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国斗争开始光辉的一生

高崇民名恩浚，字健国，崇民是号，意为崇敬人民群众。1891年11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开原县柴河沟靠山屯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籍山东，因家乡闹灾荒才迁到东北。父高东园是个穷苦的知识分子，以教书为业，对于子女要求甚严，“常以儒家躬行实践相训勉，对于世俗之谓功名富贵极为漠视”[1]。 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后，日本和沙皇俄国的侵略军队，在高崇民的姑母家大盘岭地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高崇民耳闻目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蛮罪行，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爱国反帝的种子。

1909年，高崇民18岁时，考入奉天（今辽宁）省立农林学堂。不久秘密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23岁时，毕业于农林学堂，随即赴日本留学。在留学生声讨袁世凯的斗争中，他慷慨激昂，痛切陈词，很受同学们的拥护，被推选为回国进行抗日倒袁宣传的代表之一。他到上海等地进行宣传后，复返日本，途中“出一弱国（中国），经一亡国（朝鲜），入一强国（日本）。对于弱国之所以弱，亡国之所以亡，强国之所以强，都显然可见。”[2]

1919年，高崇民由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回国后，先在北京《正言报》任编辑，后与友人合办《正俗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高崇民回到东北，与赵锄非、洪敬民等人建立东北三省民治俱进会，任黑龙江省分会会长，不久调到总会工作。1923年，东北人民爆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续租旅顺、大连的事件。高崇民不顾自己的安危，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告东北同胞书》的传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续租旅大，并到各机关、学校散发。这就引起反动当局的忌恨。王永江准备将高崇民逮捕，但由于社会舆论的反对，才改将高驱逐出奉天。东三省民治俱进会也同时被解散。

1925年，高崇民转到哈尔滨中东铁路特区从事教育工作。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他毅然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并帮助由孙中山派来东北工作的朱霁青去沈阳发起组织启明学社，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同时，他还掩护过从事地下工作的苏子元等共产党人。特区反动当局以为他是共产党，遂将他逮捕，后查无实据，于1927年把他押解回籍。

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炸死张作霖，急不可待地想要鲸吞中国东北，高崇民与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等东北爱国人士建立了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和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等爱国组织，在各地普遍开展爱国反日宣传和抵制日货、检查毒品的斗争。

1928年10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高崇民从1929年起，曾先后担任奉天省农务会会长，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秘书等职务。

为救国奔走百折不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武装事变，数十万东北军奉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撤退到关内，丢失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高崇民不知底里，一度对张学良很是失望。事变后第七天，他化装离开沈阳，随着逃难的人群流亡北平。一路上，他看到家乡被侵占、同胞姐妹遭蹂躏的惨状，心中愤极，到北平后就当面质问张学良。这时他才明白，丢掉东北原来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结果。于是他决心不做官，不经商，专门为救国奔走，致力于抗日复土的斗争。

1931年9月27日，高崇民和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发起建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高崇民担任常务委员兼总务部副部长。他与卢广绩一起，利用他们与张学良和其他东北各界上层人物的关系，多方奔走，筹办钱款和物资，大力支援关外义勇军所进行的抗日武装斗争。

1931年11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决定组织东北民众进行一次请愿斗争。于是，流亡北平的东北青年和学生由高崇民等率领，参加平、津两地的学生请愿队伍共同向上海进发后转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被迫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接见请愿群众。他说什么“中央没有对不起东北人的地方……”。站在请愿团队伍最前列的高崇民激愤不已，当场质问蒋介石：“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1]

后来，高崇民逐渐了解到蒋介石牺牲东北，投降日寇，还存在着想趁机 消灭异己，搞垮张学良势力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九一八事变“正中蒋氏一向主张用外交（其实是外力）对付东北之下怀。故蒋氏之言曰：‘东北失掉，站在革命立场是没有关系的’。……张群之言曰：‘从今后，宁使国家亡也不再使封建集团存在’”。[1] 但是国民党的走卒、北平市市长袁良，却故意掩盖国民党出卖东北的真相，嫁祸于张学良，到处散布“东北人丢掉东北是没骨气”的谰言。这使高崇民非常气愤，便在1933年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是《三民主义的真谛》，通过介绍三民主义，揭露蒋介石挂羊头卖狗肉的假三民主义；另一是《东北魂》，说明东北人民绝不甘心作亡国奴，国民党不要东北，东北人民一定要收复东北。

原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成分比较复杂，有共产党人，有国民党的成员，也有青年党、国家主义派。高崇民早就对会内国民党CC 派的破坏和捣乱不满，曾与CC 派执委梅佛光发生争吵。在一次执委会上，梅佛光发出质问，对常委的工作百般挑剔。高崇民听后拍案而起，声色俱厉地对梅说：“你也是一名执委，从救国会成立以来，没见你出席过会，你既不到会又不了解情况，有什么资格来挑剔？你算什么东西! 到底是来抗日还是来捣乱呢？ !”并愤然宣布：“我不能与你这样的人共事。”[2] 说罢即退出会场。与会者都称赞高崇民正义耿直，对他十分钦佩。后来梅佛光拉高崇民加入CC 派。高崇民在给梅的信中以“鸣蝉洁饥不羡螳螂秽饱”的语句，表示决不与他们一伙为伍。为了抛开国民党CC 派和青年党国家主义派分子，高崇民找阎宝航、陈先舟、杜超杰、王化一等商议，成立秘密的抗日组织复东会。高崇民为该会秘书长。会上全体成员在关羽和岳飞像前宣誓，并饮苦水一杯，取含辛茹苦之意，誓词是：“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

