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梦觉惊风采”

黄炎培，号任之，1878年10月1日（夏历九月初六）出生于上海川沙县城一个平民家庭。父亲黄叔才初在家设塾授徒，后外出做督抚幕僚。母亲孟樾清略谙文化。黄炎培六岁时即由母亲教授识字，九岁起就学于外祖父所设私塾。1899年，黄炎培以府试第一名中取秀才，三年后又中江南乡试举人（末科），成为远近闻名的“江南才子”。1901年，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招考，黄炎培应考录取特班，得以“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1]。从此，黄炎培“抛弃旧文化学习，接受新文化学习”。这是他的“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2]

南洋公学是清末大官僚盛宣怀创办的一所训练洋务人材的学校，即今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黄炎培所考取的特班有四十余名学生，大多是秀才、举人出身，有相当的旧学根底。学校拟授以外语及经世之学，择优保送经济特科。特班的中文总教习是著名教育家、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蔡元培。蔡元培的教导方法一改“填鸭式”的传统陋习，让学生自由阅读书籍，每日笔记交先生批阅，然后轮流招至书房面谈讨论。蔡元培还融近代科学知识与爱国主义思想于一体，“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于世界。”[3] 这对刚刚涉世不久的黄炎培教育和启发很大。

1902年11月，南洋公学爆发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学潮。全校学生高呼“祖国万岁”的口号集体退学，以抗议校方开除无辜学生。黄炎培遵从蔡元培“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来唤起民众”[4] 的教诲，回到家乡开始从事教育救国的实践。他与同乡张志鹤等人商量，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5]，遂呈准两江总督及川沙县知事，将川沙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黄任义务总理（即校长）；同时与其兄黄洪培合办开群女学。后来，黄炎培应浦东建筑业资本家、热心教育事业的杨斯盛的邀请，先后创办了广明小学和浦东中学。黄炎培在教学中不拘旧俗，别开新路，一时名声大噪。他本着“教育救国”的办学宗旨，于正课之外，每周还组织演讲，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卖 国，抨击吸毒、赌博、缠足等社会恶习。1903年6月18日，黄炎培、张志鹤等四人应邀到南汇新场镇演说，被当地知县以“革命党”的罪名逮捕。就在两江总督魏光涛“就地正法”的电令到达前四小时，由杨斯盛出资、美国律师步惠廉出面营救，黄炎培等得以死里逃生，遂亡命日本。

第二年，黄炎培由日本归国后，继续在上海办学。在此之前，黄炎培曾在蔡元培领导之下的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中任董事，并在爱国学社兼课，与蔡元培过从甚密。1905年，黄炎培在上海经蔡元培介绍参加了同盟会。不久，蔡元培赴德留学，黄炎培接替了蔡的同盟会上海干事一职，保存会员名册，接待来往会员，做了不少工作。

由于在教育界服务，黄炎培与以张謇为首的江浙上层资产阶级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11年6月成立了全国性的政党宪友会，黄炎培被推为宪友会江苏负责人之一。不外，武昌起义爆发。上海的立宪派名流分析形势后，决定在国内拥袁（世凯），在江苏拥程（江苏巡抚程德全）。11月5日，黄炎培赴苏州劝程起义。其时，苏州各界正在酝酿起义。因此，黄到苏州立即得到程的赞同，并被邀请留下在新成立的都督府中任民政司总务科科长兼教育科科长，后又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司司长。在他主持全省教育行政工作期间，曾先后创建、改建及扩建了 24所省立高等和中等学校以及许多县立小学，如东南大学等。江苏的教育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随着袁氏称帝野心的逐渐暴露，黄炎培由拥袁而变为反袁。 1915年12月，当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时，他即以江苏省教育会的名义，通电全国表示反对。次年6月，闻袁毙命后，他又特作《我教育界之袁世凯观》，总结了袁失败的必然性：“以诈伪尽掩天下之耳目，终必暴露，以强力禁遏天下人之行动，终必横决。”“今后即使有人操术更上于彼，据势更雄于彼，但可深信其结果之必无异于彼。”[1]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黄炎培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只有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不断地前进。

二次革命失败后，张勋窃据了江苏都督职位。黄炎培目睹国事日非，认为“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国体虽定共和，政局几经嬗变，此纷纷扰扰之原因，与其归之为道德问题，不如归之于教育问题。”他认定：“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2] 因此，他辞去了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行政职务，开始全力倾注于教育 事业。

1914年，黄炎培脱离官场生涯后，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到皖、赣、浙、鲁、冀五省考察教育，发现教育与现实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严重脱节；许多学生毕业即失业，即使有业者亦不能乐业。翌年，黄炎培随同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两个多月，眼界为之大开。1917年5月6日，在各地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蒋梦麟、聂云台、穆藕初等的支持和帮助下，黄炎培在上海建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翌年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正规的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黄炎培成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带有鲜明的反对传统封建教育思潮的进步印迹。他将“劳工神圣”的口号引入了职业教育理论，批判了几千年来在中国士子中形成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开卷即蓄一举人进士鼎甲”[1] 的传统观念，提出今日读书目的在“学做人而已”；“做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在教育指导思想上，他主张“教育与生活、生活与教育不应脱节。”据此，他为中华职业学校规定了“手脑并用，双手万能”的教育方针。学生在课堂中念书，又在附设工厂里实习做工，通过这些学用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出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材。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从成立至1949年，培养了七千余名毕业生，推动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为职业教育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职业教育是黄炎培整个“教育救国”宏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旧中国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的政治环境中，“教育救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了使自己的职业教育事业避免政治风暴的摧残，他曾两次谢绝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的职位。然而，超忽于现实政治之外，毕竟是一厢情愿的幻想。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黄炎培被南京政府宣布为“学阀”，下令通缉。他被迫避走大连，后经蔡元培、邵力子等师友在蒋介石面前说情，才被准许返回上海。此后几年中，黄炎培被迫减少了活动，但目睹国民党新军阀连年混战，广大人民依然一贫如洗的悲惨状况，他的心情却难以平静。

“家国愁肠日九回”

1931年春，黄炎培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敏感地注意到日本军国主义日盛， 矛头指向中国。他忧心如焚，一回到上海，立即着手写《黄海环游记》，连日刊登在《申报》上，向读者揭露日本的侵华迹象。他还特地赶到南京，将自己的看法面告蒋介石。蒋听后默不作声，只叫他去找外交部长王正廷。不料王听后却哈哈大笑，说：“如果黄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我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任之不会知道的！”黄炎培强忍住心头的愤怒，说：“很好！我但幸吾言不中。”[1]

