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革命

楚图南，1899年8月28日( 农历七月二十三日) 出生在云南省文山县( 原称开化，后废府置县更名为文山) 一个几代书香但家境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 相传祖籍陕西，明代洪武时先祖随军入滇。祖父盛毓兰，是文山地区知名的塾师，颇重家教，深为乡人尊崇，因积劳早逝。父素盛福祥，因见先祖盛、楚两姓并列同用，为嗣先祖楚姓，更名为楚宝，( 字晓棠)。父亲自幼豪爽仗义，乡里强人对他皆敬而远之。后来在母亲规劝下，闭户苦读并应童试夺魁。 他早年不满清政府无能腐败，丧权辱国。立志以学识图富国强民之路。清末废除科举制后，离乡赴昆明。涉薪学，始笃信康、梁改良学说，后服膺孙中山民主、民族学说。辛亥革命后，更以开发民智为己任，与友人在昆明创办《云南旬报》宣传新知，反对袁世凯复辞帝制，主张共和。云南成立护国军后，曾加入蔡锷第一军入川。父亲的人生选择和理想追求，对楚图南涉世之初的发蒙产生很大影响。

1905年楚图南六岁时，母李氏病逝。父亲长年在外谋生，童年失恃的楚图南只得依附亲属，先在一家私塾陪读，后入文山一所新办小学读书。1913年，楚图南怀揣一位亲戚送给他的几个银毫子，离开文山，远去昆明寻找父亲，继续求学。

楚图南天资聪颖好强，到昆明后先就读于兴华小学，后考入昆明联合中学。昆明联合中学是一所由云南11个县筹资联合在昆明开办的学校，教学质量和师资力量在当时的昆明堪称一流。该校主要培养省内边远县份的优秀学子。规定年考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可以免交下一年的学费。由于经济上的窘迫以及他争强图进的性格，楚图南连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令众学子眼热的殊荣，受到校方以至省内高层人士的注目和蜘曲。课余时间，他还找些誊写文稿工作，以取得一些额外的微薄收入补贴生活或购书之用。

1919年前后．随着北京出版的一些刊物杂志传入昆明，学生中提倡白话文的主张日盛。更有许多学生自发组织读书会，学习和研究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图变革、求发展的思潮在当时昆明学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后，昆明的中学生也走上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并到日本在昆明的一家大商行“保田洋行”门前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凭着一股爱国热情。楚图南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并在《云南旬报》发表了一些爱国文章。

1919年夏，楚图南在昆明省立联合中学毕业后，顺利通过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现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的预考，取得了云南省教育厅官费资助的初步资格。楚图南父亲坚决支持他进京求学，并多方为儿子筹措路费。当时昆明一位家业殷实的老者得知此情后，立即慷慨解囊，拿出60块大洋资助楚图南北上应试。楚图南从昆明出发，经越南海防，乘船转道香港到上海，继由上海北上。待赶到天津时，所带盘缠全部用完，行程难继。多亏下榻的一家小客栈老板同情他的境遇，不仅免收住宿费，还借给他三块大洋，这才辗转赶到北京。由于行程路遥，在天津耽搁，到京后，原拟报考的高师英语复试已经结束。楚图南凭藉扎实的基础，经过几天重点复习，参加了史地部的复试，并顺利被录取。

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筹划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并带来了一些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书刊，高师工学会由此分到一些书刊，于是，立刻组织成员翻译学习。楚图南开始得以初步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理论。

经许兴凯介绍，1921年楚图南结识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1922年春，楚图南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来到北京开展革命活动，并参与指导北方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楚图南等高师青年团组织的负责人曾向蔡报告了该校团组织的工作和活动情况，并接受开展宣传活动的指示。

随后，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协助下，楚图南等人创办了一份宣传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小报，取名《劳动文化》。每期小报出版后，楚图南即送给李大钊，聆听李大钊对改进文章内容的意见和建议。李大钊对该报给予积极评价，并曾于1923年初，介绍两位自莫斯科回国途经北京的日本共产党员与楚图南等座谈。《劳动文化》是一份不定期的八开本铅印小报，共出版了四期，为该报撰稿的有蔡和森、向警予、施复亮、许兴凯等人。创办《劳动文化》对开阔楚图南的政治视野产生了积极作用。例如，蔡和森为该报撰文，介绍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领导、组织“工学互助会”经验，提出马克思主义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走俄国工人阶级道路，发动劳工运动的观点。施复亮用“一知”笔名在小报上介绍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发展之路。此后，楚图南在与许兴凯等人创办的《教育新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试图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分析中国教育现状，认为“命令不能出国门”的中央政府只会下命令压制学潮，无力振兴中国的教育，惟李达、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摆脱社会制度的束缚，脱离金钱臭味”，“一洗数千年来中外教育界之污点与耻辱”[1]。中国应创造劳动阶级所需的新文化，高唱“劳动神圣”赞歌，“突破黑暗，创造我们的新理想[2]，“联合起来，作武力革命，推倒这个旧社会的死尸，建设未来的新中国”。[3]

1923年，北京区党组织机关被敌人注意，被迫紧急转移。为躲避反动军阀的追捕，蔡和森只身一人来到高师，楚图南立即把他安置在编辑《劳动文化》小报的房间里，白天紧闭窗户，房门反锁，到深夜送去当天的报纸和一些刊物以及面包等一类的食物。期间，楚图南几次受蔡和森的委托到北方区党组织机关探听消息，并按照蔡给他的地址，通过接头暗号与宣武区冰窖胡同一所宅院内的“女佣人”取得了联系。后来他才得知，那个“女佣人”即是向警予。

