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少年

民谣说：“浏阳河，弯过了九道湾，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波光粼粼的浏阳河，从浏阳委宛地流向湘江，在长沙的东北面拐了一个大弯。汇入波涛滚滚的湘江。浏阳河的西岸，就是楼宇鳞比的古城长沙；它的东岸，俗称长沙东乡。这里与株洲、湘潭毗邻，与长沙隔河相望，坐轿子也就只要一个时辰，就可以到达长沙最热闹的八角亭，既能通省垣政治、经济、文化的信息，又保持了乡村的宁静安谧。章士钊就在1881年3月20日（清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诞生在长沙东乡和佳冲。章家是一个清寒的耕读之家。父亲章锦曾在乡为里正，后业中医。他给孩子取名士钊，字行严。母亲章刘氏，身体孱弱。十分贤淑。士钊自幼随兄士瑛读私塾，13岁时，他随父母到长沙走亲戚，在南阳街书肆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开卷浏览，就喜不自禁。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雄深雅健，尤其是其政论文，凌厉峭折，析理入微。 士钊深深为之吸引，并从此攻研柳文，到暮年还写成洋洋百万字的《柳文指要》。母亲去世后，为生计所迫，士钊16岁时遂到一亲戚家做“童子师”。这种职业是读书人的末路，郑板桥曾形容为“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故而士钊感到壮志难酬，郁郁不乐。精神既受压抑，生活又较清苦，少年的士钊经常低热、咯血。

章家庭院里有两棵梧桐，东墙是棵老桐，叶重影浓、森然气古。西墙是棵幼桐，皮青干直，油然挺立。章士钊很喜爱唐代诗人白居易“一颗青桐子”的诗句，就自号为青桐子。后来他在上海《苏报》、《国民日日报》上发表诗歌杂文，笔名就用青桐。再以后，在一次暴风雨中，故园的那棵老桐被雷震死，他参加民主革命，遭遇低潮，黯然有秋意，感于诗人“秋雨梧桐”之思，就改名秋桐。再以后，他诵读白居易《孤桐》诗：

直从萌芽拔，高见毫末始。

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

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

再三吟咏，抛书仰天长叹：“孤桐孤桐，人生如尔！尚复何恨？愚其皈依此君，以没吾世焉！”就改号为孤桐。

1901年秋，章士钊一路颠沛，到达九省通衢的武昌，想报考宁乡程颂万 主持的自强学堂，不料程颂万空负盛名，却辞以考期已过，不收新生。“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好不容易走出了长沙东乡，章士钊不愿走回头路，于是只好找到两湖书院，混住在同乡处。在这里，章士钊认识了大自己7岁的黄兴。

当时湖南青年学子大多以从戎救国为出路，章士钊遂于1902年春东下南京投考陆师学堂学习军事。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是位多才多艺的学者，满怀“揽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志向。那年考试作文题是“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章士钊笔走龙蛇，以一小时作数千字交头卷，旨趣高远，辞章斐然。俞明震阅卷时拍案惊奇，大为赞赏，将章士钊取录为陆师学生。

1903年，沙俄不仅违约不将1900年占据中国东北的侵略军撤走，反而增派军队，并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表示要“保持在满洲独占势力之决心”，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上海人民于4月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各省学生纷纷起来响应，有的演说游行，有的散发传单，有的组织拒俄义勇队，准备抗击敢于入侵之敌。南京陆师学生也卷入了这个风潮。

在风潮中，章士钊提出“废学救国”，呼吁同学们到上海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组织的爱国学社。

章士钊是陆师品学兼优的学生领袖，“废学救国”的鼓吹使青年学子热血沸腾。总办俞明震感到十分惋惜，这几十名学生都是陆师学堂的精华啊！他派校役送信到码头，章士钊等人不听劝止。这些热血青年伫立船头，直下上海，大有呼啸风云、气吞长江的气概。

1903年的上海，不仅是东南繁华的都市，而且也成为了拒俄爱国运动的中心。凉爽的海风夹着清新的政治空气，使青年学子精神为之一振。蔡元培、章太炎均为全国闻名的大学者，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章士钊他们在这里一边上学，一边进行军事操练，准备将来为国效力。因章士钊在陆师是优等生，就被聘为军事教习。

在爱国学社，章士钊与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

那时，邹容少年英俊，下笔千言，撰成《革命军》，请章太炎作序，因士钊书法颇佳，就为之题签。《革命军》出版后，一纸风行，社会倾动，邹容气势更加凌厉。一天四人夜饮，容借着酒气，对章士钊说：“大哥鼓吹革命有《驳康有为书》，我作《革命军》，三哥写了《无政府主义》，二哥准备作什么呢？”[1]

章士钊极为尴尬，无辞以对。

一天，章士钊听友人说起孙逸仙，大为倾服。他又得到了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的新作《三十三年落花梦》，内容是介绍孙逸仙的革命事迹。一连几天，章士钊借助辞典，阅读《三十三年落花梦》。他茶饭无心，始终处于一种神圣的虔诚的喜悦之中。这部书是当时仅有的第一部介绍孙逸仙的著作，当时孙先生没有什么名气，国内大多数人目之为草野英雄，绝少有人将他的名字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章士钊用过去在陆师学过的那点日语知识，不分昼夜地把它编译出来，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用黄中黄的笔名发表。黄中黄，意即炎黄之子孙。

全书脱稿后，章士钊独坐灯阴，奋笔疾书序言，他说：

孙逸仙，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之所同议。吾今著录此书，而标之曰“孙逸仙”，岂不尚哉？而不然。孙逸仙者，非一氏之所私号，用新中国发露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有可为。天相中国，则孙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

当时，孙逸仙在日本化名中山樵以躲避侦查。有趣的是，由于章士钊日文水平不高，一时笔误，糊里糊涂地竟把孙逸仙的真名孙文与假名中山樵的两个姓连缀，译成“孙中山”。这本书出版后，“孙中山”一名也喧腾人口，久而久之，也没有人出来纠正。

1903年，22岁的章士钊走马上任，担任了《苏报》主笔。在一班朋友的支持下，他大刀阔斧地改革《苏报》，将版面改为双沟夹排，重要句子夹印二号字样，以求醒目了然。内容方面，坚持树起了反对清政府与反对康有为保皇党的革命大旗。章士钊亲自动笔，写作了《释仇满》、《汉奸辨》、《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革命军》等文章，笔意恣酣，声容激壮，传诵一时。 他在《读〈革命军〉》一文中，认为邹容的《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的第一教科书”；在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的前面，士钊写有“按语”，指出：“中国宣告革命，殆为全国公认，如铁案不可移。今日之新社会，已少有为立锥之地。必欲悍然不顾，一旦满政府谎而屠之，则有为摇尾乞怜于宰夫之前，殊不值通人一笑。不仅此也，有为坚持与革命为难，则当今蚩蚩之辈， 何所增减于一有为，诚恐天下壮士，不惜援引先生之春秋大义，割刃先生之腹而甘心焉，斯亦无可奈何之。”刻骨露言，助长民愤。而章太炎《驳康有为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骂光绪皇帝的一大段文字。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至高无上，名字尚不可提及，哪能指骂呢？而太炎则根本不管这些，文章中一声声“载、聒小丑”，举国上下，为之震动。

《苏报》一纸风行，声誉鹊起，清政府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于是命大学章士张之洞，湖广总督端方及两江总督魏光焘主持其事，与租界当局勾结，于1903年7月7日，查封了《苏报》。由于办理此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思想上一贯同情革命，又爱才惜才，与章士钊有师生之谊，有意网开一面，开始只抓捕了报馆司账和伙友。