然而，黄炎培竟不幸而言中了，就在这一年的9月18日，日军占领了沈阳。他在申报馆获此消息，立即跑到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家报信。当时，一群人在史家打牌，正值兴头上，听了竟无动于衷。黄炎培大怒，一拳砸向牌桌，哭叫道：“你们竟甘心当亡国奴吗？”几天以后，他与一群朋友以宁波同乡会为机关，组织了一个抗日救国研究会。27日，黄炎培和江问渔代表研究会去南京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第二天，他在外交部与王正廷谈话时，一群爱国学生涌了进来，将这个为不抵抗主义辩护的外交部长痛打一顿。王正廷是黄炎培多年老友，私交甚深，然而此时，黄炎培的同情却完全在学生一边。当晚，他在日记中对学生的爱国主义行动大书“应该！应该！”

深重的民族苦难使黄炎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爱国的良知驱使他以崭新的姿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政治洪流。他利用与上海工商、金融界上层人物的良好关系。多方劝说，促使他们在抗日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他与史量才一起，联络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壬申俱乐部，商讨救国自救的途径。他还借助同乡的关系去做杜月笙的工作，开导杜要认识国家大难当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负起救国的责任。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以壬申俱乐部为基础成立了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为上海地方协会），由史量才任会长，王晓籁（上海商会会长）、杜月笙任副会长，黄炎培任秘书长兼总务主任，实际负责维持会的具体事务工作。黄炎培动员杜月笙捐出一所大赌场作为活动经费，还通过《生活周刊》（邹韬奋主编，当时尚属职教社名下，后独立）向社会征募军需品，供应前线。他还动员全家老少连续几个夜晚赶制丝棉背心，以援助在三九严寒中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官兵。 然而，蒋介石南京政府不仅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反而指派代表与日方谈判，出卖民族利益。黄炎培对此十分不满，多次列名于各界通电，责问政府为何 不派兵增援上海抗战，坚决反对做城下之盟，表示“如有损害领土主权，及妨碍行政完整之文约，我国民誓不承认。”[1] 在通电中，黄炎培等还进一步提出了国家生活民主化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给人民以言论、集会、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制定宪法，实行宪政。4月，黄炎培、沈钧儒、李璜、左舜生等留沪国难会议会员宣布抵制蒋、汪为欺骗民众而召集的所谓“国难会议”，要求政府从速设立国民参政会，集中全国人才，组织有力政府，并在八个月内完成宪政筹备工作。

九一八事件后，黄炎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冲击下开始变化。他感到：“职业教育固然很重要，但非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职业教育亦无办法”，这根本问题即“解除国难，复兴民族”[2]。在黄炎培的提议下，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重心和指导方针从“矫正教育之弊，救济社会之穷”，变为“振作民心”、“为民族谋独立和繁荣”。1931年底，职教社创办了《救国通讯》[3]，专门从事抗日救亡的报道和宣传。黄炎培亲自担任该刊的发行人。他还要求中华职业学校每天举行升旗仪式，以熏陶学生的报国、雪耻、民族自尊的爱国主义精神。淞沪抗战开始后，学校迁入租界。租界当局不准升中国国旗，学校仍然坚持每天早晚以摇铃为号，全体师生闻铃肃立致敬，举行“精神升旗”。

黄炎培以大量的精力从事“挽救民族的工作”[4]。在南京政府签订了可耻的《淞沪协定》以后，黄炎培并不就此罢休。他反对有些人提出的求助于外国的主张，认为“天下事，求人不如求己”[5]，唯一的路径是自救。为此，他提出了团结、生产和国防三大主张。他坚决反对与日讲和，认为日寇侵华野心是无止境的，但只要大家努力，中国始终是有希望、有生命的；中国之所以遭受日本欺负，主要是人人为己，互相猜忌，一盘散沙。因此大家必须团结起来，“我相信你，你相信我”[6]，提倡“铁一般的纪律”和“金一般的人格”[7]，每个人都要把他所有的力量，完全贡献给“我所认为国家和民族生存 上最需要、最迫切的工作”[1]。他认为除了土地丧失这种“急性出血”之外，还有一种外资入侵、白银外流的“慢性出血”。要阻止“慢性出血”，就必须加紧生产，一方面政府采取措施，挽救濒于破产的民族工商业，另一方面，应该动员民众“用国货，穿长衫，剃光头”，以抵制外货。为了宣传团结、生产、国防三大主张，黄炎培在1934—1936年间，先后访问了浙江、江西、山东、河南、陕西、湖北、四川、绥远等地，到处发表演说，宣传爱国思想，普及文化知识，以唤起民众救国热忱。当他在实际调查中发现，问题不在于民众不肯起来，而是生活所迫，无力起来时，便一再向国民党要员陈述，甚至上书蒋介石，建议“取民之财，取其有余，用民之力，用其闲居”[2]。

淞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出动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史量才、黄炎培、陶行知认为对此《申报》应有明确表示，遂由陶行知起草提纲，经送宋庆龄、杨杏佛审阅、修改，于6月30日、7月2日和 4日连续发表《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三篇时评，锋芒直指蒋介石政府之反动政策。

黄炎培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立场和言行，招致了当权者的极大忌恨。1934年，蒋介石逼令黄炎培、陶行知和陈彬和离开《申报》；不久，又派刺客在沪杭路上暗杀了史量才。在白色恐怖下，黄炎培不得不更加谨慎言行，但绝不屈从。他在《人文月刊》上撰文悼念亡友，间接表达了对反动派暗杀爱国志士的抗议。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黄炎培特地赶到车站为参加南京请愿活动的儿子送行。他叮嘱儿子在斗争时“胆要大而心要细，要勇敢而有策略。”[3] 1936年10月24日，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悼念鲁迅逝世的大会上，作了题为《从鲁迅之死说到中国民族性》的发言。由衷地赞扬了鲁迅“不怕恶势力，把一切怪现象毫不客气地揭穿”的“特立独行”精神；表示“我绝对相信，中华民族的生命就寄托在这一班‘特立独行’的人。”[4] 此后，他经常以“特立独行”精神自勉，并在复杂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即斗争方式尽管委婉，而原则立场绝不妥协。

“忧国心肠三合作”

七七卢沟桥事件的炮火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帷幕。在全国一派抗日杀敌、保家卫国的热烈气氛中，黄炎培的精神也为之一振。“八一三”抗战期间，他担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主席，为组织运输，支援抗战前线的物资，救护伤员，救济难民，迁移工厂，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几次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 撤退到武汉以后，黄炎培仍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战路线。他召集中华职业学校的校友会，号召校友们勇敢地到前方去投军杀敌，或者在后方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以支援前线。这时，他对教育与改造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又进了一步，深深地感到“教育工作如其不配合于一个理想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中，是不能有什么成效的。”“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它的造福人群的理想。”[1] 此后，黄炎培几乎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团结的政治活动中去。

