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

地处湖南东部交通要冲的醴陵县( 今醴陵市)，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特别是近代以来，“位至将官者数百余人”[1]，程潜就是其中的一个。

1882年3月31日( 清光绪八年二月十三日)，程潜出生在醴陵县北乡长连冲( 现官庄乡) 一户世代以耕种为业的农民家里。祖父程兰林，祖母王氏。 父亲程若凤，母亲钟氏，都以农耕为业。程潜在兄弟姐妹五人中最小。父母请人为他取名月如，字颂云。

程家虽经历代开荒拓土，历尽艰辛，到父亲程若凤时，仅继承祖业梯田6亩和少许山林，终岁勤劳耕作，才勉强维持一家温饱。因家中没有知书识字之人，常受人欺骗，亏损不少。因此，他决定省吃俭用，送子上学。先后将程潜两个哥哥送去读书，后来，他又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小儿子程潜身上。

1891年，程潜9岁到同宗前辈程寿峰处启蒙。他思维敏捷，天资聪颖，所学诗文，每读几遍，便能背诵自如。1896年11月，他又到湘潭拜赵璧为师。他朝夕苦读，对于经史子集，沿波导源，因枝振叶，颇得门径，进步很快。他曾作一日记，说读书不能一味泥古。古时情状不同于今，泥古者绝不能致用，但不能反古，今日一切事物皆由古演进而来，反古者，如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不能有成。他的这一见解，深得老师赞许，并在经馆传观。1898年开始作五言古诗，自此一生酷爱五言古诗。

1898年春，发生戊戌变法。血气方刚的程潜深受鼓舞，他对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和谭嗣同、唐才常创办的《湘报》兴趣很浓，爱不释手，从中受到莫大的启迪，懂得了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不久，清政府改革科举考试办法。6月，程潜赴长沙应试，考中秀才，但是，两个月后，为时百日的戊戌变法失败，当他得知谭嗣同等维新志士被斩首示众以后，心情十分沉痛，同时对这些仁人志士以死报国的民族气节和牺牲精神推崇备至，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下谭嗣同临刑绝命词，以为楷模，立志效法[2]。

1899年2月，程潜进入长沙城南书院就读。次年2月考取岳麓书院正课生。岳麓书院为闻名全国的“江南四大书院”之首。湖南多数学子由此中举进入仕途。时任山长的王先谦，进士出身，是岳麓书院学术成就最大的一届山长。享有“长沙阁学，季清巨儒，著书满家，门庭广大”之赞誉[1]。他虽在对待变法维新上思想保守，立场顽固，但在对外反对妥协，鞭笞入侵者方面，却立场坚定，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倡导下，岳麓书院学子都以天下为己任，崇尚“经世致用”和尚武精神，这使程潜的思想与志趣发生了巨变，忧国忧民之心愈强。他对老师曹毅亭说：“鉴于甲午战败，戊戌政变，庚子动乱的事件接踵而来，中国大势日就危亡，非有一种大变革，不足以振起人心，而谋挽救。”[2]

1902年，程潜决心投笔从戎，为国家民族干一番事业。他曾在《我的志向》日记中写道：“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后，备受外国的政治经济侵略。辱莫辱于英法进攻广州之役，耻莫耻于英法攻陷塘沽之役，痛莫痛于甲申之战，惨莫惨于甲午中日之战……列强瓜分中国之祸，痛切燃眉……我自问：为血气者当然不能忍视。外侮如此其极应当准备有以御之；内忧如此其深，应当设法有以平之。……我反复思维，惟有弃文就武，投考武备学堂，前途或无阻碍。从今以后，绝不再习举业，也不应科举，断然结束我十余年研究中国经史及文学的生涯。”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列强侵略中国和对清朝腐败统治的切齿痛恨，洋溢着他立志救国救民的赤子之情。

1903年2月，程潜从醴陵家中返回长沙，准备报考新创办的湖南武备学堂。但学堂章程规定学生须由各州县选送，经考试合格后才能入学。这时，武备学堂的学生已由各县按学额比例申送。他心急如焚，遂上书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鉴于国家外患内忧，纷至沓来，报国心急，愿弃文学武，以尽匹夫之责，绝非希图个人功名利禄，为此突报，请求亲试，送堂学习。”赵尔巽阅完程潜言辞恳切的上书，当即批示：“生之志嘉，不必破章求考。醴陵距省非遥，回籍申送，果能合格，自当录取。”[3] 他随即回县补办申送手续。不久，便以名列第一的成绩被湖南武备学堂录取，于同年5月入学。

学堂的校址设在长沙小吴门外大校场，学生定期三年毕业、所学功课分内外场。内场课有汉文、东文( 日文)、算学、伦理学、军制学、战术学、城垒学、地形学等22门，外场课有体操、马术、步操、炮操、工程等8门。学 堂教官系日本士官学校或江南陆师学堂毕业生。学堂总办是留日学生、湖南试用道俞明颐。程潜由于在武备学堂学习刻苦用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是年，日俄战争虽然结束，但是沙俄拒不从中国东北地区撤兵，而且企图胁迫清政府同意其永久霸占东北。武备学堂学生以民族利益为重，曾要求缩短学时，提前毕业，训练新军，保家卫国。与此同时，武备学堂学生公推程潜为代表，出席省垣各学堂召开的联席会议，响应留日学生开展的拒俄运动，并创办《俚语日报》，登载消息，进行反日反俄宣传。

1904年，北平总理练兵处令各省督府择优选派武备学生送京考试，派遣赴京留学。程潜等四人由学堂择优报派送京。8月，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1904年10月，他抵达日本东京进入振武学校学习，开始了他人生的新天地。 反清志士程潜到达东后不久，便结识了黄兴、宋教仁、仇亮等一批从事反清活动的革命学生，特别是与湖南同乡、华兴会组织者黄兴及后来任同盟会湖南支部长的仇亮等过从甚密。常聚集在一起研讨国事，寻求救国真谛。

1904年12月，程潜与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等100余人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运动。后来经仇亮介绍，加入了1905年8月孙中山在13本东京创建的中国同盟会，不久，又由仇亮引导，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金弥住宅谒见了孙中山。在长达三个小时的长谈中，孙中山向他讲述了有关革命的目标和策略，令他肃然起敬，钦佩不已。后来，他回忆说：“自从我亲聆这次教诲以后，一时思想大为开朗，从此衷心服膺三民主义，并心悦诚服地敬佩先生。”[1]

1906年孙中山离开日本后，黄兴代理同盟会总理，鉴于当时形势艰险，会员成份复杂，黄兴嘱咐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要到同盟会总部去，并在陆军学生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叫“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有的品德。加入这个组织的就有程潜、李根源、李烈钧、李书诚、赵恒惕、阎锡山等30余人，他们在辛亥革命后均成为军政界的重要人物。

从振武学校毕业后，程潜到姬路野炮兵第十联队入伍一年，1907年3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学习，1908年12月毕业后。受川督赵尔巽之聘，于次年2月抵达成都，任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二等参谋，参与训练新军。同时受同盟会总部委派，担任了长江上游联络员。

程潜到四川后，即与同盟会会员林修梅、杨瑾等开会，详细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四川的情况，认为要在四川进行革命，就应立个行动纲要，以为守则。 他提出四个要点：一、服膺三民主义，始终不渝；二、稳步发展组织；三、切实把握军事实力，应付事变；四、联络一切力量，共策进行。会上共推他主持其事[1]。

川督赵尔巽打算编新军为一镇，协统朱庆澜即推荐程潜为筹划处主任，负责草拟计划并购买枪炮器材服装等。1909年11月，程潜与杨瑾、曾广开等赴湖北购买枪炮、器材和服装，乘机联络武昌新军中革命同志，并与群治学社( 文学社前身) 负责人蒋翊武取得联系，“相约各自努力，今后应联络一致，共策进行”。

1910年2月，程潜自武汉到达上海，后又去南京、长沙、醴陵等地。沿途，他得悉广州新军起义、长沙抢米风潮等事件，感到长江中下游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万里云程初发轫”，革命前途，大可乐观。他于6月返回成都后，十分高兴地向四川的同盟会员们介绍了长沙中下游的革命形势，要求大家“向两湖学习”，“与滇、黔联络一气”，加强对中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的宣传组织工作，同时加紧联络四川会党[2]。大家听了他的汇报和建议，极大地增加了革命的信心和勇气。这年冬，四川陆军第十七镇正式成立，朱庆澜任统制，程潜任正参谋官，即幕僚长。

1911年8月，程潜请假回家奔父丧。9月12日到达长沙，与同盟会员刘斐畅谈湖南保路运动前景，极力赞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彼此预感到革命时机行将成熟，遂互相勖励努力革命工作”。安葬好父亲后，程潜于10月初奉令担任四川首派永平观操员，与广西代表程子楷一道赴北京。途中得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遂决定“立即南下，参加革命，以遂平生之愿”。他由北京转天津乘船赴沪，日夜兼程于11月7日赶到武昌。第二天，他到汉阳司令部拜访黄兴。黄兴十分高兴，任他为炮兵团司令曾继梧的助手。

此时，全国革命形势高涨。武昌首义仅一个月，就有13个省响应。清政府派袁世凯率北洋精锐之师，大举南下，攻占汉口。11月14日，黄兴召集军事会议，多数人主张速战，进攻汉口，程潜则力主利用长江天堑，借助各省响应独立的声威，作防御中的攻势准备，但未被采纳。会议最后决定进攻汉 口。

11月17日，他奉命指挥汉阳龟山阵地炮兵。战前，他指挥官兵测定距离，定准标尺，准备炮弹；战斗开始后，他不畏牺牲，亲临前线沉着指挥炮兵作战。由于敌众我寡，革命军反攻汉口失利，27日，汉阳城失陷。他只好指挥汉阳炮兵撤退。汉阳战役后，他接受了黄兴交付的“联络湘省当局，准备一种持久力量”[1] 的任务，同时建议黄兴在孙中山未回国前，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及早赴上海组织军事力量设法攻下南京，作为革命根据地。黄兴采纳了他的建议，旋即离鄂赴沪，不久光复南京。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随后，程潜决心在湖南打开联络工作的局面，继续聚集革命力量。

