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章乃器，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他憎恶帝国主义，憎恶独裁政治，参与发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参加创建民主建国会，间接、直接地掩护和帮助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8年应毛泽东之邀，抛下在香港的企业与优裕的生活条件进入解放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担任新中国第一任粮食部部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解决建国初十分突出的粮食供求矛盾，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作出了重要贡献。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 “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迫害，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平反。

一

1897年3月4日，章乃器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小塬村的一个破落乡绅家庭。他原名章埏，后因读《老子》中有“陶人霆埴以为器”一语，遂改名为乃器。祖父章楷，是晚清举人，浙东名士，为人耿直，好伸张正义，其性格对章乃器影响甚大。父亲章炯，字叔明，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在民国初年任过县衙小吏，后一直赋闲在家，很注意对子女的教育。章乃器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大哥章培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学员；三弟章庆阳( 又名郁庵) 是中共早期党员，长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1940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四弟章子明，学美术，上海解放前夕曾秘密绘制军事地图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上海作出了贡献；五妹章雪琴，曾东渡日本攻读医学，回国后一直从医。

章乃器出生于清朝末年。清政府的腐败，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无数中华民族志士仁人，为国家兴亡而奋起斗争的事迹，深深地触动和影响着幼年的章乃器。稍长又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和鼓吹民族革命，废除封建专制的书刊，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意识在他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章乃器的大哥章培也到江西九江参加起义。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章培到南京考入了陆军部属下的飞行营，后因转往“入住生团”，便写信给章乃器要他去南京顶自己的位置。15岁的章乃器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南京，成了飞行营的一名年轻学兵。他认真参加军训，使从小瘦弱的身体得到了锻炼。一年之后，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飞行营被取消。章乃器带着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一片茫然的心情，随父亲前往杭州考学。

时值1913年秋，杭州绝大部分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已经结束，惟有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还在招生，章乃器便报名投考并被录取了。当时，他还谈不上对商业、对经济的爱好，入校第二年，当他在经济学课本中读到“通商大埠，常位于大江大河下游”这类精辟概括时，认为这是幼时读的那么多古书里根本找不到的知识。以后，他读懂弄通了“以最少劳费取得最大效果”的经济法则时，更是赞叹不已。从此，他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章乃器在省立甲种商业学校读书期间，家庭经济每况愈下，连他每年的学费都难以支付。完全靠他勤奋刻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奖学金才完成了5年的学业。

二

1918年，章乃器从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因为无力负担高额的学费，他只得放弃进入高等学校深造的念头去求职谋生。经商校校长周季伦先生帮助，才在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谋到一个练习生的职位。练习生工作最累，收入最低，除由银行提供食宿外，每月只有2元钱的津贴。贫寒的生活和不得志的苦闷，使他染上胃溃疡和肺结核病。求医无钱，他靠加强自我锻炼与改变生活习惯与病魔抗争。不到半年时间，身体竟康复了。

1919年春，章乃器辞去浙江实业银行之职，前往北京附近的通州京兆农工银行任襄理兼营业部主任。京兆农工银行是一家附属于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小银行，工资并不高，但比起练习生的收入，已经是天壤之别了。他正准备在这里努力做事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听到消息，他从通州赶往京城，那一队队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怕牺牲的纯洁青年学生，使他敬慕不已。“谁欺侮纯洁的青年，谁便是我的敌人”这句话，以后一直镌刻在他的心坎里。[1]

五四运动和当时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给青年章乃器上了启蒙的一课，“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成了他终生不渝的信条。

时过不久，政局发生了变化。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殃及了京兆农工银行，章乃器被解雇了。幸好经人介绍，他又进了一家中美合办的实业公司当会计主任。这里虽然待遇优厚，但是洋经理却骄横跋扈，颐指气使。章乃器不愿做洋买办，干了3个月便愤而辞职。时值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章乃器奔波半年，再谋不到职业。人地两生，告贷无门，只得于1921年秋南归，重新进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任营业部科员。以后又逐步提升为营业部主任。两年多北上南退，章乃器感慨良多。他后来在《激流集》中追忆道：“在那几年中间，我除了练习簿记和英语外，对于金融市场、银行组织、银行业务、商业法规等确实研究得很多，业务接触上所给我的经验着实也不少，我在金融界的学术地位，还是那个时候打下基础的。”[2]

二次进入浙江实业银行，章乃器的境遇大有改变，生活待遇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但他“志不在温饱”的抱负促使他在继续研究金融问题的同时，着重研究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问题。他在银行业务往来中深感在中国的外 国银行往往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遣部队”。许多外国银行经常组成银行集团借款给中国政府，或代其本国政府办理中国赔款的收付业务。他们凭借着雄厚的资本和治外法权，气焰十分嚣张。20世纪20年代这些银行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大城市中简直成了中国银行界的“太上皇”。但是，章乃器所在的浙江实业银行却在与汇丰、麦加利等外国银行的业务往来中，坚决按中国的规矩办事，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特权。当时银行收据一律要贴印花税，可日商银行就是不贴，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机关也奈何不得他们。但日商银行在与浙江实业银行的交往中，章乃器则据理交涉迫使日商银行不得不在他们的收据上贴上应贴的中国印花税。

