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胡厥文，是一位杰出的实业家，为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取得了重大成就。他又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建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

胡厥文，1895年10月7日生于江苏省嘉定县（现属上海市）。自幼天资聪颖，四岁便进私塾读书，九岁进高等小学。他勤奋好学，中学时期，数学成绩是全校最优秀的。他善于说理，常被推选为学生代表。他爱好运动，是学校的一名足球健将。

胡厥文成长的那个年代，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年代。中华民族这一段屈辱的历史，强烈地震撼着胡厥文的心，亡国灭种的威胁“时萦脑海，无时或释”[1]。

年轻的胡厥文认为，要拯救国弱民贫的中国，只有振兴实业。1913年，他怀着“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考入北京工业专门学校，专攻机械。1918年毕业后，即到当时国内最大的汉阳铁工厂作事。为了熟悉生产的全过程，脚踏实地的干一番事业，他宁肯放弃工程师的优厚待遇，而自愿从一名普通工人干起，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实干的精神，胡厥文终于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年后，胡厥文回到上海老家。因同济大学机、电、木实习工场三名德国籍管理人员回国，胡厥文被请去接替他们的工作。到任后，他仅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改变了工场的面貌。1922年，胡厥文离开同济大学，并变卖了祖上遗留下来的田产，创办了新民机器厂，矢志发展我国的母机工业。“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这是胡厥文的执著想法。他不墨守成规，而是留心吸收先进技术，大胆改革旧工序，不断地推出新产品。他的产品以质量上乘、价格低廉而为广大用户所欢迎。仅仅几年工夫，他的企业就从一个发展到五个。胡厥文也因此而成了闻名遐迩的实业界人物。

上海实业界巨子穆恕斋对胡厥文的出色才干极为赏识，先后聘请他担任自己所办的机制窑厂经理和恒大纱厂厂长。在任期间，胡厥文通过会议方式，建立起严格的规章制度，很快扭转了生产的不利局面，使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遭受侵略者的蹂躏。在此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胡厥文忧 心忡忡。他在1932年《元旦有感·伤强邻瞰视而不察也》一诗中悲愤地写道：“众人昭昭兮，我独浑浑。众人察察兮，我独昏昏。举世皆优游，我东望而愁增！”[1]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推动下奋起抵抗。时值壮年的胡厥文更是奋臂向前，全力投入抗日救亡的工作。他团结同业，动员、组织起几十家企业拆迁机器到沪南建立临时工场。他说：我虽不会打枪开炮，却可以造枪炮。他们日夜赶制手榴弹、炮弹、地雷、水雷，支援前线作战。这些工厂虽然规模较小，人员和设备都很简陋，但是人均日产量却是普通兵工厂的五倍多。当胡厥文得知兵工厂生产追击炮弹缺少人手，立即介绍了四十多名熟练的翻砂工人前往支援。

胡厥文为抗战日夜奔波，竟连胡须也无暇剃除，索性留髯以记国难，并自下决心，不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决不去须。友人称之为“抗日胡子”。

在此期间，胡厥文还腾出自己的住宅让十九路军的官兵居住，并嘱咐家人：从此不用日本货。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上海的形势日趋紧张。胡厥文和颜耀秋两人作为上海机器五金业民族企业家的代表，前往南京请愿，向国民政府明确表示了态度：上海机器厂家，自愿将机器迁移到内地，以保证军事制造的需要，促使国民党政府加快了工厂内迁步伐。

胡厥文深知工厂内迁一事，关系着全国抗战大局。这些机器设备，若用于抗战则能增强民族杀敌实力，若毁于战火势必削弱抗战的经济力量，一旦落入敌手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在内迁动员会上，胡厥文所办的新民机器厂和上海机器厂、新中工程公司、大鑫钢铁厂等企业带头报名，使在场的爱国实业界人士深受鼓舞。他们也都纷纷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是要爱国”。有的企业家还斩钉截铁地表示：“誓不以厂资敌”。胡厥文不仅自己积极带头，率先行动，还四出奔走动员，汗珠儿挂满了他的大胡子，也不肯稍作休息。胡厥文所经营的长城砖瓦厂和新民湘厂在迁移中损失殆尽，但他却毫不在意。他认为虽然自己半生辛劳的成果全部葬送了，但这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而付出的牺牲，这样做是值得的。在胡厥文与其他爱国企业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包括机械、造船、纺织、炼钢、化工等行业的146家工厂， 1.48万吨物资和250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迁到了大后方。

1938年4月，迁川工厂联合会成立，胡厥文先被推选为副理事长，后又被推选为理事长。1939年11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参观了几家在重庆的上海民营内迁厂。当他们一行来到胡厥文所办的合作五金厂，了解到该厂正在生产炸弹弹尾和引信，以及掷榴弹等军用产品时，极为欣赏，并大加称赞。周恩来欣然为工厂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董必武、邓颖超也分别挥毫，写下了“在极艰难的条件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和“合作奋斗，发扬生产”[1]的题词。

