。不得已，他只好让翻译在瘭疽患处切开一个十字口排脓。休息了两天，伤口还没好利落，打字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就这样，白求恩夜以继日，奋战半个月，一本长达14万字，附有119幅插图的书完成了。平均每天要写下数千字，描绘近十幅插图。速度惊人！

书中介绍的方法，都可立即应用：木锯可以作离断刀，丝线可以代替羊肠线，木棍、鞋、秫秸可以当夹板，做麻醉口罩可以代用纱布和硬纸板，这些不见经传的土办法，在他的书里辟一章，郑重其事地加以介绍。从一个医院的组织方案到一根橡皮管的煮沸晾晒，一招一式，一点一滴，他都想到了，写上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仅写了技术、医务，在书中还强调卫生部门必须“直属于师、团的领导和总卫生部”，一个领导人“不管是否懂得技术”，但一定要“懂得军事，特别是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他嘱咐道：“可以借用老百姓的门板或木板作担架，但用毕一定退还”，还强调说：“记住，把手术中取出的弹片、子弹要交给受伤者本人！”白求恩已经注意到把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思想政治工作融汇到医务工作中了。白求恩一生有许多著作，也写过诗、小说，而这部不平常的书，是他最后的一部著作。

办学校缺书，也需要一笔经费，添置一些必要的设备、器材。白求恩深 知边区经济困难，他一再要求国外多汇些钱来，多支援些东西。可是，他写过许多信，打过多次电报，结果只收到200元钱和三封信，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发牢骚说：“国际援华委员会对他们身居前线的代表似乎是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使我对美国的发展情况，钱、物资供应等完全处于无知的状况。”“那个该死的美国的委员会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白求恩决定回国！他认为，“应该努力向国外多募捐些钱来，……设法能每月有1000元美金，供这个医学校使用。除了我亲自出去募款，再没有其他的合适的人或好的办法。因为我在边区工作15个月之久了，了解真正需要的情况。”军区同意了他的计划。

8月16日，他请延安信托委员会打电报给美国援华委员会，把他的路费汇往香港保卫中国同盟会，他将于明年1月初拿这笔款子回国。

十一

白求恩并不急于马上动身。他有个打算：走之前把军区的20所医院迅速检阅一遍。一是可以更全面、准确地了解情况，这也是他回去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二是可以给每所医院一些忠告，解决一些疑难，这样他就可以放心地走了。尽管他只准备回去“逗留三、四个月，明年夏天就回来”，但这半年多也是空白。他已和这儿融为一体了。他宣称：“这儿将是‘我的’生活领域”。 如果不是出现那些始料不及的情况，他本来可能避免再奔波一次的。但是，回去一趟也是值得的。当前，首先需要把巡视搞完。他预定11月结束，然后离开这里。

9月25日，军区卫生巡视团从花盆村出发，前往巡视途中的第一站——三分区于家寨二所。当时，疟疾流行，二所还有不少人患肠炎、痢疾、感冒。 上午，白求恩查病房，动手术；下午，召集医护人员，为大家讲述治疗这四种常见疾病的方法；晚上，伏在老乡的小柜上，就着昏暗跳动的灯光编写防治提纲。

从冀中返回通过封锁线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他硬是为一个患脓胸肿的老乡开了刀；他发现一个玩耍的小孩是豁子嘴，亲自抱回去进行缝合；他见一个老乡左臂肿胀，愁容满面，主动询问，帮他做了治疗。至于老乡们找上门来，他从不推诿，热情相待，精心诊治，常常废寝忘食。“人民——他心目中的上帝！”他的一个朋友这样说。群众出于感激，免不了送些鸡蛋、瓜果梨枣之类的礼品，白求恩都谢绝了。他恳切地说：“不要感谢我，感谢八路军才对！”

离开于家寨，他们先后巡视了二团卫生队各营卫生所、二十四团、三分区休养所、骑兵营、一支队、老姑医院、冀中军区后方卫生部、后方医院二所等单位。走路，工作；工作，走路；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有精确的安排，都有丰富而充实的内容，一天只睡五六个钟头。他当年的一位战友曾这样说过：“和白大夫一块工作累死了！但想到人家是一个外国人，自己是中国人；人家那么大岁数，自己年轻力壮；人家是主刀，费心费力，自己是助手，轻松多了，自己还有什么话说呢？！”如果说作为他的病人是幸福的，那么，作为他的同事则是艰难的。不仅仅是累和忙，他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说是严厉，容不得半点玩忽职守和敷衍应付。一次，一位医生在手术间隙削梨吃，他怒冲冲地抓过来扔到门外。还有比这更不客气和令人难堪的：有位医生忘了给伤员上夹板——这会造成残废，结果，结结实实地挨了他一巴掌！

10月中、下旬，他们到达一分区司令部驻地易县管头。军分区杨成武司令员告诉他，敌人施放了毒瓦斯。当夜12点，白求恩跑去找杨成武，告诉这位司令员应当通知部队用石灰和纱布做防毒口罩。

就在他们紧张检查工作的时候，敌人开始了冬季大“扫荡”。白求恩带着医疗队来到涞源孙家庄，在半山坡上的一座破庙里布置了临时手术站。隆隆的炮声和清脆的机枪声在山谷回荡，大路上不断有担架过来，白求恩连忙打开手术器械箱，穿上白围裙，叫几个医生到山坡下的大路上去，凡是火线上下来的伤员，一律拦住检查，伤势轻的，上药包扎，然后送到甘河净后方医院一所治疗；伤势重的，不管多少，全部送到庙里由他抢救，然后再送一所。