抗战初期，国民党抗战比较努力，同时政治上也有一定的松动，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先后设立了包括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黄炎培以社会知名人士身份亦被蒋介石聘请为这两个咨询机构的成员。国共第二次合作，也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抗战的决心，坦荡的胸怀和气度，从而得出了“欲抗战到底，必须国共切实合作”[2]，“抛弃相互猜忌的观念”[3]，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结论。他决心竭力促成“地方和中央”、“党派和党派”、“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并多次强调，这是他作为一个国民参政员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1939年11月，黄炎培、左舜生、梁漱溟、罗隆基、张君劢、章伯钧、张澜等中间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代表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以“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国策，以求意见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4]。

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 事件。黄炎培闻讯后，深感痛心和不满，他对人表示：“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1]。 1月24日，黄炎培当面向蒋介石陈述并递交了意见书，提出三点建议：“甲，希望适可而止；乙，军纪固重要，但亦要收集人心；丙，请把眼光向外。”[2] 与此同时，他在和各中间党派负责人的频繁磋商中，又提出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委会中要有中共负责人参加，参政会主席团必须有周恩来参加，参政会应报告新四军问题，各党派公开合法存在等建议。2月 10日，黄炎培等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在周恩来召集的座谈会上，一致表示完全谅解中共在新四军问题未解决之前不出席参政会的立场；并建议中共向国民党表示：“如果国民党不谈判中共提出的十二条要求，则中共不出席”，以便他们以中共缺席，参政会召开无意义为由，共同抵制国民党利用参政会反共的阴谋[3]。这次座谈会还一致商定建立各党派委员会，以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

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不仅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等抗日武装，也加强了对国统区民主力量的迫害。1941年 2月，救国会主办的《全民抗战》杂志被迫停刊。邹韬奋的生活书店也大都被查封，一些主张民主、抗日的中间党派代表从参政会中被除名，许多人则公开受到人身攻击、威胁和恫吓，甚至失去人身自由。严酷的事实使不少善良的人清醒了头脑。在2月25日民主人士的聚会上，黄炎培对国社党主席张君劢风趣而不无深意地说：“在蒋介石看来，你是刚收编的土匪，我是即将叛变的保安队。”引起在场人们会心的大笑。国民党排斥异己打击抗日民主力量的行径，促使中间党派联合自救。在这期间，在渝的中间人士频频聚会，商谈成立新组织。 黄炎培提出：“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主张和立场。”[4] 并认为：“国民党是大拇指，共产党是小拇指，我们是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国共要合作非依靠我们来拉拢不成。”[5] 经过反复协商，大家一致认为，要调解国共，团结对敌，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有必要使分散的中间党派联合起来，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商定，不管蒋介石是否允许，一定要建立第三方面自己的政党。

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代表职教社，与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以及乡建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章伯钧、李璜、左舜生、张君劢、罗隆基、梁漱溟、张澜等13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集会，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政团同盟），通过了同盟的政纲和简章。黄炎培被公推为同盟的主席（不久，黄因故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抗战期间，以团结、民主、抗战为基本方针。它是由不同政治倾向的党派和团体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党，其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左中右的政治分野，左翼倾向共产党，右翼倾国民党，黄炎培则始终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超然独立”的中间立场，实行“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他提出民盟内部要“整个的求团结”，“对各政党维持友好，视情态之可能，得就某事件与之合作”；“对政府取协助之义，其有所见，为善意的劝告”[1] ；同时要“善意应付共（产）党”[2]。

这一时期，黄炎培还在旧稿的基础上整理了《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纲要》，对调整国共的政治立场作了哲学上的论证。他认为，人的本性一在“求生”，二在“求群”，进而产生“爱”；然而如果过于“偏私”，“偏激”地“爱”我或我群，就会产生“杀人”。这样，“人类间唯一大问题，是‘全生去杀”。如何解决呢？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互憎互杀，实在由于所“知”甚少，所“爱”过窄。因此，只要通过“启发方式”，“把人们所爱，逐步扩大到全人类”，“使人人以群为我有，我为群有”，“把群加强团结起来”，“那么相争相杀的惨况或可减免”[3]。显然，深受中国儒家传统学说和西方互助进化论影响的黄炎培，是虔诚地相信可以通过启发人的良知的教育、劝说方法去实现“全生去杀”的理想世界的。他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奔走周旋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努力促使他们团结对敌，共赴国难。在1941—1943年上半年间，国民党统治区“政治日趋黑腐”，山城的空气愈加沉闷。黄炎培面对这个令人窒息的形势，处事不能不更加谨慎。但他并未随波逐流。1941年11月25日，他和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在二届二次参政会上再次提案，要求政府“结束训政”，“不以国库供党费”，“保障人民种种自由”，“停止特务机关活动”，“禁官吏垄断投机”[4] 等等。措词尖锐，引人注目。1942年春，当友人劝他停办《国讯》，减少言论文章行动以“免祸”时，他的回答是“不拟接受”。这一时期黄炎培 的心情是十分压抑的。他看了郭沫若新编历史剧《屈原》之后，十分感慨地吟出了“阳春自昔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别有精神难写处，今人面目古人心”[1] 的诗句。

“为真民主而拼命”

1943年，蒋介石在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未遂之后，迫于国内外的种种压力，在9月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宣布战后国民党将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还政于民。接着又设立了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由蒋亲任会长；黄炎培也应邀参加，并被指定为三位召集人之一。尽管国民党演的是一出“筹备宪政”的假戏，但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下，却趁此机会掀起了一场真正的民主宪政运动。

黄炎培于1944年1月在重庆创办了《宪政》月刊，邀张志让担任总编，集中刊载宣传民主政治、介绍各国宪政的文章，出版后常常很快销售一空。 《宪政》月刊社还每月定期召开宪政座谈会，邀请工商、金融、文化、教育、出版各界社会名流，以讨论“宪革”、时事为名，抨击政局，申张民意。每次座谈，黄炎培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吸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安排在交通银行的会议室进行，以后逐步扩大，走出狭小的上层圈子，发展成为一二千人的群众大会，会场亦改在迁川工厂联合会礼堂等公共场所，成为当时重庆一个很有影响的、为国民党当局所侧目的民主论坛。同时，为了宣传民主宪政，黄炎培还以年逾花甲的高龄，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各大学，向青年学生演讲。他鼓励学生要自己去争民主，而绝不要幻想民主会自动到来。他还告诫学生们民主有真假之分，一定不要被假民主所欺骗，而要为真民主而拼命。黄炎培的演讲不断激起了学生暴风雨般的掌声，他被学生们称赞为“可敬的民主战士”。《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短评，高度评价黄炎培的这种“为真民主而拼命”的精神。

