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

◎编撰者话

马林（Hendricus-SneevLiet），荷兰社会民主党党员，曾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在1921年至1923年期间来中国，对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贡献。

一

马林，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1883年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他在荷京大学读完政治经济学课程后，开始从事荷兰工人运动。1900年，在荷兰铁路部门工会工作，表现出他的组织才能。1902年，他参加了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他被派到荷兰的殖民地爪哇从事革命活动，在三宝垅的一家贸易公司里担任书记。爪哇是印度尼西亚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在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爪哇的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被迫到城里寻找生路，多数到糖厂做工；数以百万计的无产阶级，平均每天收入不到半个弗罗林；工农生活都极端困苦。1914年，斯内夫利特等帮助当地工人创立了印尼社会民主联盟，依靠这个组织，领导爪哇的民主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内夫利特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5年，他创办了荷文的《自由呼声报》；1918年又创办了印尼文的《人民呼声报》。 这两份报纸都成为宣传革命的阵地。

斯内夫利特于1916年促成了印尼社会民主联盟与伊斯兰教联盟的合作，印尼社会民主联盟成员可以不放弃自己的党员身份加入伊斯兰教联盟，伊斯兰教联盟成员也可以保留他们的盟籍进入印尼社会民主联盟。这两个组织的合作，使印尼民族革命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斯内夫利特的革命活动，引起荷兰殖民统治者的注意，1918年，爪哇当局将他驱逐出境。

1920年7月，斯内夫利特作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教的代表，接受共产国际邀请，化名马林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由列宁亲自担任，成员中还有印度的罗易等人。斯内夫利特担任秘书，并参与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罗易的《补充提纲》的讨论。他介绍了在印尼工作的经验，受到列宁和共产国际的重视。列宁将这种“土著的民族主义联盟”的建立和发展，看作是当时印尼民族民主运动不可遏止地增长的标志[1]。在共产国际的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内夫利特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同时担任了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1921年，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推荐，派他来中 国帮助建党等工作。

斯内夫利特的化名很多，主要有：马林（Maring）、马灵（Marling）、马伦（Mareng）、孙铎（Sun-tó）、倪恭卿（GniKong-Ching）、西蒙博士（Dr.Simon）、菲利普先生（Mr.Philip）、布罗维尔（Brouwer）、安得烈森（Andresen）、乐文松（Joh Van Son）等等，在中国期间常用的化名是马林和孙铎。

二

1920年8月，共产国际委派马林来华。同年9月，他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维也纳处理了一些问题之后，于1921年4月动身，取道欧洲，于6月间到达上海。这时，上海、北京、广州、长沙、济南、武汉等地已经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马林来华以后，到北京和李大钊交换意见，并和北京的党员见面。马林向他们建议，应该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建立中国共产党。北京的党员都表示同意。之后，马林又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尼可洛斯基一起，由张国焘陪同去上海，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备召开中共“一大”。他同在广州的陈独秀也进行了联系，并向李达等提出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在马林的帮助下，上海组发信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

1921年7月23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马林出席了会议。他首先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作了题为《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1]。 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他还分析了国际形势，介绍了第三国际的工作情况以及他在爪哇建党活动的情况和经验。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2]。马林的报告受到与会代表们的欢迎。据参加“一大”的包惠僧回忆说：“他（指马林）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3]

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是由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但宣布开会以后不到半个小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后就急忙走了。马林见此情景，机警地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以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一个空。李达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1]

马林认为：“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堪注意的一种现状，就是缺少由一个政党主持一种有规则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2]“如果中国人民群众没有受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中国民族就决不能成一种势力。”[3] 因此他在华期间，曾以很大的精力从事宣传方面的工作。他曾担任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的编辑。马林工作认真负责，《向导》周刊上发表的每篇文稿，都要中国同志翻译给他听，不对的地方，就提出自己的看法，要求改正。他不但负责编辑，而且亲自动笔，撰写了许多文章，署名孙铎，发表在《向导》、《前锋》等刊物上。这些文章中，有宣传十月革命的《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新俄罗斯》；有号召人民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二次的世界战争》、《土匪和外交使团》、《美国与日俄会议》、《他们的道路与我们的道路》；有揭露中国军阀反动本质的《吴佩孚和陈炯明》、《吴佩孚与国民党》；有指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群众的觉醒》、《北京政变与上海工作之主张》；有强调宣传工作的《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有评论国民运动和国民党政策的《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等等。马林的文章，论述生动，短小精悍，说理充分，很有说服力和战斗力。例如，他在指斥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文章中激愤地说：“现全国人民生活中，无处不看见外国的势力。真诚的国民运动者如何能忽略这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被害者。”[4] 他告诫国内一些人不要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指出：“要想列强愿停止他们干预中国事务，要想他们骤然完 结帮助中国军阀中这个或那个的旧方法，这自然是一种乌托邦的思想”[1]。他认为中国人民只有起来“反对外国的宰制中国”，“把国内各种人民的势力联合起来，以抵御帝国主义的各国”[2]。