在高师学习期间，楚图南勤奋读书，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1920年至1923年，他先后在《教育声》杂志上发表了《云南职业教育商榷》、《心理学上人性善恶之研究》、《怎样养成成功的习惯》、《教育之目的与原理》、《应用心理学述论》、《释劳动》、《美学新论》等文章，在《史地丛刊》上发表了《对云南少数民族的风土习俗、语言文学的考察报告》、《云南土人状况》等论文。 1923年春，楚图南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北京高师的学业，到安徽省阜阳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实习。临行前，根据李大钊意见，他广泛接触青年学生，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进行革命宣传，赢得了当地学人的信任和尊重，结了不少朋友。同时，他还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对当地人民因水患和军阀混战生活困难、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勤劳、性格强悍、风气纯朴的民情有了深刻的了解。

1923年底，完成了在阜阳教学实习的楚图南回到北京，领到了高师颁发的毕业文凭。楚图南和北大毕业的陈小航（罗稷南）结伴于 1924年初回到昆明，在省立一中担任教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潮流推动下，昆明的形势同几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生和青年运动得到了很大发展。回到昆明后，楚图南除在省立一中任职外，还到省立昆华女中和省立成德中学兼 课，结识了一大批学生。他根据党的指示，介绍进步书刊，开展社会调查，团结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与学生共同研讨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经验。

1924年6月，楚图南撰写了题为《师范生服务问题》一文，指出：现在的师范教育，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但改革“必须在新社会组织成功之后始能实现，绝不是现社会制度下所能做到的”，他主张，新师范教育，教师要具备广博的学识；要以人格的感化打破条文整缚，让学生如其所愿读古今中外各种名作，予学生陶冶性情和修养人格的机会；教师应视教育工作为“服务人类”的神圣事业，师范教育应“先教他们以怎样做人，然后才教他们以怎样教人。”[1]

派往东北、山东、上海开展革命活动

1925年冬，根据李大钊的通知，楚图南赶到北京。李大钊告诉他：现在东北很需要人，你可以利用教师的公开身份，在青年学生和文化教育知识分子中间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大革命的形势。李大钊还就工作方法、策略、要求和接头人等事宜做了具体指示。

1926年初，由杜继增介绍并由李大钊批准，楚图南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2]。随后赶赴东北，与东北特区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出席了组建中共北满地委的哈尔滨特支扩大会议。此后，他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女一中以及长春二师学校担任教师，并经常在吉林毓学文中学，吉林一中、五中等校讲演。在教学及与广大青年学生接触中，楚图南组织学生成立读书会、学习会，举办文娱、体育和演出戏剧等活动，利用通授课和课余时间向学生介绍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介绍河上肇《经济学大纲》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

1926年6月，作为哈尔滨特区党组织承担文教和宣传工作的楚图南，参加创办了文艺刊物《灿星》（后改为《国际协报》副刊）。他在《灿星》上连续发表了十余篇杂文、诗歌、话剧和歌剧剧本、散文等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或严厉抨击反动社会制度，或通过怀古抒发反暴政、争自由、求解放的渴望，或寄语有志青年奋发向上，或反映广大民众悲惨的生活境遇。

1926年底，楚图南受吴丽实的委派，回到北京，向李大钊报告了哈尔滨 特区党组织在东北活动的情况和面临的严峻形势。李大钊指示说，随着北伐和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活动还要扩大，东北地区也要成立新的机构。李大钊还告诉他，尽快返回东北继续开展扩大组织和宣传活动，但要注意隐蔽，不要过于暴露。已查封的报刊就不要恢复了，聚集力量，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1]。

当时，任哈尔滨市委负责人的任国桢没有固定住址和公开身份， 1927年至1928年间，任国桢和鲁迅之间的书刊和信件往来都是通过楚图南转交的。 1928年春，鲁迅在一封经楚图南转交任国桢的信中，流露出在上海受到不公正围攻的不满，表示要读一些马列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书刊，并希望任国桢介绍一些书目给他。为此，任国桢与楚图南商量后，与中东铁路局在哈尔滨附设的一个图书馆馆长季托夫取得联系，并撰写了一个书目（包括中文、英文、俄文）寄给了鲁迅。后来，鲁迅在一些书刊介绍和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作品，其中有些就是这份书目中提供的。1928年秋，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闭幕后，周恩来、罗章龙、王德山等一部分代表取道西伯利亚，从绥芬河秘密过境，到达哈尔滨。楚图南即将所知的上海文化界，特别是鲁迅信中反映的情况，通过暂住在楚图南家中的王德山向党组织作了汇报。据说当时周恩来明确表示：鲁迅是一个有影响、不满现实但一时又找不到正确出路的作家，党应该团结、争取他，并说，组织上对鲁迅的工作会有考虑和安排[2]。

1929年，东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楚图南只得暂时撤离东北，前往山东省泰安省立第三中学教学，后通过党组织与当时山东省教育厅督学的关系，被介绍到曲阜省立第二师范任文史课教师。他以钻研业务为由，组织青年学生开展读书、学习讨论活动，辅导进步学生分析中国和世界革命形势，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国内外的革命，楚图南从上海买回满满两柳条箱进步书籍，给青年学生传看。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布置安装，楚图南在曲阜二师任课工作期间，不直接参与发展组织工作，重点在青年学生和部分教师中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国民党当局很快注意到楚图南在曲阜的活动，并指示曲阜县党部抓捕。闻讯后，楚图南在曲阜二师校长的帮助下，于1929年下半年离开曲阜，到济南省立第一高中任国文教师。1930年5月，他先后两次向全校师生作了“五四运动、十月革命对我们的影响”和“在中 国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割据的任务”的演讲[1]。鼓动广大青年起来，反帝反封建。国民党当局侦知楚图南在泰安、曲阜等地活动，下令通缉。楚图南和胡也频、丁玲等济南一中的教师遂离开济南至青岛。再经北京北上哈尔滨，在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任教。