三

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

接着，北伐军占领了上海。章乃器欣喜万分，和工人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呼北伐的胜利。他以为“祖国从此可以转弱为强，中华民族吐气扬眉的日子为期不远，我们这些生活在租界的人也可以不再受外国人的轻视和侮辱”。[1] 然而，时过不久，蒋介石便在帝国主义和上海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现实逼迫章乃器对中国的问题与前途作进一步思考。为了使自己能站在潮流的前头，他在这年冬天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做潮流的指导者，不做潮流的追逐者”，发表了很多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时政文章，其中不少是揭露国民党的。他指出：“现在的国民党如何？在最近的过去，就以‘停止民众运动’为名而实施摧残民主组织的手段! 在都市当中，我们看见党里要人勾结政客式的商人分赃自肥…… ；在乡间，我们只看见党员们坐在土豪劣绅的位置，代行压迫民众的职权……专向穷人头上搜刮捐税‘萧规曹随’地继续实行下去，有时还要变本加厉；‘打倒帝国主义’的招牌，居然要想收藏起来而代之以‘妥洽帝国主义’。这一切的一切，实在不能不令人失望。”[2]

那时，章乃器是信奉孙中山缔造的国民党的。他批评国民党的日趋腐化和蒋介石的独裁政治，是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上为国民党开方剂，把“死马当作活马医”，因而终究没有提出从根本上来挽救国民党的办法。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的妥协、退让乃至投降的言论和行动，使章乃器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及其政府，有了新的认识。他在《新评论》上连续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投降外交，主张对日实行“经济绝交”。他说：“中国民族倘能再容忍此种重大的侮辱，则对内必然失去民族的自尊观念和自信力，对外必招致不断的侮辱，因此，中国民族非至灭亡不止!”[1] 他面对事实，不得不把国民党比作军阀，指出：“旧军阀换新军阀，或旧军阀做新军阀，还不依然是一个军阀？财阀买办阶级的专横，还是日甚一日？帝国主义还不依然是我们的‘国父’？”他悲愤地呼号：“几十年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几十年来政府的压迫，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压迫，这许多压迫还不沉重吗？”怎样才能消除这沉重的压迫？章乃器的思想渐渐有了明晰的结论。他在文章中明确地指出：“当然，这一定需要革命——激烈的革命，非如此，无以泄发郁结的民气。”[2] 尽管章乃器当时的认识仍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那激烈的言论，却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容忍。1929年春，他们以“袒共”的罪名将《新评论》查禁了。

四

章乃器在浙江实业银行任职时期，上海已是一座中国工商业最集中的大城市，金融商业往来日以万计。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信用调查机构应运而生，1932年前已有5家，但没有一家是中国人办的。章乃器为之愤愤不平，“为什么在上海地方，我们仍要用外国人办理的信用调查机构？”[3] 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与中国、上海、新华、兴业4家银行的一些同行们先成立了一个学术团体——中国兴信社。1932年6月，中国第一家完全由中国人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成立，章乃器被推选为董事长。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征信所的工作人员严格地按照调查——复查——审查的程序进行信用商情调查，受到社会的广泛赞扬。征信所的业务很快得到拓展，使原有的4家外商信用调查机构先后倒闭。中国征信所的创办，反映了章乃器的爱国思想和他对外来侵略势力的斗争精神。

由于业务的需要，中国征信所附设了一个小型排字房。这个排字房曾秘 密承印过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宣传品。1935年8月1日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发表后，章乃器立即通过排字房等大量翻印散发，使广大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救国主张。

章乃器还曾应章秋阳之要求，将一些在30年代的由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因而与组织失去联系，处境危险而生活十分困难的中共党员，安排在征信所，挂名支薪、隐蔽待命。

还在中国征信所成立之前章乃器就直接、间接地为中共的革命活动做了不少工作。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杨贤江在武汉活动，经常有款项汇到上海的同学郑文利处，郑文利便托章乃器将钱款存入浙江实业银行。一次，杨贤江汇出6030元巨款，被国民党当局跟踪追查。章乃器获讯后，迅速转移存款，结清账户，使国民党当局查无所获，党的经费安然无恙，郑文利也避免了一场灾祸。陈云后来奉命到上海恢复中共组织的工作，也是通过章乃器找到章秋阳的。

五

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各界组成“上海各民众团体救国联合会”，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十九路军。章乃器参加了这个组织并上前线慰问抗战将士，还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给社会生产力带来的巨大破坏。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他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说“作战贵有目标，牺牲须有意义，倘能移剿共之师以抗日，则意义远矣。”[1] 他在《现阶段的对内问题》一文中，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他指出：“‘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什么话？依照现阶段的形势，我们应该说‘安内必先攘外’或者‘非攘外无以安内’……眼前可能的举国一致出路，只有反帝的民族革命!”