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提出了召集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国事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10月10日，民盟发表声明，表示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2]

由于国民党的冥顽不化，遂使进行中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2月 14日晚，周恩来在特园宴请黄炎培等中间党派领导人以及国民党进步人士，以大量事实阐述了国共谈判失败的症结所在，宣布将于次日返回延安。黄炎培听了十分焦虑，深恐谈判从此破裂，当即苦劝周恩来缓归；即使归延，也勿使谈判中断。夜半，他归家后仍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翌日清晨便直奔左舜生、李璜处商量办法，午后又将国民党的谈判代表王世杰请来，说服他与周恩来再度会晤。当晚，在黄炎培安排下，周恩来、王世杰、黄炎培和李璜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办公室会谈，澄清了一些意见。通过这次调解国共的实践，使黄炎培进一步相信，中间力量有可能在现实政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不久，他在《宪政》月刊发表了《致国民党诸友好公开信》，提出“至危至艰之中国前途”，应由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共同负责”的主张[1]。

1945年5月，黄炎培读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深受鼓舞，认为和平之门并未关闭。6月2日，他和褚辅成、章伯钧、冷通、左舜生、傅斯年、王云五等七位参政员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周恩来，希望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内和平。延安中共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商谈，并欢迎他们一行赴延安当面交换意见。7月1日，黄炎培等一行六人（ 王云五临行未去）不顾多方阻拦，乘专机由重庆飞向延安。

黄炎培等在延安机场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随后，毛泽东与黄炎培等进行了三个半天的会谈，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最后在融洽的气氛中达成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一致意见。在延安的五天中，黄炎培参观访问了许多地方。他惊喜地发现，延安“没有一寸土地是荒着的”，“没有一个游手闲荡的人”，“老百姓衣服都很整洁，绝对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男女都是气色红润，绝对没有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总之，给他最突出的印象是“政府好象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都是负责的”。未到延安之前，黄炎培担心的是自由被限制，因此到延安之初处处小心谨慎。但他很快就感到这里的行动是空前的自由，不仅他们一行人“要到哪里，看哪里，都绝对自由”，而且延安的全体人民，“个个人得投书街头意见箱，也个个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完全不象重庆的大官们那样“飞扬跋扈”，而是“个个朴实稳重”。与他们“天天见面谈笑”，真如古人所说的“如 坐春风中”。最令他难忘的是有一次与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考而未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在他60多年的经历中，曾耳闻目睹不少团体和朝代总是“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大都是创业之始，雄心勃勃，艰苦奋斗，待到功成之后就逐渐松懈腐化，难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败局。他诚恳地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即乐观而肯定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使黄炎培大受启迪。事后他回忆这段谈话时，深表赞同地写道：“我想，这话是对的……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 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1] 回到重庆后，他逢人便谈的一件事，就是他在延安一下飞机，毛泽东便对他说：“知道吗？我在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你了，1919年我在上海听过你的报告。”每次讲到这里，黄炎培总是不无骄傲地哈哈大笑：想不到当初台下竟有这样一位英雄！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延安，黄炎培接受同志们的建议：决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以访问日记的形式写成一本书。8月10日，国统区第一本拒审书《延安归来》出版了。在书中，黄炎培热情地赞颂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抗日根据地，坦然地宣布：“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这本书出版后，国民党大为震惊，将其列为禁书。但它却在整个国统区不胫而走，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必读之书。

延安之行，成为黄炎培救国救民、寻求真理曲折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谁仁谁暴终需问”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黄炎培欣喜地去机场迎接。 隔日，又应邀到曾家岩与毛泽东会见，畅谈时局。他对国共谈判寄予了很大期望。

在此期间，黄炎培还积极筹备酝酿建立一个中间党派的新组织。在《延安归来》一书中他总结道，中共之所以“方针定后，他们执行的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量强，人人受到训练的缘故”。由于民盟是个三党三派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党，不尽如意。黄炎培便在文教和实业界人士中进行串联，最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于12月16日在重庆建立了民主建国会。 黄炎培在成立大会上作了书面发言，说：抗战八年使人“发生一种新的觉悟，认为各自守住岗位，任何努力，为公为私，总觉不够，每一个人，都须关心政治，研究政治，在可能状态下并须参与政治”，以实现“民主建国”的“理想境界”。民建会建立之后，便投入了促成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工作。黄炎培本人作为民盟的代表出席了政协会议。他在会议期间，驳斥了国民党“政协即分赃”的谬论，辛辣地讽刺“政府中人骂参与政治为分赃，简直自承所握政权为赃物了。”[1] 由于黄炎培自延安归来的一系列言行触犯国民党有关当局，政协召开期间，黄的住宅菁园遭到军警特务的非法搜查。消息传开，舆论大哗。民盟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黄炎培本人则十分冷静。他并未因此胆怯，而是向民盟同人表示，对于今后的政治活动，“如真由民众选出，决不推辞”[2] ！

政协经过一个月的曲折斗争，终于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统一的五项决议。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在美国的帮助下，大量运兵到东北，扩大了东北的内战。黄炎培于1946年2月23日与沈钧儒、张君劢、彭一湖在上海联名发表对时局主张，要求“东北一切内部纠纷，应依政治方式协商解决”[3]。黄炎培感到对调停东北内战，民盟有责任“出而尽力斡旋，恢复合作”，遂于4月5日致函张澜，建议民盟参加调停，并强调指出：“大局安危，视此一举”。 然而，由于蒋介石出尔反尔，毫无诚意，民盟调停东北内战的努力一再落空，7月中旬，全国内战大规模爆发。在严酷的事实面前，黄炎培终于认识到内战的罪魁祸首在国民党，而不在共产党。

