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阿多尔诺(Theodor WiesengrundAdorno，1903～1969)着。1940～1941年间，阿多尔诺流亡美国期间写下了一系列研究勋伯格的笔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多尔诺将自己论述斯特拉文斯基的一组短文与之合并为一体，复加以长篇导言，遂成《新音乐的哲学》一书，始于1948年在法兰克福出版。作者在书中提出应把现代音乐作为一个整体，在历史变化的背景中予以考察。在作者看来，现代音乐在音乐自身的构成性技法和纯粹形式中象征性的再现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辩证矛盾，而作曲家如何解决“形式问题”也就成为他如何解决作品之外的现实矛盾的隐喻。把握音乐整体并不在于对风格进行分类研究进而得出归纳性的一般结论，而在于从音乐形式自身矛盾的“极端型态”中把握对“矛盾的完形”，从而揭示出音乐整体的内在规定。在阿多尔诺看来，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正代表了现代音乐形式发展的两个极端。勋伯格在19世纪音乐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而陷入绝境时，勇于积极探索，以新的音乐语言表现当代人内心的矛盾、迷茫和痛苦，因而体现了进步，同时也在技法上成为真正的先锋。而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尽管也包含着高度的创造性，但却向陈腐的听觉模式投降，把音乐变成为对外界纷挠和刺激的模仿，从而失去古典音乐展示人的心灵世界、克服现实中的巨大矛盾的伟大传统，堕落为一种“反动”。阿多尔诺在书中分析了勋伯格的十二音技法与斯特拉文斯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把两者视为现代艺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对艺术的挑战的不同回应。作者站在音乐社会学的立场上展开音乐批评，但总是力图通过音乐技法和形式自身的矛盾来说明无所不在的历史矛盾，因而在方法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代美学、文艺批评着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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