讨袁名将

南北议和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湖南革命派首领焦达峰、陈作新于1911年10月22日发动了长沙新军起义，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10天后，立宪派首领、省参议院院长谭延闿发动政变，登上都督宝座，湖南辛亥革命果实落入了立宪党人手中。不过，谭延闿仍主张反清共和，并与南京临时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12年7月，程潜出任湖南都督府参谋长，负责管辖新军。当时，驻省湘乡中学的毛泽东响应辛亥革命，投奔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成了一名列兵。毛泽东在新军里当了半年兵，受到了行军打仗的基本训练。所以解放后，毛泽东常尊称程潜为“老上级”。从8月起，程潜协助湖南都督谭延闿实施裁兵计划。至11月，共裁撤湘军官兵4万多人。

9月下旬，国民党湖南总部正式成立，他成为湖南国民党重要骨干之一。 1912年10月，黄兴回到湖南，号召政治上开展民权运动，经济上振兴实业，教育上培养人才，湖南兴起了一阵实业热。程潜积极响应，先后和黄兴、宋教仁、谭延闿等发起成立了中华汽船有限公司、五金矿业公司等，还在岳阳筹办一家制革厂。

1913年1月，宋教仁回到长沙，到处演说宣传“政党的责任内阁制”。程潜对此表示担心，他向宋教仁提出疑问：“一、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内部复 杂，即令将主义与政纲降低水平，意见亦不能统一；二、起义各省，其属于同盟会者，有名无实，同志间精神涣散，并无中心力量作为国民党核心；三、袁世凯依靠武力，专横独裁，目无法律，安问政党。有此三点，而欲实行内阁责任制，不能无疑。” [1] 程潜进一步指出“目前工作应以训练党员为中心”。 结果意见不一，不欢而散。

1913年3月，程潜被谭延闿任命为军事厅长。上任伊始，他打算首先成立两团，严格训练干部，以作楷模。不料，3月20日发生了袁世凯指使人刺杀宋教仁的血案。此后，国民党中枢一面坚持由法律解决，一面准备实力以应付事变。4月底，由江西都督李烈钧发起成立赣、粤、皖、湘四省都督秘密联盟，并以黄兴为中心进行反袁斗争。程潜“默察当时局势，认为终必出于一战，……抓紧时间，训练军队，计在四、五、六这3个月间，成立了3个步兵团与1个炮兵营”[2]。又拟从巡防营改编3个营，合赵恒惕所部桂军一旅，共为两个师。这支匆忙新建的部队，便是湖南国民党人日后讨袁的基本力量。 7月，孙中山力排异议，毅然发动“二次革命”。李烈钧奉命在江西湖口成立讨袁总司令部，发布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7月17日，谭延闿被迫宣布湖南独立，加入“二次革命”行列。程潜主持成立湖南讨袁军，派兵援助鄂、赣。由于反袁军仓促上阵，各地缺乏统一的指挥和战略配合。“二次革命”很快失败。8月8日，南昌失陷，程潜派兵接应李烈钧等入湘，并保护他们离湘赴日本。8月12日，谭延闿见风使舵，取消湖南独立。袁世凯给黎元洪的密电称：“湘省独立，其中军界多明大义，绝非全体附从叛党。惟程子楷、陈强、唐蟒等最为黄兴死党”，同时下令通缉谭人凤、程潜等人。

在这危急时刻，程潜沉着冷静，一方面在谭延闿的逼迫下同意取消独立，辞去军事厅长一职，“准备承担所有责任”；另一方面，设法保护同志离湘。 如谭人凤、程子楷等革命党人，都是由他设法保护，使他们潜往上海转赴日本的。只有蒋翊武不愿经过汉口，改走桂林转香港，竟为陆荣廷所害。完成掩护湖南革命党人离湘任务后，他于8月底离长赴沪。一路上他改作商人打扮，得以混过密探耳目，安全抵达上海。10月底流亡日本。后来，他反思讨袁失败的教训，认为“革命不能专靠军事”，于是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 济学[1]。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对世界大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作详尽的探讨，程潜与李根源等于8月在东京倡议组织欧事研究会[2]。积极筹划倒袁，开展反袁宣传。

1914年底，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了21条卖国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欧事研究会以国家存亡、民族受辱为号召，强调一致对外，反对日本侵略。他们改变了以往缓进的主张，倾注全力于反日救国斗争。1915年8月，袁世凯在北京成立筹安会，策划复辟帝制。欧事研究会会员看到袁世凯怙恶不悛，一致表示不能再事优容，必须立即回国，武装讨袁。程潜在与李根源等分析国内形势时说，云南可以作为反袁起事的基础。因为：一、地处偏僻险阻的边区，在军事上居扼险要优胜之势，四川军队不堪与敌；二、云南两师陆军素质大大超过北洋军队；三、云南陆军装备精良；四、云南当时几个当权人物，如唐继尧、罗佩金等，都是同盟会员或有革命倾向的人。因此，如果袁氏称帝，可以成功地在云南组织起义，为全国倡。大家赞同他们的见解。

11月5日，程潜、李根源等从日本回到上海。面对新的形势，他们商定了新的行动纲领：一、全国各界人士，凡秉爱国热忱和救国愿望，挺身而出反对袁世凯称帝者，我们都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二、平日国内与我们不同宗旨的党派，只要真心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我们也愿与之合作，采取一致行动；三、反袁斗争主要是武装对抗，但也不排斥其他方法。当时还安排了各人的工作任务，决定由程潜布置两湖军事及湘省义军的发动。

1915年12月，孙中山发表了《讨袁宣言》，吹响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号角。 1916年1月1日，蔡锷率领护国军在昆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发布讨袁檄文。程潜应蔡锷之约转道香港，于1月27日到达云南昆明，被护国军政府云南都督唐继尧任命为“护国军湖南招抚使”，拨给卫队一营。2月23日，程潜与副使陈惟诚、参谋长林修梅、总务长李仲麟等经长途跋涉到达贵阳。 在与贵州都督刘显世的交谈中，程潜将自己思索已久的招抚计划和盘托出：“回湖南后，以一月为期，统一湘西。以湘西作为根据地，一面改编地方守备部队和编练地方团队，使它能够确实具有牵制敌人的力量；一面组织和训练民众，反抗袁军，使敌军处处感到困难，我军处处得到便利。湘西统一之后， 准备进一步占领宝庆( 今邵阳)，整理财政，改善交通。……依靠湖南民众的力量，西与黔合，南与桂联，把汤芗铭驱逐出湘。”[1] 并拟定实施大纲和宣传大纲：一、以发动湖南民众拥护共和、诛讨袁世凯为目的，摧毁袁氏的反动行政机构，改为护国行政机构；二、策动起义之县，由该县民众选择素孚众望的公正人士担任县长，受招抚使之指导；三、起义县得组织保卫地方的团队；四、起义县的民众须宣誓拥护护国军，反对袁家军。

3月25日，程潜率部到达靖县，决定“招抚工作的第一着棋，就是摧毁敌人的政权，建立护国政权”[2]，同时着手筹建护国军。义旗一举，各地群起响应。到4月10日，湘西地区除常德、桃源、沅陵、辰溪、古丈、麻阳6县仍为北洋军阀孤守外，其他21县都已宣布独立或表示与护国军合作。他领导的护国军发展到两个旅。

4月26日，程潜在靖县召开护国军湖南人民讨袁大会，决定全省独立讨袁。与会者计48县代表，占当时全省75县的一半以上。会议一致公推他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4月28日，宣誓就职。他郑重表示：“我湖南人民，忠诚卫国义不后人。决议同心同德，响应云南，自即日起宣布独立，凡袁世凯所任官吏，一律为逆党，立予摒弃。为维护共和、殄除国贼而奋斗。”[3]5月3日，他亲自率部从靖县出发，沿邵潭公路急速前进。5月22日到达湘中重镇邵阳，沿途陆续收编旧部队，兵力迅速扩充到3个旅。一时声势浩大，成为讨袁护国战争中南方三个主战场( 云南、两广、湖南) 之一。与此同时，陆荣廷率领的广西护国军亦进入湖南境内，正向衡阳方向挺进。6月3日，程潜所部离开邵阳，取道湘乡，6月10日抵达宁乡。行军途中，在湘乡电报局截获北京电报，得知袁世凯于6月6日已暴死，当即集合部队报告消息，同时令第二旅旅长周伟率部开到宁乡道林，将汤芗铭部围困于长、潭之间。这时，汤芗铭居然将部队改编为所谓“护国军湖南第一军”，委曾继悟为军长，与程军对抗。 6月20日，程潜赴衡阳，与陆荣廷商议对时局的方针，决定“以迅速安定湘粤为目下首要任务”，驱逐汤芗铭，安定湘粤两省。陆即拨炮兵营和四个步兵营归程潜指挥。程潜在得到桂军的军械补充后，决心一雪“二次革命”失败的耻辱，立即部署进攻长沙。6月30日，发布《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布告 汤芗铭罪状》通电，宣布了汤芗铭“吞没巨款，紊乱财政；惨杀无辜，力长元恶；蓄植游探，流毒社会；纵恃北军，蹂躏人民；摧残教育，毒戮土林；酷用毒刑，绝灭人道；滥用私人，秽乱吏治；盗卖矿产，次第卷逃；出入警跸，阻绝交通；援结败类，败坏风俗”的十大罪状[1]。7月1日，程潜率护国军第二旅由宁乡东南境内的道林进逼长沙。汤芗铭派所部“模范团”两营企图阻止护国军前进，在道林附近遭遇，经过激战，汤军大败，全体倒戈。7月6日，程潜率护国军进入长沙。汤芗铭于先一天晚上闻风而逃，从而结束了他在湖南的三年残暴统治。袁死汤逃，护国战争的任务完成，然而不幸的是，在汤芗铭出走后，湖南继续成为各派军阀政客争夺的地盘。