战斗很激烈，白求恩顾不得吃，顾不得睡，一直动手术。第二天下午6点，司令部紧急通知，说日军分几路以孙家庄为中心包围过来，让他们立即转移。不一会儿，哨兵就看到了日军，枪声也离得很近了。这时，外面还有十个重伤员。大家催促白求恩先撤离，他却说，来得及，抓紧时间做完。哨兵又报告道，敌人正从对面山上走下来。同志们又劝他快走，由他们处理这几个伤员。白求恩说，一起做吧！他吩咐再添两张手术台。敌人离这儿越来越近，枪声好象在耳边爆响。小庙却静极了。只听见手术器械的叮哨声和人们急促的呼吸。“糟糕！”白求恩喊了声，他的左手中指被刀尖刺破了。他示意大家不要理会，继续工作，把手指放在消毒液里浸了一会儿，又俯下身去。 20分钟后，只剩下一个腿部受伤的青年。哨兵第三次报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医务科长也拉着白求恩，说：“我来接替你……”。青年战士在手术台上也恳求道：“白大夫，你快走吧！我的伤不重，把我留下、带走都行。”白求恩安慰他：“我的孩子，来得及的，你放心吧！”他一直坚持把手术做完。当他刚刚钻进山沟，敌人便冲进了村子。

他们连夜行军。深秋，寒气逼人。白求恩感冒了，仍跟着队伍长途跋涉，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到达甘河净后方医院一所。他的手指已轻度肿胀。大家劝他休息一下，他毫不在意。

11月1日，他们准备前往完县史家庄后方医院继续完成巡视任务。早饭后，一切就绪，大家在村边等着出发。白求恩却要最后巡视一次病房再走。 在一个病房里发现了一名颈部丹毒的伤员，合并头部蜂窝织炎，头部肿得很大，生命垂危。白求恩详细检查后，决定手术，不放过百分之一的希望。他命令把手术器械再卸下来，亲自操刀，纵横切开。谁知，就在这次手术中，可怕的细菌侵入他的伤口。

下午手术后出发。天异常阴冷，路又很难走。白求恩身患感冒，手指发炎，仍然急匆匆地去执行巡视任务。行军70里赶到史家庄医院，极度疲乏，病情加重，夜里几次惊醒。

2日，5时起床。检查了二百多个伤员。而他自己既有伤，又有病，却没有抽出时间休息休息，诊治一下。3日，手术13个。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就起不来。当晚，卫生部长叶青山赶来，劝他休息几天，抓紧时间治疗。他却仍然念念不忘巡视工作，提出到曲阳县康家圩三分区三所去。4日，同志们千方百计封锁有关伤员和前线的消息，连哄带劝，“强制”他休息。他靠在床上起草巡视团的工作报告，这是他每月，或者一项大的活动之后的例行工作。 这一天，他还写了一份关于疟疾的讲课提纲。5日，“封锁”失败。白求恩听到炮声，坚决要求上前线。他冲出房门，在风天雪地里，步履蹒跚。路上遇到前线下来的伤员，他连连责备自己：“来迟了！来迟了！”而此时，体温计显示他的体温是：39.6度！ 6日，白求恩行军70里，赶到离火线10里的三团卫生队驻地王家台。病情进一步严重。7日，白求恩左肘发生转移性脓疡，体温高达40度。他让翻译派通讯员通知各部队：把伤员送到这里来！服药后他睡了几个小时，感觉略好些，下午就去主持医疗队的初步疗伤工作，终究不支，昏倒。但仍断断续续地命令道：凡是头部、胸部的伤员，一定要抬给他看，即使他睡着了，也要叫醒他！ 8日，病情恶化。整天有难已抵制的恶寒战栗和高烧。卧床，体温总在39.6度上下。9日，割开左肘转移性脓疡，精神稍好些。下午，体温又升高。军区首长指示：不惜一切代价为白求恩治疗！大家劝他到后方去，他不肯！ 10日，组织上派季团长来看望他，再一次请他回花盆村后方医院，并说敌人正从五亩地、王家庄袭来，部队马上也要转移，他才答应走。躺在担架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离开王家台。途中，他连连喊冷，呕吐几次，说话已没条理了。下午3时，到达唐县黄石口，离后方医院还有十几里，他坚决不走了。附近的人得知白求恩生病的消息，纷纷赶来探望。人们伏在院墙上，注视着翻译和医生，忧虑重重，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军区和卫生部都派了人来。

11月11日，白求恩给前任翻译写信，仍然念念不忘伤员和工作。他在信上说：“林大夫应该带领一个手术队，即刻北上，协助工作。到昨天为止，共有伤员300名。……我为伤员们感到焦虑，假若我还有一点支持的力量，我一定回到前方去，可是，我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还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了信，最后一次尽了他一个卫生顾问的职责。他建议：“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病患者。”“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

最后，白求恩立下了遗嘱：把自己的所有东西都赠给周围的同志，并注明，“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他谆谆嘱咐同志们：“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1939年11月12日5时2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字数：23915注释

[1] 白求恩1938年3月23日的日记。

[2] 白求恩1938年3月、4月底的日记。

[3] 白求恩1938年3月、4月底的日记。

[1] 白求恩1938年9月13日日记。

[1] 白求恩1939年7月1日给毛泽东、聂荣臻的工作报告。

[2] 1938年11月2日白求恩给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信。

[1] 1938年8月23日白求恩给聂荣臻的报告和同年9月30日给马海德的信。

[2] 1938年10月22日给聂荣臻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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