复东会建立后，很快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便指使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打出蒋、张合作的幌子，要以包括蒋、张双方人员的“四维学会”来代替复东会。高崇民和阎宝航一道强烈反对解散复东会，拒绝加入“四维学会”。 后来经张学良的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加入。但当高崇民与蒋介石派的人物接触后，立即看透了“四维学会”鼓吹“民族复兴”只是一块招牌，本质上乃是蒋介石推行法西斯独裁的御用工具，于是便对“四维学会”不抱任何幻想了。约在1935年6月，“四维学会”的主要成员在汉口黎某家开座谈会， 讨论抗日斗争的形势。高崇民说：“敌人如此猖狂，得寸进尺，实在忍无可忍，希望我们的‘领袖’（指蒋介石）马上领导抗日，一定会得到全国民众的支持。 否则全国民众对领袖的拥护和信仰将发生动摇。”同时他又对“四维学会”只是坐而论道，不搞实际的抗日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下子捅到了蒋派走卒的痛处。国民党特务头子贺衷寒听到高崇民主张抗日又批评蒋介石，极为不满地在会上威胁说：“我们应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个人不能有主张，我们服从领袖应象迷信神一样，丝毫不能动摇。否则怎能算拥护领袖呢？……主张抗日简直是狗屁！”高崇民立即反驳说：“我拥护领袖是为了抗日，我们的口号根本是拥护中央收复东北，因为他有抗日的力量。……”贺衷寒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插上来问：“那么领袖无力量你就不拥护吗？”高崇民宁折不弯，立即沉下脸来回答说：“那是当然，否则我们怎不拥护街上站岗的警察呢？领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只有活混蛋才迷信神。”[1] 不久，国民党政府对他实行通缉。为了避难和寻找救国道路，高崇民于1935年7月来到了上海英租界。

在西安事变中立下功劳 到上海后，他先后结识了著名的爱国人士胡愈之和刚从海外归来的《生活周刊》主笔邹韬奋。特别是经过杜重远的介绍，他又结识了地下党员宋介农（后改名孙达生）。他在《上半生简述》中说：“宋介农年纪虽轻，马列主义很熟，此为我第一次正式见到共产党人。宋为我介绍马列主义小册子看，使我初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应走的政治道路。宋可算我启蒙的老师。”[2] 杜重远本是高崇民的挚友，九一八事变后一直积极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如今因《闲话皇帝》一案而身陷囹圄。后来他回忆说：“当时非常痛苦，自己是老国民党员，过去参加国民党是为了救国，而今天眼看着国民党当局背叛了国家，对国民党的信心愈来愈差了。”[3] 在上海，高崇民经常与胡愈之、邹韬奋等进步人士一起研究救国大计，感觉到革命高潮来临的形势，更认识到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胡愈之回忆说：“那时我曾与高崇民同志畅谈过两三次。 开始时高还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很不理解，但很快彼此就成了无话不谈的亲 密朋友了。”[1] 正是在党的教育下，他认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国民党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他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毅然把国民党党证焚毁，表示坚定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

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高崇民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高崇民与张学良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由于他工作干练、品格高尚、刚直不阿、思想进步，在东北颇有名望，并曾多次支持过张学良的爱国进步行动，对张的缺点错误也敢于直言，因而深得张学良的重视，被视为畏友。

1935年10月，高崇民接受了由孙达生转达的党要他去西安促进张杨联合，实行联共抗日的任务。他与孙达生约定，到西安后孙做秘密工作，他做上层工作，互相配合。孙由海路经天津、北平到西安；高由陆路经南京、北平去西安。过南京时，他见了时任东北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的阎宝航，说明去西安的使命。阎宝航极为赞成。又同高一起回上海与杜重远等讨论工作的具体步骤，逐渐明确了在西北实行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联合，建立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为此，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等又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沉痛的信，说明上述意见，由高崇民带往西安。途经北平时，他与地下党负责人王梓木又进一步研究了去西安后的工作。11月下旬，高崇民抵西安，对张学良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他在与张的交谈中，首先揭露了蒋介石要东北军“剿共”是搞“一箭双雕”的阴谋，企图使红军和东北军两败俱伤。接着他又说明对共产党只能“联”不能“剿”的道理。他说，共产党是真正革命的党，和张献忠、李自成等绝不相同。由于它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所以“红军到任何地方，都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如鱼得水，按道理是不应该‘剿’的，按力量也‘剿’不完，因为国军不能把老百姓消灭净尽。”[2] 最后，他劝张学良权衡轻重、斟酌利益，争取与共产党合作，保存东北军实力，以便将来能够打回老家去，复土还乡，千万不要在内战中把东北军和自己一起毁掉。高崇民对形势的透彻分析和那为朋友披肝沥胆的精神，都对张学良有所触动。张学良请他帮助促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合，消除彼此之间由于国民党特务的挑拨而产生的某些隔阂。高崇民就不辞辛苦地几次会见杨虎城，说明张学良的诚意，希望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扭转蒋介石“攘外必先 安内”的反动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杨虎城也欣然赞同，表示服从张的领导。从此，张、杨两人的思想更加接近，增进了两军之间的相互了解。张学良后来曾说，“由于杜重远和高崇民等人的教育，给他指出了前途和出路，使他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1]