在讨袁驱汤之役中，功绩卓著的程潜，虽然于7月7日被授予中将军衔；并在湖南军政各界举行的联合会议上一度被推为湖南都督，最终却受到谭延闿的排挤，被迫出走。8月4日，北京政府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督军。于是，护国运动的成果落到了政客谭延闿手中。

程潜在愤然离湘赴沪前，写下了自己鄙视污浊、不慕权势的《将去湘告同志》诗：“吾湘崇节义，先哲留经纶。迩来习贪偷，正谊渐沉沦。越俗俗难移，激浊浊愈纷。砥砺平生志，不能清雾霁。……洪漶夙所鄙，势位何足论。”[2]

护法前驱

1917年7月，把持北洋政府大权的段祺瑞准备召集由各省军阀指派的代表组成“临时参议院，”废弃民主共和的象征《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强烈谴责段祺瑞，力主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7月，他率两艘军舰到达广州，首先举起“护法”旗帜。8月31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被推选为海陆军大元帅。鉴于湖南为南北势力必争之地，便密派程潜到湖南边境运动护法。

9月18日，在程潜的策动下，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通电全国，宣布湘南24县为戒严区域，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 9月25日，程潜在衡阳被推举为护法军湖南总司令，与两广一致行动。

10月上旬，程潜率领林修梅、刘建藩部仅有的5000人护法军与王汝贤、傅良佐统率的北洋军在湘潭、衡阳之问的萱州河一带展开激战。经过八昼夜 奋战，终于大败北洋军，使其不敢再图南进，双方形成对峙局面。程潜欣然写下了“惨淡偏师捷，虎狼中夜遁。飞旆逐窜逃，气类由慈奋”的诗句[1]。

萱州河捷报传到桂林，两广实力派人物陆荣廷一改观望态度，令广西督军谭浩明率桂军援湘。10月20日，谭浩明抵达衡阳，与程潜部汇合，就任湘桂联军总司令，立即部置分路反攻。l0月28日，林修梅部在桂军配合下，冒雨奇袭，收复湘中重镇邵阳，北洋军败退。程潜率部乘胜追击。很快推进到湘潭、株洲一线，将北洋军包围，俘敌两万余人，残部败北而走。11月14日，傅良佐逃离长沙。11月19日，程潜率部到达长沙。随后又率部出驻湘阴，激励将士，一鼓作气攻克岳阳，收复湖南全境。

1918年1月19日，湘军开始向北军攻击。为鼓舞士气，程潜亲自创作了警句，令每一个官兵将警语写在白布上，缠于手臂：“夺得岳阳，湖南必生；不夺岳阳，湖南必死；敌人胜我，则中国亡；我胜敌人，则中国存!”他命令兵分三路：以桂军任右翼沿平汉铁路向新墙河出击；刘建藩率所部配合粤军一部任左翼，扼守平江；他自己亲率湘军第一师及第二师为中央军。1月22日，他下令全线进击，经过四昼夜激战，北洋军3个师溃走鄂境，临逃前放火大烧岳阳。1月27日，湘军终于收复岳阳。

北洋军阀政府对岳阳失守大感震惊。直皖两系协力调集50万大军，于3月1日起以曹锟、张敬尧、张怀芝、吴光新、张作霖等，分五路大举压迫湘、鄂。3月11日，南北两军大决战爆发。程潜率湖南游击司令李仲麟部，猛扑羊楼峒( 湖北省境)，与张敬尧部吴新田旅接战，反复冲杀，遂克羊楼峒。不久，北军大举南下，南军连战三昼夜，死亡枕籍，只好撤退。3月18日，北洋军占岳阳，25日，又占长沙。3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北洋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4月初，程潜召集赵恒惕、林修梅、刘建藩等在衡山举行紧急军事会议，决定由自己和林修梅居中路，扼守衡阳，正面牵制北洋军主力吴佩孚的3个师。赵恒惕、刘建藩率湘军主力向东守卫攸县、醴陵。 4月下旬，刘建藩在株洲战死，形势对湘军更为不利。程潜在部队屡战屡退的情况下，毫不气馁，与林修梅一道，指挥湘军拼命反攻，以5000人之寡，敌3万精锐之师。永丰一战，程潜身先士卒，激励官兵，奋勇厮杀，终于击退北军一部分。战斗持续10昼夜，双方伤亡惨重。两军相持于耒阳、永兴之间。 不久，北军内部派系发生倾轧，吴佩孚只得与湘军划界停战。6月15日，双 方代表在耒阳签订停战协定。程潜率部驻守郴州。

在此期间，程潜发现所部某连文书李立三才华出众，且系同乡故人之子，遂对李立三说：“你在此当兵，会埋没了才华。我给你一笔钱，给你父亲写一封信，你去北京大学深造，或者去出国留学吧。”[1] 后来，李立三拿着这笔钱于次年赴北京，进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不久赴法国，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这时，在桂系军阀的支持下，谭延闿进入湖南零陵，出任湖南督军。南军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北京政府认为有机可乘，特派与程潜关系较深的湘籍人士陆鸿逵携带委任状和密函到湘南拉拢程潜，恰被谭延闿侦悉，遂将来人杀死，谭与陆荣廷联合，诬称程潜“通敌有据”，要湘军将领与之脱离关系。 6月29日，程潜写下“西邻妒厥感，道旁纵谗口。众犬同吠声，纷来掣吾肘。 我行自有道，安得丧我守[2]。”一诗后愤然离开郴州。先在广东滇军将领李根源处暂住，次年转赴上海，这时，孙中山因西南军阀的逼迫，辞去大元帅职，离开广州赴上海。自此，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在上海期间，程潜得以与孙中山经常相聚，两人过从甚密，共商国是，总结失败教训，探索革命方略。

中山良辅

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中华民国政府。12月8日，程潜出任陆军部次长，因陆军总长陈炯明全力关注自己的军队，实际上由程潜指导军事，代理军务，成为孙中山在军事上的重要助手。

1921年4月7日，国会参众两院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孙中山被选为大总统。10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组织大本营，筹备北伐，任命程潜为大本营陆军总长。1922年3月，陈炯明开始酝酿叛乱。孙中山发觉其阴谋，下令大本营迁往广东，调集各军于梧州待命。5月17日，孙中山派程潜及内政总长居正，前往陈炯明所在的惠州城百花洲劝谕，经两昼夜说服工作，陈炯明勉强答应回广州共商大计。但陈怙恶不悛，密调50营兵力到广州，要挟孙中山。 6月6日，程潜往陈炯明部驻广州白云山的叶举部探察，见其官兵杀机毕露，急忙返回报告孙中山，劝请其速离广州，孙中山不许。6月16日凌晨，陈炯 明部5000余人围攻总统府，并用大炮轰炸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越秀楼。孙中山化装成中医师逃上停泊在长堤江面的永翔舰避难。程潜亲率千余人抗击叛军，在沙基、韶关等地与叛军激战，掩护孙中山脱险。8月8日，又冒着生命危险登上“永丰舰”，劝孙中山迅速离舰，以防不测，另谋进取。8月9日，他又陪同孙中山乘英舰“摩轩号”转道香港赴上海，策划恢复广东大计。12月，孙中山联络粤、桂、滇、湘各军组成讨逆军，大举讨伐陈炯明。程潜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与李烈钧等人指挥各军全力配合，终于在1923年1月16日攻克广州，陈部败窜潮汕一带。

1923年2月底，孙中山在广东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权。3月2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正式成立，孙中山任命程潜为军政部长，负责筹划北伐大计。 随后，程潜参加讨伐沈鸿英、陈炯明之战，5月18日，讨逆军收复肇庆，将沈鸿英叛军赶出粤境。5月20日，孙中山调集南北两路军队于石龙，任命程潜为东江讨逆军总指挥，全力讨伐陈炯明，攻惠州未克。9月，程潜率部与来犯广州的陈部叛军林虎、叶举及洪兆麟部激战于增城、博罗、河源一带，终于迫使叛军龟缩于惠州等地。

程潜从切身的实践中感受到，提高军人素质是革命事业成功的关键。 1923年10月17日，他亲写呈文向孙中山建议举办中央陆军教导团，以培养军事骨干。21日，获得孙中山批准后，即开始筹办中央陆军教导团[1]。以后又在此基础上创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他自兼校长，张振武、胡兆鹏任副校长，李明灏任教育长，学校共招收新生400多人，学习时间为6个月。

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提议和帮助下，孙中山决定仿效苏联红军及其院校的建设经验，创办一所全新的革命军事学校，即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由蒋介石任校长。不久，程潜向孙中山建议，将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于是，正在讲武学校学习的146个学生，均转入黄埔一期学习。这些人中，后来有的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杰出将领，如陈赓、左权、蔡申熙、袁仲贤、陈启科、张际春等，有的则成为蒋介石军队的高级将领，如任集团军总司令的李铁军、李文、丁德隆、刘戡、陈大庆，宪兵司令张镇，兵团司令刘嘉树、宋希濂、陈明仁等。1949年跟随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军师旅长中，不少人也出自讲武学校。

作为军政部长的程潜，为协助孙中山、蒋介石办好黄埔军校作出了很大 的努力。在黄埔军校开学的第八天，他起草了军人宣誓词及军人宣誓条例，报请孙中山批准后，于1924年5月28日发出指令，在军校贯彻实施，这对于提高军人的革命政治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4年9月中旬，孙中山调集各军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程潜随从出征，奉命经略湘鄂，以大本营军政部长兼任建国攻鄂军总司令。著名共产党员林伯渠任政治部主任。11月12日，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和张作霖的邀请，离开广州北上，共商国是。作为孙中山重要助手的程潜对孙中山此行抱有极大的希望，在《恭送总理北行》一诗中说：“斯民竟何辜，久困将不堪。谁谓河溯远，亟思雨露露。兹行体天意，万国新观瞻。”[1] 孙中山北上后，为配合北伐军攻打江西，程潜奉命与林伯渠率师进军湘南，于1925年1月驻军韶关马坝。1月7日，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在汕头下达总攻击令，企图重占广州。1月30日，程潜等人在东征联军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分兵三路出师东征。经过月余奋战，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陈炯明被迫再度逃到香港。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此时，混在革命阵营里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于6月4日率部众2万陆续从东征前线窜回广州，公然发动反革命叛乱，占领了省长公署等机关，为保卫广州革命政权，程潜与廖仲恺、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等人指挥东征各军回师广州平乱，经1个多月的战斗，终于平定叛乱，使广州的局势转危为安。