1942年1月，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举办了一次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参加展览会的有230个单位、97家工厂，共展出49类产品，充分地展现了以胡厥文为代表的爱国企业家和迁川各厂广大职工在极端艰难条件下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供应前方抗战和后方民用必需品的爱国精神。

二

胡厥文从爱国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认识共产党可以说是实现这一转变的起点。那是在1932年，胡厥文与一批实业界、教育界人士应当时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将军的邀请到西北考察。杨将军特地派部队来保护他们这一行人，使胡厥文感到疑惑的是沿途的老百姓见了他们，不知为什么都惊慌失措东躲西藏。随后，胡厥文才恍然大悟，原来老百姓怕的是碰见国民党军队。一次，考察团找来了几个老乡，胡厥文热情地拿出自己所带的食品与他们边吃边聊天，老乡们感到胡厥文等人平易可亲，认定他们是工农红军。胡厥文不禁大吃一惊，共产党不是被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不厌其烦地咒骂为“共产共妻”、“杀人魔头”的吗？怎么会这样深得老百姓的拥戴呢？

几年以后，老友范长江从延安访问归来，胡厥文急切地向他了解了延安的情况。范长江介绍说，陕甘宁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安居乐业，人民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昂，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清正廉洁，胡厥文听后深受感动，不由得产生了对延安的无限向往之情。1937年，他所经营的长城砖瓦厂工务主任郑汉涛，为支援八路军抗日，准备到陕甘宁边区去。胡厥文由衷的赞同，临别之际还赠诗二首，“世事乱如麻，西北生彩霞。东南有郑子，内实 而外华。心焉向往之，不惮阻且赊。壮哉誓茹苦，为国以忘家。志哉勿自堕，种瓜以得瓜。”[1]

爱国工商业者在抗日战争中对军需民用的生产和供给虽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他们却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扶助，反而受到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和压迫。内迁工厂的境遇则更为悲惨。胡厥文对此心情十分沉重。他在诗中写道，“抗战开时兴欲狂，勤工建国梦偏长。六年砥砺形神悴，直道难行最感伤。”[2]

有这样一件事使胡厥文感触很深。1943年春，他听说重庆国民党政府拨有专款帮助工厂解决困难，便特地由桂林到重庆拜会孔祥熙，先是见到了孔的夫人宋霭龄。宋问胡的工厂办的怎样，胡厥文答：“还用问吗？要是支持得住，也不会找到政府头上来了！”宋也直截了当地说：“政府的钱怎么能给那些支持不住的工厂呢？因为借得出去，怕他们还不回来呀！”事后胡厥文愤然地对人说，“原来政府的钱都给那些‘支持得住’的工厂借去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胡厥文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昔年敌阀昂头笑，今日酋皇府道哀。雪耻欢难已，除胡亦快哉！有酒方新醅，愿与诸君狂饮三百杯。共庆和平彼岸同登乐，尤喜老大离乡少小回。”[3]其时，作为一个中国人，胡厥文感到扬眉吐气。内迁工厂的劳资双方也都为胜利而欢欣喜舞。不料，国民党政府竟突然宣布取消了与国内各厂商签订的所有订货合同。这不啻晴天霹雳，一时工厂全部停顿，工人生活没有着落。国民党政府的这一决定，激怒了大后方各厂商。他们群情激昂地推举代表二百多人，由胡厥文等率领前往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请愿。宋子文接见了胡厥文、胡西园等五位代表，开口就责问说：“你们算啥？来个三吓头，是哦？”待胡厥文等说明原委后，宋不耐烦地说：“什么工业不工业我全不懂，你们对我讲，简直是对牛弹琴。找我没有用，你们去找翁副院长去”。代表们强压怒火耐心地向宋说明：因政府取消定货，造成工厂停工，结果坐吃山空，工资无着，有些工厂甚至连职工的伙食也难以维持，再加上外省职工纷纷要求发给路费返回家乡，使各厂一筹莫展。代表们要求政府能体念时艰，酌量收购一部分成品和材料，再不行，则请行政院收买厂房机器，也好让各厂遣散职工。宋子文听罢说： “这些破烂东西，不值得搬回上海，美国货好，价钱又便宜，送上门来，还要你们的东西，天下哪有这样戆大！”出面接待的宋子文即借故脱身，一走了事。代表们被人捉弄，事情又毫无结果，胡厥文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本质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当时，民族工业面临的遭遇正如迁川工厂联合会在宣言中所说的：“胜利幸临，政府与各方订货大部取消，产品无以出售，遣散工友复费巨款，以至什九工厂变卖全部资产，犹不足偿其债务，工作陷于停顿，经济又濒于枯竭，物资乏款迁运。人员无法还乡，问天无语，呼吁无门，以善因致恶果者，莫有甚于此者！”[1]胡厥文更是大声疾呼：“决不能看内迁工厂一个一个地消失，艰苦奋斗的工人一个一个地失业，有功抗战的资本一笔一笔地耗损，热爱祖国的情绪一天一天地消沉。”[2]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一直十分关注。周恩来在重庆期间，特地多次到沙坪坝土湾胡厥文家中探望，和他亲切交谈，勉励他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抗战到底，为国家为民族多作贡献，并送去了延安生产的小米和红枣，使胡厥文深受感动。