章太炎历来行事古怪，拒绝出逃，从容就逮。邹容原来由张继藏之于虹口一位西方传教士家中，听说大哥太炎被捕，遂去投案。第二年2月瘐死狱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苏报》被封后，章士钊在上海东躲西藏。恰好这时老朋友黄兴从日本回国抵沪，想回湖南组织革命活动，当时留日的湘籍同学胡元恢正在上海为长沙明德中学聘请教员。正中黄兴下怀，于是邀章士钊同回湖南。到长沙后，黄兴受聘为明德中学体操教习。1903年冬，他们与宋教仁、周震麟等人以办实业为名，组织华兴公司，在南门租屋设革命机关即“华兴会”，联络学界军界及会党，积极筹划起义工作，准备于 1904年11月16日（农历10月10日），慈禧太后“万寿节”那天，乘省城文武官员齐赴北京祝寿的时机，在长沙发动起义。1904年夏，章士钊又到上海，除创办《国民日日报》、开设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印发各种革命小册子，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外，并租赁昌寿里、余庆里、梅福里四所房屋，作为报纸编辑部、秘书议事和招待党人之用。一时国内外党人闻风会合，招待所有人满之患。他又与杨守仁建立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杨为会长，章为副会长，会员有蔡锷、蔡元培、陈庆同（即为后来的陈独秀）等，机关设在启明译局[1]。

不久，黄兴来到上海，爱国协会变得更激进了。这个团体渐渐变成了一个暗杀团，大家聚在启明译书局，讨论的中心就是暗杀，暗杀对象则是清廷大使。

这时，广西巡抚王之春卸任北上，路过上海。王原在安徽任巡抚时，该 省议筑芜屯铁路，皖人主张筹款商办，而王则坚决反对，拟以路权为质，向法国人贷款，至路未筑成，民怨沸腾。加之他平时主张割地联俄，党人视为死敌，大家决定拿他开刀。于是假借一位绅士的名义，邀约王之春到金谷香番菜馆二楼吃晚饭，而派枪手陈自新、万福华射杀之。章士钊受命主持这一次行动。

这次行动，三人共带有一新一旧两支手枪，章士钊叫陈自新携带自己刚买来的新枪，到二楼伏侯，自己与万福华则在番菜馆对面的弄堂口监视。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一辆双马四轮富丽堂皇的马车，骎骎而至，停在金谷香门口。侍者掀起门帘，王之春与两个随从走下车来，径直登上二楼。王之春身材高大，白白胖胖，到底是封疆大吏，有种不怒而威的仪容。

陈自新一身西装，短小精悍，坐在靠窗的位子装作喝茶候客，见王之春上得楼来，便笑着站起身来，右手插进裤口袋握住手枪，假装日本人上前与王搭话，以便相机行事。然而，王之春老奸巨猾，熟谙世事，也许他嗅出气味不对，瞬间脸色大变，吱唔两声，拉着随从，转身便走。

门口章士钊与万福华两双眼睛紧盯楼上，把心提到胸口，听不到枪声。 一会只见王之春与随从走下楼来。这时危急存亡，间不容发，万福华一怒而断，大喝一声：“卖国贼！”冲上前来，拔枪就射。不料万福华拿的旧枪发生故障，几次扳动枪机而臭火。这时，王之春当然吓得魂飞魄散，浑身颤抖，双脚瘫软挪动不得，而旁观者云集，不知所措。在人声鼎沸中，巡捕突然出现，不由分说，将万福华绑去。

章士钊见事已至此，长叹一声，只得使个眼色，与随后下楼的陈自新赶忙分头散开[1]。

上海有史以来的第一桩手枪枪杀案就这样“臭火”了。当晚，章士钊辗转反侧，一夜不寐。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章士钊未通知任何人，忐忑不安地独自去探监，因行为可疑，也遭逮捕。警方当即讯问，而书生气十足的章士钊一语不慎，使革命机关所在地启明译书局被搜查，张继、苏鹏、徐佛苏等十余同志也被捕了。

风流欧亚

1905年的春天，东京牛坮区还是一片低矮的旧民居，因为房租低廉，所以中国留学生大多聚居于此。章士钊东渡后，与黄兴同住若宫町 27号番地。 他已完全抛弃了自己早年高喊的“废学救国”的主张，进入东京正则学校专攻英语，准备到西方“苦读救国”。

时光荏苒，又到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留日学生纷纷入会，章士钊对暗杀、暴动之类失败的教训犹存，又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进步与繁荣，认识到教育的重要。对早年自己“废学救国”的主张感到十分幼稚，认为自己是一介书生，唯有苦读救国，所以任凭张继如何劝说，如何责难，也不肯加入同盟会。

这时，大哥章太炎刑满释放，也来到东京。他一听急了：“行严当世奇才，他不革命，是吾侪事业的一大损失！”在太炎的主持下，朋友们将章士钊诱至一间房内，突然反锁其门，告知如他不署名加入同盟会，就不放他出房间。 章士钊又恼又气：“这个章疯子发疯发到日本来了！”就是不答应入会。这样相持了两昼夜，章太炎失败了，只得腼腆地将章士钊请了出来，陪酒谢罪。

太炎黔驴技穷，就与弟兄们商议。张继说：“大哥何不用美人计？”并推举吴弱男可当此任。

吴弱男确实是女界领袖，她是清军名将吴长庆的孙女，身材高大匀称，演说和笔头均风头甚健，是同盟会中坚，平日眼空无物，很少有男子能得到她的青睐。章太炎依计专程去拜访她，请她说服章士钊入会。没想到，心高气傲的吴弱男竟应允下来。

以后事态的发展堪称“意外之意外”。说客吴弱男一接触章士钊，即堕入情网，几个回合下来，竟反为章士钊所说服，自己也疏远了同盟会。同盟会中人都笑章太炎迂阔，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黄兴摸着浓密的胡须，笑着劝慰大家：“既已将弱男赔了进去，也就算了。我深知行严的性格，敢保他忠贞不二，决不会妨害革命的，大家尽管放心好了。”[1]

在此期间，章士钊受聘实业女校，教中国留学生古文。他用学习到的英文文法，讲解《古文辞类纂》，深受学生欢迎。于是他将讲稿整理成册，名为 《中等国文典》，寄回国内出版。

1907年4月，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在上海出版后，收到稿费，便用这笔钱，从东京径往英伦留学。吴弱男随后也到英国，他们在伦敦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婚礼。

1911年春天，同盟会会员云集广州，3月29日，黄兴、赵声、林觉民等同盟会员，在广州起义，进攻总督署，失败，烈士们血洒黄花岗。黄兴负伤后退走香港。

消息传到英伦三岛，以一种悲壮震撼着留学生的心灵，他们都痛心疾首，长歌当哭。杨守仁深受刺激，竟至蹈海而死。

章士钊沉默寡言了。平时，他仍然钻研逻辑学和法学，经常写一些政论文和欧洲通讯，投寄给北京《帝国日报》和上海《民立报》。

同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回国途经伦敦，鼓励章士钊回国参加革命。章深受鼓舞，放弃即将得到的硕士学位，废卷东归。

到上海后，章士钊不是同盟会员，而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编。上任之初，他就给自己定下办报宗旨，即“务持独立二字不失”。这年7月，他发表社论《政党组织案》，认为一个政治组织先要有纲领，然后才产生政党。而当时所有的党，包括同盟会在内，都不符合这一要求。主张将国内所有的党全部破坏，然后再根据各方面的政见，在“政见商榷会”中，就正负两方面的政策分为两党，共同参与政治、管理国家。 这个名震一时的“毁党造党说”使得舆论大哗。同盟会内的急进派纷纷著文批驳，并质问于右任，为何用此非党人士主持党报？不得已，他就辞去了《民立报》的主编职务。