正当黄炎培等一腔热诚各处奔走致力于恢复国共和平谈判时，10月11日传来了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单方面颁布召集伪“国大”的消息。 这对黄炎培来说不啻是一盆冷水。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本无意涉足政海，‘九一八’以来，为了抗日，（民国）廿九年以后为了调解国共纠纷，至今未获返吾原有岗位，至今日国共破裂已达无可挽回之境地，吾决意不参加此项工作了”[1]。然而，当蒋介石别有用心地派人到上海，动员第三方面人士向中共代表劝驾回南京恢复和谈时，黄炎培的心又热了，他与梁漱溟、张君劢、李璜、罗隆基等人怀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苦劝周恩来回南京与国民党重开谈判。中共代表团为了彻底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的伎俩，教育团结中间势力，遂同意与第三方面代表于10月21日同回南京。然而就在他们到达南京的当天，蒋介石却偕宋美龄飞离南京赴台湾“视察”去了，唱了一出“恕不奉陪”的空城计。黄炎培等虽受此愚弄，但仍竭力在陷于僵局中的东北停战问题上寻觅既能为国民党接受，又不伤害共产党的两全其美的方案。由于在斡旋期间国民党继续制造紧张局势，和谈随时有中断的危险，为取得和平，梁漱溟、黄炎培和莫德惠受第三方面委托匆匆起草了一份“国共双方一律就地停战”的折衷方案。这个方案实际上是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同时在急于求成的气氛中，他们又疏忽了民盟曾与中共达成的有关民盟若有重要主张和行动必事先与中共协商并征得同意的默契，未及征求中共代表团的意见，便将方案一式三份分别送交国、共、美三方。周恩来收到后立即严肃地指出：这不是折衷方案，而是战争方案，是帮助国民党压迫共产党，从此东北将无宁日；这使黄炎培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痛悔莫及。 为了挽回影响，黄炎培、李璜、罗隆基和莫德惠立即向国民党方面索回了方案。当他们赶到孙科家时，国民党大员们已讨论过方案，并通过电话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孙科面带喜色地连连夸奖第三方面的提案“公正不偏，细密周到”。黄炎培这时以从容而严肃的口气对孙科说：“好是很好，可惜我们做事不细心，还抄漏了一条呢：”并要孙科将文件拿出来以便指给他看。孙科将文件交给黄炎培后，黄炎培手指着文件，口中不断地说着“诺，诺，诺”，似 乎想不起来的样子。孙科不耐烦地说：“你记不清楚了，就另外抄一条送来好了。”罗隆基在一旁赶紧插话：“我记得，你给我，我来说。”他从黄炎培手中抢过文件，藏进了西装内袋中，说：“这种正式文件怎能补抄一条呢，还是赶快回家誊写一份正式的送来吧。”遂不等孙科反应过来，黄炎培等便带着文件告辞返回；连同美方代表马歇尔处的那一份，一起索回送交周恩来。由于这出“月宫盗宝”的果断措施，才避免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失误。

第三方面调停东北内战的努力终于失败了，黄炎培的内心异常沉痛。那些天他夜不成寐，百感交集，“苍生痛哭岂无人，苦口哓哓又一旬”[1]。这种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之的争取和平的精神，中共朋友是充分理解的。11月12日，当黄炎培和第三方面代表与中共代表会商，声泪俱下地苦劝周恩来暂勿返回延安时，周恩来在会后特与他个别进行了深谈，鼓励他为和平、民主继续努力。

当国民党单方面召集的伪“国大”开锣之后，国民党当局对黄炎培参加伪“国大”竭尽了拉拢、诱骗之能事。从6月到11月，蒋介石亲自指派国民党党政要员一再对黄炎培进行游说，诱劝他参加伪“国大”和改组政府，并以出任教育部部长相许。然而，黄炎培长期以来虽然在国共之间坚持“不右倾，不左倾”的公允立场，强调互谅互让，留有余地，但在事关国家民主、和平、统一的大目标上，他坚守“取象于钱，外圆内方”的政治操行，决不为了一己私利，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和理想。6月24日，他在慰问“下关事件”受伤代表的聚餐会上出示了《吾心》诗一首，表明了自己“立身不管人推挽，铄口宁愁众是非”、“谁仁谁暴终需问，那许西山托采薇”[2] 的态度。7月27日，杜月笙衔陈立夫之命劝说黄炎培单独参加“国大”，脱离民盟，黄当场拒绝，表示：“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3]11月12日，国民党原定伪“国大”召开的前夕，黄炎培彻夜不寝，伏枕为民盟起草《民盟对参加国大问题之态度》，表示民盟一切行动以政协决议为唯一依据，在国民大会未按政协决议程序完成准备之前，“决不参加”国大[4]。这一声明经12日民盟总部讨论通过后，当天下午，黄炎培代表民盟向各界宣读。 但他考虑到为以后的和谈留有余地，宣读时将“决不参加”国大改为“暂不参加”。这又使国民党对他产生了新的幻想。14日，国民党中统头子潘公展和杜月笙、钱新之等又蜂拥而至，轮番发动游说攻势。黄炎培为摆脱纠缠，于当天午夜乘车返沪。但立足未定，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雷震就追踪而至。伪“国大”召开期间，尽管每日说客盈门，但黄炎培都是言婉志坚，不为所动。黄炎培这种“不逐时芳品自尊”的政治气节受到人们的赞许。民建重庆分会特地打电报给黄炎培，称颂他在恶势力下有所不为的高尚品格——“高风亮节，举世盛钦，东望海云，弥增崇敬！”[1]

“别开蹊径为平民”

伪“国大”召开之后，蒋介石政权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继续加紧反革命内战，并彻底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于1947年2月底通知中共谈判代表限期撤退。黄炎培闻知，一年来忍辱负重奔走和平，如今皆付之东流，内心感到异常沉痛。他在为民盟起草的《为国共和谈正式破裂宣言》中写道：“国共调解工作，虽已宣告失败，同人仍当日日怀念吾天职之所在，吾舌尚存，必发为言论，吾笔未秃，必写为文章”；“将来之是非黑白，天下自有公评”[2] ！黄炎培就是怀着不达目的誓不休的顽强精神，继续呼吁和平，追求实现和平统一的途径。他为《国讯》写下了大量的短评和文章，控诉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要求国共合作。他当时认为，既然国共之间谁也消灭不了谁，那么除了合作“实在找不出其他合理方式，来解决国共问题。”[3]5月23日，黄炎培与张澜、梁漱溟、章伯钧、韩兆鹗等参政员联名向四届三次参政会提出了《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建议“确定政治解决竞争的大原则，依据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及路线，重新举行和平会议”，“迅速恢复国共间的联系”，“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谈的具体方案”[4]。18日，黄炎培还以提案人身份在大会上发言，历述内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提出“政协是解决内战的配尼西林”[5]。但就在当天的参政会晚宴上，他便受到蒋介石的斥问：“中共区人民还要苦，何以不向他们诉苦，而责我征兵征粮？”黄炎培的 提案遂被搁置一边。7月初，国民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黄炎培在《国讯》上写下了一行沉重的文字：“从此中华民国正式地陷入于极不幸的状态里。从此，根据吾们一片爱国痴情所发出的热望，一时间感到绝望。”[1] 为抗议这个反动法令，他在为民盟主席张澜起草的书面谈话中，揭露了蒋介石“一面动员，一面实施宪政”的伪善面目。7月11日，当他出席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时，反动分子潘某提出“请政府厉行总动员令”的提案。黄炎培怒不可遏，当即迎头痛斥。他反对内战的坚决立场得到了许多正直人士的支持，迫使潘某不得不悻悻地撤回了提案。