1945年1月，胡厥文应邀出席了由王若飞、潘梓年出面举办的招待会。会上，王若飞透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造成豫湘桂战役大溃败的事实。胡厥文和工商界人士也一致谴责国民党所执行的反动政策，希望它能改弦再张。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非凡胆略和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给胡厥文留下难忘的印象。他进一步确信共产党是一心为人民的，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的建国主张，也正好表达了他自己的内心的意愿。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胡厥文逐步从“实业救国”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毅然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

1945年12月，胡厥文面对当时的时局，写下了题为《伤时》的诗：“大厦已垂倾，茕茕朝野情。坐谈夸胜利，黩武说和平。愁绝思乡里，伤心乱伪真。悠悠建国想，和泪吊苍生。”[3]抗战胜利后，重庆各派政治力量曾呈现出一个空前活跃的局面。胡厥文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组织 联合政府的号召，四处奔走呼号，要求和平、民主，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经济政策，以维护民族工商业的利益。

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胡厥文为筹备成立民主建国会做了大量的工作。黄炎培1940年在自己的日记上记道，“胡厥文为人：一、有理想，二、有办法，三、富于热情，四、思想前进”[1]。所以在筹建民主建国会的过程中，黄炎培有事总是先找胡厥文一道商量。胡厥文的家成了他们召开会议的主要地点。在筹建民主建国会的过程中，胡厥文等随时向中共负责人周恩来、王若飞、徐冰等通报情况，征求意见。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胡厥文以最高选票被大会推选为主席团成员。他代表筹委会向大会报告说：“本会之筹设，其最大目的为促成民主”，指出“抗战结束之今日形成工业萎缩，考其原因实由于不民主。”他又说：“本会非少数人垄断之团体”，“是代表全民的”，“不愿任何党派操纵本会”。最后还表示“我们坚决主张不屈服于任何威力，以大公无私的精神奋斗到底”[2]。在这次会议上，胡厥文同黄炎培、章乃器等11人，当选为常务理事。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为了配合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民主建国会积极开展了会外的活动。1946年1月8日，胡厥文等人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政协代表及各界知名人士、新闻记者，公开宣布了民主建国会的正式成立。1月11日晚，胡厥文等主持了由民主建国会、中国救国会等20个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并响亮地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允失败”的口号，会议推选胡厥文等35人为理事，组成理事会。

胡厥文在1946年10月10日《民讯》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我们要这么样》一文。他写道：不论国内外，帮助我们向自立自由这条路上走的，都是我们的朋友，阻碍我们向这条路上走的都是敌人。矛头直指美蒋反动派。

同年11月10日，民建上海分会成立。此时，蒋介石在美帝的支持下，猖狂地向东北、华北、华东各解放区进攻，内战日益扩大。胡厥文作为民建会的代表，被推举为“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代表成员，赴南京请愿。

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对民建的一些主要成员，也 加紧跟踪监视。民建会被迫转入地下。1948年11月15日，民建总会在红棉酒家召开了常务理事会，授权胡厥文、黄炎培、盛丕华三人为临时干事，莫艺昌、周庚、黄竞武为常务干事，组成临时干事会，担负起总会与上海分会所赋予的任务，从事地下斗争。

为了适应地下斗争的需要，胡厥文不得不更名换姓，并经常变换居住地点。他于1947年底在上海创办中国工业月刊社，出版了《中国工业月刊》，掩护民建会继续从事地下活动。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检查，该刊采取摘引等机智巧妙的方法，集中登载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业凋敝、民不聊生的资料，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又使反动派抓不到任何把柄。胡厥文和干事会的其他成员，每周秘密集会交流情况，商讨工作，联系会员和留沪的理监事，推动原有的会员小组开展地下活动。在胡厥文等人的领导下，民建会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经常把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和中共有关工商界的政策，传达给工商界的群众，同时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会员，壮大组织队伍。还请了中共党员李正文、宦乡等为民建成员报告时事，对民建成员和工商界人士起了提高认识和鼓舞斗志的积极作用。