这时，袁世凯派人请章士钊赴北京，企图利用他在帝制立法方面做工作。 于是章士钊来到北京，住进了袁世凯为他准备的锡拉胡同寓所。

锡拉胡同的房子是一套宽敞整洁的四合院，袁大总统派来服侍章士钊的有四人：随从、黄包车夫、门房、烧饭老妈子。一连两个多月，袁世凯隔三间五地请章士钊陪宴、听戏，分手时总执手询问生活上还缺乏什么。半月前，受大总统授意，教育总长范源濂来拜访，提出拟委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长。 章士钊以自己资历尚浅，而北大宿儒济济、名人多多为理由，坚辞不就。这一切，都是使章士钊心中暖烘烘的。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受恩不报非君子，他开始考虑大总统多次提及的中华民国宪法问题了。

然而，近几天却有两桩事使章士钊不安和忧虑。其一是在前晚听戏后，袁世凯和他深夜在暖香阁促膝谈心，袁一时高兴，谈起帝制，竟井然有条，听得出已早有准备，这是使章士钊吃惊不小、失望甚巨的。

其二是接吴弱男来信。出人意料，弱男对袁氏的种种礼遇不以为荣，认为大丈夫若依仗妻家势力，而沽取名利、显荣于世，叫作“裙带官”，这是可耻的。而且袁氏形迹初露，尚须考察，不要玷辱了党人的名声。

一天中午，袁世凯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宴请章士钊。杯觥交作之际，秘书拿着一份电报，匆匆进来报告：“大总统，上海急电，农林总长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身亡。”

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大家颇感震惊。章士钊尤觉伤感。他和“桃源渔父”宋教仁是朋友，早在英国阿伯丁大学求学时期，他在北京《帝国日报》发表的关于民主立宪方面的文章、在《民立报》发表的欧洲通讯，就被宋所剪集，装订成册，大家都戏称“章士钊是宋教仁的灵魂”。想不到他竟然喋血上海车站，算来今年才32岁啊！

就在章士钊悲恸欲绝的时候，袁世凯却显得很得意，喝酒吃肉，杯箸不停。因在座都是袁的亲信，大家说话也就毫无遮拦。孙毓筠问道：“大总统，宋教仁死了，舆论方面如何引导呢？”

袁世凯阴险地一笑：“就说是黄兴所为，他要和宋教仁争当总理嘛。在报上捅个消息出去，说头一天，黄与宋在上海同孚路黄宅议事，两人为争当国务总理吵了一架。这个理由，老百姓会相信的。一石二鸟，哈哈哈！”

这些话象一柄柄冰冷的利剑，直插章士钊的心胸！他脸色大变，在袁世凯及周围的人们的猜忌的目光下匆忙离席。

第二天上午，孙毓筠来了，带来一份谴责黄兴、拥戴袁世凯的申明，要章士钊签名。章士钊看完，告以“实难从命”。孙毓筠就冷笑着走了。

章士钊看透了袁世凯的险恶用心，他觉得危险正一步步向自己紧逼而来，于是他乔装逃出寓所，连夜乘车回到上海。

1913年，无论对于中国，抑或对于章士钊，都算得上是多事之秋。 3月，章士钊从北京只身南逃，到上海后，拜会孙中山与黄兴，痛揭袁世凯劣迹，积极主张用兵讨伐。为增强实力，孙中山即命他去说服粤汉铁路督办岑春煊，联合起来共同讨袁。岑春煊应允后，孙、黄又命他马不停蹄，与岑到武昌联络黎元洪。黎元洪当时任鄂军大都督，又与章太炎投分甚深，人称“黎菩萨”。 但他却不肯加盟反袁。章士钊向他指出袁有称帝之野心时，黎却大不以为然，说：“敢以百口保之。”7月，孙中山任命章士钊为讨袁军秘书长，由他起草了讨袁宣言[1]。后来他随黄兴到南京主持军务。当时革命军兵力十分薄弱，只剩下兵员不足的一个师，韩庄败退，强敌迫近，败局已定。黄兴自杀不遂，在日本友人保护下，出走东京，二次革命终于失败。吴弱男与章士钊商量：“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非逃即降，降则为帝制派，逃则为民党。决计不能留在这里。”于是章士钊将弱男留在国内，只身再次流亡到日本。

在日本，中国革命党人十分活跃。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后，就着手筹办《民国》杂志，以为喉舌，准备东山再起。为此由胡汉民出面，黄兴在一旁敲边鼓，请章士钊出来主持。章考虑到自己不是党员，恐怕过去《民立报》之事又在东京重演，还是婉辞了。然而，黄兴既固执又讲义气，硬要他再办一个刊物，一应经费不用担心。盛情难却，他也就应允了。 因这年是农历甲寅年，故以“甲寅”作为刊物的名称。又因寅年在十二支中属虎，所以在封面上绘有一虎，时人称之为“老虎报”。“老虎报”一跃向社会，就虎虎生威。他在创刊号的“启事”中就揭橥反袁旗帜，申明该刊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5月创刊以来，他自己先后发表了《政本》、《学理上之联邦论》、《帝政驳议》、《共和平议》等政论文，以逻辑性强，文法严谨为人们推重，受到舆论的好评。

到1914年年底，《甲寅》已经出了四期，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的加盟，一期比一期精彩，成为了二次革命后最具影响力的刊物。其论调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狂妄，又无“策士文学”的浮躁空泛，而且文字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方法的影响，使读者格外觉得精密。主持笔政的章士钊踌躇满志，同时他与一位日本大佐夫人相恋，已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很快为大佐侦知，来信要求与章士钊决斗。

章士钊忙与陈独秀、苏曼殊商量。独秀、曼殊分析了情势与双方力量，叫章士钊尽速回国，以避杀身之祸。大家还议定，以后《甲寅》的印刷、发行两事都交上海亚东图书馆代理。

第二天，月黑风高，章士钊形单影只，从横滨搭轮归国。

章士钊从横滨搭轮归国之际，神州大陆风云变幻，龙争虎斗。在喧天震 地的锣鼓声中，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公然宣布恢复君主制度，自称皇帝，正式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最为短命的封建王朝。

然而，中国人毕竟是经历过一场大革命，袁世凯在北京登上“洪宪皇帝”的宝座只有12天，年轻的湖南将军蔡锷便在云南以护国军的名义，发动了讨袁运动。一呼百应，护国讨袁，一时轰动全国。

1916年春，一艘远洋客轮劈开翻滚怒涛驶向东瀛。曾经担任过四川总督、福建宣慰使的岑春煊在两广策动桂系军阀陆荣廷讨袁，因缺乏军械，邀约章士钊一起东渡日本，求取外援。

一路风寒，岑春煊和章士钊抵达东京，自有岑的一班部属、朋友和章的一些革命家、留学生朋友迎接照应。他们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努力。拜谒一个个元老、阁员、政要，向他们介绍中国时局，剖析利害，展望前景。日本政府眼看袁世凯即将倒台，终于改变了策略，支持南方反袁派，供给了岑春煊一百万元和两个师的炮械。

岑春煊求得日援，有钱有势，被陆荣廷等拥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

1916年5月18日又在肇庆成立护国军政府，岑为副抚军长，兼摄唐继尧抚军长的职务，章士钊被任命为军务院秘书长。其时他36岁，雄姿英发，成为岑的智囊，运筹帷幄，极尽股肱之力。

7月，军务院撤消，章士钊以参议员资格留居北京，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兼做教授。1918年5月，南方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去职，改组了广州护法军政府，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岑上台后，当然不忘智囊，急电召章南下，而且人还未到就在报上公布，委任他为秘书长。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章士钊放下学术研究，去广州就职秘书长。次年2月，广州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媾和，在上海举行和会，章士钊被任为南方和议之分代表，随唐绍仪赴沪出席会议。

10月，孙中山联合唐继尧，迫使岑春煊下野。章士钊是岑的得力助手，也被广州非常国会以附逆名义开除其参议员资格，而随岑下台[1]。

总之，在政治的旋风中，章士钊起伏翔落，饱尝了甜酸苦辣，世态炎凉……。

俗话说：“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政坛失意的章士钊又回到北京。他独坐书斋，检讨得失，对于自己曾经鼓吹过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是 否能在中国行得通，表示了深深的怀疑。