7月1日，国民党中央将广东大元帅府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程潜等16人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9月上旬，陈炯明叛军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支持下再度进犯潮、梅，企图重霸广州。为彻底消灭陈炯明势力，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9月21日，由蒋介石任总指挥的东征军3个纵队组成，程潜被任命为左翼军指挥兼第三纵队队长，辖攻鄂军、豫军、赣军、湘军共6千余人，随同何应钦的第一纵队向博罗附近进击。10月6日，各纵队分途出发。 10月2日，程潜率部攻克河源城，28日攻占五华，31日攻占兴宁。11月中旬入闽，在永定之北15公里处将陈炯明残部一举击溃。3日后挥师回粤。至此，历时1个多月的第二次东征取得了胜利，割据潮梅、东江一带达3年之久的陈炯明军阀势力彻底覆灭，统一了广东，巩固了后方，为两广统一和准备北伐奠定了基础。程潜率领的第三纵队在东征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表扬，称赞其所部官兵“不愧为国民政府下之革命军人。”

北伐功臣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程潜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月20日，他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林伯渠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辖第十七、十八、十九3个师，共9个团两个营。

程潜继续忠实地执行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坦诚地同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合作，以实际行动抵制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他不准国民党右派查问将士的政治身份。有一次，国民党右派要求交出第六军中共产党员的名单，他声色俱厉地拒绝说：“只要是能打军阀的，都是好战士，我就要用。”[1] 当时，六军是由攻鄂军、吴铁城的独立师、广东潮梅军以及收编的陈炯明残部等杂牌军组成的。为改编这支部队，他与林伯渠密切配合，调整了师团干部，将原攻鄂军讲武学校第二期学生，全部分配到六军各部担任下级官佐，建立了政治训练委员会，逐步建立起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在军内整顿和发展了国民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成了第六军的骨干。由此，迅速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使这支杂牌军队伍很快成长为北伐战争中的一支劲旅。

1927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北伐第一期作战计划是出师湖南、湖北，以消灭吴佩孚部为目的；尔后向长江中下游发展，消灭孙传芳的部队。具体部署是：以四、七、八军担任湖南战场的正面主攻，二、三军为左翼，策应正面，监视江西敌人，程潜的第六军和第一军的一、二师随中央军推进。

7月15日，程潜率部从广东惠州出发，过韶关入湖南，准备配合攻打武昌。这时，盘踞江西的孙传芳，为了策应武汉的吴佩孚，派谢鸿勋师和杨振东旅进至修水、铜鼓一带，威胁第四军侧背。为了驱逐谢、杨两部，打击孙传芳，他奉命率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由湖北转入江西境内，进攻铜鼓、修水，直捣德安，截断南浔路。9月8日克修水，13日又连克铜鼓、高安数城。 这时，当他探知敌军主力已自南昌南下，南昌城内无正规军，仅有宪兵两个连、省署警察部队两个连和邓如琢部的一个骑兵团，守军人数不多，防务十 分空虚。遂不顾苏联顾问的劝阻，决定突袭南昌。9月17日，他在高安下达了向南昌进军的命令，第六军第十九师奉命星夜兼程向南昌疾驰。9月19日，第六军攻占南昌。

孙传芳听到南昌失守，大为震惊，立即调动精锐部队第一、二、十3个军从南北反攻南昌。蒋介石密令第三军军长朱培德部不予支援。程部受到孙传芳军队的夹击，与数倍于己之敌血战三昼夜，伤亡近半，被迫撤出南昌。 在战斗中，第六军军部被敌军冲散，程潜只好剪掉胡须，脱掉长袍，化装逃离南昌。

此次南昌战斗失利后，程潜认真检讨了自己的失误，总结了战败的各种因素，决心重整部队，再接再厉。他率部在奉新进行整训。在党代表林伯渠协助下，调整组织，任命干部，重新配备政治工作人员，巩固内部的团结。 林伯渠还为六军制定了政治工作计划，拟定了既通俗又能鼓舞士气的具体政治口号，如“为已死同志报仇”，“为南昌人民报仇”，“必须雪前次退出南昌的奇耻大辱”，“不收复南昌，不算革命军人”[1] 等。经过有效休整，六军很快恢复了战斗力。

10月15日，蒋介石制定了《肃清江西计划》，将进入江西的北伐军编为左、中、右3路，蒋亲任总指挥，程潜任中路指挥官。11月2日，北伐军向南昌发起总攻。第六军负责进攻对整个战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乐化车站和涂家埠。4日，占领芦坑车站。5日，向乐化车站进攻，遇到敌人两个旅约6000余人的顽强抵抗。程潜亲临前线督战，六军官兵奋起冲锋，经过激烈战斗，6日，攻占军事要地涂家埠，切断了孙军首尾联系。此役，六军官兵伤亡千余人。8日，北伐军占领南昌。至此，江西战场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南昌战役结束后，程潜当选为江西省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1927年1月，他被任命为江右军总指挥，统率第六军、第二军、第四十军直取南京。2月中旬，江右军自九江顺流而下，分别集结于彭泽、湖口等地，2月28日进抵秋浦( 今安徽贵池县)。慑于北伐军声威，孙传芳部直鲁联军第六师及湘军叶开鑫部相继归附。与此同时，北伐军东路军及中央军亦于2月中下旬占领杭州后，击溃孙传芳残部，乘势进军皖南。程潜率江右军于3月6日直取芜湖。 17日，击溃直鲁联军第四军、第五军及孙殿英部，进占当涂。21日向南京发动总攻击。此时驻扎在南京的是张宗昌的直鲁军第一、四、六、七军，共约 十万人。江右军虽然人数远比敌人少，但士气旺盛，斗志昂扬，一路猛打猛攻，敌阵全线崩溃。23日，攻克雨花台要塞。接着，程潜命令三军同时攻打聚宝门、洪武门、通济门。战至下午城门一一被攻克。江右军大队人马开进南京城。至此，北洋直鲁联军被逐出江南。

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到侵害，下令各军舰向南京城内轰击，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死伤军民2000余人，毁坏房屋不计其数。第六军为保卫人民财产，进行了自卫还击，打击了帝国主义嚣张气焰。程潜于3月24日入城后兼管南京卫戍事宜，同英、美领事馆进行交涉，制止事态扩展，很快平息了骚乱。从此，他的声名鹊起，并成为国民党中的实权派人物。

反蒋波澜

1927年3月，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坚持国共合作和将政治、军事、财政等大权集中于党、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程潜在会上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七人主席团成员，并被指定为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统率第二、六、四、十军从津浦路进攻直鲁军，继续北伐，指挥部设在南京。

1927年3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对蒋介石指使其爪牙在南昌、九江和安庆等地惨杀革命群众，解散和捣毁革命机关的反动行为极为愤慨，密令程潜在南京相机逮捕蒋介石，蒋介石亦欲拉拢他反对武汉国民党政府，而程潜则认为，北伐尚未完成，革命阵营内部不宜分裂，企图居中调停。因此，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于4月将其主力第十九师包围缴械，并下令通缉程潜及林伯渠。于是，他只好偕亲信随从数人乘小火轮逃离南京奔赴汉口。

程潜到武汉后，在林伯渠的协助下，在汉口重建第六军。除恢复原有3个师的编制外，还新增加一个教导师。经过整训，该军很快成为一支劲旅。 对部下杨杰的反叛，他出以大义，劝阻部下诱杀杨杰的主张。他说：“宁可人负我，我绝不负人。”后来，杨杰有感于程的恩情，故在1935年力荐程潜出任参谋总长。

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与南京政府在反共问题上达成一致，发动反革命政变，但宁、汉矛盾仍很尖锐。8月初，武汉国民政府正式下令东 征讨伐蒋介石，派程潜为东征军江右军总指挥，率部东进至芜湖、宣城一带。 蒋介石因宁方内部矛盾突出，在桂系的逼迫下，不待东征到达即宣布下野。8月20日，宁汉双方在庐山谈判，程潜是武汉方面的代表之一。9月16日，他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14位主席团成员之一，并任军委会常委。新组成的军委会常委实行轮任制，由他担任首届主席。

宁汉合流后，汪精卫、唐生智等因不满于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权力分配，回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于是爆发了“宁汉战争”。10月20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密令以湘、桂军为主体组成西征军，任命程潜为西征军总指挥，李宗仁为副总指挥。唐生智部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在西征军攻击下，几乎一击便溃。11月11日，唐生智通电下野，退守湘境，西征军顺利进入武汉。12月2日，程潜在武汉就任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1月初，国民政府又命令程潜、白崇禧自武汉南下，继续讨伐唐生智军。1月25日，程潜率部攻入长沙，随后攻克衡阳、宝庆等地，唐部将领先后倒戈，接受改编。湖南省政府也改组，程潜兼任省政府主席。在2月2日至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程潜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

在担任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期间，程潜参与了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行动。他组织颁布了“共党自首条例”，设立“惩共法院”和“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并兼督办，在“清党”过程中，下令杀过许多共产党人，铸成终生悔恨。与此同时，他也保护过一些共产党人。如少将副师长、共产党员奚绍黄( 后改名周保中，解放后任云南省政府副主席、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等。

1928年春，各界纷纷表态拥护蒋介石复职，唯独程潜不表态，他对人说：“反蒋是我的一贯主张，不能因私人关系和个人利害有所变更。”桂系逼蒋倒唐达到目的后，急于扩张势力，又联蒋倒程，程却浑然不觉。2月28日，复职后的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3月7日，又任命李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而他却只得一空头委员。此后，李宗仁等多数秘议欲将程潜扣留撤职，终于在5月21日诱使程潜来到汉口参加会议，即在会上以所谓“素行暴戾，好乱成性”，“跋扈飞扬，把持湘政”的罪名拘禁程潜，宣布免除其所兼各职。不久，程潜十余年亲手创建的第六军亦被桂系和蒋介石合谋消灭了。此后，他在中国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再也没有可资凭依的实力。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正式决议停止了他的职权。他被软禁数月后，寓居上海，从此过着没有实权的在野生活，内心充满了苦闷忧伤，常借诗词发泄，消磨时日。