章乃器认为写文章救国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必须联合有识之士共同奋斗。1934年4月，他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共同发起组织中华民族自卫委员会，还和上海文化界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组织十人小组，以聚餐会的形式讨论时局和救亡方针等。后来，就以聚餐会为核心发展组成救国会。

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发表，章乃器是这个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宣言强调“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此时，他和沈钧儒等决定将秘密的“聚餐会”公开，筹备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他还指挥了由上海文化界组织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在章乃器等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推动下，上海民众的救国运动活跃起来了。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章乃器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主管财务。后因邹韬奋忙于其他工作，他又挑起了宣传工作的重任。

目睹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蒋介石依然坚持错误政策的现实，章乃器于1936年1月在《大众生活》上发表了《四年间的清算》一文，指出“在‘前方军事剿匪，后方文化剿匪’的政策之下，杀戮了多少勇敢有为的英俊少年!毁灭了多少田园庐舍! 消耗了多少枪械弹药! 到了今天，外无以攘，内未得安。 ‘外力’积极‘内侵’的结果，连安内的基本地带‘长江腹地’都受到敌人的威胁，这样下去，恐怕就要到‘无内可安’的末日!”他痛心疾首地呼喊：“我们不能用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气!”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大家枪口一致对外”，“抗战自卫”[1] 等响亮口号。他还表示：“刀锥斧钺，我自己来担当，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今朝还要顾虑到个人的死活，那就不算是人了。”[2]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章乃器参加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及联合会章程等文件的起草工作，并被推选为常务委员。6月2日，他同沈钧儒一起去会见上海市长吴铁城，向吴阐明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宗旨，递交成立大会宣言等文件，吴铁城非但不接受救国会的宣言，反诬救国会有野心。章、沈毫不示弱，严词拒绝收回宣言。7月10日，章、沈和史良等作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前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场请愿，提出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要求，但未获结果。 代表团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章乃器向记者报告救国会的主张及请愿的情况，请新闻界支援并扩大宣传，以唤起民众。这期间，救国会与中共的联系已十分密切。早在当年4月间，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的任务之一，就是向救国会的领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 们建立联系”。[1] 冯雪峰是第一个以共产党员身份同章乃器接触的人，并安排了章与鲁迅的会见。

章乃器赞同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号召，同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等发表署名文章《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条件》，在国内外反响很大。随着救国会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则对之愈加仇恨，对章乃器也不断的进行利诱，逼他就范。7月里的一天，吴铁城指使他的秘书长李大超摆下“鸿门宴”，“邀请”章乃器和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到市府便餐。席终，吴铁城提出“你们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又有独立的主张，那就是对抗国民政府，那不是要另组政府又是什么呢？现在我宣告你们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非法，命令你们：( 一) 立即写好通告解散各界救国联合会；( 二) 把所有的印刷品送到市政府来，以备销毁。否则，今天便把你们拘留起来!”章、沈等毫不畏惧，再次拒绝了解散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要求。吴铁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决定集中力量打击实际负责救国会会务工作的章乃器，认为只要将章制服，救国会便不攻自破。于是他们向章乃器任职的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提出警告：“你们银行不应该容留章乃器这样的人；不去掉章乃器，将对你们的银行不利!”并威胁要对浙江实业银行“挤提”。李铭对吴铁城说，章乃器在工作中没有过失，银行没有理由罢免他；至于他参加社会活动，银行无权干涉。后来，李铭怕吴铁城继续给他找麻烦，便向章乃器建议：“出国吧! 银行已经决定出钱送你到英国去留学，这里的薪水照发，给你安家。你到英国留学三五年回来，那时不但银行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2] 章乃器对李铭说：“那还是让我辞职吧! 我不能让银行受累，但也不能离开救国会，那是关系国家存亡的事业，我不能这时去英国，谢谢你的好意安排。”[3] 于是，他辞去了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之职，把全副精力投入爱国运动。这时的章乃器，已经下定了毁家纾难的决心，救国会的日常经费绝大部分由他支付。除了陈召先交来的两千元和宋庆龄从宋子文那里募来的三四千元捐款外，他不曾向任何人要过钱。当他把自己从银行辞职时领到的几千元行员储蓄全用完后，又卖掉住房，为救国会提供活动经费。

救国会的活动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度仇视。在侵略者枪炮的压力下， 国民党终于对救国会下毒手，于1936年11月23日凌晨逮捕了章乃器。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这便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救国会领袖无辜被捕的消息传开后，激起了全国民众的义愤，抗议和营救的文、电，雪片似地从全国各地飞向上海。20天后，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把“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列入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之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终于形成举国一致的团结抗战的局面。直到7月31日，国民党当局才不得不同意将“七君子”取保释放。

章乃器获释后，将他在狱中写的《救亡运动论》中的《抗日必胜论》和《民众基本论》两个部分印成小册子出版。他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了“武器的力量并不是绝对的，而人的力量毕竟还是决定胜负的因素”的重要见解。他批驳了形形色色的亡国论调，指出：“有些人把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日、苏或日、美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英、美、法等国的结盟外力因素上，是不现实的，是机会主义的抗日论。”他认为“抵抗侵略是任何民族的天经地义”，“我们自然不应该忽视国际力量的配合，然而应该认定主要的力量是我们自己。”[1] 他从对抗日战争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的具体分析出发，提出了“科学的抗日必胜论”。