1949年2月，胡厥文继续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胡厥文领导民建会成员为配合解放上海积极地开展工作。他让临时干事会负责宣传工作的何萼梅草拟《民主建国会欢迎解放军宣言》，并亲自审阅，认真地作了修改，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准备。5月25日，上海仍有残敌在顽抗，胡厥文不顾个人安危，设法将《宣言》送至《商报》发表，于26日见报。《宣言》对上海工商界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不仅给你们解除了枷锁，且为你们带来了新的光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它将帮助你们在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发展你们的事业，增进全民和你们的自由、幸福。”《宣言》号召工商界人士维持并恢复生产，协助人民解放的事业并毫不迟疑的振奋起来，支持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武汉地区民主建国会组织的筹建工作是在胡厥文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1948年初，他对该会会员作出明确的指示：要协助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安定工商界的思想，劝说他们不要拆迁机器，不要逃跑，要维持生产。根据这一指示，武汉民建分会积极协助中共地下组织为解放武汉而努力。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 立民主联合政府”。胡厥文、黄炎培等在上海的民建会领导人获悉后立即召集会议，商讨中共“五一”号召问题，一致通过决议，赞成中共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并向中共表明民建会的态度。

1949年6月15日，胡厥文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同年9月，他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制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选举产生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

胡厥文深知，发展生产是新中国建设的中心任务，而工业建设又是整个经济建设的重心。他要求工商界同仁，不仅要用社会科学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政治修养，更要好好地利用自然科学基础和工程技术知识来为新社会效力。胡厥文号召大家，“应该用最大的努力，将我们凡是可以拿出的力量，全部拿出来，凡是可以从国外搜集的资金，尽量去搜集进来，来充裕目前的周转力量，这样庶几乎可以勉力渡过目前的困难阶段，以准备迎接好转的到来。”[1]胡厥文热情地组织工商界同仁，学习中共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并写文章、作报告，宣传《共同纲领》，鼓励大家爱国守法、积极发展生产。

胡厥文把个人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由衷地说，新中国的诞生是我的真正的解放，不然的话，我办的工厂都维持不下去，连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去。因此，上海一解放，他就把在嘉定的老宅——古花楼捐赠给政府，并带头认购胜利折实公债，为工商界人士作出了表率。

朝鲜战争爆发后，胡厥文为支持抗美援朝，不仅把自己的资财捐献给国家，还把儿子送到朝鲜参战。1951年1月，他以《书赠抗美援朝志愿部队》为题赋诗热情歌颂志愿军将士：“中华好儿女，去国赋长征。飞雪随歌舞，狂风带笑迎。壮士制暴力，热血染和平。宁作英雄想，乃输救世诚。”[2]

1952年，胡厥文作为祖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总团副团长，亲临朝鲜前线，看望英勇战斗的志愿军将士。当时敌机轰炸十分频繁，有人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不要去了。胡厥文则说：志愿军那么多的人都不怕牺牲，我还怕什么。在朝鲜战场，他耳闻目睹了志愿军英勇战斗的事迹，在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 震动。回国后，他曾满怀深情地说：在炮火纷飞中，我才体会到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真谛，也深感人民力量的强大，深感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深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国家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获得真正的独立。

胡厥文积极带动民建会会员投入“三反”、“五反”运动，消除自己身上的“五毒”行为。据民建会24个地方组织的统计，工商界会员参加这次运动的就有2424人，占会员总数的52％。这次运动，对民建会起到了去腐生新的作用。

1952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胡厥文满腔热忱地表示欢迎。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康庄大道，因而积极拥护并带头参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率先在自己的企业中实行公私合营，在团结工商界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他说：“我以前是学机械工程的，创设了机器工厂，自以为要‘实业救国’。但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二三十年来，我的企业是大部分（差不多百分之八九十）毁掉了。现在才知道，我以前的所谓‘实业救国’只是一种幻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1]胡厥文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帮助工商界人士主动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参加这桩利国又利己的事业。

1955年10月，毛泽东两次邀请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胡厥文、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等人举行座谈。毛泽东针对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动荡不安的心理，作了两次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希望私营工商业者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要求每一个大城市都能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人物，这些人比较其他人觉悟一些，进步一些，经过他们教育其他工商界同人。毛泽东的讲话给予胡厥文莫大的鼓舞，更坚定了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他与其他同志一道，迅速将座谈会议的精神传遍了工商界，有力 地稳定了人们的情绪。

在胡厥文等人的大力推动下，上海只用了六天时间，数百个行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和平改造千古奇，工商色舞还眉飞”。胡厥文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胡厥文又积极鼓励工商界人士继续进行自我改造。 他在诗中表示：“大公须识爱人人，交出真心方足珍。接受批评除积垢，清泉快浴有何憎。”[1]当时有些工商业者错误地认为企业已经公私合营了，自己也交出了生产资料，就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针对这种思想，胡厥文强调改造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提倡工商业者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不仅要放弃剥削，还要根本改变立场和思想感情。有一次，胡厥文和几位工商业者谈心时风趣地说：你们看过《西游记》没有？孙行者一路想方设法去掉头上的“紧箍咒”，但一路上怎么也去不掉，后来到了西天，他问如来佛：我现在这个“紧箍咒”可以去掉了吗？如来佛说：你自己摸摸看。孙行者一摸自己头上那个“紧箍咒”，已经没有了。这段话说出了思想改造要经过长期、痛苦的磨练的道理，在工商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时，工商界中的一些人认为公方代表留在企业中“碍手碍脚”，要求让公方代表撤出企业。胡厥文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公私合营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公方可以学到技术和从旧的企业中吸收合理的管理方法，若干年后就可以成为既能掌握政策又懂得业务的管理人才；私方也可以学到社会主义的管理方法，可以改变旧作风，改造自己，如果分开，两面都学不到。”[2]