力主抗日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程潜于1932年1月底在上海创办了半月刊杂志《南针》。他既是主编，又是撰稿人。常以“养伏”、“针人”、“颉华”、“爱华”等笔名发表文章，制造舆论，反对蒋介石独裁，也反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但主张一致抗日，成为力主民族抗日的在野派。

在1931年底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程潜的老友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程潜受林森之邀，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虽然重登政坛，但实际上仍是赋闲。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民党也开始了分化。1935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表示：“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民族复兴之目的。”随后，中国国民党提出了“国防建设”问题，开始进行对日战争准备。为此，国民党加紧进行整编军队，调整军事指挥机关的人事。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的杨杰，对蒋介石陈述：“当今国难当头，我党必须精诚团结，携手同心，御敌于国门之外，像程潜这样有才华的将领，总不能让他做‘寓公’吧。他的资历、能力比我强，当参谋总长胜任有余。”兼任参谋总长的蒋介石觉得他的建议颇有道理，便打电报给程潜，请他出任参谋总长。

1935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程潜为参谋总长，授陆军二级上将衔。从此，程潜重新成为国民党军界要人，并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最高指导机关政治委员会委员。程潜凭自己的资历和威望为实现全民族的统一抗战，做了大量工作。

1936年6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广东军阀陈济棠等，借抗日救国的名义，联合反蒋，从而爆发了“两广事件”。7月25日，蒋介石一怒之下，免除李、白所任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等职，调任他职，并调动50万大军包围广西，战事一触即发。程潜不计李宗仁拘禁他的旧恶，认为大敌当前，事关民族危亡，应以大局为重，蒋、桂宜和，于是他满怀赤诚之心，为 宁、粤两方的和解做斡旋工作。

程潜先给第四集团军高级参谋、军委会第一部作战组中将组长刘斐( 与程潜是醴陵同乡) 去电，称“中国要抗日，就不应再打内战，而应敦劝蒋、桂双方和解，以免自毁抗日力量。不知吾弟意见如何？广西是否有和的可能？”刘斐立即表示同意，并“应程潜之约，以私人资格去”斡旋和平[1] 程潜又动员何应钦联名电蒋，建议蒋、桂和解。随后，他赴广州，与蒋介石当面详谈，历陈宁、桂和解是形势所需、人心所向，终于使蒋同意采取和平的办法解决两广事变。

随后，程潜又去李宗仁、白崇禧等处进行斡旋。9月初赴南宁说服李宗仁、白崇禧接受和议。9月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白崇禧仍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9月10日，李、白等宣誓就职。一场内战危机终于化解，消除了蒋桂对峙之局，李、白保留下来的一股战斗部队，很快成为抗日战争的一支有生力量。李宗仁对程潜这种以德报怨的品德深为感戴。后来，在《李宗仁自述》中写道：“颂老受一时之屈，事后对我未尝有片言的抱怨，其胸怀的豁达，实属可钦，而我本人则引为终身之疚，至今悔之。”

为了全面作好抗战准备，程潜以参谋总长的身份选择视察了江苏、河南等地。从这一时期他所写的诗文中可以窥见，爱国之心异常迫切。在《春巡江阴》一诗中说：“自从夷狄盛，久苦甲兵烦。设险非一朝，力竭财亦殚。顾兹伤凋敝，何以固屏藩。回舟警沧流，终夜百忧攒。”在《镇江》一诗中说：“北固旧披坚，金焦新荷戟。屏藩已千载，水陆欣重历。游览岂予事，虑深情转戚。”在《秋巡徐州》中说：“访古物莫赏，怀新景不收。缅邈争战场，怆念豪俊俦。东望长太息，谁知我心忧。”[2] 此时，东北已沦陷长达5年，华北危急，诗人北望祖国山河破碎，忧心忡忡而不能自已。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局面。 西安事变后不久，程潜奉命组织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人员拟订《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为此，他倾注全力和热忱，日夜参与计划修订工作。废寝忘食，字斟句酌，表现了坚定的抗日态度。1937年1月，完成了“甲案”和 “乙案”两份稿本，根据对日所采取的消极与积极两种不同作战态势，分别拟定了未来对日作战的具体备战任务与各阶段战斗部署，计划内容翔实，反映了国民党政府最高领导集团对于敌情、国力及抗日战略战术的具体构思。由于受党派和立场的局限，他所制订的方案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其发动抗战立足点及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传来，群情激愤，程潜更是力主抗日。7月11日至8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主要长官、幕僚及有关人员在南京连续召开会议，他每会必到，对卢沟桥事变后的国民政府的和战方略、军事部署等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9月下旬，日本华北方面军沿平汉线大举南攻，9月24日攻陷保定，石家庄、平汉线国民党守军纷纷退避后撤，日本大有长驱直入中原之势。在这严峻的形势下，蒋介石任命程潜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原由蒋介石兼) 兼平汉线方面指挥。一战区辖第一集团军( 总司令宋哲元) 和第二十集团军( 总司令商震)25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2个骑兵师，其他特种部队在外。程潜临危受命后，驰赴邢台，全力以赴投身抗战。他自己预先立下遗嘱，抱着拼死疆场的决心，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并鼓励将士说：“大敌当前，有进无退。 中国虽大，也没有多少地方可退了，战死在阵地上是最光荣的。”[1]1938年1月17日，程潜正式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长官部设在郑州。2月，又兼任河南省主席。

面对危局，程潜立即调整部署，组织了滹沱河保卫战，严令将士们坚守阵地。1937年10月初，由于第一战区主力转入晋南，石家庄失守。他又赶紧在河南安阳以南汤阴以北宝莲寺一带布兵列阵，激励将士奋力抗日，与敌相持达3个月之久。1938年2月，日军猛攻豫北。守军宋哲元部十几万人不战而退，程潜非常气愤，当面予以严厉斥责。并命令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严密戒备黄河南岸，无战区长官的命令，不得放任何部队渡过黄河。

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程潜所部积极策应，有力地确保了徐州第五战区的作战。1938年2月，日军调集四个精锐师团，再次大举进攻，企图直下新乡平原，再转攻曲沃、临汾。程潜沉着指挥守军应战，重创敌军。2月上旬，鲁南重镇临沂告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庞炳勋军团( 实际只有5个步兵团，实力尚不够一个军) 坚守。终因兵力单薄，频频告急。李宗仁 急向第一战区求援。程潜遂令离庞部最近驻守滕县的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前往支援。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来都是冯玉祥的部下。1930年中原大战时，庞被蒋介石收买，倒戈一击，张自忠几遇不测。在抗日战争中，他曾说，任何战场我均可以死相拼，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当张自忠接到支援的命令时，感到十分为难。程潜得知，便谆谆开导他：“你与庞炳勋的宿怨，纯系私仇。目前民族危亡，我们应抛弃前嫌，共报国仇。为挽救民族于水火，即使牺牲个人生命，也在所不辞，何必计较个人恩怨？我与李宗仁将军也有个人私怨，他于1928年将我无理扣押，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现在我们不也在一起共同指挥抗日吗？”[1] 他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使张自忠疑虑皆消，乃率部急行军出发，于3月10日黄昏后赶到临沂城外。张、庞两军内外夹攻，大败日军。这一战，日军死伤3000多人，张、庞两部亦伤亡3000余人。3月下旬，日军再攻临沂。张自忠部再次倾力支援，迫使日军撤退，取得第二次临沂保卫战的胜利。这一战，使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始终不能与津浦路北段的第十师团按预定计划会合于台儿庄，从而使冒险深入到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形成我围攻台儿庄之敌的良机，为五战区李宗仁部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立下一功。

5月初，日军调集13个师、30多万重兵分六路向徐州包围，企图将中国守军主力歼灭于徐州。为了保存有生力量，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武汉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程潜奉令率薛岳兵团和胡宗南兵团组织了兰封战役。经猛烈反攻，夺回兰封，使陇海线恢复通车，将被困的40多列火车安全撤回郑州。蒋介石为避免在豫东平原与日军决战，即令程部向平汉路以西山地转移，整顿待命。不久，日军再攻豫东，程潜对第一四一师下令：“严令该师与开封共存亡。”[2]6月3日至7日，日军先后占领了杞县、太康、开封、中牟，郑州告急。为解郑州之危，阻止日军前进，6月9日，程潜在蒋介石的频频电催下，令所辖第三十九军新八师用炸药在花园口炸开黄河河堤。黄河居高临下，滔滔河水，一泻千里。黄河花园口决堤，使日军第十四、十六师团受洪水泛滥威胁，向东撤退。打乱了日军进攻郑州、南下武汉的战略部署，迫使其在中原战场上收缩兵力。但是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三省4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园，近90万人葬身洪流，390多万的老百 姓流离失所，并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1]。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黄河决堤后，程潜于6月12日指挥第六十九军、第三十九军、第九十七军、第四十军等6个军的兵力，对敌予以反击，相继收复豫北、豫东、鲁西等地。11月17日收复河北大名。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适应广州、武汉失守后的新形势，设立桂林、天水两个行营，统一指挥南北两个战场之各战区。程潜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直属军委会领导。天水行营统辖北方第一战区( 卫立煌)、第二战区( 阎锡山)、第八战区( 朱绍良)、第十战区( 蒋鼎文) 及冀察战区、豫鲁战区、晋陕绥宁战区，辖陕、甘、宁、青( 新疆、西藏) 等13个省。1939年2月1日天水行营在西安市正式成立。1939年5月13日，程潜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

程潜在担任天水行营主任期间，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时常往来，对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的抗日活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当时被各哨卡扣押的共产党“嫌疑犯”300余人，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做工作，程潜都同意予以释放。