六

1938年3月，章乃器应安徽省主席李宗仁邀请，出任省财政厅厅长兼安徽省银行董事长。赴皖上任途中经过武汉，他曾到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会见，这是章乃器首次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见面。周恩来嘱托他要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关系。到达安徽后，章乃器向李宗仁提出的就职条件首要是“铲除贪污，反对浪费”，得到了李的应允。上任之初他即宣布“省财政在省务会议上彻底公开，去除财政部门‘近水楼台先得月，用款优先’的陋习”。同时，宣布财政厅的经费也彻底公开，包括厅长的办公费用。为表示对章乃器的支持，李宗仁也宣布凡贪污有据，浪费严重，截留税款的人员一律按军法惩处。

这些革除弊端的措施，受到统一战线内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的赞 扬。章说到做到，严厉惩处了一批大贪污犯，皖省上下，一时弊绝风清，人心大快。那些被截留的赋税公款也陆续被追回上交，使安徽省已经匮竭的财政，得到了暂时缓解。接着，章乃器又对一些虚列项目、虚报支出的丑行予以惩处，全省财政工作逐步走向正常。然而，由于战时费用的增加，安徽的经济仍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章乃器又采取发行地方银行本票、开辟新税源和在接近敌占区地带设立战时进出口货物检查处，检查没收禁运物资或征收通过税等措施，很快扭转了安徽省战时财政困难的局面。

这年五六月间，合肥、安庆等地相继失守，省政府由六安迁至大别山区的立煌( 今金寨) 县。章乃器便按照周恩来的嘱托，注意做好与新四军的合作。 当时，一位曾在上海和章乃器一起从事救国运动的中共党员何伟，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来到安徽。章便将自己获知的情报及时通报给何伟。期间，国民党特务曾有计划地在安徽各地实行封锁，阻挠新四军采购物资。章将此情况通报何伟，并告诉何：如果购买物资有困难时，可告知财政厅，由财政厅代为办理。这时，安徽各地连降暴雨，道路积水，蚊虫肆虐，很多人染上了疟疾。章乃器想到新四军在多雨潮湿的山区行军作战，医药用品必定十分困难，便派财政厅会计主任陈仲坚( 即李人俊) 为代表，以战地工作团慰问前线抗日将士为名，多次给新四军送去金鸡纳霜等急需药品。在省财政厅的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并略有节余后，章乃器又以换取统一税收的名义，报请省政府为新四军补助3万元。对此有人竭力反对，章乃器据理力争。他说：“中央拨款几百万元的钞票，安徽地方银行的新印辅币50万元，从武汉运到皖南，都是新四军负责安全护送、渡过长江到达省府的。如果请中央军送，能办得到吗？即使办到，也得发足慰问金吧!”[1] 在人所共知的事实面前，补助新四军军饷的方案终于获准通过。这一举措在当时“是任何地方政权所不敢做的。”[2] 为满足全省上下对财政干部的大量需要，章乃器大胆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举办财会干部训练班。他曾亲自去武汉向八路军办事处要干部，并在武汉公开招收安徽籍流亡青年回省工作。据许汉三回忆：“在过去的历届政府中，一些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人肯干税务工作，而这时，由于章乃器的关系和地下党的支持，财政和税务系统成了进步青年的集中场所，这种局面是过去 从来不曾见过的。”[1] 这些经过章乃器培训后，在财税部门工作的进步青年，后来大部分转入新四军。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同章乃器的一次会见中，还称赞他“在安徽为党培养了一批财经干部，做了好事”。[2]

章乃器在安徽工作期间，始终和中共安徽省工委及新四军的领导干部张云逸、张劲夫、何伟、彭康等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省工委给中共长江局的报告中，曾多次提到章乃器，谈到计划组织皖西人民自卫军两万人时“在财政上，章乃器答应尽力帮忙”；“皖西政治已呈好转……章乃器不日即由汉回皖，各种工作即可开始进行。”[3]

章乃器的抗日立场及一系列的务实措施，自然不能被国民党顽固派所接受。1939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后，终于下了免职令：“章乃器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此时，国民党已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们以为这一招儿可以吓住章乃器，孰料这正是章乃器求之不得的。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思想说：“国民党已经决心再实行一党专政了，我怎么能再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官儿呢？”[4] 从此，他再也没有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员。

七

上海沦陷后，章乃器到了重庆。蒋介石多次要他“出山”帮忙，甚至劝他加入国民党，但他已看透了国民党的实质，都一一坚决拒绝。他在大后方用了很大精力去实现他的工业化理想，自己办实业。1940年，他与上海银行的陈光甫合作创办了上川实业公司，并出任总经理。由于战时后方汽油匮乏，公司办的酒精厂生产的无水酒精可以替代汽油民用，故酒精厂获利甚丰；又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进口原料价格暴涨，公司办的电机厂、机器厂等所存原料也大幅度升值，使公司的资产大大膨胀。后来，由于股东们在经营方针上产生了分歧，决定分股。章乃器将分股所得另组上川企业公司，并担任总经理。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各种经济学论著；也从未停止过政治活动，在工商界有很大的影响。