马林还热情地向中国人民介绍十月革命，宣传苏维埃社会主义。他指出：“俄国革命是近世世上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并且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重要步骤，如果社会主义的社会成功了，什么种族不平等，少数人剥削群众的事，贫困与战争等等都会消灭的。”[3] 马林认为苏俄是各国劳动人民进行民族运动的最好盟友，鼓吹中国革命要走俄国的道路。他说：被征服民族“要和苏俄携手，和俄国红党结密切的关系，这是巩固他们国内民族运动的唯一的道路”[4]。他还说：“中国知识阶级和劳动者必须与新俄国发生密切的协助和亲善关系，才能使解放和独立的奋斗得到一些光荣的胜利。”[5] 马林的这些论述，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马林富有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并积极推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林即建议要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党接受了这一建议，遂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领导我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随后，又在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设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分部作为领导各地工人运动的机关。马林还多次去各地实地考查工人运动，并给予正确的引导。

1922年1月，香港海员工人举行了反抗英帝国主义压迫的大罢工。到1月底，罢工的规模扩大到三万余人。经过56天的激烈斗争，罢工取得了胜利。 马林密切注意这次罢工的进程，认为“这次争取提高工资的海员大罢工，矛头指向外国航运公司，具有政治色彩”[6]。他热情地赞扬这次罢工，“使无论哪个关心于劳动运动发展的人都惊骇不已”[7]。

马林在我国北方考查时，曾经不顾环境的险恶，深入社会底层，参加工人支部会议。有一次，他在会上与铁路工人谈话时，一个人问他：“革命的主 要目的何在？”他回答说：“首在争取政治自由，实现政治自由以后，经济各项改革自然水到渠成。”那个人又问他：“敌势强大，如何着手？”马林回答说：“从组织群众力量入手。敌人对我施百吨压力，我们以千吨革命强力回报。”[1] 语言简明有力，坚定果断，给予参加会议的工人以极深的印象。

1922年，河北唐山爆发了开滦煤矿同盟罢工。马林去天津和领导罢工的同志见面，反复商讨罢工中的有关问题[2]。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以后，党内曾有不同认识。为了统一和提高大家的思想，马林在传达共产国际文件时，对这次罢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汉口足以证明中国的劳动界已感触了一种新的精神”[3]。他的话使大家深受启迪。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马林断言：中国“近代产业的工人已经醒了。”“他们已感触到阶级意识了。劳动者已在中国社会上成为一种新势力，在将来一定会站在极重要的地位，不特在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之间，而且在政治上将有极大的势力。”[4] 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证实了马林的判断。

三

马林遵循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依据他在印尼取得的成功经验，促成了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

1920年6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问题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亲密的联盟；共产国际必须帮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未来的共产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建立新型政党的组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但不能同他们“混为一体”，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5]。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林便致力谋求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想通过这种联合，促使革命更快地向前发展。经过一番考查之后，他坚持自 己的主张，即国共合作必须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联合的形式完成。 马林提出：“我认为，这条途径不仅以爪哇的经验为依据，而且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和大会上所通过的殖民地问题提纲。”[1]

建立无产阶级与民主革命派合作的统一战线，首先要解决的是统战目标的选择问题。早在马林来华以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人员在中国寻求建立统一战线途径的过程中，几乎在同一时期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粤系军阀陈炯明、孙中山等人都有接触，并且对吴佩孚、陈炯明更有好感，认为吴佩孚和陈炯明都是可以合作的对象。共产国际远东局和远东共和国甚至都“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2]。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在访问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以后，一度曾“决定联合吴佩孚发动民主运动”[3]。与此同时，苏俄《消息报》也有文章称吴佩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已经在中国正在发展的局势中树起了新的旗帜”，因此“对吴佩孚寄予殷切的希望”[4]。此外，苏俄政府曾于1920年4月29日，派路博将军携带列宁的亲笔信到粤军驻地漳州，访问广东军阀陈炯明，表示苏俄愿意帮助中国完成国民革命。陈炯明“并有书致列宁”[5]。1921年底，维经斯基又曾在南宁和陈炯明“长谈过三次”，说陈炯明完全支持俄国革命[6]。当时苏俄人民外交委员会出版的刊物甚至称赞说：“陈炯明坚信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位革命的将军，而且是具有优秀的组织能力，并受到群众的拥护。”[7]