1930年底，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作为当时东北地区的“共党要案”。在受审过程中，楚图南坚守党的秘密，不向敌人提供任何不利于同志和组织的供词，使敌人抓不到任何证据。他在提交的“供状”中写道：“……虽有时含痛含哀，言多悲沉；有时意气蓬勃，言多快意；以此间有不谨之言，出之口头，流于笔端，至社会上，友朋间，疑忌丛生，误会叠出。然实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任何党派，了无关系……”[2]。由于反动当局没有从楚图南口中抓到任何“共党活动”的口供和证据，特别是案发后东北社会各界纷纷声援，连天津的《大公报》也载文对此案受害者表示同情和声援，迫于压力，反动当局只好将拟判的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吉林省临时军法会审处于1930年12月以“灌输背戾之学说”，“误尽青年，反背党国”，“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罪名，判处楚图南9年零11个月有期徒刑，关押在吉林监狱。入狱不久，在党组织和朋友的帮助下，楚图南等“政治犯”从普通牢房转到一间较为宽敞的“优待号”。在那里，楚图南开始了铁窗生涯。

楚图南被关押在“优待号”，狱外的同志和朋友设法打通各种关系，辗转托人，不断把收集到的一些外文书刊、报纸送进牢房，其中有高尔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涅克拉索夫、萧伯纳、屠格涅夫、布哈林、尼采等人的著作，还有英文版的《莫斯科日报》、美国共产党出版的周刊《新群众》等。为此，楚图南一面不失时机地指导同监的青年学生学习这些读物，每天给他们授课讲解，并且规定要完成的“作业”，一面也得以较系统地阅读一些外国名著，并且着手进行翻译。没有纸张，他就把译稿抄录在用收集来的烟盒纸装订成的小本上。在狱中的几年，楚图南翻译了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自传体文学作品《看哪，这人》和反映尼采哲学思想的格言语录体作品《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等作品。在白色恐怖中，死神随时都可能闯入充满令人窒息的牢房，身陷囹圄的楚图南曾一度笼罩在无助、孤寂、幻灭乃至失望的重雾下，他不时以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列中流露的“顾旧乡而不行，弄飞光于有 尽，嗟夫，此岂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的心境对照自己。当他“扪着铁的严肃，在死的战栗，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1] 翻译尼采的作品时，对尼采作品中那种反对社会现实，冲决一切罗网羁绊的呐喊，那种对未来“超人”世界的渴盼产生了强烈共鸣和无限联想。他赏味了尼采所张扬的对时代叛逆的精神和侮蔑世道的勇气，“度过了一段绝望和幻灭的生活”，终于冲破了“死和黑暗的严肃与无助”，如涅架中更生的凤凰，“由毁灭到创造，经过战栗和斗争，渡到更遥远的未来，光明的未来……”[2]

在狱中的几年间，楚图南笔耕不辍。1932年，经朋友介绍帮助，他在狱中创作的论文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该书共收有七篇散文，其中《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一文，作者运用假梦寓意的表现手法，用诗一样的语言，叙述了一个人驭梦巡游崭新国度的故事。

1934年6月，伪满洲国“政府”宣布全境“大赦”，楚图南因此获释出狱，在友人的帮助和安排下，出狱第二天便离开长春，回到北平。

出狱后，楚图南暂时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过去一同工作的同志、教师，有的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和绞架下，有的落荒而颓唐。楚图南怀着沉重而压抑的心情，于1934年夏走进了河南开封北仓女中（现为河南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园。为教好该校高中的历史和国文课程，他精心选编了一套国文教材，深受学生欢迎。他要求学生多读古今中外名著，启发青年用书中高尚的情操陶冶心灵，潜移默化地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在险恶环境下，他巧妙地利用合法手段开展进步宣传，例如，为参加开封市举行的演讲比赛，他亲自为参赛的学生撰稿，歌颂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热爱祖国，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他的教学和革命宣传活动赢得了一大批进步青年的拥戴，使得许多青年开始自觉地思考人生价值的意义，追求美好新生活[3]。进步师生把楚图南等教师聚居的小院誉为“储存着火花，护卫着火花，又在传播着火花”之地。在北仓一年多的教书生活，使楚图南精神境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净化过程，一次充满活力的进取过程。“我好像一匹落荒的战马，以偶然的机会，闯进了人间最美的花园”，在美好与丑恶、光明与黑暗的对峙中“不敢有 一刻的苟安和懒忽……我们的生命总得是无尽的创造和征战。”[1]

1935年冬，组织上拟派他前往莫斯科因故未果，随后改名楚曾，经郑振铎介绍到上海暨南大学任史地系教授。在上海工作期间，他写出了包括六篇散文在内的《开封随笔》，根据英文版翻译了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集《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翻译了美国平民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和《大路之歌》，编译了《苏俄的诗歌》和《德米尔诗抄》等。