1944年，一度消沉的民主宪政运动重新在大后方兴起，要求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同年5月，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章乃器、吴蕴初、吴羹梅等89位工业界代表人士于5月24日在重庆集会，要求政治民主、生产自由、保障人权。之后，章乃器又和黄炎培、张志让、吴蕴初等30人联名发表《民主胜利宣言》，提出实现民主宪政、保障人权、言论自由，维护工商业等9点主张。翌年1月，他们又联名发表《为转折当前局势献言》，提出准许政治公开，并与各党派推诚合作，切实保障人身、言论、出版、新闻自由，释放政治犯，征收累进富民捐等20条主张。这些《宣言》和《献言》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战即将胜利形势下实现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政治要求。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民主宪政运动，董必武曾秘密派遣中共党员陈均向章乃器转达中共的建议：请他出面联络工商界人士，组成一个政治团体以推动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开展。这个建议和章乃器的思想不谋而合，他为此已与胡厥文、吴蕴初等多次聚谈，在工商界组织政团的构想日趋成熟。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公布时，章乃器正在西北考察。他兴奋得立即赶回重庆，与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等共同发起成立以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章乃器精神抖擞，积极为民主建国会起草成立宣言、政纲、组织原则和章程。他起草的成立宣言强调了中间道路和平民政治，指出：“我们原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1]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章乃器当选为理事、常务理事。

1946年4月，民主建国会总会由重庆迁往上海，章乃器也随之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上海。此时的国民党，正在加紧挑动内战的军事准备。民主建国会一迁回上海就积极投入了和平民主运动。6月19日，民建发表章乃器起草的《为挽救国运、解决国事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呼吁“国内的政治领袖们，多多珍惜国家的地位，多多珍重自己的历史，更要多多顾念民生的疾苦……奉协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但是，这些真诚的意见并未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接纳。几天后，全面内战就以国民党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爆发了。紧接着，7月11日和15日，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联合声明美国调处最后失败。面对刚刚取得8 年抗战胜利的亿万中国人民又要被美蒋反动派拖入内战苦海的中国时局，章乃器于8月13日受民建委托起草《对马歇尔特使司徒雷登大使联合公报发表意见》，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有重加检讨之必要”，指出“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暴行实为政府之奇耻大辱”。同年9月，他参加了上海各界举办的“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10月，他又为民主建国会起草《对当前时局的意见》，再次表明“反对美军的军火援助和美军继续驻华”，希望“美国立即放弃以中国为攻苏基地的企图”[1] 为此，他奔走呼号，参加了一系列和平民主活动。

1947年，蒋介石在集中兵力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发动重点军事进攻的同时，加紧了对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大炮和特务暗杀，使大多数主张中间道路的民主人士放弃了“第三条道路”的幻想。章乃器也于1948年元旦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乾纲重振》一文，表明他誓与国民党当局决裂，向中国共产党靠拢的政治立场，指出“老百姓豢养的公仆，变成特权阶级，进一步‘我为刀俎，民为鱼肉’，要吃主人的血肉骨髓”；“老百姓戡乱，就戡乱这班人”，“新的开始，就是主人‘乾纲重振’，自己来管事，把这一班恶奴除得一干二净。同时，人抬起头来，把鬼打到地狱里去，这就是民主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

八

1948年12月，章乃器接到毛泽东邀请他北上共商国是的电报。民主建国会也推派他和施复亮、孙起孟等为代表，到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此时，章乃器在香港主持的港九地产公司业务正在兴旺发展。但他仍然作出了为祖国前途放弃个人事业的选择，即刻整装北上。

12月26日晚，在中共组织的秘密安排下，章乃器登上了停泊在香港的苏联货船“阿尔丹”号离港北上，1949年1月7日到达大连。在大连，他和同船到达的民主人士受到中共中央代表李富春和张闻天的欢迎，并安排他们在东北解放区进行短期参观与考察。章乃器目睹当家作主的工人，农民努力生产的热烈场景；看到旧社会常见的烟、赌、淫、乞几乎绝迹，不由得感慨万分，每天都处在极度兴奋之中。一次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抑制不住激动的 心情，高声唱着一首在解放区妇孺皆知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听后，觉得为要确切表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应将歌词中的“中国”前冠以“新”字，便建议将歌词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久，章乃器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说：“你的建议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过来了。”章乃器十分感动。他深感踏上解放区的第一天，就是他崭新生活的开始。

在解放区，他还见到了陈云。陈云问他：“听说你在香港的企业搞得不错？”章乃器表示，这只是打打经济小算盘而已，陈云随即对他说，今后要请他给新中国打更大的算盘。同年2月25日，章乃器抵北平，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时又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之邀，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在这段时间里，他致力于人民政权的经济恢复工作。为稳定金融物价出谋划策，尽心尽力。

4月15日，毛泽东邀请章乃器和黄炎培等民建领导人会晤聚餐。席间，毛泽东详细阐明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嘱托他们借助民建的优势为解放上海贡献力量。