国民党反动派在加紧内战的同时，也强化了国统区的法西斯专制统治。6月20日，北平、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爆发了青年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游行示威，国民党当局竟出动大批军警进行残暴镇压。黄炎培闻讯后立即赶到医院慰问受伤学生，目睹爱国青年遭受如此摧残，他不禁老泪纵横。出自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他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工作，以避免当局对他们的更大规模的迫害，甚至还找了司徒雷登，希望这位美国大使能劝说蒋对学生万不可采取高压政策。但蒋介石一意孤行，竟命令各地军警继续捕人，并枪杀了三名武汉大学学生。黄炎培忍无可忍，于6月8日在《国讯》上发表《你们闻得血腥臭么？》一文，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他对蒋介石已感到彻底绝望，决心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7月26日，黄炎培与民盟部分领导人借游玄武湖为名商谈时局和出路，得出了“甫毒宁惟一暴秦，别开蹊径为平民”[2] 的结论。这就是说，应该推翻“暴秦”一般的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开辟实现国家民主和平的新途径。9月13日下午，一个刚刚考上清华大学的青年学生前来拜访黄炎培，痛述对国事的悲观心情，诚恳地希望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得到自己素所尊敬的前辈指教。黄炎培深有意味地劝他走“闻一多的道路”，平时“须有专门修养，但到非常时期，虽牺牲生命不恤”[3]。

由于民盟坚持和平、统一、民主的立场，拒绝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1947年10月底，国民党当局以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由，公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将按《后方共产党处置方法》“严加取缔”。在这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争取民盟的继续合法存在，黄炎培和民盟中央委员叶 笃义受民盟中央的委托赶赴南京，同在京的罗隆基一起四处奔走，希望司徒雷登和某些国民党党政要员能够出面疏通。这时，一贯自称民盟忠实朋友的司徒雷登却表示爱莫能助，反过来劝说民盟自动“光荣解散”。而国民党的一些要员则以政府已宣布民盟非法为由，拒绝作任何正式谈判。11月4日，黄炎培、罗隆基和叶笃义在特务的监押下回到上海，向民盟总部汇报谈判结果。 民盟中央迫于形势的压力，终于11月6日以主席张澜的名义宣告民盟自动解散。

民盟的被迫解散使这些首创民盟的老人们受到了巨大的感情创伤。张澜在宣告民盟解散的当晚，彻夜不眠，次日即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1]。黄炎培的心中更是充满了矛盾和悲愤。在南京与张群交涉时他曾去玄武湖畔遣愁，感慨万千地吟道：“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争羡湖园秋色好，万千凉叶正辞枝。”“红黄设色补寒台，占缀秋光枉费才。毕竟冰霜谁耐得，青松圆角后雕材。”[2] 民盟被迫解散后一个星期，他在《国讯》上发表《我与民盟》，对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公开表示抗议：“一部大历史，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者，不知凡几，民盟已矣。自我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我只平心静气地问一句话：请大家公正检讨民盟从创始到结束，前前后后所有文件，曾有一字一句，足以构成危害国家颠覆政府的罪行否？”[3] 忧愤之情跃然纸上。

强大的政府压力，连日的谈判奔波和精神上的苦闷，使黄炎培腰疾复发，卧床不起。但他不甘心就此消沉，退下阵来，在病榻上仍挥动寸毫，以《黄花心事有谁知》为题，借花抒志：“她的环境尽管恶劣，在肃杀的金风里，撑起了天生一般傲骨，牢守着将荒而还没有荒的三径，把短短的东篱，做她的天然堡垒，风风雨雨，百战不屈，好象凭她内心的至诚，抱着悲天悯人无限惨苦，甘心和恶势力奋斗。”[4]

蒋介石对民主力量的残暴镇压，不仅使许多中间人士认清了国民党政权的本来面目，也加速了他们向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靠拢。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和国民党强令解散民盟，从正反两个方面促使黄 炎培认识到国民党的垮台和共产党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1948年1月10日，他读了毛泽东在12月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深有感触地说：“两大局面已成过去，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与中共取得联系。”[1] 他主动将报告油印多份，分发给民建会和职教社干部阅读。 这年1月，沈钧儒等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宣布重建民盟，放弃中间立场，与中共“携手合作”，“彻底消灭整个反动集团的统治”。黄炎培在沪闻讯，立即作《赠沈衡山港居》诗一首：“口纵予喑岂忍缄，心无私欲有民岩，傥劳行者怀居者，犹是张园隔枣岚。”[2] 黄炎培借诗言志，表示对民盟三中全会的理解和支持，尽管自己与港居的同志们相隔千山万水，但彼此的心情象重庆时期的张园（黄炎培在渝寓所）和枣岚（沈钧儒在渝寓所）一样邻近。

从此，黄炎培在从中间路线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征途中迈出了深思熟虑的重要一步。他充满信心地投入了新的斗争。在失去公开合法斗争的条件之后，他将民建会的组织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斗争，领导骨干以聚餐会的形式分头联系会员，讨论时局，互勉斗志。黄炎培本人则利用《国讯》这块合法阵地，继续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报道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进局、战况，同时积极提供国内外民主运动的消息和解放区的情况，介绍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这些日子里，黄炎培的笔锋特别雄健，几乎每期《国讯》都有他的文字登载。1948年4月8日，国民党内政部以“刊载为匪宣传文字”的罪名，命令《国讯》停刊，黄炎培在停刊号上坦然地宣告：《国讯》“只是为国家民族宣传，为真理宣传”[3]。之后，他立即与民盟和职教社有关同志商量，决定接办《展望》周刊，坚持宣传阵地。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展望》于5月1日在上海与读者见面了。黄炎培亲自主持编务，决定编辑方针，《展望》的内容和风格犹如《国讯》，沉着而富有战斗的韧性。这年9月，黄炎培还主动向中共地下组织有关同志提出，要求共产党派人来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中共党组织接受了这一请求。黄炎培对中共派来的王元化十分倚重，配合默契，使《展望》成为当时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透漏解放战争真实情况和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唯一窗口。