楚图南在担任暨南大学史地系教授期间，撰写、翻译了大量关于地理学理论方面的书刊。1936年他在《地学季刊》上先后发表了《人文地理学之发达及其流派》、《近代地理测绘术及地图学之发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凡》等论文，还翻译了瑞士地理学者迪金森等人所著的《地理学发达史》一书。 他在这些论著中，“从地理的研究，触及了中国历史的文化、社会和民族的各方面，并可以得到解释和处置了这些问题的重要而有价值的结论”[2]。在《人文地理学之发达及其流派》一文中，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人类历史和社会因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强调“自然环境是终决的规定，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于人类”的见解[3]。他在批判近代地理学理论中关于唯崇环境万能观点和视人类活动为自然之王观点的基础上，揭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大旗，指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更应当应用了这个观点，避去地理唯物论者的武断和鲁莽的灭裂，也消除了唯心论者的揣想和附会。这样的历史地理学才能指示出人类自然环境中的辩证的发展，和社会未来的创化和进化的途径。”[4] 为此他提出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范围应包括地史和地形，历代建都考、历代政治区划、历代争战地理研究、海陆通道、河道变迁之势、历代水利和土地政策和历史地理所涉及的中国历史问题和历史地理学与中国现代政治社会发展等九个方面的内容。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年底，楚图南携妻彭淑端和年仅九岁的长子楚泽清（后名楚庄）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和越南海防、河内等地，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云南。

昆明地区抗日救国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1938年春，楚图南回到昆明，出任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 1938年5月1日，在全省青年积极拥护和参与下，成立了以原“文艺工作者抗敌座谈会”成员为基本力量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楚图南被推选为会长。在他领导下，创办会刊《文化岗位》，积极宣传抗日主张。 从1938年至1942年他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他在《大国民报》上撰文指出，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面战争，不仅要有物质的支持，也要有超物质的精神的支持，飞机大炮摧毁不了真理、正义以及对自由至诚的拥护和勇敢。 因此应当动员全民族的力量，调动起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科技各界的爱国力量，投入这场旷日持久的反侵略战争[1]。他投文湖南衡阳《大刚道》指出：当今抗战一要集中全国的物力和人力，二要动员全国的智慧和勇敢共承忧患颠危，三要彻底实现抗战救国纲领[2]。

1938年5月1日，他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五四运动倡导的大众化、通俗化的革命文学之原则，在中华民族空前伟大悲壮的抗日战争时期应继续发扬。文艺工作者肩负着动员民众、教育民众的任务。要把艺术活动作为一种严肃且非常猛烈的斗争，把目光转向现实，从中寻找多姿多彩的题材，进而把握了具有时代性、地方性的创作主题，去迎接为大众而创作的新时代[3]。他认为，抗战文学要把火热的现实生活作为创作的中心源，弘扬抗敌的民族精神，要体现鲜明的民族形式，这种民族形式应是进步的，而非某种过去形式的翻版，应是通俗的、大众的，应是容纳中外一切优良传统的。[4]

1940年后，日军飞机几次轰炸昆明，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建筑的破坏。 在这年9月的一次空袭中，一颗炸弹落在楚图南家附近，因躲避及时，全家幸免于难。为避战火，楚图南举家迁居到距昆明市区三十多公里的碧鸡关。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经常徒步走几十里山路到昆明坚持开展教学和抗战宣传工作。一有时间，他便走街串巷，体察民情，感受着战争和贫穷给中国人 民带来沉重灾难。

1941年“皖南事变”后，楚图南结识了自重庆到昆明的李公朴，他们团结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工商界、地方士绅、宗教界乃至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结交了一大批朋友，并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日救国的主张。 1942年3月，楚图南参加了由民主同盟派往昆明活动的周新民、李文宜等人组织的社会学术团体，时谓“九老会”。“九老会”不定期、不拘形式地开展各种活动，经常是利用茶会、聚餐等形式，了解共产党抗日民族团结统一战线政策，交换对形势和时局的看法，商讨在云南开展抗日民主运动的有关问题。不久，楚图南又参加李公朴创办的“北门出版社”编委会，为出版进步书刊，扩大民主影响积极奔走。

1943年初，中共南方局派华岗（化名林少侯）来到云南。楚图南即向云南大学推荐聘用华岗。几经周折，终于聘用华岗担任该校社会教授。楚图南还介绍一位进步青年作为助教配合华岗的工作。

1943年4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建议和工作需要，经周新民、李文宜介绍，楚图南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在中共南方局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民盟昆明支部工作，并出任支部委员。

为加强对民盟成员的工作，楚图南与周新民等发起组织了“西南文化研究会”，主要成员有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冯素陶、李文宜、吴晗、周新民等各方面的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他们每两周聚集一次，由参加研究会的人轮流担任主讲。对有关民族存亡、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广泛交换意见，经过协商、座谈、讨论甚至争辩，提高了爱国民主觉悟。为更加深入地引导民众投身民主运动，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特别是1944年民盟昆明支部改组为云南省支部后，楚图南等云南省支部负责人，利用报告会、演讲会、招待会、纪念会等形式，动员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关心时局发展，揭露黑暗反动势力，把云南省民主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当时，郭沫若、沈雁冰、陶行知、黄齐生等人先后到过昆明，楚图南为他们举行欢迎会，请他们在学生和群众中演讲。这段时间，楚图南还借寄居农村的机会，深入了解当地经济情况。1944年5月至8月。他断断续续对距昆明市仅半公里之遥的棕树营进行考察。当他置身于晨光将无垠的红土地融合成谐美、和平、宁静的自然暖流时，那远离文明的村落、衣衫褴褛的居民、破烂残缺的民房，在他心里引起了深深的震憾，也使他对中国社会存在着的日愈加深的剥削与被剥削关 系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他感慨地说：“农人们，几千年来都毫无嗔怨地走着这样的路，但在现在，似乎该有着可走的，并不是烂泥的、狭窄的新路了罢。”[1]