5月27日，上海解放。由于战争和国民党逃跑时抢掠破坏，加上银元贩子的猖獗活动，粮煤奇缺，百废待兴。特别是煤，全市存量只够数日之用，城市瘫痪的危险几乎就在眼前。陈云在北平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上海经济问题，重点研究如何最快解决粮煤短缺问题。章乃器应邀参加。他认为缺粮问题可以用铁路运输解决。但用煤量大，必须海运。有人提出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对我实行海上封锁，海运无法实现。章乃器提出以外轮运煤。他分析，所谓“外轮”有不少船东是中国人，而挂的是一些小国的国旗，船还是中国人的船。利用这些“外轮”来运煤，可以不被封锁而解决南方城市急需的燃煤问题。他的建议被采纳了。

章乃器过去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上海的金融界、工商界有不少老朋友。 他受陈云之托，积极向这些老朋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对稳定上海经济、安定民族资本家人心起了重要作用。在上海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还写了《统一就是力量，统一就是办法》、《对于统一理财工作的认识》、《私营银庄何处去》、《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生新》、《调查工商业问题》等文章，积极宣传新政权的经济政策。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章乃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工业家的任务》的发言。他说：“在消灭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之后，中国经济建设的园地，真是海阔天空，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前途真是无可限量。”他号召民族工商业家“诚心诚意接受国营经济的指导，动员全部的资力、脑力和体力、负担起来一部分经济建设的光荣任务”。他还说：“我们民族工商业家必须熟习毛主席的‘七一’论文，取法共产党，一面发展自己，一面准备自己的资本，而同时准备在将来条件成熟的一天消灭自己的阶级。”到那时，“每个人会更加愉快的生活着，事业会更光荣的继续为人民服务。”[1]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章乃器和中共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委员，政务院编制委员会主任，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从此，他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家经济建设工作中去。

九

1950年夏，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央西南土改团团长，赴四川省合川县云门乡，领导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两年后的8月7日，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部长。

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美国政府曾在对华政策白皮书中就声称：“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言下之意，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将遇到这个难题，而且也将无法解决。章乃器接受任命之后，深感责任重大，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连星期天也不休息。然而，当时形势确实十分严峻：由于自然灾害，粮食生产本来就不丰盛，而“奸商、富农乘机勾结小贩，一面向农民争购粮食，一面混杂在群众当中套购粮食，造成许多售粮点脱销，造成了黑市；助长了农民惜售粮食思想的发展”，[2] 出现了购少销多、国家粮食库存消耗增多的严重现象。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政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千方百计提高粮食产量。在粮食战线，章乃器运筹擘划，协助中共中央制定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随即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粮食流通领 域由国家严格管理，逐步解决了粮食供求矛盾，稳定了物价，也使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了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

章乃器尊重科学，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在粮食生产标准方面，他根据科学家的建议，制定了“九二米”的标准，即每一百斤稻谷出米92斤。他提出：要使人民能够吃到清洁、新鲜、富于营养的粮食。“九二米”的生产，不仅提高了稻谷的出米率，更主要的是老百姓食用后脚气病大为减少。

当时，国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每年要拨大量的款项用作粮食价差和储运的补贴。章乃器据此提出：“粮食工作中增产节约的潜力是很大的”，要准确掌握粮食的需求量做到计划运输，分区产销平衡，改包装运输为散装运输，加强保管措施等。力争在2至3年内做到少赔钱。甚至不赔钱。经过一年的努力，粮食部门的财政情况有了根本的转变，由亏损转为盈余。又过了一年，粮食部门已能上缴利润了。

中共中央多次表扬章乃器主持的粮食部工作出色。毛泽东称赞粮食部“后来居上”；周恩来在国务院组织了粮食部管理经验介绍。

十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自4月30日起，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座谈，号召他们提出批评和意见，帮助党整风。章乃器参加了其中的3次。5月13日那次座谈，他因事未能出席，但送去了一份书面发言，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并附去一信，说明他的稿子是“信笔直书”。

此时，章乃器仍把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但从6月5日起，大祸从天而降，他的言论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他本人也于一夜之间由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成了“极右分子”、“右派头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对此严重的打击，章乃器自然不能接受。他在各种场合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章乃器生性坦率，态度明朗，对就对，错就错，决不模棱两可。邹韬奋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为人：“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1] 这样一位坦率而正直，一心向往为祖国多作贡献的人，一旦被蒙上不白之冤，其感触是可想而知的，其争辩之激烈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章乃器受到“批判”的观点，除了“红色资产阶级政党”外，还有“与党争权力”、“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定息不是剥削”、号召“抬起头来，同党进行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就要抽筋剥皮’”等。