1940年5月，程潜调回重庆，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不久，又代理参谋总长之职，直到抗战胜利。在重庆，他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常与周恩来( 时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取得联系，坦诚交谈，共商抗日大计。他还利用自己的职位和声望，掩护一些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在这期间，程潜亲往桂园拜访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也回访程潜。两人作了多次长时间的叙谈。这为以后程潜高举义旗、投向光明，奠定了基础。他曾在60年代的诗作中回顾这段经历：“我本多年邀默契，喜从中夜挹明光。” [2]

义声昭著

1946年5月，程潜出任国民政府武汉行营主任。行营辖区为河南省南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全境。9月15日，行营改称行辕，他仍任主任。辖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福建、河南等省和河北一部分地区。他上任 之后，听从国民党政府命令，主持召开绥靖会议，制定“绥靖计划”，布置围歼中原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从而再一次卷入反共漩涡，铸成大错。

1948年3月，国民政府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正副总统。当时，李宗仁已表示要参选副总统。蒋介石为了分散李宗仁的选票，示意程潜参加竞选副总统。认为以程的资历和人望，可使李难以入选。程潜受到鼓舞，乃积极参加副总统的竞选。但国大开幕后，蒋介石却又要他放弃竞选。他未照办，结果以位居第三而落选。蒋介石为安抚他，同时也为了利用他与桂系的矛盾，在武汉、广西之间牵制白崇禧，便任命他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管辖湖南、江西两省。

程潜在国民党内沉浮几十年，仍然一无地盘，二少枪杆，三缺钱财，四无派系。从实力角度看，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是他的威望、资历、影响，却又无人能出其右。尤其在湖南，在讨袁和护法运动中，他两度担任湘军总司令，在湖南素有“家长”之称。程潜受命第二天，即在南京宣布了他的治湘方针：“一、澄清吏治，收拾人心；二、加强民众武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三、厉行地方自治，促进宪法施行；四、其他经济建设事项，当以民生主义为依托。”[1] 表明了他既对当时的政治腐败不满和回湘重建自己实力与地盘的打算，也表明其基本政治倾向依然是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1948年7月24日，程潜乘火车回到长沙。他在省会各界欢迎会上致词，一方面表示坚决反共：“共匪猖獗我们应当加速戡乱”；另一方面又表示，“不管我是不是一个家长，这里总是我的家。我不来当家则已，既来当家自然要设法来兴家，至少也不敢败家。”“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曾经亲闻国父的面命，我是儒学的研究生，平生服膺周濂溪先生公诚之教，求其身体力行，我是民主政治的先锋队，参与制宪务求兑现。”[2]7月28日，他主持召开省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省政府施政纲要》，提出“今后施政方针，必须以加强自卫，注意民生，提高行政效率，转移社会风气为基础。”[3]

程潜回湘之时，正值湖南天灾人祸，满目疮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仅旱灾、水灾、疫病就夺去了400万人的生命。面对如此悲惨的现实，他惊骇之余，反躬自省，问心难安。他对湖南人民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正在 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宽容态度，9月14日下令撤销“戡乱建国委员会”。此后，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了一些改良政治、安定民心的措施。一是在全省全面推行限租护佃。8月2日，程潜宣布将他在醴陵原籍和长沙郊区的所有田产，捐作当地公益事业。25日，印制10万份布告，规定佃农对地主缴租，一律以土地正产物总产量的375‰为限，自当年秋季起执行，地主不得无故撤佃加租。 二是惩治贪污整顿吏治。他号召崇尚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要求以宋代理学家周濂溪的“公诚圣学”为施政指导思想。清查并严惩了原省田粮处长黄德安贪污794亿元( 相当于1000两黄金) 的重大案件。随后派出要员查办湖南各县粮政，在衡阳、耒阳、安仁等地拘押了一批贪污罪犯，社会受到震动。三是整顿金融，改善人民生活。8月，派出滨湖勘灾团赴岳阳、常德、沅江等县调查，向中央请到救济款法币4000亿元。9月，成立湖南省经济委员会，以何汉文为主任委员，决定控制物价，硬性管制长沙物价。设立物资调节委员会，以族弟程星龄为主任，管理粮食物资贸易事项。对于南京政府给予湖南的军粮任务，一直托词搪塞。能拖则拖，能减则减。四是暂缓征兵。南京政府分配湖南征兵名额为25万名，催征急如星火。程潜致电南京行政院及国防部，吁请停止征兵。同时通令各县，在未奉新令以前，所有征兵事务，均暂行停止，以纾民困。直到湖南和平解放，一直没有征过兵，深得人民拥护。

程潜回湘主政，是湖南政治形势的一个重要变化。中共湖南省工委抓住这一形势变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战争中打过我们的坚决反共的，现在动摇亦应争取”和毛泽东关于“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的指示精神，对程潜及其班底作了历史的全面分析，认为程潜虽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一度有过反共的历史。 但是，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北伐战争中曾和共产党员林伯渠真诚合作，受过共产党较多的影响；抗日战争中率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在重庆谈判时与毛泽东多次谈话。同时，他与蒋介石及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均有很深的矛盾，长期受到蒋介石和桂系排挤，这次蒋介石虽然委任他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但又委任了一批湘籍蒋系黄埔将领如黄杰、李默庵、刘嘉树、谢慕庄、杨继荣等来湖南掌握军政特宪权，并负有 监视他的使命。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蒋家王朝岌岌可危、他本人处境艰难的情况下，经过争取，是有可能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因此，省工委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统战策反上，为此专门成立统战工作小组，指定由前任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共产党员、湖南大学讲师余志宏任组长，主要成员有中共党员、南京政府教育部督学刘寿祺和中共党员、湖南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涂西畴等。确定统战组的工作方针是：先从其部属做起，通过争取他周围的重要人物来影响他，一待时机成熟，即派人同他直接见面，争取他站到人民方面来。

在省工委的领导下，统战小组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逐步接近程潜，并开展争取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渠道有两条：一是与他私人关系极为密切而又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顾问方叔章，二是他的同乡族弟、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程星龄。

1948年冬，方叔章受省工委委托，就出路问题与程潜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方叔章问程潜：“颂公，如果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你准备走哪条路？打吧，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打垮了，白崇禧那二三十万人更打不赢，为湖南人民着想，也是不能打的。跑吧，是去美国，还是去香港、台湾？你一家有二十多口人，你又只有那多钱，到美国去不够用，到香港去也花不多久。到台湾去，蒋介石不要你，你和白崇禧也搞不来。怎么办呢？”程潜说：“我总不能投降呀!”方叔章说：“你说不能投降，日本天皇还投降呢! 何况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方叔章的这一席话深深打动了他[1]。

1948年12月31日，程星龄找到程潜就局势进行了数小时的密谈，程潜明确表示，决心脱离蒋政府，投向中共，并委托程星龄代表他与中共湖南地下党联系。他郑重地问程星龄，能否与共产党取得可靠的联系。程星龄爽快地回答：“我可以负全责代表颂公与地下党联系。”[2] 这样，经过四、五个月的工作，程潜终于在投向人民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17日，蒋介石在桂系白崇禧等发起的“和谈”攻势下被逼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李表示愿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程潜对和平谈判既抱有希望，又担心个人问题。因为1948 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首要中国内战罪犯名单，他名列其中。1月18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来电询问他对中共和谈八条的意见。他于1月22日复电：“中共所提条件，其所谓战犯如果系指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将无从谈起。二三两项是合二为一者，宪法非不可修改者，所谓废除亦不过修改之标志。改编军队之事如有必要，吾人不如更进一步要求废除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三项，可全部接受。至如召开政务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此为和谈之必然结果，惟程序与技术问题仍当应先商讨。”[1] 这表明他对中共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除“惩办战争罪犯”一条有所顾虑外，对其他七条基本赞成或全部接受。省工委对程潜的态度、言行极为关注。决定把争取程潜的工作重点放在消除他关于惩办战犯这个顾虑上。方叔章、程星龄根据党的政策，多次对他说，只要投向中共，为人民做了好事，就一定会不咎既往。程星龄还向他正式转达过余志宏代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许诺：根据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只要颂公坚决站到人民方面，不仅不会算旧账，而且还会受到应有的礼遇。地下党还通过李达、程星龄在春节前策动程潜的长子、正在上海主办进步杂志《时与文》的程博洪回到长沙，做他的工作，经过父子交心，程潜进一步消除了疑虑。

1949年1月上旬，程潜宣布当年为湖南“实行民生主义之年”，表示一定要在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是改善农民状况方面采取切实步骤；还要特别奉行民权主义，“完全以人民的意向为意向，绝不做违反民意之事”。此后，在他的公开讲话或省政府文件中，再没有出现“戡乱”、“剿匪”一类词语。

此时，长沙绥靖公署名义上有第一○○军、一○二军和十四军，但全由蒋介石嫡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黄杰指挥，程潜能直接指挥的却仅为4个保安旅，因而，他采纳了长沙绥靖公署中将参议兼湖南省政府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张严佛和程星龄的建议，设法策动陈明仁回湘，掌握兵权，以作实力基础。

陈明仁是醴陵人，也是程潜举办的广东陆军讲武学校学生。1947年因坚守东北四平而闻名。但他不仅未因功受奖，反而在四平之战后遭冷遇，心中产生了对蒋介石的不满。在他不得志的时候，白崇禧起用了他，任命他担任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但他毕竟与桂系无渊源，在武汉的处境很艰难。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他已不愿意再跟蒋介石走， 但又感到走投无路。当张严佛将程潜要他回湖南的想法告诉他时，他欣然接受。 程潜又通过刘斐去武汉游说白崇禧。刘对白说：湖南战略地位重要，既是武汉后方，又是广西门户，而程潜实力不强，应加派军队去充实。白崇禧不知这是一个计谋，当即表示同意，主动电询程潜对将陈明仁调往湖南的意见，程潜回电应允。2月18日，白崇禧不经国防部调令，即让陈明仁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的身份，率所部5万余人移驻湖南。

程潜为陈明仁设宴洗尘，陈明仁把蒋介石令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交给程。程大惊失色：“你兵权在握，要杀要抓听便。”陈明仁郑重表示：“我绝不违背天理良心，我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指挥。”