高崇民于1936年上半年与栗又文、孙达生合编了一本题名《活路》的小册子，其中他写的《抗日问答》，详述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造成东北沦陷的经过；指出由于蒋介石一再退让，纵容暴敌侵略，致使冀东不保，华北政权特殊化，至今仍然坐视东北义勇军的苦战牺牲，三千万同胞横遭涂炭；敬告全国军民，如不急起自卫，亡国灭种即在目前。《问答》还着重批判了“唯武器论”、“长期准备论”和“七日亡国论”等谬论；驳斥了“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揭露了南京政府贪污腐化，文恬武嬉，鱼肉人民，自相残杀，卖国求荣的丑恶面目和爱国志士蒙受冤狱，救亡学生横遭镇压的惨景。《问答》最后提出东北军是东北人民的子弟兵，一定不要辜负全国人民和东北父老复土还乡的期望，而要走上抗日战场，人民群众定会到处以箪食壶浆喜迎王师。这才是我们唯一的一条“活路”。在《活路》小册子中还明确提出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三位一体”思想。《抗日问答》在两军中发生了很大影响，后来被红军总政治部翻印，作为对战士进行政治教育的通俗教材。

《活路》发到东北军和西北军后，被特务发现，国民党再次对高崇民实行通缉。在张学良的帮助下高崇民逃往天津。在天津，南汉宸帮助他继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后来他回忆说：南汉宸是他“学习马列主义的中学教师”[2]。

1936年8月，张学良派袁晓轩（以后叛变当了特务），杨虎城派梁蔼然，先后去天津接高崇民回陕西，参加筹划逼蒋抗日大计。西安事变爆发后，高崇民被任命为张、杨两将军的政治参议机构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并参与起草了张杨联署的关于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著名八项主张。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西安后，高崇民坚决拥护中共关于顾全抗日大局，坚持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卢广绩回忆说：“高崇民同志当时完全同意周恩来先生的看法和主张，并表示一定要按照周先生所说的三位一体，坚持和谈方针，坚持 抗日立场，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争取张副司令回来的正确方针。”[1] 叶剑英说：“崇民同志对西安事变是有功的啊！”[2]

赴延安献身革命事业 1937年2月，高崇民来到北平。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栗又文、刘澜波、李延禄、杜重远、阎宝航、陈先舟、卢广绩等，酝酿组织一个把东北人所办的各个救亡团体都包括在内的总的救亡团体。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工作，于1937年6月20日建立了以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为核心，包括各方面东北爱国人士和救亡团体，并吸收关外抗日联军参加的东北救亡总会。高崇民在“东总”担任主席团成员和负责组织部的工作。为团结更多的东北人开展救亡斗争，他以极大的努力从事建立分会的工作。

七七事变后，高崇民在北平参加了杨秀峰、张友渔等组织的华北抗敌后援会的工作，支援北平抗战。北平沦陷后，他立即在济南建立“东总”山东分会，后又赴太原建立山西分会，并参与组织西北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工作。 在太原时，他见到周恩来，并得到许多教诲。

上海失守，“东总”从南京迁往武汉。高崇民在武汉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去西安参加“东总”陕西分会的领导工作。在西安，他曾与陈先舟一道，通过西安的国民党上层人物王德溥（东北人）等，争得了张庆泰率领的“东总”战地服务一团在西安的大型演出。演出的剧目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宣传。

在西安，高崇民非常重视对东北流亡青年的教育和培养。他回忆说，“在一九三六年以后，一直认为内地旧的大学校，一方面是培植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帮凶，一方面是培养个人功名富贵、升官发财的思想，是误害青年的场所，故不赞成在内地入国民党的所谓大学。默中总是鼓动东北青年赴陕北学习，方能真正走到抗日的路上。”他以身作则，首先于1937年12月把已于黄埔军校毕业的长子高存信，经周恩来介绍送去延安参加革命，同时在陕西分会工作中，把教育东北青年参加革命作为最重要的工作。高桂林回忆说：“关于高崇民关怀东北青年的事迹，我在西安时就有所闻。一位和我要好的同乡对我讲，‘你要找着高崇民，我对你的将来就放心了’。后来他果然是在高崇民的 帮助下才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卢广绩也回忆说：“一九三八年初我到西安。 同年十月武汉陷落前，‘东总’迁到重庆。在武汉的东北学生和青年都来到西安。……这批青年先后约二三百人，崇民和我担负救济和收容的工作，并由张希尧同志负责培训，他们半数以上被输送到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1]