事实是怎样的呢？

1945年4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了民建的性质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的，主要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党派。章乃器在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时，对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说明：在国际友人面前可以说民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但同时要说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了，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2] 这个本来没有什么差错的论述，在整风运动的大辩论中由于被删去了“政党”二字，便变得十分复杂了。章乃器在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发言时说：“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他还援引刘少奇的“红色资本家”的提法和列宁对资产阶级的评价作为佐证来争辩。但不管如何争辩，他的原意——民建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还是被误解了。在严厉的批判下，他就成了“白色资产阶级”了。反右派时，毛泽东就说：“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种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转换必然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出新的估价，这是在新的形势下要探讨的理论性问题。章乃器对此也发表了一些探讨性的意见，提出“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到的“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 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的物质基础上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如果可以这样解释，那末我们就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1] 他认为他与批判者之间的分歧不在于“根本的、两面性有无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上两面性残存的程度问题和两面性的提法应否适用于思想作风的问题。我的想法，既然政治经济上的消极面已经是残余，而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的是思想作风还有消极的一面，那么，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的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2]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新的估价。毛泽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3] 章乃器认真学习了这篇讲话，并讲了自己的学习体会：“毛主席所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结合着一系列的客观事物的辩证性质来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工商业家理解到，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更加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比起其他的阶级，消极的一面而且还要多一些；除了思想作风以外，而且还有不劳而获的收入的尾巴——定息。”这些话原是他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新形势下的新估价所作的理论探讨，但又被人误解了，说他在宣扬“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而加以批判。实在是很可悲的。

章乃器被曲解后受批判的言论还有许多。

首先，也是最吓人的，说他“与党争权力”。整风开始后，部分非中共领导干部反映“有职无权”。章乃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这样就首先要 明辨是非，把明辨是非放在第一位，把利害关系、感情关系放在第二位。”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是一个是非，党外是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他认为“只有大公无私才是党性，那种对党性的不正确的认识要批判。”章乃器在提出这些看法的同时，又声明他在粮食部里是“有职有权”的，“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他又声明：“不过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1] 他讲的这句“斗争得来”有职有权，是有事实根据的：1955年，章乃器因工作中遇到某些党员干部不尊重科学，且有宗派主义作风，便两次致函毛泽东反映此事。毛泽东收信后亲笔给他复信，称：“感谢通知我这些情况和你的意见。干部的片面观点总是会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问题得到了纠正。因此他认为自己的有职有权是经过这样“斗争”才得来的。但在后来的批判中把这一点说成了章乃器“向党争夺权力”、“反对党的领导”。

其次，说他鼓吹“定息不是剥削”。对于定息，在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经济学家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它是剥削。章乃器在《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讲：“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比较合理的。剩余价值、剥削和不劳而获的收入这三个名词，本来一般是可以通用的。现在既然已经明确定息不是剩余价值，那就可以进一步明确，定息也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2] 这类学术性的问题，或者说是如何制定政策问题，本来是可以探讨的，但有人却把章乃器的说法不确切地概括为“定息不是剥削”而集中火力予以批判。

其三，说他反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章乃器曾说过：“阶级最后必须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当时封建社会孕育资产阶级的时候，就遗传给它以剥削的本质。”而“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他不同意思想 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认为民族资本家的改造固然比较困难，但已取得了很大成效，在改造了近8年之后，说他们仍然处在要“脱胎换骨”的地步，会使人望而生畏，其结果是“阻碍了人们接受改造，而不是鼓励。”[1] 这个主张思想改造要循序渐进的观点并没有什么错误，但由于被人曲解为“脱胎换骨就是要抽筋剥皮”，进而否定思想改造、美化资产阶级，因而了遭到狠狠的批判。他心中不服，在1957年6、7月间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一贯主张工商业家要在长时期内进行人的自我改造。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估价，总的是四句话：‘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有所用，死得其所’，是说他在我们的时代里能够发挥一些有益的作用，最后能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消灭自己，这是好的。我不认为这是美化资产阶级。”

经过几个月“炮火猛烈”的批判，章乃器对中国共产党仍然肝胆相照。 1958年1月，他写出了一份3万余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向中国共产党表明心迹：“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人，也不能泯灭是非来对待自己。”[2] 由于中共最高领导人没有看到他的这份“检查”，也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章乃器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在《七十自述》中，述了此后发生的事：“……大概是1月28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召见我，我就乘车到西华厅去见他，当时在场的还有习仲勋、徐冰两位秘书长。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到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是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的。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 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已经共事30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再看5年吧，5年不够，也可以看10年，到那时我也不过70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的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10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 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的破产。”[1]

1958年1月31日，章乃器被撤销了粮食部长职务。他在民建、工商联的职务和全国人民代表的资格也先后被撤，但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

十一

章乃器虽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他并未沉沦，继续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正如他向周恩来表示的那样，开始“充实头脑”。虽然“居家”成了他主要的生活环境，但他仍然将一天天安排得充实而井井有条。每天他用数小时看书、学习、写读书笔记，还常常跑书店，浏览新书，看到好书便购买回家。他坚持每天锻炼3小时，在一封家信中说他的身体所以比过去为好，“所靠的是锻炼，用‘激将法’。如我最大的弱点是怕冷，我就治之以冷，早上一斤半冷水，一口气吃下去，再出门。晚上用冷水洗头擦上身，毕后上床，效验是大衣完全不用了，下垫去了鸭绒被，上盖去了皮( 毛) 毯。高血压低头了，感冒也难得犯，已经有6年不去诊所了。”

1962年春，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京召开，章乃器就他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向会议提出了申述，但未被接受，反被斥之为“翻案”，接着，连政协委员也被撤销了。