1948年11月下旬，杜月笙得知黄炎培已列入黑名单，派人送信要黄炎培暂时躲避。于是黄炎培离家避至亲友处，一日数迁；以后虽经张治中等从中斡旋，情势稍有缓和，但仍终日受到特务监视。1948年底，中共地下组织转来了中共中央欢迎黄炎培到解放区去参加新政协的邀请。接着又从反动当局内部接连透出国民党特务将以绑架或暗杀对付民盟领导人黄炎培名列案首的消息，形势越来越险恶。黄炎培决定尽快离开上海到解放区去。1949年2月下旬，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心下，黄炎培与民建会的王艮仲精心设计了声东击西的金蝉脱壳计划，先由王艮仲利用上层关系向特务放出空气，声称黄将于下星期到浦东农场参观，并邀特务同去；同时黄家以准备春节宴客为名，大置年货，造成黄炎培近期内不会出走的种种假象。2月14日下午，黄炎培携夫人姚维均及女儿佯称出门购物乘车至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口，让汽车就地等候，跟踪而至的特务信以为真，亦将汽车停下守候。黄炎培一家进入公司大门，即穿过店堂，自另一门出来跳上王艮仲事先备好的汽车，直开江湾女儿学潮家中，略事化装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志护送上开往香港的轮船。直到黄炎培一行安全抵达香港的消息见报，国民党特务才恍然大悟，连呼上当。

黄炎培抵达香港后不久，即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于3月14日再度乘船离港赴解放区。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3月21日船至天津。3月25日上午，黄炎培由专车护送达北平，入住六国饭店。当天下午，黄炎培与诸民主人士一起到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便在繁忙之中设家宴单独邀请黄炎培晤谈，周恩来等作陪。宾主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午夜。黄炎培深深地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这种智睿宽广的胸怀和求贤若渴的真诚所感动。次日在叶剑英主持的欢迎晚会上，他激动地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一分精神全为国”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隆重开幕。黄炎培代表民建会在开幕式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太兴奋了，我们这一群人，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要从地球几万万年一部大历史上边，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它的题目，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我们要在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间，在东半个地球大陆 上边，建造一所新的大厦，已题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他欣然从命。 1950年，他的儿子黄大能入京公差时问他：“一生拒不做官，恁地年过70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叙述了周恩来总理向他动员的经过之后，庄重地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2]

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帝国主义挑起了侵朝战争。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气概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全国人民保家卫国的自愿行动。黄炎培在积极拥护抗美援朝的同时，又深感出兵之事影响甚大，遂连日与诸民主党派人士商谈，批了一份意见书于10月24日送毛泽东和周恩来参考。虽然黄炎培对战争胜负不无顾虑，但他凭着以往的经历，“对主席睿智而正确的领导，总理沉着而锐敏的处理一切”，却抱有“绝对的信心”，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宣传，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10月31日，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常委会上，黄炎培针对工商业人士中一部分人存在的亲美、崇美和恐美思想，指出：“当前的时局，事实证明了美帝的野心正在进一步进逼，我们除了信任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和决策外，各党派无党派的人士，应该负起宣传的任务来协助政府。”“对麻痹的人，要给他们刺激，唤起他们真正的同人民共一次患难，打破他们恐美疑苏的心理，说明人民的中国决不容许有人发国难财。”[3] 随着战线捷报不断传来，美帝“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黄炎培原先的顾虑尽消，更为钦佩中共中央的大智大勇。在抗美援朝期间，黄炎培不仅多次写信给毛泽东，献计献策，而且通过自己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做了大量支援前线的工作。他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号召资本家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 为了推动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民建会专门成立了捐献委员会，黄炎培在百忙之中又亲兼主任，奔走呼吁，启发广大工商界人士的爱国热情。

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中共和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广大新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开始，黄炎培收到了许多地主的告状信。由于不明事实真相，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中共和毛泽东转达了这 些意见。毛泽东对黄炎培并未加以简单的批评、指责，而是从爱护的立场出发，耐心地让事实来修正他的认识。1950年下半年间，毛泽东多次亲笔写信，将各地的土改材料送黄炎培参阅。还介绍当时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的陈丕显与他见面交谈。黄炎培的作风一向是“理必求真，事必求是”。在他初步了解了基层情况之后，决定下乡考察。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和支持，特地致函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和陈丕显，关照黄炎培到了以后“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1]。黄炎培临行前，毛泽东又邀他面谈，告他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处考察之。

1951年1月19日，黄炎培一行离开北京，来到苏南农村。他象四十多年前以《申报》记者身份考察教育一样，不辞辛劳地深入穷乡僻壤，了解第一手情况。当时苏南农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考察团住宿的地方是一间简陋的小土房，同志们为了照顾这位德高望重的七旬老人，让他独自睡屋里唯一的一张木板床，大伙儿露宿屋檐下。黄炎培执意不肯，坚持要大家进屋一块儿睡，还亲自搬来砖块，为同志们搭铺，说要与年轻人打成一片！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黄炎培的心里踏实了。回京后亲自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考察结果。他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即肯定“我们访察到的苏南土改，认为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他还分析了土改办理好的因素在于：一是“土改之前，生产救灾”，“取得人民信仰”；二是“土改以前的准备，是充分的”。同时，又坦率而诚恳地指出：“苏南土改不是没有问题”，因此，“‘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这是一句名言”。黄炎培的报告呈送毛泽东和周恩来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黄炎培在考察土改的同时也顺便了解了镇反运动的情况。1950年10月，中共中央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强调镇压反革命须实行“稳、准、狠”的方针。黄炎培认为，镇压反革命这严厉的趋向，由于客观条件的要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根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并提出镇反工作已经是相当彻底了，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意见后，即送去纠正宽大无边的情况两份，说明：“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同时又汲取了黄炎培的一部分正确意见说：“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 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1] 次日黄炎培即回信，表示主席的指示十分正确，并就如何实现“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和“ 稳、准、狠”的政策，进一步提供建设性的意见，认为“一面需重视群众的主张，一面仍需范之以法”。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镇反工作中采取适当收缩和更加谨慎的方针，纠正新出现的“左”的偏向。

1953年底，国家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到1955年春，不少地方出现了“闹粮”风潮。黄炎培闻讯后忧心忡忡，在三四月间数度致函毛泽东，反映粮食问题非常严重，面积太广，民间大有怨声。4月 26日，他又给陈云写信。为了详察实情，黄炎培趁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常委分赴各地视察的机会，再度南下。临行前，毛泽东致函黄炎培，嘱咐，“先生此去下乡考查，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2]。6月2日至20日，黄炎培先后考察了无锡、苏州、镇江等地，听取了当地负责同志的汇报，并直接向农民了解情况，发现闹粮的原因远非起先估计的那么单纯，既有真正缺粮者，也有不缺叫缺的，甚至其中有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故意捣乱，而实际真正缺粮的农户只不过占5％左右。他还欣喜地看到，各地农民的生产情绪是非常的热烈，对统购统销政策都异口同声地一致称好。经过视察，黄炎培内心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自感“归时的心情比去时是增加些乐观的”。回到北京后，他亲自整理了一份《江苏视察报告》呈送毛泽东，并主动作了诚恳的检讨，说前一阶段自己对缺粮情况的看法，“今天觉得是错误的了”，“今天我必须吸取这次经验教训，努力学习全面分析，随时准备纠正过去的错误看法，但我还是知无不言，我认为是应该这样做的”。