1938年8月，高崇民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谒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向中共中央表达自己对抗日救国事业的意见和愿望，特别提出请中共中央重视东北，建立东北干部支队，挺进敌后和东北的意见。他认为如能在八路军掩护下，组成近几万人的挺进支队，对于收复东北将是一支很大的新生力量。 党中央很重视高崇民的意见，于1939年夏即正式建立东北干部队，1940年挺进敌后冀中，为解放东北做准备。东北救亡总会也为东干队输送许多干部。 这次来到延安，他还向周恩来、陈云诚恳地提出入党申请。陈云和他商量说，你是东北知名人士，又在国民党统治区搞抗战工作，是否不入党比入党更便于工作呢？高崇民以人民利益为重。从此，他更加明确自己的政治方向和目标。1953年他在自己的“自传”里谈到自己思想的转变时说：“综合余之政治思想，从三五年到三七年已完全放弃三民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然此时的决心只是跟着共产党走，而且还带点盲目性的信仰共产党，虽然也丝毫未动摇过。自从三八年谒见毛主席，由延安出来后，才下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这个决心就更坚定不移了。”

高举东北救亡旗帜

1941年春，高崇民想去新疆营救杜重远，不料被掌握飞机批准权的戴笠骗到重庆，实行地区软禁。由于皖南事变后形势险恶，东北救亡总会的于炳然、于毅夫先后撤离重庆，组织上决定由高崇民接替他们的工作。1941年9月，高崇民主持“东总”，并接办《反攻》半月刊。从这时起到1945年11月受党派遣潜回东北，为时达五年之久。

周恩来和董必武曾多次强调，要坚持“东总”这个阵地，说：“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反攻》的牌子存在，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以这样的团体和刊物跟蒋介石作斗争。”[2] 高崇民自己也说，他在重庆“就地奋斗，一面 作抗日宣传活动，一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这是民族民主双重任务。”[1]。

但是，坚持《反攻》阵地是有很大困难的。首先是活动困难，有特务监视。在高崇民住所嘉陵江南岸猫儿石，即《反攻》半月刊社的周围，经常有三五个特务轮流监视，就连房东也被他们找去查问。他气愤不过，给戴笠写信说：“余一寒士，流亡无依，有何可畏，防之若敌？”戴复函矢口否认。此后监视虽稍松懈，但终未解除。尽管如此，他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公开主张联苏联共。有一次他跟戴笠说：“任何省的人不主张联共抗日都可以，惟东北人不能不主张联共抗日。”他公开出入苏联大使馆和曾家岩50号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即使戴笠质问，他也直言不讳。其次是印刷困难。国民党特务机关知道得很清楚，《反攻》半月刊虽然有他们的设计委员王化一作发行人，公开承担责任，但实际上是进步刊物，因此密令各印刷厂一律不得承印出版。 经高崇民的努力，才取得陆军经理杂志社印刷所主任陈彦之的帮助。他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余则每日爬山越岭，横渡嘉陵江或长江，到市内或南山，作救亡活动。有时阴雨，江水泛滥，淤没山脚达四十米宽。水退后泥泞深处几乎没膝。余傍晚由市内归来，须两手触地，如马上山状，爬行而过，此景始终不忘。”[2] 再次是经济困难。1942—1943年，《反攻》半月刊经费欠缺，几乎难以为继。为了支持刊物继续出版，高崇民将自己已故夫人曾昭惠留下的金银首饰几乎变卖净尽。

高崇民接办《反攻》半月刊，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和团结救亡的宣传。他到处约请进步朋友和进步青年担任《反攻》的编辑工作，先后担任该刊编辑的有张兆麟、白振铎、苑士杰、秦笠、胡循、邹勇策、聂长林、孙汉超、刘砥芳（即绿川英子的爱人刘仁）等。高崇民自己实际上是《反攻》半月刊的发行人又兼主编和主笔。他既要负责联系出版印刷事宜，又要排版校对，还要组稿、审稿，同时自己还写了许多文章在《反攻》半月刊上发表。他的文章观点正确，旗帜鲜明，在当时的社会上很有影响。特别是他写的《冷言冷语录》、《希望于东北元老者》、《东北人自己应有的反问和认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等文章，都是坚决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消沉退缩；提倡团结救亡，反对摩擦分裂；宣传民主宪政，反对独裁专制的，代表了《反攻》杂志的主流。

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爱国进步人士的迫害，在重庆已有进步人士被秘密逮捕或暗杀的事件发生。国民党在高崇民的住所周围增加武装特务的巡逻，加派叛徒、特务袁晓轩专门对他进行监视。高崇民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乃设法分三步与监视的特务进行斗争。首先故意每天到市内，有时归家，有时不归，使特务摸不着他的活动规律。接着，又将全家搬到戴笠的设计委员王化一家中居住，以减少戴的怀疑。他搬去后，果然监视他的特务只剩袁晓轩一人了。对袁，他又以朋友和长者的身份有意关怀和劝告，使袁颇受感动，在监视上也就有所松懈。11月间，高崇民得知，东北解放区已经任命他为安东省主席。经周恩来指示，党为高崇民潜回东北解放区作出周密的安排。