1921年2月，得黎元洪的资助，41岁的章士钊携夫人吴弱男和三个儿子作欧洲之游，他打算对欧战后的西方政治进行考察。

在欧洲，章士钊会见了著名学者威尔斯和社会学家潘蒂。根据潘蒂的思想，他用英文写了一本小册子《职业救国论》，主张复兴农业，反对自由贸易。 他认为：

欧洲者，工业国也。工业国之财源，存于外府，伸缩力大。国家预算，得出以为入。故无公无私，规模壮阔，举止豪华。一一与其作业相应，无甚大害。而吾为农国，全国上下百年之根基，可得以工业意味罗之者，荡焉无有。无有而不论精粗大小，一为工业国之排场是鹜。衣服器用，起居饮食，男女交际，社会运动，言必称欧美，语必及台赛。由放依而驰骋，由驰骋而泛滥，变本加厉，一切恣行无忌。此在国家，势不得不单外债，鬻国产，以弥其滥支帑金之不足；在私人，势不得不贪婪诈骗，女淫男盗，以保其肆意挥霍之无尽。

这本书当然有不少保守之论，但确实也触及了中国社会的弊端，其中也不乏独到之见，是作者西游踏勘之心得。

这部书稿托人带给潘蒂看过后，寄回国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对“农业之国”产生兴趣，他还设计了一个新湖南的发展方案，准备回国后付诸实践。方案草成，已近午夜，章士钊挑灯不寐，兴奋之至，写了一首《草新湖南成，放歌》，在诗中，他呐喊道：

湘人勤俭宜于农，立国舍此宜何宗？吾国文明本农化，更有何居足方驾？因此湖南人，共赴湖南役。新招宋玉魂，重展贾生策……[1]

1922年秋，章士钊携眷返国。同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他想以此为基地，为实现基尔特主义的农治理想造就人才。 然而10月，北京发生曹锟贿选总统的丑闻。章士钊当时是参议员，他不肯受贿，用他自己的话说，“愚念吾湘三千万人见推之重，未敢自贷”，便南下到上海，重操旧业，受聘于《新闻报》任主笔。

老虎总长

1923年6月，直系军阀头子曹锟因急于想爬上总统的宝座，唆使其弟曹锐及其党徒收买议员，发动“驱黎拥曹”。由于直系傀儡大总统黎元洪不识趣，迟迟不让出大总统的宝座，曹锟又示意直系军阀、政客通过策动内阁总统辞职、军警索饷请愿、围困黎元洪的住宅、停电断水等手段，终于把黎元洪逼下台。曹锟急不可耐，遂在中国现代史上演出了一幕最卑劣的贿选总统的丑剧。于是，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贿选总统的群众运动。其时43岁的章士钊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了曹锟贿选的的丑恶行径。第二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以曹锟失败、段祺瑞胜利而告终。

1924年初春，章士钊刚下火车，就挟着皮包，紧裹大衣，叫了辆黄包车，往吉兆胡同段府赶去。这次他从上海北上，是应临时执政府段祺瑞的邀约前往的。北京的初春，还是北风厉啸，滴水成冰；然而，章士钊的心中升腾着一股希望，是“待试手，补天裂”的功名渴求，还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拳拳情结，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宾主寒喧坐定后，段祺瑞用一口合肥话轻声说道：“章先生昔年在北大执教，声名卓著，祺瑞虽军务倥偬，亦时有所闻，十分佩服！上海《新闻报》近期发表的先生宏论，祺瑞全都拜读，先生抨击‘代议制’，主张农村立国，均为不易之的论。我记得先生还写过一首诗，其中说：‘湘人勤俭宜于农，立国舍此宜何宗？吾国文明本农化，更有何居足方驾？’写得真好！其实何止湖南，我看全中国都要以农为主呢！”

听着听着，章士钊感到心中暖流激荡。

段祺瑞接着说：“此次趁先生北上，祺瑞有一事请教。临时政府草创，百废待举，此间有人提议，祺瑞应兼任总统、总理两职，以不负国民重托。先生深谙逻辑，不知取个什么名儿才相称？”

章士钊思虑有顷，侃侃而谈：“约法既坏，新法未立，用总统这一旧名词不太妥当。段先生是国家元首，当然要讲究名、实相符。考察西方历史，纪元前，罗马初设民主制，元首称为公萨，翻译为华文则为执政。依愚见，莫若以‘临时执政’之名，兼摄总统、总理二事。”[1]

“临时执政？执政？先生高明，茅塞顿开！”段祺瑞拊掌大笑。

谈了一阵话后，段祺瑞又诚恳地说：“久仰先生逻辑精严，于法学造诣极深，此次相邀北上，主要是想请先生屈就司法总长一职，无论如何，请先生不要推诿！”

5月7日，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和日本政府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之日。1924年的这一天大清早北京各个大学的校园就开始聚集人群了。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未脱稚气的学生，从教员家属到执役勤杂，大家肩并肩、手挽手，唱着歌，喊着口号，挥着小旗，扛着“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反对帝国主义挑拨中国内战！”等横幅，走上了街头。”“纪念国耻”、“还我河山”、“严惩卖国贼”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当天报纸刊载了教育部禁止游行的通令。

一清早，章士钊就惶恐不安地在会客室里踱步，默默地想着京城风潮的演变。突然，段祺瑞亲自给他打来电话，通知他今天将会有群众示威，千万不要去部里办公，最好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吴弱男听了，又急又怕，劝他听执政的话，到朋友家暂避一避。章士钊虽然焦躁不安，但认为自己是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这样逃走，不仅贻笑时人，而且还会成为后人的笑柄。 他执拗地说：

“我死也死在这魏家胡同13号！”

不久，愤怒的人流转至东城魏家胡同13号，将章宅围得水泄不通，将朱红大门擂得山响。章士钊一边命令门岗严守大门，一边电话报警。相持中，警车呼啸而至，军警用警棍和水枪镇压了游行的群众，抓走了一些进步学生。

9月，各校学生四千人再次集会，喊出了“打倒章士钊”的口号，要求罢免章士钊，释放被捕的学生。45岁的章士钊第一次感受到了宦海风波的险恶。 在一片“打倒”声中，他辞职赴上海。后经段祺瑞挽留，才回北京复司法总长职。

五卅运动发生后，全国革命浪潮不断高涨，各大学更是群情激愤。段祺瑞为了控制局势，7月底又调章士钊出任教育总长。

8月1日，北京女师大风潮骤起，并且大有向各高校蔓延之势。于是，章士钊委派劣迹斑斑的顽固派杨荫榆来女师大当校长。

杨荫榆曾经游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听过杜威博士的课。然而对于民主思潮，她似乎有天生的“抗药性”。此前做过几任校长，竟以婆婆自居，把 女学生们看作是他的一群童养媳。在鲁迅等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学生们发动了“驱羊运动”，打出了“我们不要杨荫榆”、“杨荫榆滚回去”等横幅标语，坚决抵制杨荫榆来女师大当校长。

消息传到教育部总长办公室。章士钊被深深激怒了：“成何体统！成何体统！”他直接挂了警察局的电话，要求派出大批军警，“护送杨校长莅任，对闹事学生一律驱散，该抓的就抓起来。”

过了几天，章士钊余怒未息，又着令将鲁迅等进步教师免职，不料女师大的学潮更加汹涌。章士钊心想，如何能让安份守己的学生专心读经救国呢？要消除不安定因素，只有将造反的学生赶出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他竟然不顾舆论大哗，悍然下令解散女师大。