就在章乃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同时，一场诉讼官司又使他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在他1948年离港前往解放区的前夕，便辞去了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的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政府工作再也无暇顾及公司。上川公司停业后，他也收回了自己在上川公司的投资，并把这些钱加上自己的多年积蓄收购许多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后来，他又将这些文物的精品约2000余件，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但到了1957年，有人以上川公司股东代表的名义“控告”他“欺骗股东”，“私自结束上川公司”等等。这场长达6年的诉讼以章乃器的败诉而告终。因此，他的个人财产被查封作价清偿。就在这时，他又 因被撤销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待遇再次被降低，每月只能领取低微的生活费。然而，从不屈服的章乃器，即使饿着肚子也不接受有关部门为让他出国“提供”的“方便”。他认为，他当年所以放弃香港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回来，是要为新中国作贡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爱国理想的。现在虽被误解，但决不改变初衷。他要坚持等到他被理解的那一天，再为党、为祖国继续工作。为表白自己的信念，他曾作过这样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章乃器期盼等待的那一天还没有来临，一场更大的风暴向他袭来了。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狂飙席卷中国大地，章乃器这样的人物，自然不能幸免。8月24日，红卫兵冲进他的住所进行抄家，他本人则被押往吉祥戏院。这里正进行一场“集会”，送到这里的“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一个个被打倒在血泊之中。章乃器也被打昏在地。他在《七十自述》里，曾记下了那一时期他所经历的苦难与心情：“8月27日以后7天的遭遇，每天都有一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充分的。”“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气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因为我家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要迁出之前，竞有人在用油彩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1] 面对暴行，章乃器镇定自若。他始终相信党和大多数群众最终是会理解他的。他说：“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憾。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2]

8天后，章乃器被赶出原来的住处，迁入北京东郊的一座普通的居民楼里。 这时，他住的是一间不到12平米的斗室；生活费每月只有50元，但他仍信念不变，好学不辍，寻求书籍阅读，写笔记，写回忆录，对前途充满信心。

1975年1月，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章乃器的处境有所好转。陈 云、张劲夫曾代表中共中央与他进行了亲切坦诚的谈话。这年4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他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生活待遇也有所改善。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原来准备安排他为全国政协委员和财政部顾问的计划未能实现。

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因胰腺炎、尿毒症等疾病去世。根据他的遗愿，他的大脑和其他器官捐献给了他所关心的祖国卫生事业，留给了北京医院。这位对祖国始终怀着一颗赤诚之心的知识分子去世后，只由民主建国会主持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七君子”之中健在的两位——史良和沙千里均参加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胡耀邦等的过问下，章乃器的冤案终于在1980年6月得到彻底改正。1982年5月，他的骨灰被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字数：19592注释

[1] 章乃器：《我与青年》，《出狱前后》，第41、42页。

[2] 章乃器：《激流集》，第373页。

[1]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第430页。

[2] 章乃器：《国民党的生死关头》，《新评论》第11期，1928年5月。

[1] 章乃器：《向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是日本民族——宣战》，《新评论》第11期，1928年5月。

[2] 章乃器：《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行动》，《新评论》第28、29期，1929年1—2月。

[3] 章乃器：《四个月间的中国征信所》，《章乃器论文选》，第345页。

[1] 章乃器：《农村破产中之安内问题》，《章乃器论文选》，第88页。

[1] 章乃器：《四年问的清算》，《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

[2] 章乃器：《四年问的清算》，《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

[1] 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经过》，《新文学史料》第2辑，1979年2月。

[2]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第440页。

[3]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第440页。

[1] 章乃器：《抗日必胜论》，第5页。

[1] 孙诗圃：《章乃器先生抗战初期在安徽阶段工作的回忆》未刊。

[2] 章乃器：《七十自述》，《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1] 许汉三：《章乃器和抗战初期的安徽财政》，《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第129页。

[2] 章乃器：《在安徽工作的一些回忆》，未刊。

[3] 徐承论：《抗日战争初期章乃器在安徽》，《安徽史学》，1986年第6期。

[4] 章乃器：《抗日时期在安徽》。

[1] 《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1945年12月19日)，《平民》周刊1946年1月。

[1] 《文汇报》，1946年10月11日。

[1] 章乃器：《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工业家的任务》，《人民日报》，1949年9月24日。

[2] 章乃器代表的发言，《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文件汇编》，第467页。

[1] 邹韬奋：《经历》，第117、118页。

[2] 章乃器：《根据事实，全面检查》(1945年1月)，未刊。

[1] 章乃器：《关于两面性、思想教育工作、对党的态度、理论性问题的讨论等若干原则问题的意见( 初稿)》(1956年11月6日)。

[2] 《章乃器副主任委员的书面发言》(1957年2月27日)。

[3]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7—778页。

[1] 章乃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6月9日。

[2] 《大公报》，1957年6月9日。

[1] 章乃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工商界》月刊，1957年第6期。

[2] 章乃器：《根据事实，全面检查》(1958年1月)，未刊。

[1] 章乃器：《七十自述》，《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43、44页。

[1] 章乃器：《七十自述》，《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47页。

[2] 章乃器：《七十自述》，《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42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gong/2022111675.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