1945年11月21日晚，高崇民与韩幽桐假扮夫妇，乘坐美国新闻处包租之民生公司大船，离开重庆去上海。此船不受国民党军警检查，甚为安全。 他的夫人王桂珊带了三个孩子于次日清晨乘公路汽车去陕西再转北平。高崇民潜离重庆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发出通缉令，并在上海进行堵截而未获。他在上海下船后，在闵刚候安排下停留七日，改乘招商局为国民党往东北运军火的轮船，并假扮船上司账员以避过检查。行至葫芦岛，因国民党大员聚集锦州，又多与高相识，为免暴露，他随船返回北平，住在孟用潜家。北平、沈阳通车后，由杜超杰弄到国民党接收人员的护照，他于1946年2月下旬乘车回到沈阳，又潜伏七天，在党的掩护下秘密进入解放区，随即来到抚顺。 在抚顺，他会见彭真、林彪、林枫、吕正操、张学思、邹大鹏等人。住12日后，途经本溪，于3月16日来到安东，就任安东省主席职。

高崇民就任安东省主席后，3月27日国民党被迫下达东北停战令；为继续争取与国民党合作，我党曾准备派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 高崇民作为东北地区的代表，曾与陈先舟一道经通化、吉林，到达长春，准备赴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可是，正在这时，蒋介石一手撕毁政协决议和东北停战协定，发动了对东北解放区的新进攻。高崇民为揭露蒋介石的独裁内战的政策，即以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名义，在长春筹办《民主新报》。

5月下旬，高崇民从长春到哈尔滨。8月9日，他在哈尔滨参加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会上，他被选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 所属民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安东省主席。

同年7月，经张学思、刘澜波介绍，高崇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先锋战士。

高崇民从1946年3月起到1947年初，曾在安东、通化、长春、哈尔滨等地多次发表演说和文章，揭露蒋介石集团在抗战中卖国投降，胜利后又实行独裁发动内战的真相。其中，尤其是《惨胜归来》、《要和平必须加强民主力量》、《解答一个疑问》、《俺们家的民主》等篇章，在东北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国民党特务董显光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切齿咒骂说：“杜斌丞之恶暴方除，高崇民之魍魉又起。”并企图把他除掉。1947年10月，蒋介石军队向东北大举进攻，高崇民在《东北日报》发表题为《蒋贼垂死前之疯狂》一文，对蒋介石集团疯狂发动内战的罪行进行揭露和声讨。 他还曾为杜斌丞被害写诗：“蒋贼疯狂早见端，杜公为国以身捐，革命垂成偏遇害，长留悲愤激人间。”

1948年8月至1954年8月，高崇民在沈阳先后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审理案件时，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 他曾给哈尔滨市司法部门的负责人写信说：“哈埠有我的亲戚故旧，难免有人假借我的名义或口气唬事。倘遇此种人，不论男妇，你们不但不应为他们所唬，而且要严格处治。因为我们是革命者，事无大小，均不能离开政治原则。”[1] 他有一个盟侄叫杨予，系伪国防部特务武装绥靖大队上校副大队长，作恶多端，民愤极大。高崇民知此事后，毫不犹豫在其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

努力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高崇民给中共做情报工作是从1936年同孙达生在西安一起工作时开始的。 《活路》事件后，孙去陕北苏区向周恩来汇报在西安工作情况，周恩来根据孙提供的名单派李克农、朱理治与高崇民等联系。从此，高崇民即为中共做情报工作，并具体与李克农、张文彬、徐彬如等发生联系。1945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到阎宝航家，召开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在重庆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周恩来向大家说：“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是投降了，可是我们今后的任务还是很 艰巨的，希望大家能争取尽快地回东北去——或到东北解放区，或仍留在蒋管区继续从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统一的民主运动。”按周恩来的意见，10月23日，高崇民找白振铎、陈彦之、杜弘如和吴一凡等，在张元善家中秘密集会。高崇民告诉大家：“我们已决定有二十一人，要分别采取各种办法，争取尽快地离开重庆回到东北去。其中有我、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先到东北解放区；由你们——陈彦之、杜弘如、吴一凡、白振铎，仍投向东北的蒋管区，从事地下工作和掩护工作，这是经周恩来先生同意了的。”会议接着研究了具体行动方案和遇到的困难。大家都表示要克服困难，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散会时，高崇民很兴奋地说：“这是在重庆最后的会见，争取在东北胜利会师吧！”

1945年11月，高崇民秘密潜回东北。在途经北平时，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通过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的设计委员王化一，得到了蒋介石秘密部署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的军事计划。当时国民党正在重庆与我党进行谈判，搞和平欺骗，他立即将这份军事计划交给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李克农。李见到这个重要情报后说：“太好了，王化一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他的身家性命党包了。”李克农随即将这份计划送交中共中央。高崇民这次旅经北平时，还通过张兆林转告胡圣一设法打入蒋政权内部，搞内应工作。到沈阳后，他又同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是一位坚强的反法西斯民主战士，日本人，原是一位世界语学者，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候，毅然来到中国参加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在重庆时，是《反攻》半月刊的积极支持者和撰稿人）一起，做了许多有益于党的工作。