中共中央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胡厥文表示由衷拥护。他在诗中写道：“党派今何似，长松附茑萝。百年生死共，痛痒互搔摩。”[3]他直言不讳地说，党对统战政策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基层组织中，还贯彻得很不够。建议在尊重民主党派独立自主的同时，还必须对民建多帮助、多联系，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深入到基层组织里去。

1956年8月，胡厥文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西北建设事业参观团，参观了兰州、西安、洛阳、郑州、刘家峡、三门峡等地，亲眼看到了许多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工程。胡厥文抚今追昔，无限感慨，深情地说：这些建设，教育了我，使我深切体会到一条真理，我们的建设不能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

素有“机器之友”之称的胡厥文，积极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他针对企业普遍存在着的产品种类少、质量低、成本高 等现象，指出：“机器制造工业是对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主导力量。机器尺寸必须准确，材料必须优良，名称必须统一，因此在机器工厂较多的地区设立标准量具检验所，以校准精密的尺寸，建立特种钢材的钢厂，以制炼适应的钢材，并对各种机器、机件定出全国统一名称是完全必要的。”他建议：“订一个最低标准，另一个就是国际最高标准，凡产品不能符合于最低标准的，就要作为废品，不予使用，而最高标准则为大家共同努力争取的目标。”[1]这些意见都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胡厥文曾为诗称赞：“自食其力力无穷，工商改造竟全功。消除剥削务四化，一样康庄进大同。”[2]

四

在十年动乱中，胡厥文的名字被赫然列入康生亲笔修改、审定的《关于三届人大全国常务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中。这个报告把列入名单的人物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特嫌”、“国特”、“里通外国”等罪名。胡厥文因此受到了冲击，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但他爱憎分明，决不迎合“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就在张春桥权倾一时、炙手可热之时，他愤怒地把张春桥比作“刁德一”[3]。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召开之前，找胡厥文进行了一番交谈，使他深受教益，增强了对共产党的理解和信任。1975年1月，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胡厥文当选为副委员长。由于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使胡厥文免遭“四人帮”一伙的继续迫害。在与周恩来长达30年的交往中，胡厥文得到了周恩来的许多帮助，他常怀着感激的心情对人讲：周恩来同志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业师。最使胡厥文感到敬佩不已的是周恩来对待非中共朋友，总是平等相待，循循善诱，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也从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做团结教育工作。周恩来总是凭借自己坚定的信念、明澈的思想、宽阔的胸怀、巧妙的论对和模范的行动，使人在不知不觉 中为之折服[1]。

有这么一件小事，使胡厥文始终难以忘怀。一次，在机场迎接外宾，天气突变，下起雨来，在场的工作人员赶忙给周恩来撑起一把伞，可他坚持不要，并要求其他带了伞的中共党员领导干部都不要撑伞。然而，他却走到胡厥文面前说：你的年纪大了一定要撑伞。胡厥文只得从命，但他看到大家都不撑伞，又把伞收了起来。周恩来发现后又过去嘱咐他撑伞，如是者三。周恩来对非中共人士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使胡厥文极为感动。胡厥文回忆自己和周恩来的交往时曾深情地说：“还有很多事情，你没有想到，或者想到而未讲出来的，他却为你想到了，而且安排得很周到，若论关心人特别是关心党外人士的细致与周到，真可谓无出其右！”[2]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传来，胡厥文悲痛不能自已，挥泪写下了“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的挽诗，表达自己的无限哀思。