初秋的京城，天气还很炎热。为了保护学校，刘和珍、许广平等进步学生坚持夜间睡在校门口的石阶上。8月1日，杨荫榆带领一队武装军警及其死党一百多人占据女师大，并采用断绝学生的饮食、水源、关闭电源等恶毒的办法，迫使学生离校。学生们遂以绝食拒绝出校门，她们聚集成团，手挽着手，誓死抵抗。

女师大事件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北京大学评议会于8月 18日通过了措辞强硬的决议案：

本校学生会因章士钊摧残一般教育及女师大事，请本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事。

议决：以本会名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接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

这时，杨荫榆来教育部汇报，说学生集体静坐，不肯离校。章士钊一听，湖南“犟驴子”脾气大发，斩钉截铁地说：“那好办，给我雇一些三河县老妈子，把她们架出去！”

所谓“三河县老妈子”，即三河县来京津做工的女佣。当时乡间妇女多数仍裹小脚，唯三河县女佣多是天然足。这些大脚妇女蛮悍得很，到校后即与学生冲突，发生了殴打学生，搜查宿舍等严重事件。她们七八人挟一个学生，拳打脚踢，恣意凌辱。许多女学生的头发被扯断，上衣被撕破，财物被抢走。 还有些“三河老妈子”追打学生到宿舍，公然翻箱倒柜，掠劫衣物。

由于声名狼藉，在学潮的冲击下，章士钊第二任教育总长仅当了四个月就下台了，段祺瑞坚邀其改任执政府秘书长。第二年春天，执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三·一八”惨案，刘和珍、杨德群等学生遭到枪杀。接着，执政府下令通缉支持学生运动的知名人士。秘书长章士钊草拟了这份遗臭后世的通缉令。不久，在千夫所指、民怨沸腾中，段执政垮台，章士钊也随之携眷作第三次欧洲之行。

律师生涯

章士钊欧游归国后，1930年春，应张学良之聘，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这时，章士钊与吴弱男的裂缝已越来越大，为照顾三个儿子在外读书，吴弱男夫人在德国著名的大学城、风景如画的格廷根定居。“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离东北去上海，由杨度介绍结识了“海上闻人”杜月笙。杜当时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章士钊被待为上宾，加上他本来就于法律、逻辑学养深厚，工于诉讼公文笔法，如老吏断狱，丝丝入扣，于是，他挂牌当起了律师。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十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是陈独秀一生中第四次因从事政治活动而遭逮捕，随后押到南京，由江宁地方法院看守。 次年定于4月开庭审讯。此时陈独秀虽因托派关系，已被开除出党，但外人不一定清楚，国民党政府仍将其视为共产党首领。案情重大，无人敢去为他们辩护。有朋友找到章士钊，章思忖有顷，一拍桌子，答应了下来。

1933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次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前此已在14、15日举行了两次庭审，第三次是公开辩论。

场内场外挤满了人，来的大部分是陈独秀的朋友、记者和社会各界关心此案的人士。

主审此案的审判长胡善偁、推事张秉慈、检察官朱隽等莅庭升座。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以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是一党之主脑”为由，历数了陈独秀的罪状，指控陈“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认定陈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检察官读完了起诉书，旁听席立即嗡嗡议论声四起。因为《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是可以判死刑的。

接着，陈独秀进行抗辩。读他那篇《陈独秀自撰辩护状》。这篇文章洋洋数千言，文言白话并用。这是一篇既为自己辩护又攻击敌人的杰出的文件：自辩则义正辞严，攻敌则犀利有力。他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概述了当时的中国情势，逐条批驳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最后，他大声宣布：“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粹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

章士钊始终不动声色，听取庭辩。检察官的话句句隐藏杀机，章士钊洞若观火。他曾经宦海，又一贯关注时局与政治，明嘹此案极其微妙复杂的情形，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本意，自认为是为了“挽救”共产党，“复兴”中国革命。而中共则早已批判他成为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工具；而国民党政府则可能今天要利用这个工具。三种力量，消长交合，机会和危险均在毫发之间。接案以来，他绞尽脑汁，惨淡经营，想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鼓吹议会政治的政客和反共的急先锋，以此来救老朋友一命。

待陈独秀讲完，章士钊一掠头发，站了起来，开始他那洋洋洒洒、旁若无人的辩护。

他的辩护起势就高屋建瓴，使听者之为动容，接着，他从法理上、从逻辑学上展开议论，用带湖南腔的普通话清晰地说：

“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

检察官哑然无辞以对。旁听席中大多为知识阶层，听到这样词义精严的辩驳，则都为之首肯。

章士钊继续展开雄辩。他说，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相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指出陈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国民党职务；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最后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等等。章士钊煞费苦心地说：

“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即此以论功罪，其谓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此义独秀必不自承，而法院裁决是案，倘不注意及此，证据、方法既有所未备，裁判意旨复不得谓之公平。要而言之，陈独秀之不能与国民党取同一态度，势为之也；其忠于主义，仍继续研究共产学说者，理为之也。”

最后，章士钊明确地说：

“基上论述，本案陈独秀、彭述之部分，检察官征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及第六条，所谓叛国、危害民国及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之主义，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恬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实为公德两便。”[1]

章士钊的辩护词达数千言，文通法理，激昂慷慨，举座为之震惊。连法官、检察官心中也暗暗佩服。

然而事出意外，章士钊话音刚落，陈独秀却拍案而起：“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本。”

至此，全场大哗，章士钊暗叫不好！一生交友遍天下，只有三个人不好交，其中之一就是眼前的陈独秀！这个书呆子全然不理会他搭救自己的苦衷，自己要拼命往死路上走，奈何，奈何！

这边，陈独秀简要地大声重申了自己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说：

“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民国人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步。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听众纷纷称赞：“革命家！”“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章士钊则苦笑着摇头不止。

这场精彩的庭辩脍炙人口、轰动社会。国民党《中央日报》曾报导审判情况，标题是《隽语风生法院审理陈独秀》。最后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独秀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处有期徒刑八年。事实证明，章士钊是有见地的。庭审中，陈独秀努力表现出刚直不阿，维护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并不能改变国民党政府要利用他的企图。倒是章大律师利用了这一企图，是这场官司最大的赢家。当时的《实报》有评论说：“陈卒赖其力（指章的辩护），得免于死，而判刑八年。”这种估价当然有待商榷，但章士钊的出庭斡旋，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他那荡气回肠的辩护词轰动一时，后来被上海沪东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重庆时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章士钊夫妇离开北平，迁居上海。第二年，上海沦陷，南京伪维新政府成立，群丑粉墨登场。汉奸梁鸿志以昔日的朋友身份劝诱章士钊入伙，被他拒绝。在日伪当局的威胁下，他将奚夫人和小女含之留在上海，只身秘密出走，避难香港。随着太平洋战局的进一步发展，章士钊不得不于1939年2月由香港赴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卜居歌乐山，闲暇无事，将从前的逻辑讲义整理补茸，名曰《逻辑指要》，借以消磨岁月。国民参政会的同事张君劢将《逻辑指要》推荐给蒋介石。于是，过了几天，章士钊随张君劢来到了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

当张君劢引着章士钊踏上蒋介石官邸的青石台阶的时候，章士钊不禁在心里问道，这位“全民的领袖”究竟比袁世凯、段祺瑞有什么不同呢？他看了自己的《逻辑指要》后，将会惠赐些什么高见呢？他既迷惘，又有所期待。

不一会，蒋介石来了。宾主谈了一阵之后，在章士钊的注目示意下，张君劢随即对蒋介石说：“上次送呈的《逻辑指要》，是行严的著作，不知委员长有什么指导性的意见？”

蒋介石好象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吱唔了两声，向章士钊笑着说：“唵唵，唵唵，看了一下，没有功夫研究。”他大概觉察到章士钊的难堪，又转头对陈布雷说：“书是写得好的，可请章先生到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去讲一讲。此事你去安排一下。”