陈明仁到湖南后，仍有许多思想顾虑未解决，担心共产党算他四平之战的旧账，还认为起义即投降，而且他同蒋介石、白崇禧的关系一时也不能割断。于是，湖南省工委又通过多种渠道加紧了对陈明仁及其兵团的争取工作，终于推动他决心与程潜一道走和平起义道路。

3月1日，程潜应南京政府之邀到南京商量同中共和谈问题。6日，章士钊在中共授意下，从上海到南京同程潜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他期望殷切：不仅会不咎既往，而且会受到礼遇。这就进一步消除了他的顾虑，坚定了投向共产党、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在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的过程中，中共湖南省工委深入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工人、农民、市民、学生和机关的公务人员都投入了以“反对假和平、争取真和平”为中心的斗争，其中学生运动最为突出。4月7日，长沙市1万余名大中学校师生举行了声援南京“四一”惨案及争取和平运动大会，强烈要求程潜“顺应人民要求，为湖南实现真正的和平作出贡献”。程潜对此明确表示对学生声援四一惨案，寄予无限同情；尽个人力量争取和平[1]。与此同时，中共湖南地方组织进一步壮大，党领导下的湖南各地武装斗争蓬勃发展。湖南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亦为促进湖南走和平道路四处奔波。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和平促进会提出了“请家长向傅作义看齐”等口号。黄雍等组织全省在乡军人自救会，拥戴程潜、陈明仁走和平道路。程潜后来回忆说：“湖南得到和平解放，是因为人民有渴望和平解决的坚强意志。要说起义有功，那是三千多万湖南人民之功。”[2]

4月23日，南京解放后，湖南和平运动日益高涨，程潜感到要想实现和平，时间已经比较紧张了。他在省府例会上说：“拿出良心来，争取真正的和平，为国家、为民族留一线生机。”同时，他进一步提出要与湖南地下党负责人见面会谈的要求。省工委研究后，决定派余志宏为代表与他面谈。经过两次会见，程潜明确表示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走和平道路。余志宏代表省工委向他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负责保护国家财产、机关档案和工厂、道路、桥梁；三、不可捕杀革命群众。他回答道：第一、二两条可以做到，第三条有困难。因对蒋、白特务不能控制，但表示当尽力而为。程也提出三项要求：一、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二、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三、只要不将他列为战犯，起义后能“保全首领”，即如愿以偿[1]。

这时，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第十二兵团萧劲光部直逼武汉，驻守武汉的白崇禧集团开始向湖南撤退。在“和”“战”双方较量日趋激烈的情况下，程潜通过省参议会和省会各公法团体，并以个人名义，一再邀请唐生智到长沙来参加和平运动。5月2日，省参议会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成立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及其执行总部，推唐生智为主任委员。自救会的宗旨和任务是：“团结起来，要求救命”，“消弭本省一切动乱，维持境内安全”，为全省人民“争取免于贫穷和恐怖的自由”。这就公开表明了抵制李宗仁、白崇禧的“戡乱到底”和桂系军队入湘向湖南施压的态度。

5月15日，白崇禧到长沙，疯狂镇压湖南和平运动，逼走了唐生智，又改组湖南省政府。6月以后，白逐步将长沙绥靖公署的三个军与陈明仁部第一兵团合并，缩编为三个军，统由陈明仁指挥，甚至公开用武力剿灭程潜最为倚重的三一四师，以剥夺程潜的兵权，并企图将他挤出湖南。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湖南解放的方式。5月中旬，李达得程潜资助应中共中央邀请抵达北平。在会见毛泽东时着重谈到程潜、陈明仁的态度和湖南实现和平解放的可能性。毛泽东根据华中局、南方局的报告和李达提供的情况，进一步作出和平解放湖南的部署。6月，毛泽东、周恩来商请和谈破裂后留在北京的国民党和谈代表章士钊、刘斐南下香港，配合中共南方分局就近作争取程潜、陈明仁的工作，还调程潜的老部下、已于1948年参加人民解放军、正在华北军政大学任总队长的原国民党起义将领李明灏赴武汉 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参与策划和平解放湖南的事宜。

程潜在与中共湖南省工委代表见面后，感到还有必要与中共建立更高层次的关系，最好能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5月下旬，他派代表赴香港拜见了中共中央驻港联络员乔冠华，正式表明心愿。乔冠华当即将情况电告中央。6月2日，周恩来复电指示：“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1]6月初，程潜再派程星龄、刘岳厚赴香港，会见乔冠华、章士钊、刘斐等。章士钊亲笔致信程潜，转述毛泽东对程起义的殷切希望。信中提到陈明仁，说毛主席亲口讲了：“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2]

在各方面的推动下，程潜解除了思想顾虑，最后下定了起义的决心。6月中旬，他向省工委正式递交了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备忘录》，明确表示：“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的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一俟时机成熟，潜当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的反动势力。”

6月30日，中共中央、毛泽东收到程潜的备忘录。认为他的态度是好的，因而确定了“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的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方针，7月4日，毛泽东通过设在黄雍家中电台复电程潜，对他“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之方针，极为佩慰。”对他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该部队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明确表示“均属可行”。并请他速与汉口的四野领导人联系。对于其在白崇禧压力之下的种种难处，电报明确表示：“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 程潜收到毛泽东的复电，欣喜异常，随即派出亲信人员密赴汉口与四野司令部取得联系。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经过短期休整后，和第二野战军一部于7月10日发起湘赣战役，在西起湖北宜昌、沙市，东至江西赣江沿岸的一千多里战线 上开始了肃清华中残敌的进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占领长沙的作战部署，人民解放军兵分东、西、中三路向长沙前进，经过十余日作战，桂系国民党军迅速向南逃窜，解放了湘北、湘东南广大地区，对长沙形成合围之势。

7月9日，四野派刘梦夕为代表携毛泽东主席给程潜的信秘密来到长沙，直接同程潜接触。7月10日，程潜派刘纯正作为他的代表去汉口，向四野领导人转达自己请求人民解放军从速入湘。7月16日晨，他又秘密会见第四野战军联络员刘梦夕，“晤谈三小时”，表明以下几点：“一、程与陈于15日晚会商，指挥该部已无问题，陈之一切由程负全责。二、程陈部队现驻湘西益阳、湘潭、宁乡、湘乡、邵阳一线；三、白准备撤退时，由陈留长沙守卫。四、程为避免白之疑心，拟在白之先去湘西，到达后，即宣布脱离伪中央之指挥。五、在宣布脱离后，要求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或国民党人民自卫军名义出现，以便对西南有所号召”，待全省解放后再将部队交出整编。7月17日，四野领导人林彪等将程潜与刘梦夕的谈话情况用电报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18日，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关于程潜、陈明仁起义后所属部队用什么名义问题，中央军委明确表示“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为了有利于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中央军委决定“暂时不占长沙”。

在人民解放军进逼长沙的形势下，白崇禧决定自己退守衡阳，由陈明仁据守长沙，程潜率湖南地方部队去广西，以逼迫程潜让出省政府主席职位，经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唐星斡旋后才改变主意，同意程潜去邵阳。7月21日，程潜离开长沙去邵阳的。当天，白崇禧就命令陈明仁负责全省军事、政治。

7月22日，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派出以金明、唐天际、袁任远、李明灏等组成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平江。陈明仁派程星龄等赶赴平江迎接。 随后，代表团到达长沙郊外春华山解放军前线指挥部。29日，程潜冒着生命危险秘密返回长沙。李明灏在程星龄陪同下先行进入长沙城，会见程潜、陈明仁，商谈了起义的具体安排。经多次会谈，就湖南军政方面初步达成下列协议：成立以程潜为主任的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成立以陈明仁为主席的临时湖南省政府，所有起义部队集中整训改造。正当程潜、陈明仁加紧商议起义准备工作时，7月31日白崇禧派专机送来一份命令，叫陈明仁派兵包围程潜所住的水陆洲，必要时采取断然处置。8月1日，逃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派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飞抵长沙，又送来蒋介石给陈明仁的亲笔信，要他必要时“大义灭亲”，杀害程潜，并死守长沙。陈明仁均未执 行[1]。在此情况下，程潜、陈明仁决定加紧起义的各项部署。

8月3日，程潜致电毛泽东、朱德，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即日起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程潜为主任委员，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第一兵团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有37名将领联名的起义通电，通电在揭露蒋介石独裁卖国、李宗仁玩弄假和平及白崇禧主战的罪恶后郑重宣布：“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独裁、官僚资本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希望“西南西北各省同志同胞，洞察蒋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意旨为意旨，以人民之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铲除此倒行逆施之残余封建政权。”[2] 同日，两人还发表了《告湖南民众书》、《告全省官长书》等文告，说明自己高举义旗的原因。要求各级官长安守岗位，勿自惊扰，号召全省军民一致反蒋驱桂，把湖南和平运动引向深入。跟随程潜、陈明仁起义的部队计有第一○○军输送团、三○七师全部、一九七师两个团、十九师一个团，七十一军、二三二师全部、十四军六十师全部、一二七军之一个师、三○五师九一四团、九一三团两个营、新七军全部等77183人。8月5日，湖南耆宿和各界人士唐生智等104人发出响应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的通电。同日晚，人民解放军第一三八师在小吴门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浩浩荡荡进驻长沙市区，湖南省会长沙及附近各县宣告和平解放。湖南成为解放战争中继北平和平解放后全国第一个和平解放的省份。

程潜、陈明仁发出起义通电后，毛泽东、朱德于8月5日和16日两次致电，表示高度赞扬和祝贺：“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希望他们“团结部署，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的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中国而奋斗。”[3] 程潜等电复毛泽东、朱德，表示“责无旁贷，遵命竭力以赴”。

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的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个伟大胜利。正如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新华社评论《湖南起义的意义》一文所指出的：“程陈两将军的起义，又一次证明了残存的国民党营垒中，有不少有爱国心的军政人员，正在等待和寻找脱离反革命集团而投入人民方面的机会。”“湖南的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它打乱了白崇禧的防守计划，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在程潜、陈明仁义举的震撼下，8月13日，在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黄绍竑、贺耀祖等44人发表了《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宣布脱离蒋介石政权，史称香港起义。9月23日，新疆省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11月，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等分别在昆明、雅安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