胡厥文曾多次见到过毛泽东，并亲耳聆听过他的教诲。毛泽东逝世时，胡厥文决心“悲痛化为力无穷，革命到底务贯彻”，“庸才自愧一无能，誓跟党走心如铁”。

胡厥文一生留过两次胡子，第一次是在1932年淞沪抗战，为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他留胡须14年，直到抗战胜利日军签字投降之日才剃除，“雪耻欢难已，除胡亦快哉”，爱国之心跃然纸上。第二次在1976年。起先留上面的胡子是为了悼念周恩来的逝世，他说没有周总理的保护就没有现在的我。而后留下面的胡子是纪念毛主席的逝世。他说：为了实现他们的遗愿，这次留的胡子要到实现四化时再剃。80年代初，胡厥文曾说：我这个人秉性倔强，谁都不要想靠权势压我，我不吃这一套。我所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平白无故的，可以说是我自己总结几十年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有过困惑，解放初期，我对共产党的领导，在理解上确有些简单化，以为“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自己不需要动脑筋。我还认为党总是正确的，党员个个高明，不犯错误，后来慢慢看到共产党并非一贯正确，也犯错误，党员人数众多，更不可一概而论，不好的或者由好变坏的虽占比重很小，但是确然有。这种情况在我心上引起矛盾，有时甚至痛苦不安，是周恩来的耐心而诚挚的交谈解除了这种困惑。一次，周恩来曾和胡厥文谈心时说：我出身于士 大夫家庭，受过封建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也曾沾上洋气，以为凡是新的都好，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过改正错误，改造思想的努力，才逐渐转变过来的。这一席话使胡厥文豁然开朗，他说：周恩来的谈话不仅没有使我对共产党产生怀疑，发生动摇，反而使我的理解和信念更加扎实，更加坚定了。

胡厥文从自己长期与共产党共患难的历史中深切地体会到这样几点：（1）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中国人民是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才翻了身的；建设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一定搞不好，搞不成。（2）共产党不可能一点错误都不犯，但要求它少犯，不重犯，关键在于它对待错误怎么样，是否认真认识，认真改正。（3）周总理这样一类党员的言和行反映了共产党的本质，有了坚持实事求是地对待错误这一条，我对共产党的信心只有加强而不会减弱[1]。

五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代表人民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害而今消失，从人愿胜利从容”，胡厥文感到是第二次解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邀请民建、工商联领导人商谈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工商业者的作用问题，胡厥文深感这是为国出力的大好机会，立即赶写了《怎样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号召民建会员和工商界人士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为“四化”建设服务。

“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胡厥文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多次到上海、天津、福建、江苏等地调查研究。每到一地，他总要约请有代表性的民建会员和工商界人士座谈。当时他已是85岁的高龄，但是当他了解到基层存在着经济体制结构不合理，以及重复引进等各种问题时，经常是上、下午连续地召开座谈会，并将反映出来的问题及时汇报给中共中央。

1977年，胡厥文到福建视察，对当地工商界的人士说：“四人帮”粉碎了，我们应抓紧时间多做工作，我这次来接触了一些工商界人士，他们不过六七十岁就说老了、没用了，我八十多岁了还在工作，老人更应当为国家为人民多做点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原私营工商业者健在的还有十五六万人。应该如何发挥他们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是胡厥文日夜思考的一件大事。这 些人虽然都已年老体衰，但都有几十年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经验，尤其可贵的是，他们又经过了十年“文革”的严峻考验，报国之心更为迫切。可是由于有些工商业者还心有余悸，出来工作的仅占十分之二三，近十万人还处在观望之中。对此，胡厥文大声疾呼：这种浪费人才的现象亟待改变。他还提出了切实的解决办法：一是希望各地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能够按照中共中央的政策，用同志式的态度给予在企业里工作的原工商业者以信任、支持、尊重，并用其特长；二是要相互信任，团结是力量，信任是基础。[1]在胡厥文的努力推动下，有工作能力的原工商业者都愉快地投入了“四化”建设。1981年，民建中央联合全国工商联召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出席的原工商业的代表有三百多人。在欢乐的气氛中，86岁的胡厥文不顾医生的劝阻，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81年4月，胡厥文到武汉、福州、上海等地视察，看到十年动乱给我国经济和设备管理造成的严重破坏，十分痛心，立即与胡子昂联名写信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建议加强设备管理工作。1982年，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设备管理工作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这一建议的大部分内容被1982年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交通企业设备管理条例》所采纳。同年12月，在天津召开的中国设备管理协会成立大会上，他被与会同志一致推选为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名誉会长。