1946年3月，高崇民抵东北解放区后，即在我党东北局社会部领导下，指导第二条战线的情报工作和敌工工作。陈彦之回忆说，他到东北后，通过伪政府的接收人员徐箴，得到沈阳市教育局长的职务，即以此为基地做地下工作。“一九四六年八月，白浩（即白振铎）带着他的爱人高凯同志，从解放区的哈尔滨来到沈阳，在教育局同我接上了工作关系。当时他告诉我，我们的工作是直接由东北局社会部负责领导的，实际负责的是社会部副部长邹大鹏同志。以后给我们书面通知时，都是由高崇民和邹大鹏二人联合签署的。”[1] 他还回忆说，国民党特务在沈阳活动得很厉害，他与张兆林等搞起的中美学会被特务捣毁后，工作受到挫折，感到在沈阳继续工作很困难，想去解放区。 针对这种思想，高崇民和邹大鹏曾于1947年7月联名写来指示，告诉我们解放战争形势大好，仍叫我们安心在沈阳进行工作，并说，争取存在就是胜利，告诉我们一定能在1948年在沈阳同我们胜利会师[1]。

高崇民在东北局社会部领导下，通过陈彦之和胡圣一，分别在沈阳市教育局和沈阳市警察一分局建立我党地下交通据点，给党的来往干部提供许多保护；协助陈彦之、张兆林、吴一凡、杜弘如等建立中美学会，扩大进步思想的宣传；协助李维民、白浩等在沈阳建立地下工作系统；并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在沈阳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下，促使王凤起、许赓阳、秦祥征等国民党将领起义。

王凤起原是黄埔军校十期毕业生，在东北军工作期间受到张学良的重用。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他对蒋介石之背信弃义非常愤慨，曾筹组国民党青年将校团，力求推翻蒋介石等的腐朽统治，拟代之以少壮有为的军官。他的这一计划曾暗中受到陈诚的支持，后被军统特务侦知，于1943年10月下旬被捕，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等处三年半之久。在押期间，他与黄显声、宋绮云、韩子栋等结识，受到地下党的教育。黄、宋等劝他出狱后去东北解放区找高崇民、阎宝航联系，参加反蒋斗争，为人民作好事。1947年3月，王凤起被释放。他带着中美合作所地下党组织的信息和黄显声、宋绮云的嘱托，以探亲为由，携同富平，于10月来到沈阳，后至哈尔滨，受到高崇民的接待。高以东北同乡之谊，用解救东北父老倒悬之苦的大业，对他进行教育，坚定他参加革命的决心。他终于在高崇民等的教育下决定接受任务，经东北局社会部邹大鹏、陈钟的派遣，与富平一起到沈阳从事策反工作。 沈阳解放过程中，王凤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作了总队长秦祥征的工作，率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相当于一个师的建制）与许赓扬师长所率新一军五十三师同时起义。许赓扬在回忆起义经过时说：“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间，从哈尔滨释放回来的战俘的谈话中，特别是陈家珍（原长春防守司令，一九四六年“四一八”被俘）把始终不与蒋介石合作的高崇民对我的希望作了较为恳切的转述。高崇民的主要意思是：一、共产党打内战是被迫的，是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控制和蒋介石的残暴统治下解放出来，是真正地要救中国。二、共产党人既不杀人放火，也不共产共妻；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只要起义来归，保证一视同仁，既往不咎，并且量才录用；对于俘虏还要优待释放！三、共 产党真正是为国为民，前途光明；蒋介石违背民意，失尽人心，眼看就要垮台，跟着他走下去是死路一条。希望我认清形势，找机会起义，千万不要给蒋介石殉葬……。从这时起，我解除了种种顾虑，下定了决心……，找机会起义，投向共产党，绝不给蒋介石殉葬。另外，在一九四八年夏，我见到富平同志，她是由哈尔滨接受任务到沈阳作策反工作的。她也曾把高崇民对我的希望作了概要的转达，更使我增强了对共产党的信心和决心走弃暗投明的道路。”[1] 经过策反工作，许赓扬师长在这期间与我辽北军区负责人取得联系，献出沈阳布防图，宣布起义退出防区。

在沈阳解放过程中，高崇民还写信给胡圣一，指示他做好原东北军军官的工作。1948年底，高崇民还在社会部的领导下，派王化一、王佩卿、冷庆元等六人到北平做马占山、傅作义的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

为社会主义事业殚精竭力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高崇民出席在北京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与党的领导同志和各界人士共商建国大计。9月，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他先后写了《纪念七七》、《三个解答和两个感想》等文章，指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10月1日，高崇民出席了开国大典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新中国的成立使他的精神非常振奋。此后，他以更高的革命热情为党工作。1952年，他为动员开展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和加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各种会议上做报告、讲话达37次之多。