1944年底，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法大学以及部分中学的青年学生中，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楚图南积极配合党组织和民主青年同盟，在各大中学开展学生民主运动。

楚图南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在云南地方高层军政人士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曾多次与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非常器重的军长张冲交换对国内外时局发展的看法。后在他劝导下，张冲举家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队伍，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利用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争取了龙云对民主运动的支持，还亲自主持了龙云之子龙绳祖加入民主同盟的宣誓仪式。

1944年7月7日，楚图南应邀出席了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的“七七时事座谈会”，会上，他和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教授提出国难当头，文人应论政的主张，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致使国家民族陷入危亡的一系列错误政策。他们的演讲不断赢得数千名青年学生的热烈掌声。10月，楚图南接受党组织的指示，以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在昆明主持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集会。1945年3月，在楚图南、闻一多、李公朴、吴晗等人的推动下，昆明文化界三百余人联名发表《挽救当前危机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邀集各党派产生联合政府，保障各种自由并彻底改组统帅部”[2]。

楚图南对昆明地区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斗争倾注了极大热情，他多次参加西南联大“新诗社”举办的活动及其它抗日文化活动。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宣告结束。同年9月，楚图南即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文章，提醒广大善良的人们要记取清朝以及近代军阀的军队其力不足以御外侮，而屠割其民则有余之教训。指出，保持抗战胜利果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加强军队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军队要服从、服务于人民以及民族的最高利益，绝不能成为保护个人或少数特殊集团利益的工具。

1945年10月，楚图南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2月，当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主任委员。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市各大中学校六千多名师生及社会人士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对国民党破坏《双十协定》并发动内战的时事晚会，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在后来昆明各界三万余人举行的“一二·一”死难烈土出殡大游行和公葬殡仪活动中，楚图南、闻一多等人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1946年6月，楚图南不顾个人安危，与闻一多、李公朴、潘光旦等人一道，主持召开了连续三天的民盟云南省支部招待会，向新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士介绍民盟抗战期间支持团结抗日、抗战结束后支持建立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他在招待会开幕致辞中指出：民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就是民主团结、和平建国。必须停止不敢杀敌人、却慷慨地屠杀自己同胞的行径。谁不来制止这种局面，谁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历史的永久罪人。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拯民众于水火之中，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进步的新中国[1]。闻一多、潘光旦也在招待会上讲了话，揭露国民党当局假和平、真独裁的反动面目。

1946年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杀害了李公朴。翌日，楚图南即公开愤然疾呼：“我们的悼念不是哭泣，而是怀着一切的悲痛，背负着民族和时代的更大的灾难，更坚定、更英勇地走上前去，与民族的敌人斗争，与民主的敌人斗争。”[2]7月15日，楚图南、闻一多等人就李公朴遇刺身亡事，举行记者招待会，强烈要求追查此事，惩治凶手，保护民主人士的生命安全。会后，国民党特务又用同样的手段，暗杀了返家途中的闻一多。同列暗杀黑名单的楚图南，会后因临时改变返家路线而幸免于难。1946年8月上旬，在党组织的安排和协助下，楚图南告别了妻子及尚幼的子女，与张奚若、吴晗等人离开昆明前往上海。

来到上海，楚图南即同中共驻沪办事处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华岗等人取得了联系。后由民盟负责人沈钧儒介绍，任上海法学院的教授。当时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通过关系筹集到一笔资金，专门用于资助从后方来到上海生活处境困难的进步人士。于是许广平找到楚图南，以再版他在1943年发表过的译著《草叶集选》为由，资助楚图南一笔钱用以安家。

安顿下来后，楚图南立刻参加民盟总部在上海的领导工作。1946年10月 4日，民盟在上海召开了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到会者上千人，其中有中共代表邓颖超、李维汉，民盟和上海各界进步知名人士，也有一些主张和平、不赞成内战的国民党人士。上海市长吴国桢，还有潘公展等人也到会。会上，楚图南介绍了闻一多的生平，痛斥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民主运动残杀进步人士的暴行。1946年11月，楚图南出席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强烈反对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1947年1月，楚图南出席了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会上，他和民盟其他领导人一道，坚决抵制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破坏国共和谈，一手操纵“国民代表大会”的行径，不承认“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不参加改组后的“政府”，提出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7年11月，中国民主同盟在反动政府的压力下，被迫宣布“解散”。随后，楚图南离开环境险恶的上海，前往香港。1947年底，楚图南遵照党组织的意见和安排返回了上海。

西南地区文教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人

1948年秋，在中共党组织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楚图南自上海取道水路到天津，然后从陆路穿过当时国、共双方军事封锁线的静海县，进入了解放区唐官屯。随后再经衡水到达石家庄，于11月到达河北平山县李家庄。此间先后到达平山县的还翦伯赞、田汉、胡愈之、费孝通、张东荪、雷洁琼、沈兹九、王蕴如、宦乡等人。

在李家庄期间，楚图南还应邀到西柏坡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 会见中，楚图南向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汇报了云南以及大西南地区的政治局势，交换了争取地方势力参加反蒋爱国统一战线的看法。在非常简朴的办公和居住地，毛泽东还与楚图南谈到文化和知识分子工作问题。毛说，北平解放后，如果胡适之先生不去台湾，中共对他会有安排的。此间，周恩来还经常利用晚饭后的时间从西柏坡策马来到李家庄，与楚图南等人交谈，介绍党的有关政策和时局发展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至此，楚图南向党组织正式申请恢复组织关系。经中央组织部研究，指定齐燕铭作为介绍人，暂作重新入党，党龄容后决定。根据中央意见，楚图南暂不公开党籍，仍作为民主同盟代表参加新政协前期协商筹备工作。