胡厥文还利用到江苏休假的机会，调查了常州工业发展的情况。他认为常州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发展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扬长避短，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路子，很值得各中小城市借鉴。为此，他写出了《关于常州市工业发展情况的报告》，胡耀邦看到后很受感动，立即批示：“厥老从考察常州市的工业入手，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一些好意见，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厥老是党外人士，年近九十，关心国家兴旺发达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2]这件事令胡厥文感慨万分。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胡厥文与胡子昂等商量，认为这次会议意义重大，不能因为是中共党内的会议就不提意见。于是两位“胡老”经过深思熟虑后联名致函胡耀邦。信中主要提出四个问题和意见。一 是提出“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再教育，确实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发挥和提高统战工作效益”的要求；二是指出尊重和听取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见，必须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否则往往流于一曝十寒或形式主义；三是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落实政策的决心和毅力，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广大群众对于政策贯彻落实的担心，也并非没有事实根据”。由此提出了“落实政策的民主化问题”，认为“充分发挥和运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力量（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力量组织起来，自然更大），配合党政领导部门和人员共同努力，比单靠领导同志的辛辛苦苦的批示，可能收效更宏”；四是要求解决民主党派、工商联在工作条件方面不难办到而又比较迫切的问题，并为此扼要地提出三点建议[1]。这一封信，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1982年11月27日，根据民建、工商联、农工民主党对中药生产现状及存在问题所作的专题调查研究材料，胡厥文与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农工民主党主席季方联名将《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报送中共中央。1982年12月7日，胡耀邦在批示中指出：“党外三个党派团体，对中药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党外确有能人，他们有知识，又热心，因而能发现和提出问题。我们有些作领导工作的同志，因为长期做那项工作，对许多问题司空见惯，头脑麻木，思想陈旧，如果再加上一些私心杂念，那不仅打不开新局面，反而会把问题弄糟。请把这个材料转给专管此事的同志，并请他们同这批党外的朋友密切合作，看如何能把中药这件事搞得更好些，以造福于人民。”[2]为了更好地协助医药主管部门贯彻中共和政府关于中药工作的方针政策，三个组织于1983年3月联合成立了中药专业咨询服务联络中心理事会，胡厥文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几年来，这个中心推动了地方组织的建立，健全了中药专业咨询服务机构，并进一步地组织从事中医药工作的成员，配合有关部门，就改革中药管理体制，提出了许多政策性的咨询建议。同时，还采取各种形式培训中药管理和技术人才，组织专家、学者和行家编写医药书籍和教材。这些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受到社会上的好评。

“自来富国强民族，须视文化与教育。”胡厥文十分关切在十年动乱中遭受严重摧残的中华职教社，积极为它的恢复创造条件。他认为，让就业前后 的青年人掌握社会所需的技能，具备较好的劳动素质，对发展经济、提高技术水平和安定社会秩序，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82年11月20日，胡厥文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请求恢复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组织和工作，以利于多渠道、多层次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同月24日，即收到胡耀邦的复信。胡耀邦在信中说：“此种好事有统战部赞助就行，毋须等待中央批准。现在百废等兴，应多多提倡人人奋勇争先的风气，不宜层层设卡，贻误良机。尚望厥老勉励该社同仁发扬主动精神和创造性，放胆把工作推向前进。”[1]

胡耀邦的复信，使名存实亡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恢复了生机。胡厥文激动地说，这是我们社继往开来的一个转折点。在1983年5月召开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代表会议上，胡厥文再次被推举为理事长。他谆谆叮嘱同事们：要始终贯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切戒得了国家赞助，反而把社会力量为主体的人民团体办成脱离群众的面目可憎的衙门。1983年，职教社举行职业教育理论座谈会，揭开了建国以来开展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第一章。1984年1月，胡厥文又给胡耀邦写信，提出了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全国性的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建议。这一建议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于1986年召开了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

胡厥文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认为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大事情，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促进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要求民建会和工商联各级组织和成员应该担负起这项义不容辞的工作。两会的各级组织先后派出一些成员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经济咨询服务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恳切希望党外人士帮助中共整党。88岁高龄的胡厥文在会上表示，“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是他对待中共整党以及党的全部事业的立场。他说：“从亲身备尝的甜酸苦辣算出来的对比帐，使我得出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中国的一切事业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这一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不会有我们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今天和明天。”[2]胡厥文对中共整党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一定要始终做到整党与生产、工作两不误； 第二，充分听取党外群众意见，要有具体的适当措施。

1983年11月，中共中央致民主建国会四大、全国工商联五大的贺词中，号召两会的同志们要“像胡厥文、胡子昂两位老同志那样，以‘休戚相关’的态度，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整好党。”表达了中共中央对胡老的充分信赖和殷切期望。

六

胡厥文在任用干部的问题上，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他强调用人首先要看德，所谓德，主要的是要公私分明。一心为公的人，能力差一点也可以用。公心不强，甚至私心盛于公心的人，即使有才，也重用不得。他在民建担任领导职务的时间很长，但从不根据自己的好恶亲疏来任用人。1987年11月30日，正在北京医院治疗的胡厥文，把几位民建会的同志约请到医院，说：“我90多岁了，不适合再担任民建中央主席。这两天和孙起孟同志谈过，请他接班，起孟同志坚辞不肯，因此没结果，但我还是坚决要这样做。”在场的同志提议，胡老可因病请假，请起孟同志代理，改选时再辞去主席职务。胡厥文不同意这种设想，马上说：做事情要干脆利落，不要拖泥带水，我正式向民建中央提出辞去主席职务，建议孙起孟同志继任。有鉴于此，民建中央将胡厥文的建议用代电形式发信给各地中央委员。根据各地中委的书面答复，在同年12月21日民建四届七次中常会上作出决定，同意胡厥文的建议。不久，他又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不再担任下届人大副委员长。在1988年3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实现了他的这一愿望。