对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上述意见和作法，马林在来华调查以后，坚决表示反对。他说：“首要的是，赤塔政府倾向吴佩孚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8] 同时，马林还指责陈炯明的观点是把民族主义局限于广东[9]，因此不能作为领导整个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统战对象。

要联合国民党，就必须同孙中山接触。马林通过张继与孙中山建立了联 系。1921年下半年，马林在上海会见了他认为是“孙中山的最主要代表之一的张继”，并谈到“他( 张继) 比我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在政治上更为成熟，并且有更多的西方观点”。他还说：“由于张继的联系，国民党邀请我去访问孙中山。”[1]1921年12月23日，马林在共产党员张太雷( 任翻译) 的陪同下，在广西桂林会见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在桂林独秀峰下的旧桂王府设立了大本营，正在进行整军和练兵，准备由桂入湘进行北伐。马林等人到达桂林以后，在孙中山的大本营中住了九天，双方进行了多次深入的长谈，着重讨论了国共两党结盟的可能性以及“群众运动和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等问题。马林提出了下列意见：一、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创立军官学校，以建立革命的基础；三、促进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在会谈中，孙中山也向马林介绍了“国民党的策略、它的历史、袁世凯时期在国外的非法活动、与太平洋各国华侨的联系和他们对国民党的帮助” [2]。孙中山对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特别感兴趣。当他听说苏俄所采取的政策与他的民生主义原则相符合时，他感到高兴[3]。孙中山向马林表示，他虽然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思想是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 他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同时迫切希望得到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是又担心与苏俄公开接近会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所以暂时还不能公开同苏俄结盟。他主张“待北伐胜利结束，立即提议与苏联公开建立联盟”[4]。孙中山还告诉马林，他愿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考察；对于马林提出的其它建议，如改组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等等，在完成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后，立即实行。随后，马林到广州考察，适值爆发了香港海员大罢工。 他看到孙中山同工人运动有较密切的联系，认为孙中山“是中国革命不可少的人”[5]。

马林结束了南方之行以后，前往北京同苏俄派来的裴克斯使团会面。他向裴克斯送交了两份报告，请他转往莫斯科。一份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要谈国共合作；另一份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要求苏俄政府派使团前来帮助 孙中山的南方政府[1]。

马林的这些活动和他提请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放弃联合吴佩孚、陈炯明，而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主张，给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带来了转机。它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完全支持，使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加快了同孙中山联盟的步伐。1922年4月，裴克斯在北京向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传达了莫斯科的指示，要他联系孙中山，了解孙中山的悉度和国民党的一般情况，并发给他代表苏俄政府的证书。达林返回上海以后，在瞿秋白、张太雷的陪同下，去广州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先后接触达五、六次之多[2]。孙中山被确定为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联盟者以后，国共合作也势在必行。

关于国共两党怎样进行合作的问题，马林基于他在爪哇的工作经验和对国共两党的认识，提出宜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的形式来完成。

马林确认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他认为国民党由这样四类成员组成：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多数领导人是在日本或法国接触到社会主义的，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孙中山在内；移居国外的人，即国民党组织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南方军队的士兵、工人[3]。马林从此得出结论：“该党（国民党）的纲领使这些不同的派别有可能加入该党。”1921年底至1922年4月，马林对中国南方进行考察时，同国共两党领导人分别进行了广泛接触。他认为国民党领导人“全都对苏俄抱支持态度”[4]。香港海员“罢工的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证明国民党与工人阶级组织有“真正的联系”[5]。马林还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实力的国民革命的政党，比印尼的伊斯兰教联盟要高明的多。 他盛赞孙中山及其左右的得力助手，认为他们民族意识很强，而且其中有些还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在马林看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可以合作的真正的革命势力，他提出：“国民党松懈的组织形式使得在党内很容易促进群众运动的思想，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6]

对于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 早在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就曾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明确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并陈述了六点理由。这样，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马林与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而马林一时又不能说服中共领导人接受他的意见，只好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希望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来说服中共。

马林于1922年7月上旬到达莫斯科以后，7月11日起草了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情况的详细报告。他指出：现在是外国列强控制着中国政治。由于华北华中一带为军阀所统治，只有孙中山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可以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民族革命运动和年轻的中国工人运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马林认为，国民党就是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讲到的那种“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所以，他进一步向共产国际领导详细地陈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应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主张。共产国际经过研究，迅速地采纳了马林的意见。同时决定，由马林负责贯彻执行[1]。同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所有工作都必面在菲立浦（即马林）紧密联系下进行”的指示[2]。8月，共产国际根据马林的报告，专门发出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要求尽快实行国共两党的合作[3]。