为推动新政协前期筹备工作的顺利开展，楚图南针对民主同盟内部出现的一些错误观点和立场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有个别人坚持走“第三条道路”的立场，甚至提出将民主同盟改造为资产阶级政党与新政权分庭抗礼的“纲领”。对此，胡愈之、楚图南等人在解放区的民盟成员发表联名通电，郑重声明，坚决遵循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任何违背这一政治路线的做法和主张都是非法的[1]。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楚图南参加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工作。 他与从东北解放区赶到北平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李文宜等民主党派领导人会合后，立即投入了对北平各大学及文物单位的接管工作，并受聘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949年6月，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周新民、罗隆基和楚图南等人，作为民主同盟代表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成立，楚图南参加第五小组起草大会宣言。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楚图南作为民盟正式代表出席大会。会上，他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49年10月 1日，楚图南登上天安门，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不久，组织上又委托他负责筹组西南文教工作班子。

1950年3月，楚图南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土改委员会委员、文教部部长，不久又加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同时他还承担整理西南诸省民主同盟的盟务工作。

在西南工作期间，针对西南地区重缺乏干部的现状，楚图南在中共西南局和军政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到任伊始即投入了组建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的工作。1950年4月，西南革大在重庆成立，刘伯承任校长。

楚图南到任不久获悉，在江津县有一所抗战时期创办的专门研究佛学的机构——支那内学院，当时学院经费拮据，难以为继。为此，楚图南派有关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并以朋友、故交的名义送去一笔经费，以维持该学院的学术研究工作。后来，在楚图南领导的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支持下，支那内学院迁回南京。当时，有些学者教授不了解党的政策，以至对人民政府接管学校的作法心存疑虑而离开学校。他一面把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一面发文通报全区各文教部门立即着手，把流落街头，离开讲台的学者教授请回学校。他还派人在重庆、成都等地调查高等院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1951年，西南地区教育界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开展 了教师思想改造工作，期间，楚图南多次到重庆几所大学了解情况，并及时向上级反映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他在向西南局工作汇报中指出，教师思想改造工作要认真执行政策，要把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区分开，不能把土改中斗恶霸的方法搬到学校。爱护知识分子、增强广大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感情应是我们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1950年，楚图南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代表文教部向会议提交了《西南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军政委员会充分肯定了楚图南领导下的文教部工作。9月，楚图南主持召开了西南区高等教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楚图南传达了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精神，并根据中央精神，组织有关人员讨论研究了西南行政区高校改革调整问题。按照工作部署，1952年，西南大区各高校开始院系调整。

1949年11月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一届四中全会，作出了整理全国盟务、更好地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工作方针。受民盟总部委派，楚图南在西南工作期间，还以中国民主同盟西南特派员的身份负责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后并入四川省）四省的整理盟务的领导工作。他在邓小平、刘伯承等西南局领导人以及西南局统战部的支持帮助下，组建了西南盟务特派员办事处，还抽调一批干部具体负责有关工作。他在对全区盟务工作进行全面摸底调查的基础上，向民盟总部提交了一份书面调查报告，报告根据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致接受，统一整理；政治严肃，组织宽大；重点发展，稳步前进”的指导思想和“照顾力求周到，整顿与学习相结合”的工作方针。他建议并经中共西南局批准，从 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举办了两期民主党派干部培训班，并多次给培训班的学员讲课。楚图南以高度审慎负责的态度对民盟成员的清理工作作出三项规定：没有问题的批准盟籍；未查清问题的保留盟籍，继续审查；确有问题的，取消盟籍。

在以上工作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西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楚图南出任主任委员。1950年9月，楚图南在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民盟组织要把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作为中心任务，所有盟员要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经过三年的整理，西南地区的盟务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到1952年底，西南地区各级民盟组织扩大了一倍。民盟西南总支部下属7个支部、18个市（县）分支部、三个区分部和22个直属小组。

1953年，楚图南来到北京，受命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新中国民间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事业的开拓者

1953年，根据党中央和政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外文化交往的指示精神，决定筹组以对外文化交流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全国性民间团体——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简称对外文协）。8月27日，楚图南主持召开对外文协筹备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确定对外文协的领导关系、领导机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办公地点、成立时间、对外宣传步骤等具体方案。筹建方案很快得到中央和政务院的批准。1954年5月3日，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缅甸友好协会、中国印度友好协会等十个人民团体联合发起，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在对外文协第一次全国理事会上，楚图南被推选为会长。

对外文协工作接受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领导，与原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局合署办公。全国理事会由各民主党派、宗教、外交、文化、艺术、青年、工会、妇女、民族、科技、教育界196名代表组成。协会设人民民主国家部、东方部、西方部、中国文化委员会以及秘书处、资料交流处和编译处等机构，并调配了俄、英、法、德、日、西、朝、泰以及文、理、法科专业的干部近百人。对外文协（后改组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作为全国性的民间对外团体，以其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和强干的业务干部队伍等优势，成为建国之初我国对外文化交往中一支生力军。