1953年，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开展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崇民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是把“千年来、百年来，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旧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新社会”；是要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为人类共同生活谋幸福”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事业。他希望由旧社会过来的人们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应该站在广大人民一边，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对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俯无所作，仰无所愧”的 人。他于1953年8月和12月，曾在东北各民盟支部作《要认清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为彻底实现总路线而奋斗》的报告，号召广大盟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当这场伟大革命的促进派。

高崇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当中，要求自己是很严格的。在一次组织生活会上，他为自己规定了如下的努力方向：

第一，要加强党性的修养，提高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克服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第二，要加强学习马列主义，以提高理论和政治水平；同时要认真学习研究党的各项政策，彻底改正自己的各种错误思想，改进工作作风。

第三，要经常地、认真地过组织生活，在组织生活中严肃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实践来不断地提高思想觉悟和阶级觉悟。

1954年8月，高崇民被调到中央工作。9月15日，他出席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为主席团成员。会上他被选为人大常务委员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从他被调到中央担任人大常委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曾先后到西安、天津、湖南、河南、新疆、山东、东北三省、广东、广西、浙江、安徽、四川、西藏等地，进行过多次视察访问，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在视察访问期间，他向各地区传达中央的关怀，又帮助中央了解各地的情况。1959年2月视察河南、湖南两省时，曾经顺路参观武汉长江大桥。他在所写的报道中很有感触地说：“此次我把桥上桥下看了一番，然后站在桥上极目远眺，两岸货轮云集，江心帆船往来如梭，桥的中层列车在奔驰，桥的上层行着无数人推马拉的车辆，所有这些使我体会到，解放这个字眼蕴含着多么巨大的威力，曾几何时，一个死气沉沉的江面，变得面貌一新，变得如此振人心弦的壮丽！”[1]1959年6月，他与胡愈之、南汉宸一起访问西北时，看到西北地区奇迹般的惊人变化，以最美的词句作了描述和歌颂。如在报道新疆玛纳斯垦区时，他写道：“解放后，这个荒凉得令人可怕的原野，在人们的眼里变得光彩夺目了，变得可亲可爱了。从此，苇湖变良田，戈壁滩上建起新城，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的、国营的、现代化的玛纳斯垦区，象一颗明星似的闪耀在准噶尔盆地的草原里。”

1963年间，高崇民把他到祖国各地进行视察访问所写的文章、报道和散记，汇集在一起，题名为《视察见闻记》。他在为这本文集所写的序中说，他 所到之处，无一不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奋发图强，努力不息。 正因为那种忘我劳动的精神，才产生了伟大而惊人的成绩。故余到处所见所闻，都是新面貌、新气象”。他前后共写出歌颂社会主义事业的文章和诗篇达十余万字。1965年8月，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央决定派政府代表赴藏祝贺。当时高崇民已74岁，却欣然欲往。中央领导同志考虑他的身体健康，劝他不要去。但他再三请求，坚持要去，终于得到批准。后来周恩来总理说：“高崇民同志七十四岁进西藏开了先例，我们应当学习他这种精神！”[1]

新中国建立以来到“文化大革命”之前17年内，高崇民先在东北地区，后又到中央担负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领导职务。 他通过政协和民盟做了大量的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和对原东北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1956年他曾就安置东北老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问题，给沈阳市陈先舟副市长写过信，阐述安置的原则，强调这一工作对加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非常关怀祖国统一事业。1955年起，担任对台工作委员会委员，经常通过对台广播和给在台的故旧写信，向他们讲解党的政策，希望他们为台湾回归祖国作出贡献。高崇民还十分怀念对西安事变立过功勋的朋友如杜重远、杨虎城等先烈，为他们写过悼念的诗文。对西安事变的功臣张学良更加思念。1961年12月12日，他参加周恩来召集的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座谈会，即席赋《有怀张将军》诗一首：“兵谏功成廿五年，乾坤扭转化凌烟。今日坐中皆旺健，一人憔悴在东南。”[2] 诗中充满对张学良的怀念之情。 周恩来听罢，当场提议把“憔悴”二字改为“奋斗”。

高崇民一直担任着司法工作方面的领导职务，积极从事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先后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高崇民对法制建设非常重视。他曾总结建国以来法制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说：一个伟大的国家对法制重视不够，如不积极制定必要的成文法或有法不依，而以某些领导人的指示为法的做法，终究要吃亏的。