辞别蒋介石，一路上章士钊默不作声，他感到蒋介石表面上重视，实际却是在敷衍。他想，自己追求“明主”，追求“知遇”，想在有利的时势下为国家为民族多做些事情，但命运总是欺骗自己，对袁世凯、段祺瑞的幻想破灭了，蒋介石又如何呢？他觉得，又是一个肥皂泡。

这以后，章士钊遵照陈布雷的安排，每个星期到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去讲演逻辑，前后大约讲了一年。这期间，上海早已沦陷，奚夫人和孩子们没有音信。为了照顾生活，他已与年轻貌美的殷夫人结婚。 1934年，《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章士钊在序言里说：

吾为国民参政事，于役重庆，议长蒋公以精神之学教天下，审国人用智泛泛不切，欲得逻辑而药之，而求其人于吾友张君劢，君劢不审吾学之无似，为之游扬。

这些话，连他自己都觉得言不由衷，甚至有点滑稽可笑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八年抗战的硝烟还未在中国大地上散去，内战的阴云又笼罩在神州上空。国、共对峙，一触即发。为了争取时间，调兵备战，蒋介石假装要和平的样子，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共同商讨所谓“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蒋介石的打算是：毛泽东如果不去，就可借此宣传“中国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就可以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国民党军队即可“师出有名”了；如果去了，那么，就利用谈判的时机，加紧布置内战的兵力。

对于蒋介石这种险恶用心，毛泽东早已洞察秋毫，他毅然决定赴重庆谈判，并且已经在离开延安之前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作了部署，向全党发出通知，说明了党中央关于谈判的方针、谈判可能出现的结果以及我们的对策。这就是通过谈判使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有条件地承认我党的地位；延迟全国内战爆发的时间，使我们有时间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要达到的重要目的。当然，通过此行揭露蒋介石的和平欺骗，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尤其是民主力量，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开始了艰难的谈判。

重庆谈判风波迭起，险象环生，会场内明争暗斗，舌剑唇枪，会场外，毛泽东也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茶话会、招待会一个接着一个，忙得不可开交。

9月的一天，章士钊应邀到上清寺桂园作客，与毛泽东会晤。这里是张治 中的公馆，借给毛作为临时办公处所。

毛泽东身着蓝布短装，手执一根手杖，走进客厅，就笑着与章士钊紧紧握手。

章士钊关切地问毛泽东身体如何，是不是太累了。

毛泽东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毛泽东说：“时局演绎到此，和谈进行到此，不知先生有何高见？”

章士钊沉思片刻，拿过桌上一张纸片，提笔写了一个“走”字，递给毛泽东，小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1]

“唔？”毛泽东盯着章士钊问。

章士钊呷了一口茶，详尽地向毛泽东谈了他对形势的分析。他说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正在背后加紧准备进行内战，主席应乘蒋介石尚未准备就绪之际速速离开重庆，主持延安军务，以防突变。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着章士钊的陈述，边听边点头，他说：“对于国民党，我们是再了解不过的了。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了。”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丢下一个烟蒂，又燃起一支烟卷，对章说：“谢谢行老的关心，我们现在有一亿人口120万军队200万民兵，这个力量，任何人也不可能忽视，蒋介石其奈我何？所以说，我在这里是安于泰山的。”

章士钊长吁了一口气，说：“润之先生身系天下之安危，朋友们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再说，谈判即使达成协议，我看蒋介石也会撕毁。”

毛泽东风趣而乐观地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我们要争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来，也需要唐僧那种百折不回、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平总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在于，现在抗战胜利了，但是中国民主力量发展不快，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这是我寄希望于行老和朋友们的。”

毛泽东与章士钊彼此倾吐心曲，不觉得天色已晚。直到警卫员进来告知要去赶赴张治中举行的晚宴了，这才结束了这场久别重逢的谈心。

晚上，毛泽东见到周恩来和王若飞，他从口袋里拿出章士钊写的字条给他们看，说：“章行严，真朋友也！”

重庆谈判签订了国共两党《双十协定》；1946年1月，又在有国共两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并签订了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但是这些协议和停战令墨迹未干，就一件件被蒋介石撕毁了。蒋介石从1946年6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展开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民族的生存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得不坚决地给蒋军狠狠地反击。全面内战爆发了！

1949年1月，蒋介石迫于压力，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上任后，提出与中共和谈的方针，派邵力子到上海找章士钊从中斡旋。于是，章士钊参加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2月13日飞到北平。章士钊在石家庄向毛泽东陈述了李宗仁的愿望，鼓吹李是能代表南京政府的。经过这次会谈，和平之门打开了。他们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离开北平飞往南京。

同年4月1日，章士钊又参加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飞抵北平。经谈判，双方代表达成国内和平协议。后因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谈判破裂。章士钊如梦方醒，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说，中共让步不能算少，而国民党中两派均不愿和，八项诺言说过又不算数。这封信义正词严，揭露了国民党备战求和的骗局，并且以亲身经历说明中共对和谈是有诚意的。 此后章士钊义无反顾，留在北京，毅然投入人民革命的行列。

金石之交

章士钊参加开国大典以后，决定定居北京，而殷夫人则执意留在香港，于是章士钊就带奚夫人、大儿章可、小女章含之从上海迁居北京。中央要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后又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当时，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一下子照顾不到那么多民主人士的生活，章士钊体会到政府的困难，没有提出分房要求，恰好老友朱启黔（桂莘）先生在京住房较宽敞，盛情邀请他合住，他就拉家带口地搬进了朱的后院。章家住后院的北房和东房，北房约二十多平方米，是章士钊夫妇的起居室，因为没有书房，床下地上到处都堆满了书。东房由大儿章可住，小女章含之只好安顿在连接北屋和东屋拐角上的一间过道。这过道光线不足，就在屋顶上开了天窗。整个院子没有暖气，一到冬天，每个屋子都得生上火炉。厨房只有一个，要与朱家合用，做好菜 后端进后院有好远一段路。章含之十分留恋上海的住房，那里宽敞，气派，可以到南京路看光彩夺目的霓虹灯，还可以到弄堂口的小书店看书，而章士钊则毫无怨言，而且一住就是十年。

1959年春天，春风拂煦，周总理来看望章士钊。

在拥挤的后院北房，宾主愉快地交谈着，不时响起总理爽朗的笑声。

总理与章士钊谈起了文史馆员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一拉扯就是两个钟头。

欢笑声中，一家人依依不舍地将总理送了出来。周恩来走到院中央，又停住脚，回头望了望章士钊住的房间，感慨地说：“行老，你解放十年还住在朋友家里，怎么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你找幢房子？！我太疏忽了，没有想到，对不起朋友啊！”

章士钊淡然一笑：“不敢当，不敢当。我只要有个地方写字、看书就可以了。”

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人登门看望章士钊，说是奉总理指示，提出东城、西城几处房屋供选择，请行老卜居。奚夫人觉得在东城住了十年，熟悉环境，最后挑选了灯市口史家胡同的房屋。这里距王府井大街仅咫尺之遥，购物、交通均极方便。经过一年的重建修缮，章家迁入史家胡同新居。这是一幢宽敞的四合院，院内花木扶疏，有梨树，也有丁香、海棠，两边是风雨走廊，廊檐朱红翠绿，冷暖设备一应俱全。

在迁居前，周恩来特意请章士钊去吃饭。

周恩来素称海量，他一连敬了章士钊三次酒，只要章抿一口，而他自己则一连喝干了三杯茅台。他对章说：“史家胡同这幢房是按照行老需要修的，算我们送给你的。”

章士钊笑道：“你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其实我一生也是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要是收下这房子，我倒在解放之后反成为有产阶级的房产主了！”

周恩来浓眉下眼睛一闪：“那也好，行老不要房产权，房子永远归你行老和家眷居住，由我们管理。”他又朝章士钊举了一下杯，自己喝了一口酒：“行老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帮助，四十年前还做过我们的义务交通员呢！你还记得不记得？”[1] 说罢，总理大笑不止。