“双鬓斑斑知未晚”

在怀仁堂的一次晚会上，毛泽东曾饶有兴趣地问黄炎培：北京政府有一时期要你去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后来黄炎培告诉毛泽东，他的信念是：“不看清是真理所在，是决不盲从的。”

黄炎培的一生都在寻求着真理。黄炎培后来回忆说：“使我认识为可能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延安之行。直接听到主席的指示，看到了种种的措施， 从此一步步地正式接受主席教导，为人民服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明确地认定了真理所在了。”

全国解放以来，他总是紧紧跟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再由衷地表示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获吾心”。为了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带入社会主义的轨道，他利用自己在工商界人士中的广泛联系和威望，配合中共中央做了许多特殊而不可缺少的工作。

1952年初，“五反”运动以后，在工商资本家中普遍存在着恐慌心理，担心以后产业被没收。黄炎培将这一情况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建议中央领导同志作一次报告，讲清政策，以消除资本家的不安心理。 3月15日，毛泽东约黄炎培谈话，对民建会的工作方针以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黄炎培听了十分兴奋，立即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商量如何贯彻实行。以后的几个月内，黄炎培在民建会内部层层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9月，黄炎培为出席民建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起草了一份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话稿，送毛泽东审查。第二天，毛泽东即回信给黄炎培，充分肯定了他思想上进步的同时又诚恳地提示要准确把握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界限，指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1] 毛泽东还在百忙之中为黄的讲话稿亲笔作了多处修改和补充。黄炎培读了毛泽东的回信和毛泽东亲笔修改的讲稿，佩服万分，当晚就向毛泽东写信，说：“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面仍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不惟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地感谢！”9月7日，黄炎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作了传达和讲话，在工商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工商业人士纷纷表示：“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生路，好好干还是有出路的”，“我们听了报告，胆子大起来了，经营投资的信心也提高了！”就这样，毛泽东的指示以及黄炎培的报告，给“三反”、“五反”后的工商界带来了新的生机。

当工商界的恐惧心理开始转变、生产形势开始好转时，黄炎培根据以往 经验，感到私营工商业每当繁荣之时，即容易发生舞弊之事，因此，他多次向工商界讲话，提醒他们认真学习共同纲领，以“三反”、“五反”的原则检查自己的业务、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防止重犯“五毒”的一切可能，积极改进生产和经营。与此同时，他领导民建、工商联在广泛调查研究、开座谈会的基础上，于1953年3月到6月，先后整理了《各地工商情况反映》、《工商联、民建工商问题座谈纪要》、《私营企业劳资问题现状的一斑》、《私营工商业现存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的建议》等材料上报中共中央。黄炎培还向毛泽东建议，对正在趋向积极的工商界，一方面防止他们因兴奋而“毒”根复活，另一方面要利用他们的兴奋，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加速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他还提出了改进税收、加强民主改革等一系列具体建议。黄炎培和民建、工商联所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黄炎培表示感谢，对其建议予以肯定。

从1953年底开始，全国开始掀起了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热潮。 黄炎培在布置民建会工作时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民建会应当担负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教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推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为了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教育，他于1954年3月1日和6月23日，分别在上海大光明影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扶病作了两次重要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朋友，认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跟共产党和毛主席走，“以自己能被国家人民所‘利用’为荣，同时严肃地接受国家法令的‘限制’，并在企业改造过程中间，不断地‘改造’自己”[1]。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仅是对企业的改造，也是对人的改造。但在一些工商业人士中还存有不少忧虑。有人就对黄炎培透露心事说：“说老实话吧，社会主义确实好的，但我们总有一天被开刀。”黄炎培听罢爽朗地大笑：“这就是思想问题囉，你要懂得：刀是向着阶级开的，你个人如果好好地和国家和人民结合起来，而不再紧抱着原有的阶级求生活，我敢以老朋友资格保证对你个人决不会开刀！”1955年11月，当黄炎培因病住入北京医院时，尚念念不忘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事。他在病榻上，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完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成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地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而努力。”不久，毛泽东回信，告诉他：“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并叮嘱“尚望注 意保养，恢复健康。”[1] 黄炎培出院后，不顾医生的劝告，又全副身心投入工商业改造的时代潮流中。

黄炎培古稀之年又毅然去探求“真理的源头”。1953年夏天，他在北戴河疗养期间，仅一个半月，就先后读了《资本论》、《马克思传》、《列宁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书籍，还做了《资本论》第一卷摘要394条，共编成细目一览。他十分注意将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分析、观察和处理问题。

1954年5月1日晚，黄炎培出席了天安门广场的联欢晚会，看到解放几年来祖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心情十分激动。当晚，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追述了自己寻求真理的一生，充满激情地说：“主席，作为您领导下的干部，同时又是您教导下的老年学生——确还没有资格做党员，但已经接受了些，并且正在继续受着党的教育——他的思想上起了基本性变化，应当向您坦白地陈述，深信你乐为指正他的错误的。”他在日记中表示：“我的思想改造，最大的敌人，还是个人主义。虽在努力克服，总还克服不了多少。显著的就是八十年自己的历史总是横梗心头，中间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免时与作祟（还有封建社会残余思想），慎防！慎防！慎防！”[2]1961年“五一”晚会后，他感慨万千，曾写了一首诗：“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追随愧此生。 双鬓斑斑知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3] 字里行间充溢着黄炎培晚年追求进步的迫切心情。

50年代后期，黄炎培身患多种疾病，医生嘱他静养。但他却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参加各项社会工作，坚持经常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和民建会的活动。正如他在《八十初度谈》中所说的：“我年八十了。我活下去，我还要好好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就我现时体力所及——我现在身体衰退了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同时我还要好好学习，向工人阶级学习，通过思想改造，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把从几十年资产阶级社会里生长出来，养大起来的我，彻底改造成为一个工人阶级脑力劳动者。”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坚定不移地追随党，为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走完了他一生最后的路程。

1965年12月21日4时40分，黄炎培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88岁。12月24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为黄炎培举行隆重的公祭。由朱德委员长主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等陪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刘宁一致悼词。黄炎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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