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晋挚虞(?～311)着。原书早佚，仅有残本。该书详尽地考察了各种文章体裁，各种文体的起源、发展变化及各家之得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体特征认识的深入。作者在论述文体的同时，还涉及了对古今文学的评价，他从儒家文学观念出发，以《诗经》为正宗，称赞“四言为正”，轻视当时正在兴起的五言诗。作者论辞赋，指出：“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体，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这里作者虽提倡“以情义为主”，但所运用的仍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原则。挚虞还特别强调文学作品的教化讽喻作用，总论强调：“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者，嘉美终而诔集。”这就把文章的写作宗旨归结为宣扬礼教，称颂功德。《文章流别论》对后世文学体裁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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