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代白居易(772～846)着，是白居易给他的好友元稹的论诗长信，作于元和十年(815)江洲司马任上。白居易在信中全面总结了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阐发了诗歌主张以及对历代诗歌发展的评价，是他文学思想的代表作。白居易痛感当时“诗道崩坏”、“六义”不存，因而“欲扶起之”，复古倾向尤为鲜明。他论诗，以儒家“六义”为创作的最高标准和衡量优劣的唯一尺度。他强调诗歌的政治作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换句话说，就是“为君为臣为民”而作，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是诗人的职责，创作的目的在于有利于“王化”“治道”，巩固封建统治。白居易以“六义”评价诗歌发展，贬低吟咏情性，惟取“美刺比兴”之作。认为自汉魏至唐，诗歌创作每况愈下，战国至汉魏，仅得“风人之二三”，六义始缺;晋宋以下溺于山水，放于田园，“六义寝微”;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六义尽去;而唐兴二百年间，惟鲍、陈、李、杜可论，而比兴亦微乎其微，即使杜诗也不过十之二三，他作出了诗道大弊的结论，基本上否定了诗歌发展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保守性十分强烈。但白居易提倡“美刺”，重点在“刺”不在“美”，反映出他同情民生疾苦，揭露时弊的现实倾向，他本人身体力行，不顾权贵切齿扼腕，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提出的诗歌创作公式“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深得后人的好评。

《与元九书》见于《全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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