老而弥坚

1949年8月下旬，党中央、毛泽东电邀程潜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7日，当他抵达北平车站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亲到车站迎接。毛泽东风趣地对程潜说：“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康健，洪福不小呵! 这次接您这位老上司来，请您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程潜顿感一股暖流遍及全身，感激地说：“托福、托福，我已近古稀之年，为党为民定献余力。”[1] 随后，程潜随毛泽东去中南海参加为他举行的洗尘晚宴。次日，程潜往访毛泽东，又商谈了一个多小时。19日上午，毛泽东到他下榻的北京饭店，推心置腹地谈了一个上午。下午，又邀请程潜、陈明仁等同游天坛。

政协开会前夕，毛泽东单独接见了程星龄，对他说：“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对颂公怎样安排好？中央决定成立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属四野战区，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是学生。我想让颂公屈就副主席，论班辈就感到有些为难，请你和颂公婉商一下如何？”程星龄深受感动，回答说：“颂公这次来北平，承蒙主席如此优待，他感激的心情，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关于工作安排，他一定会欣然从命，请主席放心。”毛泽东说：“不，还是请你同颂公先商量一下，明天回我的话。”程星龄把毛泽东的 话告诉了程潜，程潜感动得热泪盈眶，半晌才说：“你就告诉毛主席，这样安排，本已过分，但有所任，无不从命。”[1]

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程潜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是五位副主席中唯一的党外人士、起义将领。

10月1日，程潜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后，程潜于10月26日离京返湘，行前，毛泽东又特意设宴为他饯行。宴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亲自送他到门外，周恩来还把他送上专车。11月3日，程潜由北京回到长沙，对前来迎接他的省党政领导说：“我这个人这次在人民政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很大的鼓舞，更增加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和勇气。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尽一切努力来彻底实现人民政府的共同纲领，以建立民主、繁荣的新湖南。”[2]

1952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程潜为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5年后任省长。1958年秋，毛泽东到湖南视察。程潜以年岁不饶人，北京与湖南相距甚远，不便兼顾，请辞省长一职。毛泽东对他说：“您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湖南。……现在大局安定，领导班子不能随意调换，颂公是中央的人，我们没有把您当巡抚看待，您德高望重，还是请您担任省长为宜。”[3] 由是，程潜任省长直到1967年8月，前后长达14年，是近代以来执掌湖南政务任期最长的一个人。在这期间，程潜还担任了湖南省首届、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等职[4]。

程潜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拥护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湖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湖南和平解放后，他以自己的威望，积极协助解放军和中共湖南省委做好改编旧军队、接管城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工作。1949年秋天，二野、四野120万人马纷纷路经湖南向西南和华南进军。支前任务十分艰巨。湖南各级干部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但在工作中也难免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人就向程潜告状，在谈到征粮问题时，程潜旗帜鲜明地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长期的残酷战争、蒋介石的摧残、老解放区为革命所作的巨大牺牲等多方面来作比较，说明指出：这次征粮，既 是艰苦的，也是极有限的，“我们站在整个的革命立场，更要放宽视线，为了长期的幸福，不能不忍受暂时的艰苦”，这种艰苦，“真是值得的”。同时他还告诫来访者要格外警惕那些反动的说法，不要上当[1]。

水患频繁是湖南主要粮仓洞庭湖的大敌，也是湖南的心腹大患。为了治理洞庭湖水灾，程潜自告奋勇，挑起了重担。1949年11月，湖南临时省政府发布《关于修复洞庭湖区溃损堤垸的指示》，成立了修复洞庭湖工程委员会，他担任主任。这一工程，缩短堤线450多公里，使湘、资二水分流，为70多万亩良田稳产高产创造了条件。1952年3月初，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荆江分洪工程问题。程潜事前深入荆江沿岸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并郑重提出意见：“一、必须认识长江中下游水患系江水挟有大量泥沙注入洞庭湖，使湖床日渐淤高，湖面日益缩小，……应根据此一原因，订出治水工程计划，始能解决问题。二、水位高差对洞庭湖滨湖区域威胁很大；三、在荆江南岸受到分洪区域威胁的农田共1150万亩，较之荆江北岸大堤所保障的800万亩农田，超过350万亩……四、治理长江中游水患，必须首先扫除长江本身之障碍”等。接着，他建议：“1. 彻底铲除江中洲滩民垸，掘开肖子垸水道。2. 北岸地势较南岸为低，以同等面积，其蓄洪容量北岸较南岸为大，故宜在北岸修建蓄洪区，以淤高地面，巩固江堤。3. 沿江两岸所具有蓄洪价值的湖泊及洼地，统筹分配蓄洪。4. 大力培修荆江干堤。5. 治理洞庭湖。6. 疏浚长江下游。”3月6日，他将自己的见解和发言稿直呈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于3月11日复信：“颂云先生：3月6日惠书收到。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使我明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2] 随后，毛泽东将信转给周恩来。有关部门采纳了他的建议。1954年夏，洞庭湖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溃漫大小堤垸356个，损失严重。1954年10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再次大规模整修洞庭湖。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联合发布了《关于洞庭湖堤垸修复工程动员会》，作为省长程潜再次担任了洞庭湖堤垸修复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次整修的方针是：重点整修，医治创伤，清除隐患，加固险堤，有计划地并流堵口和合并防洪大圈。经过80多万民工、解放军战士、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大大增加了洞庭湖堤身的防洪能力，减轻了洪涝灾害的威胁，为发展湖南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土地改革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以及在发展生产方面，程潜无不衷心拥护，积极投入。

建国后，程潜年岁愈高，兼职较多，常感力不从心。但他总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参政议政，勤勤恳恳，搞好本职工作。他按时主持省政府的各种重要会议，每届省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开幕词》、《闭幕词》，他都不要“秀才班子”包办代替，而是根据平时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亲自拟定提纲，然后一丝不苟、字斟句酌地修改定稿。

程潜克己奉公，广为世人所传颂。解放前夕，他将自家的100多亩田契，一一分给农民。当时有人提出：“颂公可给五小姐( 程潜的女儿) 留点田产吧？”他回答道：“她要自食其力，不能靠父母的田产过日子。”他曾经对他的秘书杨慎之说：“我一生不置恒产，解放前夕我把土地还给佃户。我身无一文，只有两件旧狐皮袍子，现在我的穿着，完全是人民政府给的。”[1] 解放初期，毛泽东考虑到他的旧部很多，高干三级工资难于应酬，亲自批给他每月5万斤大米( 后折合成人民币5000元) 作为他的特别费，由他随时使用。指定省政府秘书长张孟旭为他经营，凭条支付。程潜深为感激，但还是从严掌握，多数用于救济确有生活困难的一些“辛亥革命同志会”的老人。其余部分除赴京开会支领三、五百元外，从不随便动用一分。他平日不喝酒，不爱盛馔，不喜穿戴，生活朴素。

1954年9月，程潜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11月，全国人大组织了以彭真为团长，李济深、程潜等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1958年2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副委员长。1965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再次当选为副委员长。

从1949年11月起，程潜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著名代表人物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简称民革)，并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1956年当选为副主席，直到去世。他长期担任民革中央领导人，与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对新中国取得的每一成就，每一胜利，赞叹不已。抗美援朝胜利后，他无限感慨地说：“我长期追随孙中山、黄兴，孙、黄所为之奋斗的是国家的自由平等，但被新老军阀闹得一团糟，几乎亡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在肃 清一切反动派后，又把长期侵略我国的美帝国主义打败了，我们国家从此真正独立自主，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1] 他衷心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坚决贯彻执行，但他从不阿谀奉承，他凭着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敢于面对现实，对我们党内存在的某些阴暗面洞察先机，深感忧虑。曾和章士钊一起三次上书毛泽东主席，陈述自己的一些意见。庐山会议发生“彭黄张周”的奇冤后，他老泪纵横，暗暗泣不成声。1958年“大跃进”时，他也曾挺身而出，向中央和省委有关领导陈述自己的不同看法，认为再不刹车，就要“祸国殃民，愧对革命先烈，愧对炎黄子孙。”他关心台湾的回归，多次著文、写信、发表谈话，寄语台湾及海外故旧，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尽心献力。

程潜在工作之余，经常挥笔写诗。他写的诗，沿袭汉魏古风，古朴苍劲，雄健豪迈，曾被章士钊等文坛名士誉为一代钟吕之音。著有《养复园诗集》。 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程潜诗集》，精选了程潜在不同时期的诗作70余篇，由叶剑英元帅题写书名，赵朴初作了“题记”。“题记”称：“深郁而永扬，无异阮嗣宗。风华而天秀，实与大谢同。赵叟非谀者，评语出至公。良由所立大，风操劲且崇。典雅而敦厚，进退为世隆。英华掞积久，豁尔能贯通。谁知三军帅，诗亦一代雄!”钱仲联教授所编的《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列有清末至民国有影响的诗人108人，程潜位列其中。并评价说：“国民党人不乏能诗者，军人工诗者未闻。程潜治军30余年之久，治诗之年更久。”故程潜在国民党军中有“儒将”之称。

十年浩劫中，当红卫兵开始抄查部分民主人士的住宅时，周恩来于1966年8月30日亲笔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程潜列在第4位。9月1日，周恩来又命三〇一医院准备接收程潜等先生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2]。 1968年初，程潜在家中不慎跌了一跤，造成骨折，被送到北京医院治疗。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派出最好的大夫，亲自组织制定治疗方案。

4月9日，程潜由于肺炎引起大量出血，溘然逝世。享年86岁。

1982年6月29日，民革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大会，隆重纪念程潜、邵力子诞辰一百周年，对程潜的一生重新作出了高度评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先后讲话。屈武在讲话时指出：程潜早年“曾 追随孙中山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参加过第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来，作为国民党著名代表人物投身于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列，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奋斗了终生。”“程潜同志一生不断前进，从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他走过曲折迂回的道路，终于找到了光荣的归宿，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爱国的、革命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彭冲在讲话中指出：程潜将军“是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著名爱国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卓越领导人”，“对于巩固、发展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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