8月，马林同苏俄特使越飞一起回到北京。当时共产国际的意图是，为了迅速扩大东方战线，迫切需要联合孙中山以反对北京政府，而实现这一意图的前提便是中国国内实现国共合作。由于孙中山只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联合的形式，因此就要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人，清除意见分歧。 为此，在马林的提议下，8月17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了西湖会议。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再次提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会议反复讨论了这个问题。起初，大多数与会者反对马林的意见。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明工作，多数人接受了马林的提议。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陈独秀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发言，他说：“为了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前提，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其形式是我们的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 国民党。”[1]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决定公布于世。

1922年8月中旬，孙中山由于陈炯明的反叛而避居上海。8月25日，马林在上海法租界里再次会见孙中山，向孙中山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并邀请孙中山访问莫斯科。孙中山也表示极其需要同苏俄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次会见后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即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孙中山积极着手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并且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所有这些工作，都为实现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为了加速国共合作的步伐，扩大国共合作的规模，1923年1月，马林再次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报告，并分别向斯大林等领导人汇报。共产国际领导人同意马林反对军阀的政策，并且指示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为了加速国共合作的进程，共产国际根据马林的报告，又于1月12日专门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2]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就是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加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以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马林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与国际工人运动”的报告。大会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很快统一了思想。大会决定：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议》还强调：“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其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3]

党的“三大”以后，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也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下，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它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这对中国革命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马林在中国工作了将近三年。在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指导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等诸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当然，他在工作中也有一些错误。例如，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给中国革命带来消极影响。

四

1923年10月，马林回到莫斯科，被派往海参崴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同年内再次访问中国。

1924年初，马林被调回到莫斯科。同年4月，因与东方部在工作中产生意见分歧，辞职返回荷兰，担任荷兰共产党领导工作，并负责组织革命工作联合会，还曾经担任码头工会的秘书。马林虽然被调离中国，却仍然非常关心中国革命。他曾经出席国际运输会议，向与会的中国同志谈到：“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达向民主的道路可谓徒劳。”[1]1928年，马林在莫斯科拜会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谈到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他感慨万端。临别时中肯地说：“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历史车轮自会循正当轨道迈进。”[2]

马林1927年脱离荷兰共产党，后又在荷兰成立了革命社会党。从1933年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马林是这个党在荷兰国会中唯一的代表。 1940年德国法西斯占领了荷兰，马林积极参加了荷兰的反法西斯斗争，并负责编辑秘密的抗战报纸《斯巴达克》，鼓动人民起来战斗。后来被德寇逮捕，于1942年4月被杀害，终年53岁。字数：9508注释

[1] 《亚洲底觉醒》，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解放社1950年9月版。

[1] 包惠僧：《回忆马林》，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7月1日。

[3] 包惠僧：《回忆马林》，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

[1]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

[2] 《国民运动过去及将来》，《向导》第9期。

[3] 《中国国民运动过去及将来》，《前锋》创刊号。

[4] 《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向导》第9期。

[1] 《中国改造之外国援助》，《向导》第29期。

[2] 《第二次的世界战争》，《向导》第25期。

[3] 《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向导》第8期。

[4] 《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前锋》创刊号。

[5] 《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向导》第8期。

[6] 马林：《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

[7] 《中国劳动群众的觉醒》，《向导》第11期。

[1] 罗章龙：《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2] 罗章龙：《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3] 《中国劳动群众的觉醒》，《向导》第11期。

[4] 《中国劳动群众的觉醒》，《向导》第11期。

[5]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

[1]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2]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3] 包惠僧：《二七回忆录》，载《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

[4] 1920年10月9日《消息报》。

[5] 陈其尤：《一九一九年苏联派第一个代表到漳州》，见《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

[6]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7] 1917—1924年苏联对中国的政策》，转引自1981年第2期《历史研究》。

[8]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的谈话记录》，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9]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的谈话记录》，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1]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的谈话记录》，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2]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的谈话记录》，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3] 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4]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5] 包惠僧：《回忆马林》，载《包惠僧回忆录》。

[1] 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2]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

[3]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4]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5]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的谈话记录》，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6]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的谈话记录》，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1] 刘仁静：《我记忆中的马林》，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2] 道夫·宾：《对〈是否有一个斯内夫利特战略？〉一文的答复》，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3] 道夫·宾：《对〈是否有一个斯内夫利特战略？〉一文的答复》，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1]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德文本），汉堡出版社1923年版，芦钊坚据英文件译出，殷叙彝据德文原件校对。

[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

[1] 罗章龙：《国际代表马林》，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2] 罗章龙：《国际代表马林》，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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