铮铮铁骨，耿耿丹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蓄意捏造一个莫须有的 “彭真、林枫和吕正操等阴谋策划叛党投敌集团案”，并在中央二办成立吕（正操）、解（方）专案组，搞所谓“东北叛党集团”。划为这个集团的还有张学思、高崇民、阎宝航、刘澜波、贾陶等。从1967年6月开始，先后把他们关押“审查”。林彪、康生硬把1946年2月吕正操、张学思等联名通过新华社播发给蒋介石并政治协商会议诸代表，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通电当作罪证。这个通电是经过东北局同意，为了配合周恩来在旧政协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而发出的。林彪、康生之所以蓄意制造“东北叛党集团”，是企图借此整倒周恩来，扫除其篡夺最高权力的障碍。经过长期查证，他们搞不出来这个所谓“东北叛党集团”的罪证，在康生指使下，又于1968年春编造一个与此案有牵连的人员名单供给沈阳军区，让他们深挖“东北叛党集团”的所谓罪证，从而滋生出来一个90人的所谓“‘东北帮’反革命集团”的大假案。这样，就使大批革命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备受摧残，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高崇民本着对党和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同这种诬陷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1968年3月初，专案人员到高崇民家，追问：“你四六年到东北时，吕正操、张学思对你说了什么？”他很气愤地说：“你们问这些干什么？他们还能说反党的话吗？”过了两天专案人员又到高崇民的办公室，进一步追问：“吕正操和张学思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释放张学良是什么意图？！”他很生气地说：“这是正义的要求，组织上的意见，有什么企图？！”他们对高崇民说：“吕正操、张学思是想在东北搞独立王国，让张学良回东北主持大计。”高崇民极其愤慨地说：“不知道。”于是专案人员按自己的想法整理出“访问材料”，让高崇民签字。他断然拒绝，说：“你们要的证明只能按我的意思写，不能按你们的意思写。”专案人员大为恼火，说：“你这个老头真顽固，你以为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高崇民气得浑身颤抖，他说：“你们还能砍我的头吗？”这帮家伙凶狠地说：“怎么？你以为我们不敢吗？”他面对这伙暴徒立即把头伸过去说：“你们砍！你们砍！”回到家中他仍然怒气未消，说：“我宁肯被砍头、蹲监狱，也不能容忍他们诬陷好人！”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越来越使高崇民不理解。他不相信关山复是走资派，他对团中央“造反派”把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这样深入实际的好干部揪出示众，很觉痛心。对于把张学思打成“特务”，把刘澜波打成“叛徒”等事，他都要挺身而出，写材料证明他们不是特务、叛徒。特别是当听到南汉宸和邹大鹏已被害致死时，他痛心至极，珠泪夺眶，说：“唉！他们都是我的知心朋友，几十年来忠于革命、忠于党，怎么能是走资派、特务呢？”

1967年秋，吉林省某高校的一个战斗队，在一张题为“东北救亡总会是什么货色”的小报里，把“东总”诬蔑为“特务外围组织”，其领导成员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把高崇民诬蔑为“军统专员”。高崇民联想到南汉宸曾告诉他说，康生问过南汉宸“高崇民跟戴笠是什么关系？”由此他感到问题并不简单，意味深长地说：“这（指小报）不是青年人搞的，这和一九四三年搞‘东总’如出一辙，是有来头的。”

由于康生指令郭玉峰写了“高崇民是特务予以逮捕”的报告给中央，1968年10月1日，高崇民没有接到上天安门的邀请。他预感到问题的严重，就跟儿女们讲：“你们记住三条：一是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的信仰我决不会动摇；二是你们的爸爸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三是我这个人什么时候死都行，怎么死都行，在那儿死都行，但决不自杀。”这时高崇民面对即将来临的残酷迫害，已经作了为人民而死的精神准备。他拿出七十五周岁时写的诗留给儿女们，诗句是：“三十年来沐党恩，追随革命作新人；光明伟大千秋业，期与儿孙步后尘。”[1]

1968年10月8日凌晨2点钟，高崇民被抓进监狱。专案组把国民党档案中保存的一份由叛徒、敌渝特工组长袁晓轩制定的对高崇民进行策反的计划（此计划高崇民并不知道，袁晓轩被我军俘虏后又一再申明此计划并未实行），以假做真充当罪证，无中生有地诬陷高崇民是“军统特务”；他们又把抄去的有高崇民和吕正操、张学思、邹大鹏、冯仲云等的一张照片作为罪证，硬说高祟民是“东北叛党集团”的成员，进行残酷迫害。

高崇民在狱中坚贞不屈。当时的专案组成员就曾说：“高崇民在监狱中，只是骂人，这辈子出不来了。”“对高崇民审讯了很长时间，审问过多次，高崇民都坚决不承认。”1970年12月高崇民写的《自传》，也可以看出他那坚贞不屈的性格。他写道：“无论什么时候，有理就不要怕，不要被势力吓倒。”“以后（指‘文革’中被捕后）竟有误以我为国民党特务所派遣，打入我党，实行破坏革命者，好在久而自明，亦无所谓。”“久而自明”反映了他坚信真理，无所畏惧的精神。在《自传》的另一个地方他连写“伤、伤、伤、伤”四个伤字，表示他对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凭空捏造罪状，诬陷革命者的伤 心和痛心。

1971年7月29日，高崇民终于在狱中被迫害致死，饮恨含冤离开他所热情歌颂的人世，终年81岁。

1979年4月20日，经党中央批准，在首都政协礼堂举行高崇民平反昭雪大会，乌兰夫、宋任穷、刘澜涛、胡耀邦、谷牧、朱蕴山、杨静仁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政协常委的同志参加大会。宋任穷在讲话中指出，高崇民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襟怀坦白，刚直不阿，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他忠诚于党的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任劳任怨几十年如一日。”他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战友，是对革命事业的损失。”[1] 周恩来生前也曾说过：“高崇民同志是东北人的榜样。”[2] 这些都是党和人民给高崇民做出的切实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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