回家后，章士钊彻夜难眠，他苦苦回忆着，从尘封的往事中勾沉、检索……

大概是1922年秋天吧，那时他在欧洲考察，准备从法国乘火车去德国。 自己四十刚出头，年富力强，此前又担任过《甲寅》月刊主编，两广都司令部秘书长、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等职务，又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这次又受黎元洪公派出国考察，持有外交护照，因此备受各方礼遇，春风得意。

离法去德的前三天的晚上，两个青年人来访，其中一位浓眉大眼，风度翩翩，他紧握章士钊的手：“我们是旅欧勤工俭学的学生，我叫周恩来。”

寒暄一阵后，周恩来询问了章士钊的行程安排，然后不失时机地切入正题：“有一件事冒昧相求，不知先生是否俯允？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需要一台印刷机和一些学习资料，我们留法学生当然鼎力支援。但是政府已注意到旅欧学生的革命活动，他们向法国和德国的警界都打了招呼，严加防备，这样一来，印刷机和学习资料当然难以运出。先生是名人，是政府的考察要员，有外交免验权，如果能帮助将这批物资带往柏林，则莘莘学子感谢不尽了！”

章士钊一贯乐于帮助青年，也就一口答应了周恩来所托。后来，这台印刷机和一批革命宣传资料由他利用外交免验权，顺利地由法国出境，运到柏林，交给了朱德等同学。这样的助人为乐的好事，他平生做了许多，自己差不多都忘了，想不到周恩来却一直记在心里。想到这里，章士钊觉得心中暖烘烘的，眼睛都有点湿润了。

值得一提的是，章士钊一家搬到史家胡同24号后，住了13年，一直到1973年5月赴香港，7月病逝香港。后来，在北京举行的追悼会上，周恩来对海外专程赶回的章士钊继室殷夫人和女儿章眉亲切地说：“行老虽然去世了，但是北京的家仍是你们的家。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欢迎你们随时回来。”后来，宽敞明朗、花木葱茏的史家胡同24号一直为章含之和乔冠华所居住。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请章士钊等几位湖南老人吃寿筵，章士钊带着小女含之赴宴。席间，毛泽东提出来，请章含之教自己英语。于是这以后每逢星期日，章含之都由中南海西门进去，教毛泽东学英语。毛泽东很喜欢这个聪慧的姑娘，常帮她剖析人生，决断疑难。学习之暇，两人也常在院子里散步谈心。

1963年初春，北京还是寒风刺骨，章含之陪着毛泽东散步。他们天南海北地谈了一阵后，毛泽东突然问：“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

章含之一听，顽皮地笑了：“主席欠债？从来没听父亲讲过！”她也开起 玩笑来：“要是主席真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

毛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

毛泽东说，还是早在1920年，他旅食沪滨，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然而自己是个“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穷书生，哪里有这笔巨款呢？这时，他想到了“乡前辈”章士钊。其时章声威赫赫，担任岑春煊的广州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又被任命为南方“和议”代表，正在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更为重要的是，自己从青衫学子的时候起，就受到章先生青睐。他还记得，在杨怀中先生家里，章总用一种特殊的目光打量他，和同是杨先生得意门生的蔡和森、张昆弟等说话是一种口气，和自己说话又是另一种口气。于是，毛泽东冒昧找到章士钊，不提成立共产党的事，只说是为了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章先生帮忙。章士钊一见毛泽东，也不细究，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说到这里，毛泽东笑着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

一番话把章含之听得呆了，睁大眼睛说：“真有这样的事？”

毛泽东点头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1]

毛泽东托章含之捎话以后几天，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

章士钊倒是不安了。借含之去中南海教英文的机会，他要她转告主席，当时的银元是募集而来，自己并没有这笔巨款，因此不能收此厚赠。毛泽东听了传话后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过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费中付的。”

自此，每年旧历正月初二这天，毛泽东必定派徐秘书送给章士钊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有一天章含之到菊香书屋去，毛泽东问送给行老的钱收到没有。

章含之说：“今年没有送。主席忘了，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 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

毛泽东笑了，说：“是吗？怪我没讲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

“父亲不会收的，当初说好恭敬不如从命，只收十年嘛。”

毛泽东听了，诙谐地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要还多少，我也算不清。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章含之无语可答。

毛泽东又认真地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 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第二天，一位秘书又给章士钊送去两千元。当时他正住在北京医院，双手颤抖地接到这份礼物，激动地对家人说：“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要，故意说是还钱，还利。”

文革风云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特大政治风暴经过几年的酝酿，终于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生成，并像飓风一样，顷间席卷了神州大地。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被狂热的个人崇拜鼓动得如癫如狂，他们挥舞着“红宝书”，高举着“造反有理”的旗帜，喊叫着“炮打司令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像洪水一般，冲向文学、艺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各领域。

8月29日夜晚，章士钊家遭到了红卫兵严酷的抄家，当红卫兵满载着“战利品”离去后，章士钊颤悠悠地从卧室走了出来。奚夫人和章含之以为他要什么，连忙上前招呼，他摇摇手，似乎无力回答。待在写字台前坐定后，章士钊开口了：“拿纸笔来！”

章含之劝说他：“都十二点了，休息吧，明天再写。”

章士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章士钊在信中主要是告诉主席，北大红卫兵如何来抄了他的家并斗争了他。奚夫人和章含之看后，连连摇头：“不会有结果的。”章士钊却坚信能得到主席关怀。第二天一早，就将信送出了。

信送出的次日，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已把章老的信批转给总理落实了，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命令他们送回被抄物品。而且，总理指示，从即日起派两名便衣警卫到章宅值班，不准任何人闯入。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奚夫人激动得不知如何表达。

章士钊只觉得痛痛快快地吐了一口气，他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与毛泽东相知甚深，写信的反响原在情理之中的。

更没想到，9月1日，毛主席还亲笔作复：

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毛泽东信中的“请总理予以布置”并不是一句套话，他在将章士钊的信转给总理时作了一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精明的周总理不仅立即对章士钊的安全采取了十分周密的措施，指示301医院接收章士钊以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而且趁毛主席作此指示之东风，亲自拟定了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等。很多年后，朋友们还传为美谈：章行严做了一件大好事。

3个月后，“造反”的狂飙平静了一些，可能是该抄的家都抄完了，该打的人被打过之后都赶回老家了或进“牛棚”了，或已被折磨得离开人世了，红卫兵在“中央文革”的指引下，将斗争矛头指向更高、更深的层次。章士钊从301医院回家了。听说一些好朋友和文化界的名人如傅雷、老舍、叶恭绰都含冤辞世，他感到十分震惊和痛惜。他完全清楚，在伟大领袖的保护下，他可以“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安安静静地读书写字，平平安安过日子了。

然而，孤桐的本色就是不随俗，不媚世。章士钊独具只眼地观察在中国发生的这场“革命”，越观察越感到忧虑。自己住院才3个月，而“文化大革命”已急剧“深化”，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虽只有230个字，但“毛泽东”的署名使猛烈攻击具有了爆炸性效果，斗争矛头已十分明确地指向“刘邓司令部”。尤其是1967年春节以后，反击“二月逆流”和“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响彻全国。每天，章含之带回很多红卫兵小报和传单，那上面充满了“炮轰”、“绞死”、“油炸”等杀气腾腾的字眼。章士钊静静地看着，考虑着国家前途，感到揪心的痛苦和忧虑。

3月初的一天傍晚，在晚餐以后，章士钊一边饮茶，一边对女儿倾诉心曲：“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

一句“越世高谈”使章含之惊吓得睁大了眼睛。

章士钊严肃地解释说：“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后患无穷。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请他制止打倒刘少奇。”“