胡厥文一贯注重道德情操的修养，严格地要求自己。1965年，他由上海调到北京主持民建中央领导工作，以后又担任了国家领导人。为了不让子女产生优越感，养成“少爷”、“小姐”作风，在很长时间内，他身边没留子女。其后，组织上考虑他年事已高，再三劝他调一个子女来北京，但他直到1973年做肠癌手术后，才勉强同意把只有一个孩子的胡世荃夫妇调到身边。他认为，人口多的子女，会给组织上增添安排工作的困难，加上自己这里生活条件比较好，多一个孙辈在身边，还会使孩子们多受一些“养尊处优”的不良影响。胡厥文家中陈设简单陈旧，有关部门曾多次提出要给他换置一些新的。他却说：“蛮好，蛮好，不要浪费了。”他对子女从不溺爱，为了把子女培养成为对国家有用之材，常常给他们讲人贵独立的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 他就要子女住校读书，或到外地上学，要他们勤奋学习，并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注意节约，不要乱花一分钱。

胡厥文一生真正做到了他自己常说的，要先公后私，大公无私，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他一生为了国家兴亡，从不吝惜自己的一切。在抗战开始时，他的工厂被日军飞机炸毁，湘厂的设备和家庭用品均付之一炬，他没有丝毫颓丧和伤感，只是对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人民生灵涂炭，深表义愤。解放后，他自己的工厂率先实行公私合营，抗美援朝时，又把仅有的一点财物，全部捐献出来支援前线。二女儿世茞当时在印度尼西亚教书，寄来的一点外汇，他也全部捐献了。次子世华投笔从戎，他更是去信鼓励。

胡厥文性格豪放，有多种爱好。从青少年时起，他就爱好体育运动，爱好诗词和书法。他的诗词集中地反映出对两个时代、两种社会截然不同的态度：对旧社会，对反动派，讥嘲怒骂，尖锐辛辣；对新中国，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则倾心仰慕，热情赞扬。正如刘海粟大师所说的：“胡厥老的诗文风采，有如其人，豪放博大，正气磅礴，自成一格。他所作诗文大义凛然，爱憎分明，对社会主义祖国寄以无限期望，也是他毕生精力的写照。”[1]

新中国建立后，胡厥文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先后当选为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胡厥文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建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为民建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民建创建之初，他任常务理事，在民建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9年以后，又担任民建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1987年底他辞去主席职务后，连续被民建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推举为名誉主席。

胡厥文还先后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代理事长、理事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四届常务委员。

1989年4月16日23时57分，胡厥文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字数：16326注释

[1] 胡厥文：《反右派斗争对工商者有特殊的意义》，1957年8月28日《解放日报》。

[1] 《胡厥文诗词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1] 唐维华：《周总理给重庆合作五金厂、渝鑫钢铁厂题词》，《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 《胡厥文诗词选》第6页。

[2] 《胡厥文诗词选》第12、18页。

[3] 《胡厥文诗词选》第12、18页。

[1] 陈竹筠：《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2] 陈竹筠：《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3] 《胡厥文诗词选》第20页。

[1] 《黄炎培日记》第21页。

[2]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史资料摘编》（解放前部分征求意见稿），民建会史小组1979年5月编。

[1] 胡厥文：《上海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维持生产报告》，1950年5月9日《人民日报》。

[2] 《胡厥文诗词选》第32页。

[1] 胡厥文在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12月27日《解放日报》。

[1] 《胡厥文诗词选》第53、43页。

[2] 胡厥文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发言，1957年5月30日《解放日报》。

[3] 《胡厥文诗词选》第53、43页。

[1] 胡厥文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2] 《耄耋之年喜见中兴——胡厥文副委员长一席谈》，1984年9月16日《解放日报》。

[3] 孙起孟：《矢志为公律己从严——深切怀念胡厥文同志》，1989年5月4日《人民日报》。

[1] 胡厥文：《最好的纪念》，《统一战线的珍贵文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6页。

[2] 胡厥文：《最好的纪念》，《统一战线的珍贵文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6页。

[1] 孙起孟：《矢志为公律己从严——深切怀念胡厥文同志》，1989年5月4日《人民日报》。

[1] 《四化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四化——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胡厥文》，1981年1月22日《工人 日报》。

[2] 《胡厥文深入调查常州工业成就——胡耀邦赞扬厥老关心国家兴旺发达值得重视》，1981年7月18日 《人民日报》。

[1] 孙起孟：《矢志为公律己从严——深切怀念胡厥文同志》，1989年5月4日《人民日报》。

[2] 转引自孙晓村等：《热爱祖国与时俱进——沉痛悼念胡厥文同志》，1986年5月16日《光明日报》。

[1] 转引自中华职教社：《丹心许国风范长存——忆胡厥文理事长》，1989年5月9日《人民政协报》。

[2] 胡厥文：《休戚相关、荣辱与共——1983年10月25日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理论动态》1983 年第4辑，中共中央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1] 《胡厥文诗词选》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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