对外文协成立后，楚图南先后出席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缓和国际局势会议、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在埃及开罗召开的亚非团结大会以及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和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同时，楚图南还领导对外文协开展了一系列产生积极影响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通过艺术、科学、医药卫生、体育、教育、翻译出版、电影、展览会以及交换资料等多种形式，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接触和交流。1955年8月，楚图南率领中国古典歌舞团对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五国进行访问演出。在三个半月的时间里，歌舞团访问了这五个国家的17个城市，所到之 处受到当地空前热烈的欢迎，中国优秀的古典戏剧艺术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期间，歌舞团还与这些国家的艺术家和文教界人士举行多次座谈会和联欢会，交换对文化艺术的见解，交流表演经验和体会。所访问的各国政府也以不同方式积极支持、隆重接待歌舞团的演出。五国舆论界对歌舞团的成功演出也给予了广泛报导。楚图南根据外交部署，邀请了一大批在国际文化艺术界有广泛影响的人士访华，如智利的聂鲁达、万徒勒里，巴西的亚马多，古巴的纪廉等人[1]。还有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如曾任墨西哥总统的卡德纳斯将军、希尔，曾任危地马拉总统的阿本斯，智利社会党领袖阿连德，墨西哥的哈拉将军等人。楚图南陪同他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见面，请他们到各地参观访问，并利用各种场合或机会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对外政策。

为了把中国与拉丁美洲各国的民间友好关系更引向深入，1956年 8月，以楚图南为团长的中国艺术代表团对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巴西四国进行友好访问。代表团由京剧界、音乐界和舞蹈界最优秀的代表 88人组成。出访前，周恩来总理同楚图南等率团领导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并嘱咐楚图南，利用这次访问演出机会，广交朋友，多谈文化，宣传新中国的发展，向南美各国人民介绍一个新的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肩负着这一使命，楚图南率领中国艺术代表团于1956年8月启程，经莫斯科和布拉格，转道瑞士，然后换乘飞机前往智利。抵达圣地亚哥后，楚图南安排的第一个活动是带领全团向智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奥希金斯铜像敬献花圈，以表明中国人民对智利人民、对智利民族感情的尊重。这一举动立刻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戳穿了国民党驻智利“使馆”散布我代表团负有“颠覆”、“革命输出”使命的谣言，而且使不少对社会主义存有疑虑的智利朋友，开始用新的目光审视中国。访问演出时，楚图南成功地邀请到智利总统伊巴斯和夫人出席观看了艺术团的首场演出。演出过后，智利总统还参加了祝贺首场演出成功的酒会，同楚图南以及演员亲切交谈，表示祝贺，并且指示国内新闻媒介全面报道中国艺术团访演出的盛况。在阿根廷，艺术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南美洲一流的“科隆大戏院”举行首场演出。阿根廷教育部长观看了演出，盛赞中国艺术家的精湛表演，还向楚图南转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访问期间，楚图南还通过各种渠道和场合与一些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驻南美的使节、美国记者以当地侨领进行广泛接触，结交了许多朋友。此次拉美 四国访问，打动了拉美各国人民的心，也播下了中国人民与拉美各国人民友谊的种子。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成功的实践，为我国在未建交国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1959年，在楚图南的直接策划和组织领导下，对外文协邀请了14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化代表团联袂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 楚图南陪同他们出席了一系列国庆活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接见了这批拉美客人。这一盛事在中拉友好关系史上传为佳话。50年代末，智利、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等国先后成立了对华友好组织。1960年3月16日成立了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3月19日，当选为中拉友协会长的楚图南主持召开了“首都各界人民支援拉丁美洲人民和庆祝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周恩来、陈毅、彭真等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1960年中古建交之后，楚图南邀请了许多古巴领导人来华访问，如古巴著名的革命先行者格瓦拉，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以及许多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领导人，还有古巴文化、艺术、青年等各界人士。他精心安排古巴客人在华参观访问，并多次把一些重要客人引荐给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1961年古巴人民在吉隆滩击退流亡分子入侵不久，楚图南率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应邀前往古巴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当时古巴与美国还处于敌对状态，往访途中得不到安全保障，风险很大。在周恩来亲自指示、布置和安排下，楚图南等人于4月26日离开北京赶到布拉格。由于当时古美关系紧张，在布拉格的各西方国家航空公司均停止了前往古巴的飞行业务。为按时赶往哈瓦那，楚图南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乘坐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登机前，楚图南等人作了最坏的打算，把携带的所有文字材料，包括私人笔记本等，全部留在布拉格。5月1日，楚图南登上哈瓦那“七二六”广场主席台，向卡斯特罗等古巴领导人转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古巴人民所取得的胜利的祝贺和支持。

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是1972年实现的，但早在50年代，楚图南就以“民间文化大使”的身份同日本民间或半官方人士进行了频繁交往，与日本文化学术界以及政界知名人士广泛接触，并同不少人结下了深厚情谊，如浅沼稻次郎、久原房之助、石桥湛山、松本治一郎、中岛健藏、松村谦三、丰道春海、末川博、土岐善磨、井上靖等。1960年，楚图南根据陈毅的倡议，邀请 了由日本九段棋手赖越宪作为团长以及日本众多高段位棋手组成的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派出的第一个围棋代表团访华，从此沟通了中日两国围棋界交流合作的渠道。1961年，楚图南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日本，拜望了许多日本文化、学术、宗教界知名人士，进一步为中日两国有计划地开展民间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1963年1月，楚图南代表对外文协与日中友协签订了年度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议定书。4月，楚图南对日本发表广播讲话，纪念唐代高僧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楚图南继续以中日友协副会长的身份，不辞辛劳地为中日友好事业奔波。1973年4月，楚图南作为副团长，陪同廖承志率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日，在这次访问中，代表团足迹北至北海道，南及冲绳，西到新泻，东抵仙台，一时成为日本舆论界中心话题。在日期间，楚图南拜访了许多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老朋友，也结交了许多新朋友。这次访日，在日本各界掀起了继两国建交后又一次令人难忘的中日友好热潮。