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您的意见是无济于事的。”章含之又惊又怕地说：“多亏毛主席保护，您好不容易才度过险关。千万不要写这种信，万一使主席生气，把信转给‘中央文革’，江青一伙心狠手辣，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您还是不要管这些国家大事了，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吧！”

章士钊听了，半晌不作声，一拍桌子，义愤填膺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老朽也不例外。我非写不可！我不能看着国家这样毁掉！”

章士钊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等等。信写好，章士钊也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叫秘书送出了。

又过了几天，章士钊思虑国事，忧心忡忡，他对含之说：“传单和小报上对少奇同志诬陷很多，这些我都不信。但为大局计，我想写封信给他，建议他做些检讨。”

含之连忙说：“爸爸真糊涂！少奇同志肯定被关押了，你的信怎么会到他手里呢？！”

章士钊想了想，又摇摇头：“荒唐至极！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怎么会不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沦为阶下囚呢？我是司法出身，荒唐至极！匪夷所思！”

信写好了，也发出去了。这是一封到不了收信人手边的信。二十几年后， 章含之依据翻寻出来的底稿，在《风雨情》中披露了这封信的全文：[1]

少公主席座右：

缅维六四年春节元日润公开教育会议于上海，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应共扼腕。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驯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细绎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于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天下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尔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

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闬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龉龁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 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曩朱时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以崇而民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其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是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

政绥

章士钊谨启

这是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引证历史，环顾现实，忧于动乱局面阻碍国家进步，恺切希望见到党内恢复团结，毛主席同少奇同志重新握手，领导全国。 章士钊欢呼说，如能达到此目的，“岂不大快，岂不大快！”他甚至天真地认为毛、刘和好“易于反掌”！

这样的信发出后当然“泥牛入海无消息”，然而，在那风雨如晦的年月，章士钊并不清楚当时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理解“路线斗争”幌子下的一些内幕，但他对党、对毛主席、刘少奇等领导人是情真意切的。老成谋国之意，忧国忧民之心天日可鉴。

给毛主席的信送出三四天后，章士钊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 三月十日

不久，主席派人将当时中央整理的有关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内奸、工贼、走资派”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来人说这些文件尚未公布，系党内机密。因 为行老关心刘少奇问题，主席特别指示破例送给他看。章士钊明白，这是主席信中所说“个别人情况复杂”的注脚。接连数日，他翻来覆去看这些材料，看后茶饭无心，情绪低沉。他对章含之说：“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都经不起推敲，看来，这不是法治是人治，有人要蓄意置他于死地。”继而又仰天长叹起来：“国家要遭难，我老了，我的意见也没有用了，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

星殒香江

时光无情地将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少年送到生机勃勃的中年，又飞快地使他们进入暮色苍茫的晚年。1973年，是92岁的章士钊人生的最后一段驿程。

这年5月，北京春光明媚，汽车奔驰在去机场的大道上，章士钊靠在座椅靠背上，听着大家欢歌笑语，尤其爱听12岁的小外孙女妞妞说话。

也许章士钊已经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去香港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最后一份力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殷夫人也从香港来信，说是阔别九载，希望一聚。于是，他要含之转报总理，希望去港一趟。总理说：“行老的爱国赤诚可敬可佩！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去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上次行老赴港，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惜这几年搞运动耽搁了。只是我考虑到，岁月不饶人，行老已是92岁高龄了，长途旅行恐怕吃不消啊！”

1973年初春，含之回来告诉父亲，在一次会见中，毛泽东突然提到了行老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章含之报告了行老的心愿，也报告了总理和家人的担心。毛泽东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以后，毛泽东请周恩来总理考虑个周到的计划，是否可以保证行老健康的条件下送他去香港。为此，周恩来作了周密、认真的筹备，安排了中国民航派一架专机送章士钊，随机派了警卫并为章士钊配备了北京医院内科张惠芬主任及护士小丁同去。章士钊这边，同去的有大儿章可、小女含之和外孙女妞妞，还有一个秘书，一名女厨工及后来照顾他生活的一个女孩子。一路上章士钊感慨万千，他觉得还是毛泽东主席最懂得他的心思！

一会儿，北京机场就到了，一走进宽敞的贵宾候机室，章士钊一眼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迎上前来，双手捧着章士钊的手，叮咛保重。章士钊非常感动，国家刚经历一场大动乱，千头万绪，周恩来是最忙最累的人，可他在百忙之中亲自来机场送行！老人眼眶湿润了，抓着总理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半晌，他才说了五个字：“请总理放心！”

外交部为章士钊的赴港与港英当局进行了细致的洽商，当时台湾的班机与香港通航，而中国民航则尚未开通、章士钊的专机成为了第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落降在香港启德机场的飞机。这次特殊的航班，加上章士钊本人的资历、身份，特别是他在1949年就担任过国民党“和谈”代表，使这次“探亲”本身就成为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的和谈信号。

许孝炎、宋宜山等老朋友在香港机场热情地迎接了章士钊。阔别这么些年，香港变得更加繁荣了，而这些朋友却苍老了许多。

从表面上看，章士钊的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但他心里却跳动着炽烈的火焰。国内，“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虽然中美关系已经解冻，但总的来说中国还处于与外界接触不多的状况，与台湾的关系更是退缩不前。而岁月不居，人事凋零，自己已92岁了，从某种意义说，这次来港是在履行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苟能促进国共高级和谈，死又有何足惜？想到这里，老人心中充溢着悲壮的情怀，他决心在一场最后的拼搏中使尽自己的最后一点余力。所以，到港的第二天，章士钊不顾殷夫人和家人的反对，也顾不上和全家一起领略香港风光，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

一个星期以后，因为工作的需要，章含之带着妞妞要离港回京了。离行前，章士钊对女儿说：“转告毛主席和周恩来，我很好，不要挂念。有点困难，主要是于髯老（于右任）等老朋友去世了，新的关系正在设法打通。”他深情地说：“事情办好后我就回去，我很想念北京。最多三个月吧，请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回去。”

章含之等要出门时，章士钊又将外孙女妞妞揽在怀里，再三抚摸着她的手脸：“记住，三个月后来接爷爷！”

然而，命运无情地使92岁的章士钊壮志成灰。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劳累已使章士钊力不从心，更为重要的是，香港5、6月份的气候特别闷热，章士钊的住所处于闹市，又兼之底层，通风较差。制冷空调又与外界温度反差太大，章士钊感到身体很不适应。就在章含之回京后不久，章士钊再一次病倒了。几天之内，他的病情迅速加剧，许孝炎等朋友请来了全港最有名的医生为他精心治疗，也不见有一点好转。延至 6月30日，章士钊的病情更趋恶化，持续高烧不退，已不能开口说话了。有一次，他清醒过来以后，自知病体难以恢复，便示意家人拿来纸笔，颤颤悠悠地、费尽全力才写下最后几句话： “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回北京。”然后就昏迷过去。

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得知章士钊病危的消息后，十分焦急，立即通知章含之准备赴港，并指示医疗队火速赶赴香港，尽一切办法稳住病情，然后护送老人回京治疗。

7月1日凌晨，正当一切准备就绪，医疗队和章含之再过三十多个小时即将出发时，突然接到香港来电，章士钊已于凌晨带着未遂的心愿和遗憾永远离开了人世。鞠躬尽瘁，死后而已。“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章士钊的辞世引起了海内外同胞的深切哀悼，香港大小报纸都争相报道，由香港新华分社主持举行了三天公众悼念活动。周恩来总理指示成立了章士钊先生治丧委员会，决定派连贯代表人大常委与章含之等亲属一同去香港奔丧。

章士钊遗体在香港火化后，周恩来总理派了专机到广州迎接骨灰。飞机到达北京时，廖承志、罗青长等领导人在机场默哀迎接。7月11日，章士钊先生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毛泽东主席送了花圈，出席追悼会的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王震、邓颖超、廖承志、郭沫若、许德珩、阿沛·阿旺晋美等，可谓备极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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