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代袁枚(1716～1798)着。该书16卷，补遗10卷。作者在该着中，继承“诗缘情”的理论和李贽“童心说”的观点，提出“性情说”。他认为诗歌的基本特征在于表现人的情感，诗人的情感应高度真实、自然。他指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佳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作诗不可以无我。”由此观点出发，袁枚充分肯定那些能大胆表现男女爱情的诗篇，为被正统文人极力贬低的言情诗辩护，作者还自称：“余最爱言情之作，读之如桓子野闻歌，辄唤奈何”。在“性情说”的基础上，袁枚反对用当时十分流行的“格调说”作为衡量诗歌的审美标准，认为诗歌的美没有一个固定一律的模式。他主张诗人创作应有所创新，诗歌的风格也应该多样化。袁枚还十分重视诗人艺术才能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指出：“作史之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强调了诗人的生活体验、艺术修养和审美判断力对艺术创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袁枚的美学思想，对中国近代美学思想的勃兴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姜晓云)摩罗诗力说 中国鲁迅(1881～1936)着。本文写于1907年，分二次发表于1908年《河南》月刊第2号、第3号上。“摩罗”在本文中借指浪漫主义。作者在该文中，通过评论拜伦、雪莱、普希金、裴多菲等8位欧洲“摩罗”诗人的生平、思想与创作，阐明了自己关于文学的观点。首先，作者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国民的心声，是民族盛衰在精神上的表现。同时，作者指出艺术再现生活时又不是简单地抄袭和机械地模仿，而是“当加改造”，经作家分析、加工、提炼、才能“美化”，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作品。由此，作者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激励人们，“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去改造人生社会的“缺陷”。也正因为如此，他热情赞美摩罗派诗人，认为他们的诗歌是紧密地结合现实的，是引导人们去从事反抗和战斗，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雄杰伟美”的声音。鲁迅在介绍“摩罗”诗人的同时，还深刻地批判了封建文学和封建文学思想，指出：“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靡之下，殆此事乎?”该文是反映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一篇重要论着。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ishibk/20230133877.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