1958年2月，楚图南出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并继续担任对外文协会长。

为配合我国对亚洲国家的外交工作，楚图南多次率文化代表团或歌舞团、杂技团等到尼泊尔、朝鲜、缅甸和巴基斯坦等国进行友好访问和演出。为配合政府做好接待国著名人士的工作，他陪同胡志明主席观看演出，陪同陈毅宴请蒙哥马利将军。为强化与各国开展文化交流的计划和针对性，1964年5月，他代表北京市部分高等院校同智利大学签订文化交流协议书。1964年6月，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中国也门文化合作协定书。1965年3月，与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签订中阿文化合作执行计划。

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中期，楚图南领导下的对外文协坚定执行了党和政府关于开创新中国新型人民外交格局的战略部署，积极配合政府外交工作，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对外民间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提高并丰富了我国对外关系总体水平。1965年4月，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改组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1969年又改称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为外友协），楚图南继续当选为会长。

1968年，康生等人趁周恩来出访不在国内之机，宣布解散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同时也停止了对外友协的所有外事活动。楚图南被撤消一切领导职务，受到残酷迫害、批斗和隔离审查，并于1969年初作为“专政”对象下放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1970年在周恩来干预过问下，楚图南得以回到北京治病。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对外民间友好工作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通知，楚图南的党龄自1926年算起。为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和外交总政策，开创民间外交工作新局面，任命楚图南为对外友协党组副书记、副会长。他与会长王炳南、副会长夏衍等人一道，开始了新时期重建人民外交的工作。这时楚图南已届80高龄。他认真完成安排给他的各项任务，先后率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了英国、比利时、法国、罗马尼亚、意大利、印度。1985年，他担任国际和平年中国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楚图南在工作中非常重视并爱护那些长期从事对华友好工作的老朋友。 每年他都要亲自写上百封贺年卡寄给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对华友好人士。特别是他在晚年撰写的大量文章中，一再强调关心和爱护老朋友在对外民间友好交往中的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1986年，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会长弗朗克第50次来华访问，弗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便投身卢中友好事业，也是楚图南的老朋友。当时因病住在医院的楚图南得知弗朗克访华的消息后，欣然写下一张条幅：“苍松翠柏，既挺且直。高山流水，友谊长存。”当楚图南将字幅亲手交到弗朗克手中，两位老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如数家珍地追忆他们40年的友情时，周围的同志不禁会心地鼓起掌来。

1986年在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全体会议补选楚图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7年3月，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号召，主动提出不再担任领导职务。1986年，楚图南当选为民盟中央代主席、主席。1987年，他在民盟四届中央全会上辞去主席职务后，被推选为中国民主同盟名誉主席。

楚图南早年就积极推广世界语。新中国成立之后，世界语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楚图南非常重视世界语为我国建设事业服务的积极意义。1963年，他陪同陈毅出席世界语座谈会。1964年他同曾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做出重要贡献的胡愈之深入讨论列宁和毛泽东关于世界语的评论。进入80年代，楚图南更是花费极大精力积极推广世界语。 80年代初，他曾与来华访问的国际世界语协会秘书长交换推进世界语运动的设想。1981年12月，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各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起成立了“世界语之友会”，楚图南被推举为会长。从 1981年至1983年，楚图南多次撰写文章指出：世界语应 该，也有可能成为人类比较理想的共同语言和文字，全世界人民如果能用一种统一的语言文字来交流思想，沟通感情，发展友好往来，必将有助于发展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此，楚图南倡议，发起各界知名人士签名运动，使更多的人了解学习世界语的意义；建议联合国设立一个研究和推动世界语的专门机构，设立世界语书库；建议各国的政府在各级学校设置世界语选修课；建议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世界语作为联合国正式使用的语种和文字之一[1]。 1986年，楚图南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他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指出：“语言的不同确是人类进步的一大障碍……确实有必要采用一种国际共同语……世界语具有使全世界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相互了解，共同创造幸福生活的崇高理想。”“我殷切希望它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推广和应用。”世界语应该“不仅作为一种语言，而且还作为一种理想和希望”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受到高度重视，“祝愿由于世界语运动不断的推广和普及，使柴门霍夫博士怀着善良用心和崇高的理想所创造的世界语，最终成为人类交流思想，沟通感情的国际共同语，并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重要的贡献。”[2]

楚图南早年在文学创作以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等方面卓有成就。1936年出版译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俄国，涅克拉索夫著）和散文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1940年出版译著《地理学发达史》（英国，迪金森等著）和文集《悲剧及其他》；1943年出版文集《刁斗集》；1944年发表译著有美国惠特曼的诗作《大路之歌》和德国、俄国、美国和匈牙利等国进步诗人的诗集《枫叶集》；1946年出版译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看哪，这人》（德国，尼采著）；1948年文集《旅尘余记》发表；1949年，译著《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德国，斯威布著）发表，并于 1958年和1977年两次再版。1956年译著《草叶集选》（美国，惠特曼著）出版；1992年，出版发行了上百万字的《楚图南著译选集》及《楚图南文选》。

1994年4月11日，楚图南因病于北京逝世，终年95岁。他在世时立下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不向遗体告别，不送花圈，遗体献给医院作科学研究，不保留骨灰。遵照他的遗愿，楚图南的骨灰与先逝的夫人彭淑端的骨灰掺在一起，由子女撒到养育过他和夫人的洞庭湖和滇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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